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21年是個特殊的年份，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是“兩個百年”的交匯點，也是“十四五”規劃開局之年。在這個特殊的時間節點，報告文學積極響應歷史和時代的感召，一面將筆墨伸向歷史深處，一面將文字聚焦現實，集體發力，創作推出了一批社會反響較好的作品。

“新紅色創作”備受關注

黨和政府組織了一系列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活動，在全黨開展了黨史學習教育。為了適應現實之需，呼應時代的召喚，報告文學涌現了一批立足新時代、回望歷史、昭示未來的革命歷史題材的優秀之作，講述紅色故事，賡續紅色基因，可以稱之為“新紅色書寫”。有些作品直接聚焦重大的歷史時間節點或歷史轉折點，描寫在特定的歷史年代發生的重大紅色事件，以文學筆法書寫年份“斷代史”。譬如，丁曉平的《紅船啟航》以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作為描寫對象，講述了一個如今擁有9000多萬黨員的世界第一大黨，如何從浙江嘉興的一艘小小的紅船開啟其偉大的起點，并且從此不斷走向勝利。回溯了黨的建黨歷程，同時梳理了百年來人們對嘉興紅船和建黨歷史的關注、學習、弘揚，以及嘉興如何傳承紅船精神，艱苦奮斗，實現全面小康的歷程，突出表現了紅船精神也是建黨精神的重要組成。他的《人民的勝利》則聚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為了共襄建國大業，黨和國家如何進行全面運籌，著重描寫了共和國創立誕生的歷程，刻畫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一批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光輝形象。再如，海江、凌翼撰寫的《孕育》則聚焦北京、北大紅樓與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密不可分的關系展開敘述，以紅樓為中心，以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為歷史背景，刻畫了以李大釗為代表的一批共產黨早期領導人的鮮明形象。

還有一些作品則聚焦百年黨史所積淀下來的寶貴的歷史經驗和歷史成就，圍繞描摹與弘揚中國共產黨的精神譜系展開創作。鐵流的《靠山》凸顯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主題，表現中國共產黨從創立伊始便以人民作為自己最大的靠山和根據地，依靠人民不斷取得革命的勝利：從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建立蘇維埃政權到長征，再到陜北延安歲月，直至西柏坡進京趕考，從抗日戰爭全民同仇敵愾、全力支持抗戰，到解放戰爭老百姓推著獨輪車將百萬大軍推過長江去，廣大人民群眾踴躍支前，確保了這場人民戰爭最終的勝利。唐明華的《乳娘》講述的是抗戰時期沂蒙山區婦女無私地為200多個八路軍子女提供母乳哺育長大并為此不惜付出巨大犧牲的動人故事，講述了黨和人民、軍隊與人民的魚水深情。

其他如胡啟明的《信仰——韶山中共特別支部百年歷程》、謝友義以農民運動領袖彭湃為主角的《赤魂》，以及鐘兆云以解放后福建東山縣委書記谷文昌為主角的《谷文昌之歌》，何建明以犧牲在上海街頭上的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和建國前犧牲的一批烈士為主角的《革命者》等，旨在傳承建黨初心，重溫歷史擔當，刻畫黨員英雄形象，彰顯信仰偉力，都是獻給建黨百年的應時之作，同時也都是對歷史往事的深情回眸，留下了富于教育意義的革命歷史讀本。

百年黨史、革命歷史題材十分豐厚，還有諸多領域有待深入開掘，同時，這類創作在思想性及藝術性上還有待極大提高。電影《長津湖》的熱映，讓人們觸摸到了紅色歷史題材的溫度與熱度，也讓人看到了革命歷史書寫是能夠獲得膾炙人口的效果的。隨著越來越多歷史檔案及文獻資料的日益披露，歷史真實越來越如冰山出水、水落石出，相信必將會不斷涌現出更多更厚重、更真切可感同時也更能啟人思考、育人心靈的大作力作，甚至出現堪稱革命史詩性的作品。

