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趙振江，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翻譯家。著有《西班牙與西班牙語美洲詩歌導論》《山巖上的肖像：聶魯達的愛情·詩·革命》《中外文學交流史·中國—西班牙語國家卷》《西班牙20世紀詩歌研究》等；譯著有《馬丁·菲耶羅》《拉丁美洲詩選》《西班牙黃金世紀詩選》《西班牙當代女性詩選》以及米斯特拉爾、聶魯達、達里奧、巴略霍、帕斯、加西亞·洛爾卡、馬查多、希梅內斯、阿爾貝蒂、米格爾·埃爾南德斯等人的詩集共30余部，并與西班牙友人合作翻譯、出版了《紅樓夢》。曾獲魯迅文學翻譯獎、陳子昂國際詩歌翻譯獎、百年新詩貢獻獎等獎項，并被西班牙國王授予伊莎貝爾女王騎士勛章和“智者”阿方索十世勛章，被阿根廷總統授予“五月騎士勛章”，被智利總統授予“聶魯達百年誕辰勛章”等。

人們都知道拉美“文學爆炸”對中國文壇的深刻影響，殊不知，西班牙語世界向來還是詩人輩出的地方，加西亞·洛爾卡（1898—1936）、奧克塔維奧·帕斯（1914—1998）、加布列拉·米斯特拉爾（1889—1957）、巴勃羅·聶魯達（1904—1973）……火熱深情、色彩斑斕的西班牙語詩歌，曾觸動眾多不同代際的中國詩人的靈魂，對中國當代詩歌產生了有跡可循的影響。

中國當代詩人和讀者所熟知的20世紀西班牙語詩人，竟然一半以上是通過趙振江教授的翻譯進入中文世界的。但這只是他譯作的一部分。在他不知疲倦揮動著的譯筆下，西班牙“黃金世紀”詩歌、墨西哥殖民時代女詩人索爾·胡安娜（1651—1695）的詩歌，以及阿根廷潘帕斯草原上的高喬史詩《馬丁·菲耶羅》等，都發出了美妙的漢語回聲。

緣起：從鄉村少年到北大教師

《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為新中國首批學習西班牙語并從事西語教學、西語文學翻譯和研究的學者之一，您是怎么與西語及西語詩歌結緣的？

趙振江

這個問題還得從我少年時代的詩歌情結說起。20世紀50年代，我還在北京順義牛欄山第一中學讀書時，就特別喜歡詩歌。高二時我寫的一首詩曾在《中學生》雜志上發表，這對于一名鄉村少年來說是很不容易的。那時，我曾幻想過成為一名詩人。考大學時，我所填報的志愿就是北京大學中文系，這是我心目中最神圣的文學殿堂。我也確實被北大中文系錄取了，只是作為學生骨干被調配到了西語系。

盡管當時沒能如愿去中文系學習，但我對中國文學尤其是詩歌的興趣，卻沒有一絲一毫的減弱。作為系學生會主席，我經常組織詩歌朗誦會。那時我們系有兩個文學“墻報”，一個叫“迎春花”，一個叫“小紅花”。前者主要是我和李肇星（外交部原部長）等人負責，他寫散文，我寫詩歌；后者以郭宏安（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為主要代表。我們的寫作談不上什么水平，但是大家都很真誠。這段經歷無形中為我的詩歌翻譯和研究，或多或少奠定了基礎。

《中國社會科學報》

剛才您提到了郭宏安，聽說您最初和他同在法語專業學習？

趙振江

對。我比他早兩年入學。學了一年半法文后，系領導決定要我和段若川（翻譯家、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趙振江已故夫人）、趙德明（翻譯家、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改學西班牙語，將來留校任教。“國家的需要就是我們的志愿”，我們三人都義不容辭地改學了西班牙語。這一留就是一輩子。

《中國社會科學報》

據說您當時還沒有畢業，就已經開始嘗試翻譯阿根廷的高喬史詩《馬丁·菲耶羅》了，怎么會想到要翻譯這本書？

趙振江

大學期間，我們有一位名叫杜契斯基的猶太裔阿根廷外教，此人學養頗深。他在泛讀課上給我們選了在阿根廷文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高喬史詩《馬丁·菲耶羅》。高喬人是遼闊的潘帕斯草原上的牧民，他們中有很多馬背上的行吟詩人。何塞·埃爾南德斯（1834—1886）就是模仿這些行吟詩人，創作了這部具有史詩規模的《馬丁·菲耶羅》，講述一位受迫害的高喬漢子不畏強暴、追求自由的傳奇生涯。因此，《馬丁·菲耶羅》被視為高喬人的《圣經》和現代阿根廷民族精神的源頭。

