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文學批評如何面向急劇變動的文學場？這是新世紀以來文學批評面臨的重要問題。新世紀以來，“文學”的存在方式發生巨大變化。一方面是，從微信公眾號到新浪微博等自媒體文學蓬勃興起，網絡文學以及周邊衍生、劇本殺、新歌詞體等“文學”樣式層出不窮；另一方面傳統文學期刊和出版也在不斷調整姿態。文學經典化問題，文學的標準的問題，在層出不窮的新的文學經驗面前面臨挑戰。作為應對，把新的文學經驗鑲嵌到特定的知識裝置中，用“知網體”進行統籌和歸納，這種批評方式固然重要，但它的問題也逐漸浮現。用既有的標準和框架去衡量文學新經驗，指出它們或符合或背離的特征，是否會強化已然物質化、制度化的文學認知？將新經驗壓縮在知識裝置中，成為一種能為學院認可的衍生性概念，是否會壓抑文學新經驗的“異質性”？當被規訓的“經驗”與文學現場之間產生各說各話的“區隔”時，我們不禁要思考：文學新經驗能否成為破出既有知識裝置，指認既有文學標準邊界的新的開始？文學新經驗能否成為激發文學再出發活力的契機？

何平的《批評的返場》于2021年12月由譯林出版社出版。與其說這是一本“靜態的”文學批評論文集，不如說這是面向和應對新世紀以來文學新經驗的文學行動檔案。該書對新媒體文學、網絡文學、少數民族文學、代際文學等諸多文學新現象及時反映，對文學內部歷史與個體、公關生活和私人空間、城市與地方、時代和代際等重要問題結合作家作品進行新的思考，對新世紀文學現場進行“文學策展”式的概覽。該書從體例上看可謂是新世紀文學面面觀，實際上，“重建文學和大文藝，重建文學和知識界，重建文學和整個廣闊的社會之間的關聯性”是全書的核心。一方面是各種張力化的表達：文學標準的嚴正性和新經驗的逃逸性，審美的穿透力和粗糲現象中所具有的創造性……另一方面是有效對話的建立：基于抵達文學現場的田野調查和“在現場”的實踐基礎，每一篇文章都在提出問題，并進行復調式的探討。如果把文學批評作為文學“之內”而不是“之外”的一部分，如果把批評家作為特定的“文學主體”，那么《批評的返場》就是重建文學性的“文學”本身。

對話：“同時代的批評家”與變動的文學場

在《批評的返場》中，何平認為“批評家，尤其是年輕的批評家們要有理想和勇氣成為那些寫作冒犯者審美的庇護人、發現者和聲援者，做寫作者同時代的批評家。”對于“同時代的批評家”的呼喚，是出于一種對當下共同體的關切。“同時代的批評家”不會將文學現象區隔于自我的感受之外，不會將作家作品當作審視和辨別的對象，借用阿甘本的話來說，“同時代”意味著共同蘸取著時代的幽暗來寫作。何平對話題、文學空間或作家群的關注表現出一種同時代的問題意識。《批評的返場》重點評論的5位當代作家成名于1990年代，是寬泛意義上的“同時代作家”，且有一定的代表性。當談論文學與縣城時，他關注的是同時代作家中的張楚、黃孝陽、陳再見等。當論述地方性敘事時，他所思考的仍是共同生活的時代：“生活在全球化時代的新境遇里，地方日日新，我們的文學已然不是在福克納、馬爾克斯的時代敘述地方。當今時代文學如何敘述地方？”

針對批評家自覺參與文學現場能力退化的問題，何平提出“文學策展”的概念，策展人是聯絡者、促成者和分享者，而不是武斷的文學布道者，由是批評家才能發現中國當代文學新的生長點。正是在平等的視點下，何平指出新世紀媒體新變導致傳統文學媒體形成“泛文學”“亞文學”化的“文化媒體”特征，這充分激發了散文的探索性、生長性文類潛能……當他思考網絡文學，特別是資本化的網絡文學時，他看到“‘再造網絡文學’是從資本和讀者為王的時代進階到‘大神’為王的時代。‘大神’為王不只是經濟上的‘要價’，而是‘大神’對網絡文學存有文學公益心，在和讀者的交際中兌現網絡文學的文學理想，影響讀者，‘大神’可以成為某種文學風起、風格和風骨的被效仿者，也可以為現代文學傳統提供新的可能性……”

