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文藝工作者要志存高遠，就要有‘望盡天涯路’的追求，耐得住‘昨夜西風凋碧樹’的清冷和‘獨上高樓’的寂寞，即便是‘衣帶漸寬’也‘終不悔’，即便是‘人憔悴’也心甘情愿，最后達到‘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領悟。”

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4年10月15日）中的一段話。這段話化用了王國維《人間詞話》中的經典段落：“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眾里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界也。”此三種境界說，在王國維的《文學小言》中就已經出現，在《人間詞話》的不同版本中，其語句又有斟酌損益，但其內在精神一以貫之，即以“摘句”方式比擬成就大事業、大學問的三重進階。具體而言，即從棲惶問道、發憤學習到豁然開朗的精神歷程。習近平總書記用此三種境界來描述偉大藝術家之漸進、漸悟、漸成的過程，而其中第一種境界的狀態是：志存高遠，在清冷寂寞中忍耐、追尋。

從反復的修改、淬化過程可見，王國維對自己的三種境界說頗為重視。

王國維的學術研究曾經歷過一個較為清晰的轉變過程，即從哲學到文學，從文學到國學。如果說史地、文字等研究是其學術歷程的“燈火闌珊處”，那么“望盡天涯路”的階段，則未必是其哲學、文學階段，即使王國維后來甚為諱言早年對于康德、叔本華哲學的喜愛，即使學術界流傳著他摧燒《靜安文集》的美談。因為早年行實資料的缺乏，1898年王國維到上海就館于《時務報》，就成為后來研究者敘述其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捩。而實際上，王國維對于人生道路的探索，在他到上海之前就已經開始了。

“導夫先路”

少年王國維志向之高遠，覓道問路之棲惶，精神世界之孤寂，與世情俗務之格格不入，即使他獲得了“海寧四才子”的美名，仍未避免他與父親王乃譽之間的矛盾。王乃譽，這位于孤貧之境“克自樹立”的老人，常常以一種憂慮的目光注視著其長子。在一個列強環伺、風雨飄搖的時代，在一個貧病交加的國家，兒輩如何自立持家、名利雙收，是王乃譽最為關心的事情。

光緒二十四年（1898）正月初二，在清朝擔任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在一封信中說：“昨天，中國新年這一天的日蝕使人們的心情普遍是憂郁和沮喪的。”一年之初，本應新桃換舊符，而日食的陰影卻給正處于多事之秋的大清王朝上空籠罩上一種不祥的氛圍。正月初一，戶部侍郎張蔭恒日記中有如下記載：“未正二刻，赴禮部救護日食，到班者六部各一堂。筠丈以借英款為亟。酉初二刻，日入地平，復行一跪三叩禮，各散。余訪赫德商借款事。”張蔭恒的生活經驗已經發生了一種微妙而奇特的分裂。源自敬天傳統的國家禮制力量仍在延續，作為戶部堂官，他要去禮部參加日食救護之禮——日食乃兇象，其發生意味著帝王失德，因此必須履行一種國家禮儀以挽回錯誤，以“救護”天子威望，維持王權合法性。實際上，張蔭恒未必不知道西方的天文歷法知識，未必不知道日食不過是極為平常、可精確預測的自然現象，但國家法制如此，他不得不行禮如儀。我們無法揣測他是懷著怎樣的心情“行一跪三叩禮”，是滿心虔誠，還是無奈敷衍？會不會如赫德所說，充滿了“憂郁和沮喪”？不過，有一點可以確定，其內心肯定無比焦急，日食救護禮一結束，他馬上就去找赫德商量借款事了。不過，此事可不是私人借貸，而是清政府為償付甲午戰爭對日賠款而向列強舉借的巨額債款。“筠丈”即許應骙，時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他主張向英國借款。

大年初一，本是中國人一年中最為重要的日子。當天，遠在浙江海寧鹽官的王乃譽，也在日記中記錄了日食事件，但不過是輕描淡寫而已：“傳云是日日蝕，然中人本有所忌諱，西國久知此無關祥瑞。”王乃譽思想開通，喜讀報紙和新學書，常以鄉人陋俗為愚昧，以舊例為可笑。西學在其知識結構中占據相當大的比例，有時鄉人遇到奇異天象，也向他請教，而他則往往以天文、大氣等現代自然科學知識進行解釋。中國人對于日食的種種忌諱、習俗，已經從他的心理和日常生活經驗中排除了。

