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弗雷德里克·杰姆遜的著作現在似乎已經較少有人引用了，他已經在日新月異的理論迭代中被擠到“古典理論”那兒去了，也被經典化了。但他的真正的理論視野和批評方法，卻被當下文學研究和批評實踐所淡忘，或許當初也沒有真正地受到重視。

可是，我認為，中國當下的批評狀況，正是最需要杰姆遜方法的時候。雖然，他具體的研究結論和論述很多都可以討論甚至質疑。

不過，我所說的杰姆遜，不是作為理論家的杰姆遜，而是作為批評家的杰姆遜。這個面向也正是被當代文學批評界所刻意忽略的。那么，杰姆遜的哪些方法值得我們重新正視呢？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三點：歷史辯證法、中介化、總體化。

歷史辯證法

杰姆遜在《單一的現代性》中說，“我們不可能不斷代”。他敢于進行歷史分期，敢于通過斷代來下判斷，這一點讓人印象深刻。支持他進行斷代和下判斷的依據是社會的基礎性的物質性的變化，生產關系、社會結構和科技的發展，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來的知識型或思維裝置。

物質生產，是解釋文本的終極原因、絕對的實在界。這都是老話了，社會歷史批評似乎是個過時的方法了。但杰姆遜的批評實踐證明，這種批評方法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解釋力，如果沒有，那是我們做得還不夠好。

進行社會歷史批評，最怕做成僵死的機械決定論，所以要引入多元決定論和歷史辯證法。對此我不想多說，因為已經說得夠多。我只想強調一點，也是杰姆遜特別吸引我的方面，就是他特別善于對一個階級的美學經驗進行精神現象學的辯證法批判。比如對資本主義文化或資產階級美學經驗的分析。隨著生產方式等基礎變動，社會關系也發生結構性變化，這個階級主體對世界的認知能力和自我意識不斷在演變，它表現為美學觀念和藝術形式的變化邏輯。這也是現實主義演變為現代主義，再演化為后現代主義的真正動力。

有一點尤其重要，杰姆遜提醒我們，不能只看到資產階級成功的美學實踐，還要看到他們失敗的美學實踐，不要只看到他們通過美學經驗和藝術形式對歷史的把握，更要看到這種把握的不可靠性。杰姆遜對后現代藝術的分析就是對失敗的形式的分析，對再現的不可能性的分析，也是對一個無法在審美經驗內部把握自身歷史的資本主義文化的分析。

這種黑格爾式的歷史辯證法非常迷人。這應該是跟盧卡契學的，我們都熟悉盧卡契關于敘述與描寫的著名區分。盧卡契在《理性的毀滅》中也講述了同樣的故事。它從哲學、社會學演化的角度講述了德國資產階級理性崩潰的歷史，資產階級從理性地把握世界開始，最后蛻變到無法理性地把握世界和自我，于是，哲學和社會學也從理性主義變成了非理性的神秘主義、種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這套歷史辯證法被杰姆遜講得大開大闔、引人入勝。杰姆遜說，理論也是敘事，好理論也應該是好敘事。我們的當代文學理論和批評太不會講故事了，或者說，講的故事太拙劣了，讓人一眼就看出是在講故事。這就是不懂歷史辯證法，不懂歷史自身的戲劇性。

對我本人來說，這種對失敗形式的分析啟發很大，我曾分析過當代文學從現實主義到先鋒文學的演化，或許是不自覺地學習了杰姆遜和盧卡契。其實，當代文學表意實踐也充滿了類似的失敗，雖然還沒有淪為表意鏈的徹底斷裂，卻也喪失了指涉物，成為依托舊有文學慣例、在文學系統內部循環的自我指涉的游戲。而大眾文化也往往陷入精神分裂式的自嗨。這都值得用類似方法分析。這種美學的失敗，顯現的或許也是一個失敗的歷史主體形象。

中介化

杰姆遜一再強調，社會歷史批評要從形式入手。歷史抵達文本，中間隔著千萬重中介。歷史是通過語言結構和知識型，最后在形式和修辭的層面表現出來的。杰姆遜設計了復雜的解釋學模型，這種模型顯得過于繁瑣，甚至有疊床架屋之嫌，我想他的目的就是要通過程序性的設定力求避免簡單化的歷史決定論。他刻意在強調，形式是在多元決定的力場中成形的。因而，歷史的也是形式的，形式的也是歷史的，政治的是審美的，審美的同時也是政治的，沒有先后。按精神分析的話轉述就是，對文本的分析就是對征兆的分析，而征兆或政治無意識的秘密恰恰在形式之中，形式就是內容，反過來說也一樣，內容也是形式。我想，正是為了把握這種多元決定的復雜機制，杰姆遜才如此偏愛語言學和精神分析的方法，

歷史與文本之間，經過復雜的多元決定和中介環節，存在著終極的再現關系。

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切文本都是現實主義的。文本總是對社會歷史深層動力的回應，是對社會實踐的某種表征或象征行為。即使對那些極端的后現代文本，比如能指播散的文本，或精神分裂式的文本，我們仍可以識讀出寓言式的密文。說到底，形式本身總是對歷史的再現，即使看似純能指流的形式也是對歷史具體內容的抽象?，F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也是一種極端現實主義，反過來也一樣，杰姆遜說，現實主義也總是現代主義的，它一直是隱而不彰的裝置，進行著主動的形式創造?，F實主義和現代主義都是形式創造，本質上都是表現性的，區別只在于，一個是偷偷摸摸，一個是明目張膽。