脫貧攻堅、“新鄉村書寫”方興未艾

2021年是我國全面小康勝利完成之年，從2020年至2021年，集中涌現了一大批直接記錄全面小康的優秀之作，形成了蔚為壯觀的創作熱潮。可以說，從全國14個特別貧困集中連片地區到凡是有脫貧攻堅任務的地區，都有報告文學作家采訪的身影，都創作發表了相應題材的紀實作品。這，是共和國歷史上少有的事情，也是當代文學史上相當罕見的一個創作現象。

何建明的《詩在遠方》，聚焦閩寧協作，講述寧夏脫貧攻堅艱苦卓絕的歷程，特別是“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通過采用“吊莊”——整個村落集體搬遷重建這種特殊的方式來實現整體脫貧，堪稱國家的非凡魄力之舉。作品同時描寫了閩寧對口支援、東西協作過程中產生了許多獨特的經驗和啟示，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與電視劇《山海情》具有異曲同工之妙。王宏甲的《走向鄉村振興》，則分別采用貴州畢節和山東煙臺等地的脫貧攻堅及鄉村振興的典型案例來闡述廣大鄉村如何在黨的領導下依靠凝聚起集體的力量，黨和人民同心攜手實現鄉村振興的故事，提出了許多富于現實意義的思考，特別是指出，在鄉村振興中應該加強黨的領導，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緊緊把人民團結凝聚起來，依靠合作和集體的力量實現共同富裕共同發展。這是一部立足現實、立意深遠的作品。盧一萍的《扶貧志》聚焦十八洞村的脫貧故事，進行解剖麻雀式的書寫；蔣巍一頭扎進貴州的大山里，繼《國家的溫度》之后，推出反映脫貧攻堅的作品《主戰場：中國大扶貧——貴州戰法》。潘靈、段愛松的《獨龍江春風》，徐劍、李玉梅《百萬大搬遷》，楊文學、楊牧原《百年沂蒙》以及馬步升《滾石上山——散點透視隴上脫貧攻堅》等，分別聚焦不同的老少邊窮地區采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實現擺脫貧困、走向小康的艱辛歷程，為時代鏗鏘前行的腳步留下了文學的印記。

歐陽黔森的《江山如此多嬌》，是一部身入、心入、情入的帶有體溫的作品。為了采寫和全面反映貴州全省脫貧攻堅戰壯麗畫卷，他跋山涉水深入老少邊窮地區，從烏蒙山區到武陵山區，從革命老區到高原邊地，從婁山關“七十二道拐”盤山路到畢節、遵義、銅仁、安順等各個地方。有時為了采訪，他甚至自己開著車漫無目的地往越偏遠道路越難走的地方行駛，走到哪里采訪到哪里。這種隨機的即興的采訪，為他的體驗生活和全面深入地了解貴州徹底擺脫貧困的真實場景與真相非常有幫助。每到一地，他都迅速地和自己的采訪對象交上朋友，打成了一片，注重傾聽他們的講述和心聲，從而采集到那些最真實的百姓的心里話。作品中運用了大量老百姓的山歌、民謠和口語，包括老大娘編的歌曲。譬如，他用赫章縣老百姓的一首民謠，來描述當年農村生存條件之惡劣：“山高水冷地皮薄，氣候災害異常多；耗子跪著啃苞谷，種一坡來收一籮。”引用老大娘淺白生動的話來反映脫貧攻堅給農村帶來的幸福生活：“你把家庭搞富了，老婆不會和你吵；你把家庭搞好了，老婆也就不會跑。”