和北京的朝廷高官張蔭恒一樣，大年初一這一天，王乃譽的內心中也糾纏攪擾著令他傷懷落寞的種種情緒。一是回首前程，悵惘失意，他感慨自己多年來如急水行舟，而岸上觀者以為迅疾平穩，生活悠裕如飛翔天上，卻不知舟中之人吃力地扭轉拖拉、彷徨無地，甚至撐篙之人的手指已經韁裂，其中艱辛，外人何能知？另一種情緒即后顧之憂，靜兒（王國維）、健兒（王國華）將來如何治產謀生、自立立家？尤其是長子王國維，時年已經22歲，自從光緒十八年（1892）入州學，歷經光緒十九年（1893）恩科、二十年（1894）、二十三年（1897）三次應鄉試不售，已經決定摒絕帖括之學，放棄舉業之途。而在此期間，發生了甲午海戰，中國敗于蕞爾島國，舉國震驚。在以“力”為民族國家關系之基礎的近代世界秩序中，地處東亞的日本能夠躋身列強，相較于大清的洋務運動，明治維新提供了何種成功的經驗？政界、學界都在尋找挽救時艱的方案，在政治、軍事、實業、教育、道德等社會領域“欲新國，必先……”的激情呼號層出不窮。中日文化交流的方向至是一變。正是在這種社會氛圍中，王國維方知世上有所謂真正的知識和學問，甚至有了加入游學潮流的念頭。王國維曾回憶當時景況，因家貧無錢供其游學，“居恒怏怏”。而彼時王乃譽為之焦慮的問題卻實際得多：兒輩如此無能為，將來如何在世上安身立命？至于成就更大的什么事業，更不敢奢望。總之，為人父者看不到一點希望，居恒“恨恨”。

光緒二十四年（1898）正月廿四日，夜飯后，王國維在父親的陪同下，乘船離開家鄉海寧鹽官，前往上海。在此之前，許家惺已經為之“導夫先路”，推薦王國維接替其《時務報》的職務。二十六日清晨，經過一天兩夜的航行，輪船終于停在了吳淞江自來水橋王升記碼頭。兩輛東洋車，先將二人送至后馬路永保客棧，卸下父親的行李，再至泥城橋堍的《時務報》館報到。王國維一生中重要的上海時期開始了。

王國維故居，位于浙江省海寧市鹽官鎮西門內的周家兜

少年習氣

這一年的年初，大清的國運似乎仍看不出什么好轉跡象，英俄正為了爭取向中國貸款的權利而明爭暗斗。有識之士們正試圖通過制度變革扭轉乾坤，《國聞報》連載嚴復《擬上皇帝書》，力陳變法自強、謀時救國之道。康有為在正月初一日為其《孔子改制考》作序，并竭力通過各種渠道吁請光緒帝統籌全局變法，終于得到了面見王大臣的機會。正月初六，清廷發布上諭，準貴州學政嚴修請設經濟特科折，特科包括內政、外交、理財、經武、格物、考工六門。

晚清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時事維艱，需才孔亟。設立經濟特科，以破格之舉行非常之事，不管其后來實行實效如何，畢竟也是不拘一格求人才的政策，既可拓寬士人登進之途，又可開風氣以鼓舞人心。這對于絕意于科舉正途的王國維，對于望子成龍的王乃譽而言，肯定是一個好消息，生活的道路似乎變得寬闊了一些。

或許就是帶著這種寬慰與期待，父子二人來到了上海。對于父親，此行乃故地重游，昔時爪印猶在。而對于王國維，眼前這個現代器物琳瑯滿目、維新思想活躍流行的大都市，無疑是個全新的天地，而這個世界將給他帶來何種思想沖擊，并一步一步形塑他的人生呢？王國維后來的人生軌跡，我們都已經很熟悉了：東文學社、湖北農務學堂、日本東京留學、通州師范學校及江蘇師范學堂任教、北京學部任職、辛亥東渡、重回上海、溥儀“南書房行走”、清華國學院導師。而他在哲學、文學、史學、地理、古文字學等領域取得的成就，更是得到公認。在既有的王國維研究尤其是其傳記書寫中，上海時期成為王國維一生的重要轉折點，而其國學大師的形象也伴隨著“黑海東頭望大秦”的典故、清華“四大導師”之一的名頭、頤和園昆明湖自沉之驚世駭俗、“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人間詞話》的當下流行等因素持續建構、傳播。然而，即使天才也不是憑空誕生的，我們不禁要問：上海之前的王國維是什么樣的？22歲之前的王國維，在家鄉海寧經歷了什么樣的生活環境、家庭條件、教育經歷？這些早期經驗如何影響了他的知識結構、情感方式和思想視野？

