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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批評；文化；當代文學；中國；研究；文藝；創作；分析；延安；文學理論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一百年來，黨領導人民披荊斬棘、風雨兼程、開拓進取，書寫了中華民族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壯麗史詩，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這一百年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加速發展，人們的思想觀念日日更新，在物質與精神方面創造了豐厚的成果。而中國現代以來的文學則與之同頻共振，它記錄著時代的風云激蕩和世人的內心波瀾，深深浸染著百年歷史賦予的文化底色，不斷豐富我們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傳統，彰顯出具有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美學價值。因此，2021年的中國當代文學批評自然具有了濃厚的歷史感和時代感，一方面立足百年根基，在長時段視野中總結和反思文學研究中的重要議題，以此體現出對文學現象、本質和潮流的整體性定位和評價；另一方面敏感于文學格局的變動，在繼承和發展學術傳統中尋求批評新變。于是，“百年”和“當代”集于一瞬，共同呈現2021年當代文學批評的鮮明姿態——在百年根基之上眺望批評新路。

一、百年視野中的文學反思

記錄和表現百年歷史是文學義不容辭的責任，當代文學研究與百年黨史更是密不可分。在歷史的重要交匯點，以百年視野回顧和總結文學發展歷程成為文學研究的熱點。為迎接和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各學術期刊、報紙版面、網絡媒體等紛紛設立相關專題欄目，從學術視角多層面闡釋文學發展的百年文化底色。如《文藝報》自2021年2月起，陸續開設“黨的領導與百年文藝”“黨的領導與百年文學創作”等專題欄目；《文學評論》2021年第3期開設“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專欄；《中國文學批評》2021年第3期推出“建黨百年·延安文藝與中國現當代文學”專題；等等。這些研究視野廣闊、問題意識和反思性強，因“百年”這一關鍵詞而打通不同的文學發展階段、審視文學變遷的歷史邏輯、發掘文學背后的文化價值和美學意義，無疑對文學批評的發展走向也具有內在的驅動性和啟示性。

一是從百年視野回眸文學的現代之路。陳思和的《建黨百年與當代文學研究》認為新文學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天然盟友，還是整個革命事業的有機組成部分。文化自信來自深厚的文化積淀，只有弄清楚當代文化與傳統文化、外來文化、黨的文化之間緊密的聯系，才能理性地總結和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得失成敗，探討當代文學未來發展的可能。文章在辨析“中國當代文學”概念內涵的基礎上，梳理了黨在不同時期領導文藝工作的不同方法，對由此而帶來的文學批評功能和性質的變化做出細致勾勒。《文藝爭鳴》從2021年第5期開始，相繼刊發了陳曉明的《現代如何開創？如何成形？——百年中國文學開創的現代面向思考之一》《面向世界的中國現代視野——百年中國文學開創的現代面向思考之二》《人民性、民間性與新倫理的歷史建構——百年中國文學開創的現代面向思考之三》《是否有一種關于文明的敘事？——百年中國文學開創的現代面向思考之四》《后文明時代的寫作或后文學的誕生——百年中國文學開創的現代面向思考之五》五篇探討百年中國文學的文化面向的文章。文章從傳統轉向現代的面向、世界性的面向、大眾化的面向、倫理建構的面向、民間再發現的面向、網絡與視聽開啟的新媒體面向六個方面梳理百年中國文學建構的精神價值，論述百年中國文學如何開創中國的現代文學，如何完成傳統文學與現代文學的轉變，由此建構的現代社會的精神理念和審美價值，如何塑造了中國現代社會的精神文化，直至今天依然在發揮積極作用，支撐和促進中國當代精神文化的建構，推動中國文化積極強勁地展開偉大的實踐。王兆勝的《國體散文與觀念變革》一文認為，“國體散文”主要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發展緊密相關的散文樣式，是強調集體、國家、民族、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革命、改革開放、新時代、新發展階段等關鍵詞的散文敘事。百年來的中國散文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一樣，離不開作為主體的“國體”規約。因此，我們應改變觀念，更多地從國體散文角度進行審視，以突破長期以來“唯西方個性啟蒙是從”的散文創作和研究局限，審視中國式現代化在散文中的行程、特點、規律、價值和意義，以促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融通發展。