歐陽黔森的寫作也是一種思想和靈魂在場的寫作。他在采訪調研貴州翻天覆地的脫貧攻堅時代變革的過程中，也在不斷地思考，追根溯源，探究變革發生的緣由、經過和創造提供的經驗，以及鄉村小康之后往哪里去的問題；思考黨的初心和國家的初心，思考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旨歸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也思考探析領袖和百姓的關系等等重大課題。運用今昔對比的手法，描繪脫貧攻堅戰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在20世紀80年代，貴州不少地方的貧困面貌就像畢節赫章縣的海雀村一樣，苦甲天下，一如新華社記者劉子富筆下的那樣：女人因為沒有褲子穿而無法出來見人，老百姓沒飯吃揭不開鍋，但是卻沒有一個人對黨和政府有怨言，沒有一個人上訪，沒有一個人向國家伸手，也沒有一個人外逃，盡管貧困交加，他們反倒責備自己不爭氣。遵義縣楓香鎮花茂村原名荒茅田，以前，這里沒有花，見不到樹，環境臟亂差。通過政府主導的改環境、改廚房、改廁所，通過扶貧，老百姓生活轉變，環境生態變好，現代化設施引了進來，花茂村變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花繁葉茂的“百姓富、生態美”的美麗鄉村。銅仁萬山區是一座資源枯竭型城市，原來依靠汞礦的開采而曾經大紅大紫令人眼紅。但是，當資源枯竭之后，汞礦職工窮困潦倒，甚至不得不去偷農民地里的紅薯來度荒。在國家扶貧扶持和資源枯竭型城市轉型發展戰略的推動下，萬山區通過農、文、旅一體化開發，建設農業博覽園，開展合作社養殖種植，發展電商，解決百姓住房，從而使這座城市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革，老百姓逐步過上了小康生活。這些鮮活的事例證明，即便是在那些最不適宜人類居住的地區，通過脫貧攻堅的大決戰，也能讓老百姓的生活發生歷史性的變化。作者不僅書寫農村生活面貌的變化，同時也進一步描寫老百姓在扶貧脫貧過程中精神面貌的變遷。許多老百姓原來不爭氣，躺在床上等國家扶持，“等靠要”，到后來則變成了自己主動要求脫貧，積極作為，爭氣奔小康。作者特別擅長采用點、線、面結合的手法。歐陽黔森描繪貴州全省的脫貧攻堅事業不求面面俱到，而是著重選取了幾個有代表性的地點：遵義的花茂村、畢節的海雀村、安順的磨滿村、婁山關的盤山路、銅仁的萬山區、正安縣等，每個地點都代表了一種類型的脫貧攻堅故事。

作者對黨和國家的政策理解得相當透徹，《江山如此多嬌》特別注重突出作品高遠的立意和宏大的主旨。這就是，通過描寫脫貧攻堅戰，大力彰顯黨的為民謀福的初心，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主題。從1985年習仲勛副總理在劉子富的“內部動態清樣”上作出帶三個感嘆號的重要批示，要求解決畢節百姓的生活困難問題；到胡錦濤擔任貴州省委書記和總書記時對畢節和貴州特別的關注，大力推動其創新發展；一直到十八大以后，習近平總書記領導的脫貧攻堅大決戰，都是為百姓謀幸福，為了一個都不能少、一個都不落下地帶領全體百姓脫貧致富。尤其是對于貴州這樣一個全省88個縣里有66個縣是貧困縣，有武陵山區和烏蒙山區兩個特別貧困集中連片地區，脫貧攻堅任務尤其艱巨。但是，從上至省委書記，到市委書記、縣委書記，一直到各鄉鎮黨委書記、村支書，和一位位的扶貧干部、駐村干部，大家都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終于帶領百姓在2020年如期完成了脫貧攻堅這項艱苦卓絕的任務，贏得了老百姓普遍的衷心的擁戴。為了完成這項艱巨的任務，基層干部含辛茹苦，不屈不撓，他們自稱為“五皮干部”：硬著頭皮，厚著臉皮，磨破嘴皮，餓著肚皮，跑出腳皮去工作。市委書記則這樣表態：“群眾搬遷到哪里，黨組織就建到哪里；搬遷群眾在哪里，黨員就在哪里。無論有多么偏遠，無論有多少困難，哪里有貧困，哪里有危機，哪里就有黨旗在高高飄揚。”遵義市牢記習近平總書記的殷殷囑托，聚焦“六個精準”，全面摒棄“搞盆景”、“路邊花”、形象工程等一切形式主義，既不降低標準，也不吊高胃口，實行人盯人戰術，切實推進精準扶貧和脫貧工作，反復檢查考核自己的“答卷”，從而確保給人民交出分值更高的答卷。老百姓則用最樸實的語言表達了他們真誠的感恩感激之情。他們說：“辛苦了共產黨，幸福了老百姓。”