“體素羸弱，性復憂郁”，這是王國維對自己的評價，而他留給后人的基本印象也是如此：瓜皮帽下面拖著小辮子，沉默寡言，謙遜恭謹。或謂之沉靜如“古鼎”，或謂之老實似“火腿”，總之——人如其名：靜而且安。然而，實際情況或許有些令人吃驚，少年王國維是個叛逆的孩子，至少在其父親眼中是如此。雖然鄉試屢試不中，但王國維對于自己的學問和才華是相當自許的。“海寧四才子”的名頭或非友朋輩推崇之虛名。光緒二十年（1894）五月初一，王乃譽“見靜條駁俞氏《群經平議》。太率直，既自是，又責備人。至論筆墨，若果有確見，宜含蓄謙退以出，否則所言非是，徒自取妄。即是，亦自尊太過，必至招尤集忌，故應痛戒此習，若仍不改，難免招禍耳”。

我們現在無法得知王國維如何駁俞氏，王乃譽計較的也不僅是觀點是否真知灼見，更重要的是擔憂其行事方法不夠含蓄，未免給人妄自尊大之感。俞樾乃經學大家，王國維一鄉間生員而對前輩宿儒進行率直批評，可見其初生牛犢不怕虎的自信。實際上，這并非偶然事件，王國維后來也寫過類似的駁議文章，如最初發表于《教育世界》的《書辜氏湯生英譯〈中庸〉后》（1906），此文對清末怪杰辜鴻銘的翻譯進行批評，毫不客氣地指出辜氏執近世哲學以述中國古人之說，但又不懂哲學，尤其不懂康德的知識論。其批評可謂如當年一般“直率”。不過，1925年當這篇文章再刊于《學衡》雜志時，王國維特意加了按語，認為“此文對辜君批評頗酷，少年習氣，殊堪自哂”。20年時光的距離，使得王國維能夠不無溫情地笑對自己的“少年習氣”。實際上，這種自信甚至有些狂妄的性格基因并非僅是少不更事，而一直存在于王國維的情感結構當中，如同潛意識一般隱藏在其日常人格的深處。“一事能狂便少年”“人間何地著疏狂”，這都是王國維曾寫下的句子。他自信南宋以后詞人，除一二人外沒有能及他的；自信其“境界”說直達問題根本，而前人所謂“興趣”“神韻”不過道其面目；自信其《流沙墜簡》于地理、制度名物研究上的創獲，即使讓“一代儒宗”錢大昕來操觚研究，恐怕也不過如此而已。其自信如此，離人們所熟悉的“古鼎”“火腿”形象已經很遠了。

“哲學專攻者社員王國維君”，刊于《教育世界》1906年7月第129號

這種性格或許有其父親的影響。王國維與禇嘉猷、葉宜春、陳守謙并稱“海寧四才子”，而王乃譽也被譽為“城中三絕”。王乃譽同樣自信滿滿，認為自己的書法無愧于近代作手，畫則能綜國初諸老之長，得范寬、李成等宋人之法，“少再進，似可稱海內巨擘”，其自視可謂高矣！性格相近的父子湊在一起，難免沖突。尤其在前半生歷經坎坷的父親眼中，“靜兒”不長進處實在太多了。

為人父者

為避太平天國之亂，王乃譽13歲時隨家人流寓上海，在茶漆店做學徒。太平軍被清軍平息后，隨店搬至海寧硤石。后到江蘇溧陽縣衙充幕僚，在一次打官司的訴狀上，王乃譽自稱“五品銜候選布政司照磨”，或即此時之職務。1887年，王乃譽奔喪回到鹽官，從此居家不出，操勞持家之余，潛心于書畫金石以自娛。