二是關于紅色經典的研究，尤其是對延安文藝的解讀。趙學勇的《延安文藝與百年中國文學發展的歷史經驗》認為，延安文藝精神在不同歷史階段、不同的現實境遇中得以不斷發展，并內化為當代文學所特有的文藝傳統和精神文化現象，滲透于中國文化建設的各個領域。在新的時代語境下，探討延安文藝與百年中國文學發展的歷史經驗，對于正視當代文學所面臨的諸種問題，認識延安文藝精神建構的當代性，具有重要的意義。梁向陽的《毛澤東〈講話〉與柳青的創作轉向》關注柳青延安時期的生活和創作，認為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下文簡稱《講話》）指引下，他的創作在內容上注重對“革命動力”“革命發生”的掘進和藝術呈現；立場上堅持黨員立場又保有文化人的“崗位”意識；方法上強調“深入生活”，從描摹現實生活轉向追求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的統一。而《種谷記》就是柳青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它影響、規范甚至成就了其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創作。

袁盛勇、邱躍強的《延安文藝歌詞創作的歷史與審美特征——以〈解放日報〉所刊歌曲為中心》認為，延安文藝中歌詞所表達的對于普通勞動者和勞動之美的頌贊，及其所具有的信仰性內涵都真實而熱切地存在著，體現出延安文藝的獨特魅力和啟示意義。鄧海麗在《杜博妮英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副文本研究》一文中探討了杜博妮英譯《講話》的副文本對《講話》文藝美學思想的重構和誤讀。劉欣玥的《延安時期的改造說書與地方聽覺傳統——從盲人說唱的“神授之聲”說起》一文，關注1944—1946 年間延安文藝工作者對陜北說書進行的深度改造，周維東、史子祎的《延安道路的世界凝視——解放區外國作家創作的歸屬和文學性問題》認為外國作家群體構成了觀察中國抗戰和革命的獨特視角，并由此形成解放區外國作家創作的獨特文學性。

此外，經典重讀也被置于更為廣闊的歷史視野中，與新時期之后的時代和文本展開多重對話。許子東的《重讀〈紅旗譜〉》《重讀楊沫的小說〈青春之歌〉》等文章，從作品人物、對話、情節、文體等內容入手，勾連作品產生的年代背景、人物原型、作者命運等周邊信息展開評論，而這些又與現當代文學其他相關作品聯系比較，形成了闡釋經典的“作品網絡群”。張麗軍的《〈創業史〉為什么這樣“紅”》探究《創業史》21世紀以來研究熱度不減的原因，從小說的宏大敘事主題、鄉村人物群像、敘事手法等方面深入闡釋。

這些文章關注百年來文學發展變遷所形成的各種傳統，對于文學研究的一些根本問題，諸如現當代文學的概念內涵、性質定位、文化面向、未來路徑等展開了深入探討。一方面總結百年文學發展的歷史經驗，一方面落腳于未來文學發展態勢，整體性地描摹中國文學走過的獨特道路，闡釋其特殊的歷史文化價值。這些成果也表明，文學研究所具有的宏觀性、長時段和整體性角度仍然不可或缺，與微觀性、短時期、局部性研究互補融合，共同成為推進學術研究的重要方法和路徑。

二、歷史化與當代性的面向

大致來看，當下中國當代文學存在著歷史化與當代性的兩極研究路徑。歷史化的一極強調對史料的發掘和整理，注重凸顯歷史維度，為當代文學批評和研究提供“歷史的穩定性”；當代性的一極更強調理論闡釋，以深刻把握當代社會的本質內涵，更注重文學與當代生活建立起緊密的聯系。二者當然不是涇渭分明的，但大體有各自的風格特征和批評傾向。這兩條路徑都深深影響著批評的方法和特點，既反映出文學批評中重理論與重史料的此消彼長的狀況，也反映出批評視角的大與小、內與外以及批評對象的主流與邊緣、批評方法的傳統與新潮等長久以來存在的問題。