脫貧攻堅是我們生逢其時的一大時代巨變，全國廣大作家紛紛拿起筆來，深入生活，深入貧困最前線，采寫鮮活的創作素材和人物故事，寫下了一批優秀的報告文學，為這個時代留下了鮮明的小康印記，也為我們民族留下了一段珍貴的史記。這，既是作家的自覺擔當，也體現了作家的家國情懷。

記錄脫貧攻堅和全面小康歷程，反映鄉村新變化、新氣象，刻畫農村新人，這實際上是一種新鄉村書寫，是新鄉土文學的重要組成。作家筆下的農村、農業、農民都是新的，農村的文明水準、農民的精神氣質比過去都有了明顯的提升，都站到了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此類作品的創作必須克服同質化、類型化、概念化缺陷，還有待更深入更用功的開掘和提煉。深潛生活、甘坐冷板凳的報告文學作家是有望寫出新時代的《山鄉巨變》和《創業史》來的。

現實熱點焦點題材作品引人注目

社會的熱點焦點疑點難點重點話題，通常都是報告文學創作的重要對象，也是容易引起讀者共鳴的創作主題。鰥寡孤獨殘等社會弱勢群體是容易被人們忽略的角落，但卻是文學之光應該燭照的領域。彭名燕《用愛吻你的痛》聚焦社會救助事業，關注那些因病、因貧、因災等陷入困境的群體，彰顯傳遞社會大愛。楊輝素《給流浪兒童一個家》以石家莊兒童救護中心為描寫對象，講述如何幫助流浪兒童重尋家的溫暖。還有如張一涵《天下無孤》等作品，也都聚焦孤困兒童等類似主題，呼喚社會慈善和志愿救助精神，對于愛和善的傳承都具有積極的社會意義。

精神性疾病是當下社會一個相當普遍而且嚴重的課題。李蘭妮的《野地靈光——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用自己的方式處理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就是“人和世界”的問題，“我”和外在于“我”的這個世界的關系。李蘭妮的寫作從自身出發，從精神的痛楚和身體的疼痛出發，努力去尋找一種拯救自我的路徑，最后找到了“愛”和“家”，認為愛就是無人曠野之中的一點光、一星燈火。李蘭妮的寫作是一種推己及人的寫作。這次她作為患者先后住進了廣州市惠愛醫院和北京市第六醫院一南一北兩家精神病院，深入地去感受、體驗、觀察身邊的那些精神病人，也觀察醫護人員、護工，還觀察精神病人的家人。她是一個高明的故事講述者，她筆下的每一個人物雖然筆墨不多，但都很生動，像娃娃的爸爸、娃娃的媽媽，他們對待娃娃婚戀的阻撓及其帶來娃娃性情的大變，文字不長，卻很鮮活、生動；像護工小滿、芬姐，通過描寫其言語和舉動，個性亦躍然紙上；像性情潑辣的潮汕人吳太和她那“虛情假意”看似理虧的丈夫……她總是帶著同情心和同理心去感受和體驗他人的痛點，她實際上就是感同身受，換言之，她本身就是一名患者，傾情傾心地去感受那些正在遭受精神疾患同時遭受“健全人”偏見歧視的病友們的痛苦以及他們心靈的創傷，試圖以共情或共鳴去理解這些同類同胞，完全融進并理解這個健全人并不真正了解的特殊的人群。譬如那個嗜睡的10歲男孩“小迷糊”、那個見了靚女就流口水以至騷擾保姆的老人、那個喜歡不時地照鏡子的“廚師”……這些深受疾病困擾的人們。因此，這樣的寫作除了是一種自救，也是在救人，是自渡，也是在“渡人”。這也可看出李蘭妮的悲憫情懷或慈悲心。李蘭妮自己就生活在精神、心靈煉獄式的處境里。她是在“低于地面”的生存處境中，去努力尋找“飛翔的翅膀”；在黯淡無光的曠野上去尋找一星燈火。在《野地靈光》中，她就像一名臥底記者、一個“潛伏者”似的住進了精神病院，而后不惜以身試治、以身試藥，包括嘗試物理治療，接受電擊，然后獻身說法，以自己的治療經歷來闡述精神病人應該如何護理、如何走出康復之路，如何找到一條自我拯救的路。李蘭妮以病人身份生活在精神病院，接受精神治療，她的寫作更具體驗性、可感性和說服力。李蘭妮存在的意義，不僅是一名從事靈魂塑造的作家，而且是一名“帶病生存”的精神障礙患者。她正像一盞燈或者曠野中的一點星火，讓很多抑郁癥患者包括有類似精神疾病的人在艱難的生存中看到希望、看到光明，感受到溫暖和力量。中國有數以億計的精神障礙患者。李蘭妮所做的工作具有一種“同伴教育”的意義和價值，它可能比醫護教育更有效。我們常說，醫學醫身，文學醫心。文學和醫學具有相似的地方，“有時去治愈，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文學寫作，特別是像李蘭妮這樣觸及心靈、觸及靈魂和精神的寫作，都具備這樣的功能和價值。