我出生在北京郊外的鄉村，很自然被這部史詩字里行間散發出的鄉野氣息以及馬丁·菲耶羅的游俠精神深深地迷住了，于是就試著一點點地翻譯其中的詩句。但對我來說確實困難很大。開始翻譯時，我還是學生，畢業后留校，主要的工作還是教學，我只能隔三岔五、斷斷續續地譯，直到1976年才譯完上卷。此外，正如博爾赫斯所云，“所謂高喬語言是由多種因素構成的：古代的語言、重音的移動、語音的變化、成語的運用等，這些在史詩中俯拾即是”。書中還包含了大量的高喬土語，不是專門研究高喬文學的人很難理解其中含義。怎么辦？我一是搜集各種版本，參照多種注釋；二是找阿根廷專家答疑解惑。1979年我去墨西哥學院進修，那里有不少流亡的阿根廷知識分子，我抓住機會就向他們請教，其間又譯完了下卷。1981年回國后，我有幸認識了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任教的阿根廷高喬文學專家萊吉薩蒙教授，他對我的疑問可謂“一錘定音”。至此，我終于完成了這部經典史詩的翻譯。不過譯完后就束之高閣了，因為當時出版詩歌是很難的，更何況是一部在中國幾乎無人知曉的阿根廷史詩！

《中國社會科學報》

但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三年后，湖南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馬丁·菲耶羅》。是不是“幸福來得太突然”？

趙振江

說起來還挺有意思的。1984年，恰逢《馬丁·菲耶羅》的作者何塞·埃爾南德斯150周年誕辰，阿根廷方面籌劃舉行盛大的紀念活動，其中一項就是展覽各種版本的《馬丁·菲耶羅》。在外交上陷于孤立的臺灣當局試圖搞“文化外交”，突擊出版了《馬丁·菲耶羅》的繁體中文版，并搶先送到了阿根廷。我駐阿根廷使館此時便與國內聯系，希望我們能將《馬丁·菲耶羅》的簡體中文版送去參展。然而，雖然我有現成的譯稿，但距離展覽只有四個月的時間了，何況那時還是鉛字排版。時間緊迫，沒有出版社肯接。情急之下，時任中國西葡拉美文學研究會副會長的陳光孚先生就給幾位中央領導人寫了信，沒想到得到了胡耀邦同志的親自批示。隨后，中國文化部外聯局委托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該書。

高喬歌手用中文吟唱著回家，受到阿根廷人民的熱烈歡迎。由于我翻譯了《馬丁·菲耶羅》，阿根廷總統梅內姆于1999年授予我“五月騎士勛章”。

《中國社會科學報》

盡管《馬丁·菲耶羅》是您詩歌翻譯的“處女作”，但您還是做了非常大膽的嘗試。譯詩的風格看上去很接近民謠，比如開篇的6行：“我在此放聲歌唱/伴隨著琴聲悠揚/一個人夜不能寐/因為有莫大悲傷/像一只離群孤鳥/借歌聲以慰凄涼。”通篇都是七言，但又不是古詩的七言，而是一種較為自由的現代漢語七言，尾韻也讓韻感十分強烈。

趙振江

我之所以選擇這種形式來翻譯，是因為《馬丁·菲耶羅》完全是按照謠曲的韻律寫的，每行八個音節，押韻，通篇都可以吟唱出來。考慮到中國民歌多以七言為基礎，我決定以這種民歌體（三—四或四—三結構）來翻譯這部史詩，使之更符合高喬人質樸無華、自由奔放的天性。

不過，這么譯也是給自己出難題，因為全詩兩卷46章、1580節、7210行。要全都譯成七言，用“絞盡腦汁”“冥思苦索”“搜腸刮肚”“煞費苦心”來形容都不為過。當然有苦也有甜。《馬丁·菲耶羅》是我所有譯著中花費時間最多的一部，時間跨度前后長達十余年。這個過程就像書中那位綽號“美洲兔”的老人所說：“誰若想成就好事/ 急性子那可不行：/奶牛要反復倒嚼/ 牛奶才又純又濃。”

再現高山、大海般的智利詩魂

《中國社會科學報》

南美的智利雖然只有幾千萬人口，卻是一個文學的國度，光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詩人就有兩位——米斯特拉爾（1945年獲獎）和聶魯達（1971年獲獎），您翻譯了這兩位詩人大量的作品。首先請您談談米斯特拉爾，她是如何進入您的視野的？