其一，增強文學批評中史的維度。吳俊的《從文學批評到批評史、當代文學批評史及其學科建設問題——〈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緒言節選》一文認為，文學批評和批評史是文學理論和文學史成立的實際條件或途徑。而貫通文學作品與文學理論的關系、貫通文學作品與文學史的關系，需要回到文學批評的發生現場。文學批評的發生現場既是指具體批評的歷史現場，也包括文學批評所構成的作品與批評的歷史邏輯場域，是對具體文學批評關系的歷史描述和邏輯概括。批評史就是作品、文學批評與文學史、文學理論之間關聯性現象和問題的一種歷史系譜研究。吳秀明的《當代文學“歷史化”的學科意義及其與外部社會的結構關系》一文認為，批評行為如果不適當地過分夸飾放大，等同或變成純粹的個人的主觀化行為，不僅無助于學科話語規范和敘事規范的建立，而且不利于文學研究的歷史化和“再歷史化”，即將其納入“永遠歷史化”的體系中，給予大體則有、定體則無的闡釋。

程光煒的《當代文學“歷史化”瑣談》指出當代文學不僅要從事“審美批評”，也可以把它開放給“文化研究”，把當代文學不僅看作文學內部研究，還應該是它與中國當代史發生密切關聯的“社會史研究”。它應該包含作家年譜、家世、文學地理學、文人交游等內容，以及對“軼事”“軼文”的調查、發掘、考訂等諸多方面。他的《再談搶救當代文學史料》則指出，當代文學史料的整理不應忽視對地方層面如省作協組織機構、文學雜志和交游關系等史料的爬梳。黃發有的《當代文學史視野中的審稿意見》以不被重視也不好搜集材料的編輯審稿意見為對象，認為從橫向角度分析同一家機構、同一個編輯在面向不同作品時的判斷，可以呈現其編輯理念與編輯風格的不同側面；分析不同期刊社、出版社的審稿意見，其選稿標準的特點與差別，能夠展現各自的價值立場與文學趣味。從縱向角度來看，審稿意見的變化，可以清晰地反映出不同時期文學環境的變遷和文學風尚的轉換。作者還指出，審稿意見是一種具有獨特價值的文學批評，它能夠改變、決定一部作品的命運，比通常的文學批評具有更大的影響力。與審稿意見有關的書稿資料譬如選題計劃、編讀往來書信、修改稿本、外審意見、讀者來信等，也應引起研究者足夠的重視。

此外，當代文學相關的會議、學習班、編輯部等史料的研究越來越得到重視。李立超的《“余華與創作研究生班”考》關注余華1988年9月到1991年1月在魯迅文學院和北京師范大學聯合舉辦的創作研究生班預備班的學習經歷。他在這一段時間接受系統文學知識、提高理論素養，并進入了一個由作家、批評家、編輯及藝術家構成的多元文人圈子。這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余華對于自身創作的反思以及對先鋒文學理論的思考。斯炎偉的《當代文學會議的史料整理問題》和《文學自糾的力度與限度：“一體化”語境中的“大連會議”》，前者提倡編撰富有個性的當代文學會議史，系列性、多維度地整理單個文學會議的史料專集，后者考察“一體化”語境下“大連會議”對文學創作及農村現實問題的深度探索。

其二，提升文學批評把握當代的能力。對于陳彥對戲劇行業的深刻描繪和作品的廣泛影響，賀紹俊的《寫作的自覺性和表現的混沌性——論陳彥的小說創作》、劉瓊的《陳彥的文學觀和方法論淺議》、胡平的《厚重的現實主義力作——評陳彥舞臺姊妹篇〈主角〉與〈裝臺〉》、鐘海波的《戲劇領域生活的藝術表現——陳彥小說論》四篇文章都談到了陳彥小說成功的根本經驗，在于遵循和力行現實主義創作原則。陳彥堅持“為人生”和“在人間”，其小說敘述能力和塑造人物能力、對日常生活中人性之美的表現力以及創作滲透的生活智慧和人生哲理，深刻揭示出文學介入生活而具有的強大生命力。王春林的《當代鄉村小說中的創業書寫》、申霞艷的《創業女性的認同變遷》、周思明的《城市創業者的形象塑造與價值建構》以“創業”為關鍵詞，從鄉村、女性和城市視角分析創業者形象塑造的得與失，體現出對創業這一社會熱點的敏銳把握和理性思考。