為了一家人的生計，王乃譽可謂多種經營：開廣生店，養蠶栽桑，出租市屋和田地。這就是王國維所謂“中人之產”，一歲所入，略足以給衣食。少年王國維多少也能夠體會到父親操持家業的艱辛，但在父親看來，這個孩子太不濟事：不但體素羸弱，又散漫懶惰，不懂事理，不聽話，將來如何謀生作事？

或許是責子之心過苛，或許是真的在長子身上看不到將來的希望，王乃譽常為一些瑣屑小事而生氣，而從這些日常生活細節，我們也能看出王國維的獨特個性。如這一天，王乃譽又因為兩個兒子不能夠早起灑掃庭除而生氣，并上升到“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的高度：“早刷塵掃地，屢飭二兒每早作此，竟如風過耳，可恨。此輩不知稼穡之艱，懶惰成性，即此小事尚不能如命，不獨將后無望成業，即如今日決不可得。思之憤恨，幾廢寢食。”而且，這一天王乃譽到妻兄葉桐家閑坐聊天時，余怒未消，談起今世覓錢處世之方，二人對于將來都有點悲觀，覺得自己的兒子閱歷不足，希望渺茫，“名為高，實則懶；名為有學不茍且，實則無作為”。葉桐之子即葉宜春（號綠成），“海寧四才子”之一，他聽了兩位老人的評價，有悻然之意。王國維如在場，恐怕也會如此。

八月初十，王乃譽又為王國維擅作主張而生氣。早上，王乃譽剛與岳丈商量好王國維的婚事，何時請酒，多少定禮，正在感嘆如何為兒孫輩作馬牛，王國維辭館的壞消息就傳來了：

靜歸，云館中大不洽。沈東出言，謂諸徒無狀，且當衣作債，責之于三桃，連累及師，此大謬也。師僅主教讀，他非所聞，即有聞，學不協，亦應各責子弟。靜中無主，以為責三桃乃伊所附，遂將辭去。不知正禮，一也。不顧家貧而教辭之，前修已少，無望無著，二也。既不以館為重，且欲他出以就別項，意或之秣，則誰為援手？況出行旅資、住下、火食而不圖謀先見，及此真是無籌計、無識見、無才用。余大恨，譴責之，胸中磊磊若是，安望成家，吾復何望？

光緒二十二年（1896）正月十九，王國維應海防守備沈裕增（字楚齋）所請，到其家坐館授徒。兩天后，王乃譽又托人懇請沈楚齋答應王國維住館，并推薦一個名叫三桃的學生附館。這兩件事都辦成了，可這個學生“三桃”似乎不太令人省心，小小年紀當衣作債，擾亂學堂。東家沈楚齋批評了學生，并追究責任，連累至教師王國維。王國維早就有辭館之意，此次終于成真，這令王乃譽十分憤怒、失望，認為此子內心無主見無定識，又不肯茹苦受冤，而人生在世，只有忍心刻厲，死生度外，然后才可能成龍麟角。像王國維這般不顧家貧又瞢于世情者，如何指望將來成家成材呢？王乃譽從持家謀衣食的角度深慮以思，且憂且嘆，甚至對自己的老年生活保障失去了希望。王乃譽認為，作為教師只管教讀就夠了，其他非所聞。而王國維卻有自己的主見：學生犯錯，教師就要主動辭職。這既是一種負責的態度，同時也是對東家沈楚齋的有力抗議。延之為師而不信任，清高孤傲的王國維或許感受到了人格的侮辱。不肯為生計而失掉尊嚴，不肯受侮辱而仍茍且以存，這或許能讓我們想起多年后“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的遺言吧！