總體化

對于“總體化”，似乎當下談得比較多了，但談得還不夠。我想在此借杰姆遜做點發揮。

我認為，總體化是一種積極進取的批評策略。也就是說，總體化的美學闡釋，不僅包括解讀出沉淀在形式中的時代秘密，還包括敏銳地識別出那些革命性的文化新因素、那些嶄新的感受力、新的政治可能性。這需要批評家富于社會學想象力的發現。

總體化是雙向的，不單是通過歷史理解文本，更是通過文本把握歷史。只有通過文本我們才能把握歷史，盡管可能是拉康意義上的、暫時的，我們注定只能不斷打開一個個瞬間，從而瞥見歷史的真理。在這個過程中，批評自身是介入歷史的新參數和能動性元素，它是總體內部的契機和活躍力量。好的理論和批評并不謀求自己的所謂半自律的主體性，它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歷史性。文學理論，不要老想著創造體系，批評就更不要總想著流芳百世。

基于這些方面，才構成了真正的總體化，也就是“認知測繪”。認知測繪是需要把自己繪制在里面的。

所以，作為批評戰略的總體化和認知測繪，要求批評要站在當代文化的上方，走在它前面。通過對復雜中介和多元決定格局的敏銳洞察，重新測繪。它要在玻璃幕墻林立的現代都市空間抽身而出，上升到高空進行觀察，從而對當下進行診斷和分析。

當然，現在這樣做是有些困難。這的確是一個全新的時代。我覺得，任何一個時代的批評家都應該把自己的時代作為最特殊的時代來看待，因為他在最前沿和自己的時代相撞，面對的是暫時無法把握的文化的混亂與復雜；與此同時，當下的文化也顯示了一種生猛的活力，一種混亂中的機會。這需要識別，需要發現。這使批評家處在一種持續的緊張狀態之中，他難以看清，但又不得不作出判斷，因為有無判斷和作什么樣的判斷，將影響未來的路徑。“至今，我們都知道，在這后現代空間里，我們必須為自我及集體主體的位置重新界定，繼而把進行積極奮斗的能力重新挽回。”（杰姆遜《后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

這才是真正的批評的總體化。這才是真正的認知測繪。真正的理論必須是元理論，真正的批評必須是元批評，它清醒于自身的歷史性，它是鑲嵌于歷史總體中的一部分，它是自反的、能動的，它可能成為創造時勢的契機和現實實踐的推動力。

杰姆遜說，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是空間性的，標志著空間性對時間的勝利，換言之，就是歷史的終結。那么，我們不妨接著說，好的理論和批評就是要重新超越空間，解放時間。這里所說的時間，不是歷史目的論的時間，而是意味著歷史的可能性。啟動時間，就是讓時間再度前進，重新流動起來，這意味著讓矛盾顯形，從而不斷產生新的契機，創造新的機運和時勢。

我覺得，作為一個批評家，杰姆遜是有意識地在這樣做。我當然不認為他達到了這樣的理想目標。但他令人佩服地顯示了這樣的視野、雄心、能力、技巧。這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結 論

重讀杰姆遜的書，應該說，現象的分析和具體結論已不重要，我真正感興趣的是他對大勢的判斷和那種敢于下判斷的氣勢和把握歷史的信心。尤其是他所指出的，面對紛紜復雜的、讓人不知所措的文化轉折，我們應該采取一種什么樣的理論姿態和批評態度。這往往讓我深感共鳴。他的戰略戰術構想，包括對各種文化批評的微詞，讓我有種奇異的感覺，仿佛他是對著當下的中國批評界說的。盡管他的文章的語境是美國，寫作時代很多是上世紀80年代。

這讓我不禁去想象理想的批評，或者說，當下最稀缺的批評。我想，那是超越形式主義和傳統人文主義的批評。同時，它還要超越一般社會歷史批評的模式。它不是從既定的社會歷史前提出發，不是以決定論的簡單思維，直接走向對文本的思想內容的評判，更不是以文本為素材和入口，去論證某種社會學的結論，印證某種歷史學的判斷。另外，它也要超越文化研究的清規戒律和政治正確，因為新的文化狀況已宣告舊有文化反抗形式和文化批評模式的失敗，省略形式或美學分析的英雄式的意義博弈或游擊戰，往往會被重新吸納和收編。

理想的批評要在歷史與形式的糾纏關系中同時把握文本和歷史。它清醒于自身的歷史性和敘事功能，放棄立刻建立理論體系的幻想，不停地從一種語言轉到另一種語言。在這個意義上，好的批評只能是真正的社會歷史批評，一種開闊的批評，正如杰姆遜所說，社會歷史批評或馬克思主義批評，不是一種和其他的理論方法并列的流派，而是一個平臺。它的優勢在于，它是一個斡旋于各種理論之間的主導性的調停角色，一個中介者和主持人。

以上構想可能只是我的借題發揮，它或許只代表了我對我們自己的期待。面對新世紀文化，文藝批評不但要有一種新的視野和雄心，還要具備新的能力和技巧。批評家們要試著克服在紛亂復雜的歷史文化情勢面前的無力感，試著建立一種理解文本和把握歷史的信心。

希望我們能擺脫沮喪感，變得更勇敢一些，更高明一些，也更努力一些。

（作者系海南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