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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明 郭詡 琵琶行圖軸

圖2：明 吳偉 琵琶美人圖軸

白居易名篇《琵琶行》，是古代畫家鐘愛的題材。以人物為主的一類中，故宮博物院所藏《琵琶行圖軸》（圖1）最為知名。

它的作者名叫郭詡（1456-1532），江西人。生活時代略晚于沈周（1427-1509），又略早于文徵明（1470-1559），與吳門畫派的第一代人恰相后先。不過，每個地區流行的文化氛圍與價值觀大不相同，他所選擇的習畫道路顯然大異其趣。而且，倘若回到明代的時空之中來觀察，那么，他也曾獲得很高的認同，至少一度不遜于吳派的同仁。目前關于郭詡生平經歷的記載大多脫胎自其同鄉晚輩陳昌積所作的傳文：他未曾走上求取功名的道路，而是四處游歷，增長畫藝，弘治年間曾經供職宮廷，后來又幸免于寧王朱宸濠謀反之亂。

傳記中的郭詡宣稱，繪畫的源頭在于真山真水，或者說，在于人切實的視覺經驗。相形之下，“譜”這種圖樣是低級的，并不值得參考。他的藝術實踐既包括詩與畫交織的作品，也有“抱膝、辟谷”這類與修行相關的題材。

許多年前，學者已經指出廣義浙派、江夏派的畫家，多出于閩北、贛東、皖南的道教流行區，常以“某仙”為字號，彼此風格有幾分接近，其中翹楚如吳偉（1459-1508）者，還曾因帝王崇信道教而得到皇室的贊助。自號“清狂道人”的郭詡，實在也應該屬于這個群體中的一員。不過，盡管傳記能夠傳遞一些基本的事實，畢竟常常帶有格套化的傳奇意味，不可貿然輕信。《琵琶行圖軸》當真無所依傍么？

這幅藏于美國印第安納波利斯藝術博物館的作品（圖2），也許會讓觀眾感到一絲驚訝。抱琵琶的女子，與郭詡筆下的潯陽商婦姿態如出一轍，連身上的飄帶、琵琶的頸子方向都大體一致，線條的銳利方折多所接近，只有諸般細節不同。這些細節包括發型、衣料與琵琶囊的花樣，以及懷抱琵琶的局部動作。不過，但凡討論整體形象，就得暫時拋下枝節，痛快承認這種大面積形似很難出于巧合。如果我們恰巧知道，郭詡的傳文里，還有“是時江夏吳偉、北海杜堇、姑蘇沈周俱以畫起名，覽詡畫，莫不延頸愿交焉”的話，便能隱約感覺到郭詡壓根兒不是孤孤單單地吟游而創作著。撇開恭維的浮沫，便能明白這話的本質：他和同時的名家多有交流。

他和吳偉生年相近、信仰相同，風格亦頗多重疊，兩人一定有過不少共享的視覺經驗，這還不是唯一的例子?！跋怼被颉安幌怼?，出于個體選擇與身份認同；誰先誰后，光明正大還是偷偷摸摸，就不必刻舟以求了。因為誰也不知道在他們兩位之前，琵琶仕女的主題是不是已經變得受歡迎起來；這個形象的粉本，是不是已經小范圍傳播開了。

總之，如果說《琵琶行圖軸》純出于作者的意匠，便是誤會了繪畫這門技藝。如同詩人從來不是在空白的天幕下創作，而是時時以自己的妙手去擷取此前的星光；畫家當然也不會對著一個新主題傻下笨功夫，而是深諳移花接木、借力打力的技術——何況這主題本不一定像我們猜想的那樣新。史料難徵，誠然無法考證吳偉與郭詡究竟誰“原創”，誰“抄襲”；可一旦意識到先照搬、后改易的流程原在繪畫的基本生產模式之中，便能想到：迷戀創新性是我們當代人的執念，不可總是執此描述、想象，甚至夸贊他們。

且放下對文藝生活的美好想象，暫做一下計功謀利的市儈人兒，來討論繪畫與詩歌的區別。古代中國少見成功的“職業詩人”，多見讀書人學而優則仕，學不成則做幕僚、做老師、做醫生、地主或農民，同時“以詩名”。不錯，詩給詩人帶來的，常常是名，日久才轉化為不可確計的種種好處。可有一些畫家，確實只靠技藝謀生。在這種情形下，一張張畫要先換成過日子的銀錢，久后方能變做一位長期支持的東主，或者響當當的名氣，讓生產者衣食無虞。我想，討論詩的時候，不妨將重心先放在寫的一面，承認它可以只是生活的記錄，而不必永遠替詩人抖擻精神，去在意潛在的“廣大讀者”。討論畫的時候，倒要視情況來思考，看它更傾向于解衣盤礴的創造，還是更加面朝受眾，比較像一件商品。

所謂的“譜”，或可定義為簡單的形象或結構。它一定有助于復制和傳播。即便嘴上嫌棄它格調不高，畫家的手和腦向來誠實，或多或少資取于茲。在前機械時代，復制又一定不可能精準，會留下許多寬松的罅隙。學者們討論蘇州作坊的集體作偽時，早已注意到這一點，并提出了一種精彩的推測：同一條產品線上，不同配置的商品，可由客戶自行選擇。色彩紛呈、花紋精細的，可能貴一點兒；略具形象，不求嚴謹的，大概要價稍低。這樣一來，那些罅隙都成了可資利用的空間。換句話說，盡可以“豐儉由人”。吳偉、郭詡都屬于以技藝謀生的那一類人，討論他們的選擇，多少要把這種假說考慮在內?？墒?，此處的情況還不只如此。為什么郭詡選擇了這些紋飾，而不是另外一些呢？

兩位畫家筆下的女子都不能算是寫實。揚之水老師教給我：明代女子多戴發罩，高髻并不常見，這樣的發型大體出自晚期畫家對于早期古代女性形象的模式化創造。但郭詡所畫的那一位，衣紋中有一些似是而非的“團窠花”模樣，近于唐風而遠于明式。盡管那所謂的唐韻，也是想象多而實據少。這么看來，吳偉草草留白，是因為他不需要暗示畫中人出自哪朝哪代；而郭詡添筆之際，心中或有個模糊的意圖，要讓人相信“她”從唐朝走來。

討論繪畫總是因為維度之多而困難重重。純然為博取善價，或者從細微處埋藏用心，都是某種極端的設想，實際情況常常介于多重可能性之間。幸好，即使這一切分析都無法坐實，也有辦法說明郭詡不是全然偷懶——“不一定總是在線”的原創性，于此悄悄探出了頭。請仔細比較兩名女子的神情。吳偉筆下那位，只是沒有笑模樣，嘴角還微微往上。她可以是千千萬萬擅彈琵琶的無名女子。可郭詡筆下那位，嘴角已向下扯著，就差沒哭出來了，這必定是潯陽江頭的琵琶女，撫今追昔，萬感幽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