由此，面向變動的文學場，《批評的返場》踐行“同時代的批評家”的理念，以“策展”的理念進行平等、復調式的“對話”，一方面以專業的眼光促成新現象、新經驗成為新的文學生長點，另一方面，在新現象和新經驗中重新檢視文學的內與外、歷史的常與變。何平在該書序言中指出，當下裝飾性的文學交際、文學活動、文學會議等，是“假裝的對話”，并推陳“重建文學批評的對話性”。迎合和指摘都不是真正的“對話”，無意義的描述或是生硬的概念化也不是“對話”的外膜，這種文學批評對話性的重建，在本質上是共同面對“同時代”整個社會公共性、民族審美的相關問題而共同成就的“對話”。

行動：為“文學”賦予新義

當近些年諸多論述強調作為“動詞”的文學時，《批評的返場》以對文學現場變動充分的理解，跨界、跨圈的批評視野，反思“文學性”問題，與“同時代”文學經驗參與實踐性的“文學”，為“文學”賦予新義。

除了對新媒體文學、網絡文學反應迅速，何平對各種邊緣性的、異質性的文學都予以關注，對所謂“文學”邊界進行全方位的反思。2017年和《花城》雜志合作的“花城關注”，30期欄目包括30個專題。這些專題是何平為“文學”進行的邊界拓殖嘗試。“導演和小說的可能性”“搖滾與民謠”“散文的野外作業”“機器制造文學”“文學向其它藝術門類的擴張”……這些“文學”重新定義了我們習以為常的概念，并反向性地修改著文學理論。比如關于文學主體，何平指出“正是網絡空間助長了‘多主語的重疊’文學時代的來臨，并使之成為現實”；通過戲仿式的“制造‘85后’”，何平試圖重現不能被連續的文學史所容納的“一個個孤獨的文學島嶼”；通過恢復曲、歌與文學之間的關系，何平不僅是要接續歌詩傳統，而是指出“搖滾詩歌和民謠，也許是雜音，甚至是噪音，但它們的現實意義不只是自身文學性的再認和辨識，更重要的是其精神立場的質樸和天真可以救濟今天文學的匱乏”……從重申多重文學主體，到指認文學的多元存在方式，從重新勾連文學與音樂、影視的關系到重構文學的和城市、鄉村、田野等空間的關系，何平重建的“文學”不是僵化的概念、死板的律令，而是一個與時代的蕪雜和豐富共生的“未完成”——“一個時代的文學是由無數不同的主體共同書寫的，參差重疊或眾聲喧嘩”，文學主體如此，文學客體也應如此，要讓所有“幽微的存在”都被照亮……

圍繞此種文學觀，對于當代5位重要作家的評論，隱約滲透著重述中國當代文學的努力。遲子建、李洱、艾偉、邱華棟等幾位作家的寫作都并入了新世紀中國當代文學的延長線，成為其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而何平對他們的批評，實際上也是對新世紀延長線上整個中國當代文學的重新思考和重新敘事。何為當代？何為文學？從來都不是不言自明的存在，需要“同時代”的作家和批評家共同創造。

“來吧，讓我們一起到世界去”，“讓我們一起下山吧”，《批評的返場》中這樣的語句，表達著一次次文學突圍、破界。《批評的返場》中的“文學”不再是自我凈化的過濾器，“文學批評”成為有思想有溫度的“參與”。何平認為：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文學之所以能夠不斷向前推進，正是有一批人不滿足于既有的文學慣例、挑戰并冒犯文學慣例。不斷把自己打開，使自己變得敏銳。而《批評的返場》也正是何平對這一精神的實踐，是中國當代文學再出發的標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