楊慶祥的《新南方寫作：主體、版圖與漢語書寫的主權》提出了新南方寫作這一概念，并從地理性、海洋性、臨界性、經典性等方面論述其特質。陳培浩的《“現代漢詩”與中國詩學“當代性”的生成》以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界對“現代漢詩”的探討，反思這套詩學方案與中國詩學“當代性”生成過程中的規律與得失。

南帆的《后現代、輕型文化與二次元美學意識》分析了20世紀90年代之后輕型文化的興起，其與年輕一代生活環境的關系以及對于他們美學意識的塑造。文章具體分析了“爽”“酷”“萌”的范疇，討論了游戲形成的影響，指出需要警覺的“佛系文化”“頹喪文化”“飯圈文化”，認為年輕一代作家有責任超越輕型文化再出發。趙勇的《輕文化語境下的微文學生產：表征、機制和指向》認為，現代性的急劇展開導致社會文化整體變“輕”，而文學“微文本”的大量生產、消費和再生產，形成了新的文學生產機制，在空間意義上發現、激活并搭建了新的文學生產關系網絡，消解了文學的審美傳統，改變了文學的生態。李靜的《互聯網世代的文學生活——以彈幕版四大名著的接受為個案》

聚焦B站四大名著央視老版電視劇的彈幕文化景觀，分析了彈幕的文化特征、語言美學，從中延展出對于彈幕使用者即當代青年主體狀態的描摹，反思被高度媒介化、信息化、景觀化的信息時代的文學文化生活。這些研究切入互聯網時代文學創作與接受的變化狀況，透視當下紛繁復雜的文化景觀，對互聯網時代的文學動態進行審慎觀察和深刻解剖。此外，關于網絡文學的起點問題亦成為討論的焦點。無論是“事件起源說”“網生起源說”“論壇起源說”還是“多源頭說”，都凸顯了研究者對網絡文學性質和歷史發展階段的不同理解，從中也可看出重歷史考古與網文特征的不同反思路向。

歷史化與當代性的批評傾向和路徑無疑都能產生優秀的研究成果，關鍵在于二者如何互動共融，共同推進文學批評的歷史廣度和理論深度。從歷史化方面來說，文學批評需要一種客觀性的事實性的材料作為闡釋基礎和分析前提，從而為有效認識和闡釋文學現象和作家創作等提供可靠支撐，如對作家地理軌跡的考證，可能會更全面地認識作家的生活變遷和心態變化，將之與作家創作和修改作品的時間、地點等聯系起來，對作品生成一種動態性的分析圖譜，避免根據靜態的發表的文本做不著邊際的任意解讀。從當代性方面來說，文學批評應著眼于當下時代的社會精神特質和文化價值內涵，通過批評凸顯批評者對現實的整體性分析和判斷，表現出理解和把握現實的能力，這就需要強大的邏輯思辨能力和思想介入能力，如對某一作品的價值意義和美學風格作出獨到的分析，并將之與社會發展狀況和人們的心態有機結合，而不是陷入空洞無物的就事論事和淺層論述。

三、批評之批評與建設

當前，文學批評本身存在的問題引起研究者再三討論，如批評的現實無力感、批評鋒芒的消失、批評的八股體等。當下文學批評如何擺脫自身弊端、完成更新和開拓、真正為推出文學精品服務？這一切有賴于我們對文學批評本身的自省和反思，找到問題并努力恢復批評的生機和活力。