王乃譽思想開通，每天讀書寫字，雅好書畫金石。不過，生存的重擔時時壓倒了精神自娛的神經，是否有益于維持家庭生計，往往成為他衡量問題的標準，這不免又導致和兒子的志存高遠形成沖突。有一次，王國維將家里的條凳和飯斗借給了老師陳壽田，王乃譽知道后，又開始了“碎碎念”：此飯斗是新作的，自己尚未用過，連家里的仆人用都千叮嚀萬囑咐要小心，怎能擅自借人？靜兒實在是太不知道置物維艱，不當家不知柴米貴。一番批評嘮叨之后，王乃譽居然回復陳壽田：不借了。要知道，陳壽田可是王國維的老師，而且出身不凡，是京師同文館天文算學總教習李善蘭的學生。對于這位老師，王乃譽平日還是相當尊敬的，但涉及家計財物事項，就另當別論了。不光條凳和飯斗，甚至連“讀書人的事”——書，也不能隨便借：光緒二十二年（1896）十月初十，王國維又自作主張，將《三國史》一書借給了陳壽田，王乃譽又大發脾氣，歷數此書來之不易：四年前到南京，在書市以7元高價買得楚北局本史書幾種，艱難攜歸，十分累贅。后將《史記》送給陳守謙，“兩漢”賤賣給內侄濂溪，只剩下《三國史》，陳守謙屢次來借都未獲允，可謂僅存之至寶，而王國維居然擅取借給陳師，實在令人憤恨。王乃譽不由地又勾連起諸多不如意事，如令其灑掃則違拗，令其討租則足不移。這樣的兒子如今還得為之娶妻成家，將來出門，肯定被人將衣物盡行騙去，成為乞丐。總之，此子全不懂得治生居世之法，稱為“敗類”亦不為過。

稱兒子為“敗類”，可謂創巨痛深！王乃譽恨不得離開家，以解脫煩惱。他曾計劃自己再次出門，留下王國維在家支撐。因為對自己的書畫水平相當自負，他也曾設想到滬蘇寧揚一帶做畫師。在為生計而左顧右難迄無定計之時，他甚至想逃入山林，如光緒二十年（1894）五月二十日日記記載：

余力近今若是，而洋已用罄，來路乏計設想，中心正在躊躕，結郁莫解，而旁夜內子以余語多剌剌，遂數數詬誶。處此境界，恨不飛翅入山，與猿鳥翱翔于深林邃谷，餓食芝草，無人世事，但能健翮逸足，無為瀟灑，真神仙也。

有時半夜不寐，想到王國維棄絕八股正途，而又無力資生顧家，謀名求利無一是處，不由得為之長太息以至痛哭流涕。他偶爾也會產生不切實際的幻想：“安得仙術，驟進數千金，半留布置于家，半攜之滬，作經紀賣書畫以自給，則煩惱盡而名利并至也。”他有時甚至想逃入空門。

但抱怨歸抱怨，畢竟不能真的逃入空門，王乃譽還要繼續生活操心勞頓。光緒二十二年（1896）十月二十四日，王國維的夫人莫氏來歸。經歷了之前幾個月的置衣、備禮種種預籌，一對新人終于拜堂、合巹、入房。王乃譽送佛，入席，細雨惺松中忙亂送客，可謂忙碌。婚后6天，王乃譽又開始為兒子的將來擔憂，唯恐他沉溺于新婚后安逸，卻耽誤了前程。在父親看來，婚后的王國維仍然夢夢如初，不思振作。這對年經的夫婦皆茫茫糊涂，不能肩任家累。對于長子一房，王乃譽本想秉持“不癡聾，不作阿家翁”之古訓，但自己做到半作癡聾，王國維夫婦卻不能主動持家擔責，不懂得“敬慎信勤”，不得不為之浩嘆。

像大多數父親一樣，王乃譽也會羨慕“別人家的孩子”。有一次，他與內兄葉桐談及朱姓某子，特別善于作事取利，極其艷羨，而自家子弟不思振作，遠遠不如。他回到家里，與兩個兒子說起此人此事，二子“雖有會悟處，終格格焉”。之所以“格格”，是對于父親一味從生計角度來思考問題，來評價、安排自己人生的態度，王國維并不認同。當他從沈楚齋家里辭館時，內心就有了到南京去的想法，他要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找不同于父輩的別樣人生。位于南京的江南儲材學堂，就寄寓了他的這種對于將來的想象。這是由時任兩江總督張之洞奏請開設的新式學堂，旨在培養交涉、農政、工藝、商務等實用性專業人才。王乃譽得知王國維有可能薦成儲材學堂的消息后，多次致信其族叔王豫熙（號欣甫）打聽消息，請其留意噓拂，唯恐他人捷足先登。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消息是：共有三人薦成儲材館，一陳姓者，一陸閏生（即陸宗輿），第三個即王國維。但不知為何，此事最后不果而終。