故鄉發表的《走出心靈的地獄——抑郁癥調查實錄》是對抑郁癥調查實錄，也是一份真實有據的抑郁癥患者報告，意在引起公眾對這個群體的關注并伸出援手。

還有，如龔玉的《當你老了——我陪老伴的求醫經歷》等關注社會老齡化、關注老人特殊的生存需要。李燕燕的《我的聲音，喚你回頭》關注中國女性所遭遇的各種違法侵犯行為，以及如何為捍衛自己的權益而抗爭。丁一鶴的《絕對控制》聚焦網絡詐騙問題，楊麗萍的《舌尖下的中國外賣小哥》關注“困在網里”的快遞員的生存，陳啟文《中國飯碗》叩問中國糧食安全，等等，這些都是重要的乃至重大的社會課題。作者們的真實反映與描寫，定會引起公眾的關切和思考，有助于推動相關問題的正視與解決。

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主題的報告文學創作成果陸續推出，為這一劃時代的歷史大事件留下了一份份珍貴的文學證詞。包括紀紅建的《大戰“疫”》，普玄的《生命卡點》，曾散的《青春逆行者》，李朝全的《武漢保衛戰》《隔離記》，侯國龍的《疫線突擊——2020年武漢公安抗疫紀實》，朱金平的《英雄之城》，韓生學的《生命大決戰》，田家村的《無法阻擋的春天》等，分別從全局或局部出發，進行全景式反映或者散點透視，或者聚焦重點地域的疫情防控戰，并對疫情大災進行反思，提出警示。新冠疫情還在進行時，因此對此的描寫和思考尚未有窮期，報告文學還可以進行更深入更全面的挖掘與思索，留下更多的“信史”，同時也為人們提供更多有價值的啟示。

生態報告依舊成績突出。對于珍稀動植物的保護主題的書寫，如余艷關于丹頂鶴保護的《春天的芭蕾》、連忠誠關于國寶級珍禽保護的《大別山：一家人的朱鹮保衛戰》，還有李青松《相信自然》對于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環境及生態保護、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情景的美麗描述，都很生動可讀。何建明的《德清清地流》描繪浙江德清縣在落實“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論的生動實踐，探討要在保護生態的前提下實現經濟和生態建設的雙贏。古岳的《源啟中國——三江源國家公園誕生記》聚焦三江源的生態和水土保持，任林舉的《凈土之凈》、馮小軍的《八步沙的故事》關注甘肅的生態保護，都是今年在生態報告文學創作方面取得的新成績。

