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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望道主編《太白》期刊，從1935年第1卷第8期起開設“掂斤簸兩”欄目，先后發表了署名為“不齊”的短論17篇（《過火的幽默》《知堂是唯物論者》《現代明人》《批評的三昧》《人杰地靈》《“隨感錄”的興廢》《幽默大師》《偽造》《論語的新戒條》《做文章也不易》《知堂是什么唯物論者》《是我,是我,第三個還是我》《隔壁》《文行不要一致》《雜亂無章》《到底怎樣?》《不要標點符號》）。長期以來，人們將“不齊”當成陳望道的筆名，并將這些短論收入多種陳望道著譯作品合集，如《陳望道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陳望道全集》（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陳望道文存全編》（復旦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等。另加一篇只收入《陳望道全集》《陳望道文存全編》的《禮拜六派的特征——附作國防文學批評各派的一例》（不齊，《大眾論壇》1936年第4期），前后誤收的共有18篇之多。

陳望道

“不齊”不是陳望道。根據唐弢的回憶，它是1930年代活躍在上海文壇的進步作家周木齋所用筆名。

周木齋（1910-1941）名樸，號樹榆，江蘇武進人。1921年入無錫國學專修館學習。畢業后，往上海任大東書局編輯，曾為《大晚報》編輯社會新聞，后又兼編該報文藝副刊《火炬》，并經常為《太白》、《濤聲》、《芒種》等雜志撰稿。抗日戰爭爆發后，參加黨領導的文化界的救亡協會活動。1941年病卒。主要著作有雜文集《邊鼓集》《橫眉集》《消長集》等。（薛綏之主編《魯迅雜文辭典》，山東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669-670頁）

周木齋雜文師承魯迅風格，但他和魯迅也曾有過數次交鋒。1933年日軍侵占山海關，周木齋發表《罵人與自罵》（《濤聲》1933年第2卷第4期），指責北平的大學生“即使不能赴難，最低最低的限度也不應逃難”。魯迅因此撰《論“赴難”和“逃難”》《逃的辯護》等文，批評周木齋對學生的無理指責。這時“第三種人”論爭方酣，周木齋發表《第四種人》（《濤聲》1933年第2卷第14期），攻擊魯迅站在“第四種人”立場上說風涼話，挖苦魯迅“不失為中國的金鋼鉆招牌的文人”，并揭露說“聽說‘何家干’就是魯迅先生的筆名”。因此，周木齋雖然并不是左聯成員，但魯迅開始可能把他等同于當時左聯里那些極端、狂傲、在背后給自己施“暗箭”的所謂青年“戰友”的。但后來兩人也消除了隔閡，在斗爭中相互支持。

唐弢正是在回憶周木齋和魯迅的交往中提到“不齊”筆名的。他說：“關于魯迅先生不計前嫌，對木齋表示贊揚，最初我是從望道先生口里獲得證實的。《太白》出版，他經常約我寫些雜感漫談一類的文字，并說木齋《關于“點也派”的故事》等篇，深受魯迅先生的稱許，這種文章，相當于讀書札記，落筆比較容易，希望我也寫一些。至于我親自從魯迅先生嘴里聽他談到木齋，那是木齋用‘不齊’、‘聞問’等筆名在《掂斤簸兩》欄寫了許多短文以后的事情，記得魯迅先生很欣賞這個欄目，認為雖是幾十字到一兩百字短文，變化多了，刊物卻可以活潑起來。開辟《掂斤簸兩》始于1935年1月新年號，這一期收短文七篇，其中五篇出木齋手筆，他用‘不齊’筆名，表示雖被極刑(“不齊”是繁體字“木齋”兩字的斬頭截足)，也仍要將那些人的斤兩掂一掂，簸一簸。我把這點意思告訴魯迅先生，魯迅先生開始靜靜地聽著，不說話，等我談到那里面《批評的三昧》一則里加給梁實秋的幾句批評時，他說，寫得好，雖是三言兩語，卻抓住了這位批評家的靈魂。《太白》自第1卷第8期開始，至第2卷第12期停刊為止，每期都有幾則《掂斤簸兩》，木齋始終是這一欄的最積極的撰稿者，魯迅先生也于第1卷第12期起加入作戰，以后，針砭時政，掃蕩文事，磨鋒礪刃，此呼彼應，總之，他們的確在共同戰斗了。”（唐弢《魯迅和周木齋——四十多年前文壇上的一樁公案》，《思想戰線》1981年第4期）

《太白》雜志

這里，唐弢從字形上解釋了“不齊”之名的深刻含義，說明了“不齊”和“木齋”二字具有不可分割的關聯性，是完全可信的。他對“掂斤簸兩”欄名的闡釋，也完全符合該欄文章的實際情況。唐弢從一開始就參與《太白》的事務，對《太白》的編輯工作非常熟悉。唐弢曾回憶說：“8月5日，生活書店為創辦《太白》在霞飛路（今淮海中路）覺林素食處請客，日記（指魯迅日記）載：‘生活書店招飲于覺林，與保宗同去，同席八人。’那天一共請了六桌，規模很大，我和聶紺弩、周木齋同席，魯迅先生和保宗(茅盾)、望道等在另一室的另一席。”唐弢和周木齋都積極為《太白》撰稿。唐弢說自己：“只有《太白》，一開始便參加了，創刊頭兩期都有我的文章，第二卷起，幾乎每期一篇。”（唐弢《憶〈太白〉》，《散文》1980年第5期）周木齋去世，唐弢撰回憶說：“作為木齋文章的知音，我還可以舉出望道先生來，在他主編的《太白》上，木齋也是寫得較勤的一個。”（唐弢《悼木齋》，1941年8月1日，載《生命冊上》，浙江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有趣的是，兩人的文章也如影隨形，經常一前一后排在一起。