學問立身

在1898年去上海之前，王國維為了謀得安身立命的位置，還進行了許多努力。他曾到硤石參加“雙山厘局委員特試”，亦不成功。王乃譽也曾寫信托人推薦王國維到硤石坐館。還有一次，陳守謙上海來信，說上海的戴青來太守要請西席，月修五元，詢問王國維有否有意。王國維還在猶豫，王乃譽則當機立斷，請陳守謙速定此事。王國維還一心想著入江南儲材館的事，王乃譽畢竟社會經驗更豐富些，他覺得儲材館的事恐怕未必能成。狡兔尚且三窟，如果二事都成了，那上海就又多了一塊立足之地，而西席館事可另找庖代之人。更重要的是，上海乃風云際會之地，王國維如果有志于西學，則有諸多名師可從；如果志力于經濟，則可到報館工作，二者都可名利雙收。

名利雙收——確實，在慢慢接受了王國維絕意科舉的選擇之后，王乃譽對兒子未來的想象一直依維于官、商之間。將王國維送到江南儲材館，其目的是希望他通達中西要務，以至于自立。西席一事，后來也沒有了下文。王國維最終來到了上海《時務報》。兩個月后的一封家書中，王乃譽談到了對兒子將來的想象：“汝將來東文學成，終必以商而進至于仕。或吾華貨可坐售于東而利者，則業建而宦亦可達。東西人每每由此出者不少。”

“以商而進至于仕”，這是王乃譽對兒子的期望。在他的想象中，王國維到東文學社學日語，將來在中日之間從事商業貿易，最終出路仍是做官。王國維曾自述，甲午之后始知有所謂新學，如今從鹽官小鎮到了繁華的上海，又是在聞名天下的《時務報》工作，同時入東文學社學外語。一時間，王國維在給朋友的信里談瓜分，談變法，談合群，計劃在家鄉海寧開辦師范學堂，儼然一躊躇滿志的維新少年形象，或許真向著“通達中西要務”的方向去了。不過，他也在給許家惺的信里，多次抱怨雜事過多，于學問絲毫無益。以學問而終其身，還是“以商而進至于仕”，王國維顯然更傾向于前者。

但是，為人父者總在擔憂。狂妄不羈、一味自是，是王乃譽對王國維的慣常評價。王國維自視甚高，其文章不肯入時派范圍，又無意科舉，不喜歡讀《十三經注疏》，而喜讀《史記》《漢書》等史書，這或是他將來從事史地研究的基礎。而父親則對此不以為然，認為年紀輕輕，不應走上考據之途。少年王國維在八股、經書之外發現了可以終身從事的學問。這些學問當然不止是考據，更有各式新學。在王乃譽日記中，我們可以發現許多王國維借閱實學新書的記載：如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國日記》、鄭觀應《盛世危言》、陳虬《治平通議》、汪鳳藻譯《富國策》、林樂知等譯《四裔編年表》、傅蘭雅《格致匯編》（刊物）等，王乃譽更是曾經手抄《英字入門》給兒子，這或許是王國維最早的英文啟蒙。而且，在到上海之前，父子二人都已是維新派刊物《時務報》的老讀者了，王乃譽日記中多次相關記載，如光緒二十二年（1896）九月初五，“靜持《時務報》第一、第三冊，上海新設，七月初一開設，總理為汪穰卿（錢塘進士），執筆新會梁啟超”。兩天后的九月初七，“靜攜來《時務報》四冊，汪穰卿時務論三通，文雖不及梁而理則是。”另如《申報》《新聞報》《萬國公報》等，閱讀來自上海的各種報紙，是王乃譽、王國維父子共同的生活習慣。

王國維（左）與羅振玉

王國維治學，不僅重視新材料的發現，更有“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等科學方法，這種新舊中西結合的視野，應與其少年時的考據癖好與新學氛圍有緊密聯系。不過，翻閱著《時務報》第一期的王國維大概不會想到，兩年之后，他會成為《時務報》總理汪康年的下屬并多承其照顧；他也不會預料到30年后，因為自己的學問和成就，他會和《時務報》主筆梁啟超一起，成為清華國學院的“四大導師”之一。30年后，王國維不但已經能夠立身持家，而且已是學界公認的國學大師，而其父之墓木拱矣！為兒輩操心憂慮一生而“年不躋于中壽，名不出于鄉里”的王乃譽，在九泉之下應該會感到十分的欣慰吧。

（作者單位：東北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