趙振江

米斯特拉爾是拉丁美洲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也是迄今為止西語作家中獲此殊榮的唯一女性。翻譯她的詩歌，是我在墨西哥學院進修時開始的。1979年底，我在墨西哥接到段若川的來信。信中說，國內成立了西葡拉美文學研究會，與會期間，她遇到了陳光孚先生，后者約我和他一起為漓江出版社合譯米斯特拉爾詩選。于是我在墨西哥買了兩本相同的《米斯特拉爾詩選》，一本寄給他，另一本留給自己。我譯前半部，他譯后半部，回國后合攏。回國時，我那一部分完成了，而陳先生由于太忙，只完成了很小一部分，所以米斯特拉爾詩選就以我譯的為主了。這就是漓江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柔情》。

《中國社會科學報》

在翻譯《柔情》時，您剛譯完男子漢氣概十足的《馬丁·菲耶羅》；而米斯特拉爾的詩正如書名所展現的，與高喬史詩風格迥異。您是如何在這兩者之間轉換的？

趙振江

我覺得，如何找到與原文相應的體式和語言，妥善處理本土化的詞匯和文化經驗，這一點非常重要。其實，我也是在翻譯的過程中才真正了解這位女詩人及其作品的。我先是被她詩歌中層次豐富、不斷升華的愛（情愛—母愛—博愛）所震撼；在了解到女詩人的經歷特別是她為多個國家的貧困與教育、兒童與弱勢群體所做出的無私奉獻之后，又為她的人格魅力所吸引。在翻譯過程中，我意識到要處理這樣一個以純粹而強烈的抒情氣質著稱的女詩人，絕對不能像處理《馬丁·菲耶羅》那樣強調動詞的力度和音節的鏗鏘。比如在翻譯她那首著名的《死的十四行詩》的時候，我有意選取了適合傳達細膩情感的樸實無華卻又感人至深的詞語：“人們將你放在冰冷的壁龕里，/我將你挪回純樸明亮的大地，/他們不知道我也要在那里安息，/我們要共枕同眠夢在一起。……/然后我將撒下泥土和玫瑰花瓣，/在月光縹緲的藍色的薄霧里，/把你輕盈的遺體禁閉。/歌唱這奇妙的報復我揚長而去，/因為誰也不會下到這隱蔽的深穴/來和我爭奪你的遺體！”

《中國社會科學報》

米斯特拉爾的詩歌受到中國讀者的喜愛，與您傳神的翻譯分不開。從1986年至今，其詩歌中譯本在國內出了好幾個，有三個版本由您獨譯，其中就包括漓江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柔情》。

趙振江

其實，《柔情》只是米斯特拉爾的一部詩集，收錄的多是兒歌和搖籃曲。對于國內讀者尚不熟知的詩人，出版社一般不愿用某某詩選作書名，所以才用《柔情》代替了《米斯特拉爾詩選》。新版《柔情》涵蓋了女詩人生前發表的四部詩集《絕望集》《柔情集》《塔拉集》和《葡萄壓榨機》，并附錄了一些可供查閱的研究索引，應該是國內資料相對全面的米斯特拉爾詩選。

《中國社會科學報》

您曾說過，如果說米斯特拉爾像智利北部崢嶸巍峨、孕育著熾熱熔巖的高山，那聶魯達就宛似南方波瀾壯闊的大海。聶魯達對中國讀者來說并不陌生，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就曾出版過袁水拍等人翻譯的《聶魯達詩文集》。1995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您和張廣森合譯的《漫歌》。您如何看待聶魯達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

趙振江

20世紀50年代，聶魯達在中國非常流行，但由于時代的局限，翻譯過來的多是政治抒情詩。誠然，對聶魯達的譯介在當時有政治考量（聶魯達是共產黨員，得過斯大林和平獎），但其藝術水準是舉世公認的。他的作品之所以長期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與他充滿巨大感染力的政治抒情詩是分不開的。西班牙內戰、蘇聯衛國戰爭、拉丁美洲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各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的斗爭，在他生花的筆下縱橫捭闔、氣勢磅礴。在將政治轉化為詩歌的過程中，他注意將現實主義內容與超現實主義藝術形式結合起來，最大限度地保持了語言和形象的藝術魅力。正如他本人所說：“我比亞當還赤裸裸地去投入生活，但是我的詩卻要穿戴整齊，這種創作態度是一點也不能打折扣的。”