更重要的是，這些作品本身是會說話的。從文本來看，周木齋和不齊的文章在主題上高度契合。周木齋的《太白》文章主要是針對周作人、林語堂和梁實秋三人，這和不齊的短論完全一致。

周木齋在《太白》上很多署名文章都圍繞“言志”“載道”展開。“言志”和“載道”是周作人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中提出的分類，他認為“這兩種潮流的起伏，便構成了中國文學史。”他贊同“言志派”，推崇公安派的“獨抒性靈”，貶低五四文學革命，說“今次的文學運動，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學運動完全相同”。周作人成為當時“右翼文學”的精神領袖，自然也成了進步文人的攻擊靶子。周木齋的《論“文以載道”》（第1卷第2期）、《關于“點也派”的故事》（第1卷第3期）、《舞雩》（第1卷第5期）、《“言志”和“載道”的遺緒》（第2卷第1期）的核心論點都是“言志”“載道”不可分，所謂“言志”，也不外是“載道”。周作人豎起“閑適”“晚明小品”等大旗，周木齋則在《“周作人書信”》（第1卷第8期）、《閑適的試驗》（第1卷第11期）、《出氣章論》（第2卷第5期）等文中針鋒相對地提出批評。而不齊的《知堂是唯物論者》《現代明人》《人杰地靈》《偽造》《知堂是什么唯物論者》也都以三言兩語的形式，對周作人及其得意門生廢名、俞平伯的小品文展開了辛辣的諷刺。

林語堂響應周作人的主張，并創辦《論語》《人間世》等刊物，不遺余力地鼓吹“閑適”“幽默”。他在《小品文之遺緒》一文中提出 “言志”和“載道”的區別“全在筆調，并非言內容，在表現的方法。”（《人間世》第22期）周木齋的《“言志”和“載道”的遺緒》（《太白》第2卷第1期）就是對這篇文章的直接批評。而不齊的《過火的幽默》《論語的新戒條》《幽默大師》《“隨感錄”的興廢》都是批評林語堂的。有趣的是，周木齋在《申報·自由談》發表《文人和窮》（1935年11月7日），《太白》第1卷第7期“文選”欄轉載。不久，林語堂在暨南大學演講《做文與做人》（1935年12月27日），其中專節談“文人與窮”。針對林語堂的《做文與做人》，《太白》第1卷第12期刊發了不齊的《雜亂無章》《文行不要一致》《到底怎樣?》三篇短文，諷刺林語堂立論頗多自相矛盾之處。

周木齋《太白》創刊號上發表《對于梁實秋“偏見集”的偏見》（第1卷第1期）批評梁實秋的文藝論，影響很大。李長之作《梁實秋〈偏見集〉》（《國聞周報》第11卷第50期，1934年12月17日），文末嚴厲批評周木齋這篇文章，提出要“好說好，壞說壞”。周木齋做短論《好壞辨》（《太白》1935年第1卷第10期）予以回擊。同期發表不齊《做文章也不易》做呼應。此外，不齊的《批評的三昧》（第1卷第8期）批評了梁實秋的《文藝批評論》，不久雕菰《疑問號》（《文飯小品》1935年創刊號）對《批評的三昧》發難，不齊隨之又發表《隔壁》《不要標點符號》駁斥。

另外，誤收的不齊《禮拜六派的特征——附作國防文學批評各派的一例》（《大眾論壇》第1卷第4號，1936年12月25日），和當時的“國防文學”口號之爭有關。這篇文章的出發點就是將《水滸傳》和“國防文學”聯系起來，這正是周木齋《〈水滸傳〉和國防文學》（1936年6月5日《文學界》創刊號）的論證主旨。周文第一句話就說：“《水滸傳》是反抗官僚的文學作品，也是國防文學的作品。”“《水滸傳》的根源，是南宋民間對于北宋末年宋江等三十六人的故事擴大而為一百單八個人的英雄傳說。這傳說的意義除了對官僚的憎恨以外，就含有國防的意味，因為南宋正是一個受異族侵略下的偏安局面。”最后總結說：“《水滸傳》因時代的關系，屢次被稱為國防文學，——過去并沒有國防文學的名詞，但實在也是的。現在有國防文學的名詞了，因國防文學從使我想到屢次被作為國防文學的《水滸傳》。”不齊文和周木齋文的關聯是不言而喻的。

周木齋在《大眾論壇》上還發表過兩篇文章（《從一個中國人看〈一個日本人的中國觀〉》，1936年第1卷第3期；《一年來的中國文學論戰略述》，1936年第1卷第4期）。他對這個雜志是熟悉的。而陳望道未見在這個雜志上的其他文章。

通觀不齊的這些文章，表達都比較直露，是當時常見的思想激進的左翼青年的文風，完全不是陳望道的口氣。陳望道和周家三兄弟都保持著良好的關系。陳望道對周作人的白話文作品一度非常欣賞。“廢名、俞平伯說知堂是唯物論者，知堂自己也說頭腦是唯物的。我替‘物’字找到一個解釋，就是生物。”（不齊《知堂是什么唯物論者》，《太白》第1卷第11期）這種話是斷然不會出自陳望道之口的。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中文系、望道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