一是提倡批評之批評。李建軍的《論作家的自反批評》一文，將批評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批評家的批評，一種是作家自己的批評。而所謂自反批評是一種作家自我觀照的批評。它體現著作家自覺的理性精神和自我超越的意向，具有自我審視、自我質疑和自我批判的性質。自覺的問題意識和尖銳的否定態度是其重要特點。只有通過冷靜而嚴格的自反批評，作家才能發現自己的缺陷和問題，才能最終解決存在的問題，克服自己的局限，將創作提高到新的水平和高度。袁濟喜的《文學論辯與“兼解以俱通”》認為，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善于從奇正互補、兼解俱通的維度進行建構，批評家往往通過論辯探索一些復雜的文藝問題，進而達到相對一致的看法，深化對這些問題的認識。而這正是當下開展文學批評時應當借鑒的傳統資源。王鵬程的《中國現代文學對話性批評精神的形成》認為，中國現代文學批評與古典文學批評相比，對話精神與交往功能更為突出。對話性批評精神的形成主要依靠批評的自主性和自律性。趙勇的《作為方法的文學批評——阿多諾“內在批評”試解讀》分析阿多諾的內在批評，其致思路徑和操作方案是從作品的形式入手并對形式進行內在分析，進而破解社會密碼，由表而入里，因內而觀外。此外，《中國文學批評》推出“批評之批評”欄目，旨在結合當下的批評實踐，對批評本身展開研討與反思。其“作家批評研究”專題包括葉立文的《細節連綴或情境隔離——論作家批評的方法與觀念》、李勇的《作家批評的個性、問題與當代意識》、溫奉橋的《王蒙文學批評的思想內涵與文體風格》三篇文章，聚焦近年來頗受關注的作家批評現象，從個性、動機、觀念和方法所帶來的特點和局限性進行分析，結合典型個案指出作家批評的優劣長短，為當下文學多元批評格局提供某些參照。

丁帆的《“當代性”與馬克思主義批判哲學視域下的文學批評與闡釋》認為，我們現在的文學批評缺少的是那種一針見血的批評文風。他提倡借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批判哲學理論和方法，呼喚批判哲學的文學批評與闡釋，認為這是拯救“我們的時代”文學的重要手段，同時也是建構具有全新意義的“當代性”的前提。他在另一篇文章《從瓦礫廢墟中尋找有趣的灰姑娘——批評闡釋與文獻、文學史構成方式摭拾》中指出文本缺失深度批評和闡釋的弊病，認為我們的批評與闡釋方法面臨著兩難選擇——陳舊呆板的“古典釋義法”和鮮活有趣的“理性與感性交織的闡釋法”的取舍。而誰能從資料堆里發掘出具有文學史經典的“潛在價值”，誰就占領了批評和闡釋的制高點，誰就成為批評的勝利者。

二是建構新的批評話語和批評方法。張均的《轉換與運用：本事批評與中國現當代文學》是一篇從文學批評角度思考傳統的現代轉化的力作。文章認為作為古典考據學重要方法之一的本事批評，大有可以改造、轉換并運用于現當代文學領域的可能與價值。對古典本事批評的現代轉換，要在人物原型、事件原型與情境原型及其改寫過程的史料考訂上做足功夫，更要對從本事向故事演變過程中發生支配作用的故事策略、敘述機制等內在邏輯進行深入分析。借此敘事學和文化研究的雙重眼光，古典本事批評就可能被激活，轉換為“考”“釋”并舉、史料與闡釋有機融合的新型研究方法，廣泛地運用于現當代文學作品甚至作家分析之中。何言宏的《批評文化的轉型與重建》 一文指出，我們的文學批評以及整個批評文化處于多方面的變動與轉型中，最緊要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要確立對話思維，發揚對話精神，重建對話批評，力倡具有對話性的批評文化。孟繁華在《如何面對當下文學批評的困局》一文中認為，古典文學研究界的文論研究尤其是古代詩學研究，取得了諸多重要成果，發掘了相當豐富的、值得當代文學批評實踐吸收的本土理論話語資源。我們的文學評論應注重向傳統文論學習，在熟悉現代西方文論的情況下，結合本土的文學理論資源，對文學作品或潮流現象作出具有本土性的闡釋。

對批評現狀的不滿直接促使更多研究者反思文學批評本身的諸多問題，而繼承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理論優秀遺產、批判借鑒現代西方文學理論，總結提煉中國現當代文學批評寶貴經驗，成為新時代建設文學批評的重要面向。在此過程中，共同營造理性的、寬容的、多元的批評生態，重建批評的鋒芒，既是努力構建中國特色的文學批評話語的需要，也是當代文學批評家義不容辭的責任。

2021年的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站在百年歷史的交匯期回望來時的路，對過去的道路看清楚、想明白，就有了寶貴的經驗和深刻的教訓。這收獲就成為百年光輝歲月凝聚和沉淀的深厚文化底蘊和精神啟示，以此為根基眺望遠方，找到新路，下一個百年會更好。

（本文注釋內容略）

【作者：馬征，《中國文學批評》編輯部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