生在中國，身為作家，理當為時代和人民書寫。因此，聚焦現實中國，仔細地調查研究社會現實和問題，從中開掘報告文學創作的素材和主題，是作家們義不容辭的職責所在。報告文學是有力量、有戰斗力的文學，它應當直面現實，并對現實發言，為人民發聲，同時應具前瞻性、預見性，致力于寫出這個時代的痛點，預判社會的“病灶”，提示和引領人們應當注意、警惕和關切并采取相應的行動，參與推進現實的變革和歷史前行的進程。

對于時代英雄的贊歌更加入腦入心

英雄是時代最閃亮的坐標，鐫刻著一個民族精神的高度。時代楷模、最美人物、道德模范、改革先鋒、七一勛章、國家榮譽稱號、共和國勛章獲得者等，紛紛成為報告文學作家創作的熱門主題及對象。今年，這方面的書寫在有關主流報刊的助推下繼續興盛繁榮。紫金的《大地如歌》聚焦北京恩濟莊派出所已故普通民警高寶來的生平故事，講述了一個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雷鋒式的新時代警察的故事，像一盞燈照亮了居民，照亮了人心，感人至深。阮梅的《一個女孩朝前走》、李春雷的《秀兒》刻畫青春隕落的扶貧干部黃文秀，感人至深。通過傾心辦教育把上千名貧困地區的女孩送出大山的張桂梅的故事，傳遍了大江南北。木祥的《張桂梅，用生命點燃希望之光》和李朝德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尋找堅守的答案》等都是對張桂梅及時的刻畫和塑造。袁隆平今年不幸去世，陳啟文發表了《中國海水稻背后的故事》《永遠的袁隆平》等作品，都是在向這位“雜交水稻之父”致敬。還有，黃傳會的《仰望星空》塑造共和國勛章獲得者孫家棟的鮮明形象。宋明珠《端水打井的人》還原鐵人王進喜這個共和國歷史上的英雄模范，生動傳神。長江的《97顆星，我送你們去太空！——記中國衛星燃料加注師白崑順》《咬定青山——記95歲入黨的世界著名麻風病防治專家李桓英》，分別以中國衛星燃料加注師白崑順和世界著名麻風病防治專家李桓英為主角，刻畫的都是優秀黨員的典型代表。

為了向先進黨員致敬，《人民日報》專門開辟了“逐夢·致敬功勛黨員”報告文學專欄，逐一發表關于中央首次表彰的29位“七一勛章”獲得者的生動事跡，《光明日報》開辟了“中國故事”專欄，接連發表多篇關于時代楷模的報告文學短章，《人民文學》開設了“最美奮斗者”專欄，刊發了如記述可可西里藏羚羊守護者索南達杰故事的《太陽湖》，高鴻關于最美奮斗者竇鐵成故事的《匠心筑夢》。《中國作家·紀實版》持續不斷地設立“時代楷模”專欄，發表了李金山的《桃李不言——時代楷模段江華的故事》、歐陽偉的《火焰藍 再出發——時代楷模望城區消防救援大隊紀實》、胥得意的《心與心沒有距離》等。啄木鳥刊發了張寶中的《人民的保護神——“漳州110”紀事》。

這批作品對于時代楷模、英雄人物的描畫、謳歌與贊美，有利于在全社會大力弘揚英雄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張揚剛健、樸實、有為的時代新風，打造堅韌頑強、積極主動、勇于擔當的民族精神。

為時代留下信史

歷史題材創作大有可為。譬如，趙韋的《國家至上》描寫陜西火箭固體燃料研究所的歷史，講述了那些為航天器提供動力的幕后工作者們默默無聞的犧牲與奉獻，其中不乏如電影《我和我的父輩》里所演的火藥雕刻師的那種悲壯的故事。電影人物的原型就是固體燃料所的時代楷模徐立平。鶴蜚的《熱血在燃燒——大三線崢嶸歲月》聚焦當年“大三線”建設者在貴州六盤水山區度過的艱難歲月，表現他們所做出的“三獻”犧牲。歷史題材的文學書寫具有提醒和昭示功能，一是提醒我們勿忘過去，牢記歷史，二是可以以史為鑒，啟發現在，昭告未來，讓人們從歷史中不斷地汲取營養和力量。

2021年報告文學創作的基本經驗是，我們的作家已深切地認識到，自己正身處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性變革的時代，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所進行的艱苦卓絕的不懈奮斗，旨在全面建成現代化國家的宏偉愿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大夢想，這一切都是順應歷史發展大勢、自覺把握歷史主動的擔當與作為。它體現和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規律，回應了人民的召喚、期待與渴盼，我們的國家正處在一個朝氣勃勃、欣欣向上持續穩定的發展態勢之中。作家要和時代站在一起，要和歷史正確的一方站在一起。作為時代書記員和歷史記錄官的報告文學作家更應如此，要主動深入時代，深入生活，去發現和捕捉歷史發展的契機、歷史變革中那些動人的人物和故事，為時代留信史，為歷史留下生動的文學印記，自覺擔當，積極踐行自己的文學使命，用作品記錄時代，刻畫英雄，書寫人民，表達歷史大勢，傳遞人民心聲，鍛造文學經典，對世道人心起到助益作用，同時為民族國家社會的未來發展昭示方向與道路。在表現黨領導人民頑強奮斗的同時，彰顯社會主義、英雄主義、愛國主義精神，傳遞理想信念的力量，凝聚鼓勁，慰藉溫暖，以文學的方式撫慰心靈，激發斗志，匯聚精神力量。正因為黨、國家和人民是緊密統一的整體，利益高度一致，完全順應了歷史正確的發展方向與潮流，故此，作家們都自愿自覺地投身到百年變革的歷史與現實的書寫之中，投身到改革開放偉大實踐的現場，無論是在抗疫一線，還是在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的主戰場，處處都活躍著報告文學作家，他們在生活中挖到了無比豐富的創作的礦產和深井，發現了無數值得用文字留存的人物和故事。這，已然成為新時代報告文學創作的主流與趨勢。

拒絕二手創作、二等文學

報告文學不是二手文學。報告文學之所以被稱為報告文學，是由于其脫胎于新聞，具備新聞性，具有同新聞采訪、新聞作品相似的特征，包括資訊性、真實性、時效性、現實性等。但是它同時又是一種文學樣式，因此，報告文學應該是一種新聞采訪、資料文獻梳理和藝術創作、藝術加工的有機統一。純粹從歷史資料、回憶錄、文獻檔案、報道通訊等間接的、二手的“故紙堆”文字材料中去爬梳、重寫或重敘歷史往事，這樣的作品嚴格來說并非報告文學，它可能只是一種歷史紀實或非虛構作品。但是，由于其缺乏現場感與在場感，缺乏深入的第一手的采訪，并結合在場的感受、體會與感悟，因此可以稱之為二度寫作或二手創作。這種純粹的二度寫作是報告文學應該反對、不應倡導的。

當然，報告文學更不應淪為二等文學。作為一種重要的體裁，優秀的報告文學應該是思想性和藝術性的高度統一，應該是時代主題、新鮮故事和典型人物的完美展現，具備對于現實中國、現實世界的深切關注及對現實社會、現實生活的有效參與。優秀的報告文學同其他體裁的優秀作品相似，須注重錘煉和打磨語言文字，須精心謀篇布局，運用良好的藝術表現技巧及手法，同時須融故事性與思想性于一爐，具備引人、抓人、感人、動人和啟人的價值。報告文學不排斥合理的藝術想象和加工。優秀的作家應當具備良好的感受力、想象力、思想力和表達力，作品才能有較好的感染力、感召力和影響力。報告文學須具現實針對性，它寫的是“昨日之事”，但卻服務和作用于“今日之人”，追求史志性與現實性的統一。當然，最根本的是，報告文學須遵循真實性這一底線和生命線。它通常題材新穎，具有新聞性特征，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種有力量的文學樣式，是一種“活的文學”，它應當具備人間情懷和人文關懷，有助于世道人心，是有藝術表現力、有文學感染力的一種體裁樣式。

當下報告文學創作的主要弊端在于：多半的作品屬于邀約寫作和命題作文，許多作家在自己寫作的慣性軌道上滑行，用自己“駕輕就熟”的手法或寫作模式來創作，具有某種套路化寫作的傾向。邀約寫作本身并無對錯、高下之別，關鍵在于創作者須有足夠的創作定力，要始終把握創作的主動和獨立性，寫出屬于自己的“這一個”。還有不少作家在采訪時，并未深入現場、接觸到具體的當事人，未曾面對面地進行深入的交談、了解和調查，而常常止步于邀約方所提供的新聞報道、宣傳材料、工作總結等，從這些亦可稱為間接的或二手的材料出發再進行文學的加工，這是一種省事、省力、省心的做法，也是報告文學的一種惰性寫作。

在寫作上，不少作家“躺平”在自己的“舒適區”里，以自己采訪的時間順序，用移步換景式的采訪口述實錄，直接記錄自己的所見所聞作為線索謀篇布局。這也是一種討巧、省力的寫法，但這種寫法難免流水賬之嫌，其代入感、藝術性等都可能存在很大的疑問。

還有一些作家因為接受邀約寫命題作文，在創作上缺乏自主性，對作品缺乏思想性和藝術性的提升，往往止步于單向度的“頌體報告”，乃至于淪為宣傳品、表揚稿而喪失了文學性和藝術性。此類作品或被譏為“廣告作品”，但其發表時卻冠冕堂皇地打著“報告文學”的幌子，因而常常為人所詬病，極大地敗壞了報告文學的名聲。更嚴重的是，正是由于泥沙俱下，大量偽裝的“報告文學”或缺乏藝術性、思想性和感染力的作品的存在，讓“報告文學”日益受到非議乃至被視為“不入流”的文學、二等文學，論為一種不受人待見的東西。這些作品大多過于注重正面宣傳而缺乏藝術技巧、缺乏講好故事的能力，讀來令人感覺乏味枯燥同時缺乏真實，無以讓人信服。即便是一個英雄模范、時代楷模，其身上也會有這樣那樣的不足和弱點，即便是一件好事、善事，一項偉大的事業也會存在某些缺陷和遺憾，一個優秀的作家應該善于全面把握真實，完整地、立體地表現和塑造人物，創造出真正的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從而引起讀者情感的共鳴。

當下報告文學參與現實的能力明顯削弱。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社會問題報告文學的作品數量大幅度減少。反映社會問題、聚焦社會熱點焦點問題的作品往往能夠有力地參與現實，也容易受到讀者關注和好評，但是近些年來，由于多半作家都忙于邀約寫作，加上揭示問題存在較大風險，因此問題報告方面的作品數量較少。另一方面，不少作家在創作時缺乏直面現實的勇氣，缺乏直面讀者、直面社會的自覺，一些創作純粹為當事人而寫，為邀約方而寫，而不是為市場、為讀者而寫，不接地氣、不冒“熱氣”，因此這樣的作品缺乏共情，缺乏人氣。

這是一個偉大的時代，報告文學是能夠產生大作力作的。與時代和人民同行的報告文學創作，應該有能力透過現象、直抵本質，把握歷史主動，揭示歷史發展的潮流和規律，為這個時代留下與其相匹配的作品。

【作者簡介：李朝全，出生于福建仙游，畢業于北京大學。現任中國作協創作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入選全國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著有報告文學《國家書房》《夢想照亮生活》《夢工場追夢人》《震后災區紀行》《少年英雄》《你也可以這么好》等。曾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中國人口文化獎、莊重文文學獎、全國優秀科普作品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