然而，聶魯達的作品絕不僅僅限于政治抒情詩，實際上，他的作品是由愛情詩、政治詩、超現實主義詩歌這三部分組成的。2004年，在聶魯達百年誕辰之際，我和我的學生滕威合作出了一本《山巖上的肖像：聶魯達的愛情·詩·革命》，希望更全面地介紹他。在這本書中，我全譯了他的《二十首情詩和一支絕望的歌》（1924）。這是聶魯達的成名作，當時他還不滿20歲。詩集出版后受到青年讀者的喜愛，被稱為“情詩圣經”，成為世界詩壇發行量最多的詩集之一。比如第18首：“有時早晨起來，連我的靈魂都是濕的。/遠方的海洋在回響。這是一個港口。在此我愛你。……/有時我的吻在那些沉重的船上，/當傍晚靠岸時碼頭更加悲傷。/我無力的饑餓的生命已經疲憊。/我愛自己沒有的東西。你在那么遠的地方。”“在此我愛你”，一詠三嘆，使全詩更富于音樂感。

《中國社會科學報》

“我愛自己沒有的東西”這句很妙。您和他人合譯的《漫歌》在豆瓣的評分高達8.7，該書是聶魯達最重要的詩集，中譯本不止一個，有的書名譯作《詩歌總集》，有的譯作《全體的歌》。您為什么譯為《漫歌》？

趙振江

《漫歌》是一部龐大的詩集。詩人在這部作品中傾注了他的全部感情、全部經驗和全部理想。在我看來，無論從字面上還是從全詩的內容上看，譯為《漫歌》都更貼切。這是我和張廣森學長合譯的。第一版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張的筆名是林之木，我就隨口取了個江之水的名字。2021年12月，南海出版公司（新經典）購得版權，再版了經修訂的《漫歌》，遺憾的是廣森兄已離世。

帕斯譯介：讓詩歌更有語言張力

《中國社會科學報》

20世紀80年代后期，您開始了對墨西哥詩人帕斯（1990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譯介。能否談談這項工作啟動的契機或動因？

趙振江

在墨西哥進修時，曾有機會去拜訪帕斯，由于當時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學習上，又在翻譯《馬丁·菲耶羅》和《米斯特拉爾詩選》，加上根本沒想到我會成為帕斯的譯者，所以就沒和斯洛文尼亞詩人托馬斯·薩洛蒙（當時還是南斯拉夫青年詩人）一起去拜訪帕斯。回國后，對帕斯的翻譯，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對國內詩歌界呼聲的回應，當時帕斯在國內詩人圈中的知名度遠遠大于西語翻譯和研究界對他的關注。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新詩的繁榮時期，也是從那時起，我和眾多活躍的中國當代詩人逐漸有了密切的聯系和深入的切磋。

我最早翻譯的帕斯作品是其著名長詩《太陽石》。我翻譯這首詩時，他還沒得諾貝爾文學獎。我將譯稿寄給了《世界文學》，據說在編輯部內，對是否發表該詩爭論不休，但沒過多久，帕斯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也就無須爭論了。后來，花城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了《太陽石》的單行本，這是國內第一個帕斯詩選中譯本。遺憾的是花城版《太陽石》排版有誤。但由于此詩的環形結構加上意識流的特點，可能編輯和讀者都未能及時發現，好在后來詩集在云南人民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和燕山出版社再版時得以糾正。《太陽石》贏得了國內詩人朋友們的好評。《中國武警》前主編、首屆魯迅文學獎（詩歌獎）獲得者、詩人王久辛告訴我說，他讀了不下二百遍。最近還有人告訴我，他能背誦《太陽石》開頭的詩句：“一棵晶瑩的垂柳，一棵水靈的黑楊，/一股高高的噴泉隨風飄蕩，/一棵筆直的樹木翩翩起舞，/一條彎彎曲曲的河流，/前進、后退、迂回，總能到達/要去的地方。”

《太陽石》很受歡迎，不是沒有理由的。這首584行的長詩，首尾相疊，環形結構，具有史詩的氣魄、情詩的絢麗和哲理詩的深邃。可以說，在帕斯的詩歌世界里，強烈的瞬間經驗和復雜的歷史意識、個體的生命直覺和人類的文化傳統達成了高度統一。

《中國社會科學報》

據說《太陽石》的行數（584），和瑪雅歷法中金星年的天數相等。詩人胡續冬高度評價您的譯詩，稱：“趙振江的譯本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文在駁雜的圖景和快速切換的語境中一氣呵成的語勢，即使在現代漢語自身的長詩中，也很少見到這樣富有語言張力的大手筆。”

趙振江

續冬是我從北大中文系招到世界文學研究所的碩士，后來師從中文系洪子誠教授讀博。學生稱贊老師，難免溢美之詞。說實在話，我們對帕斯的翻譯和研究起步很晚，與他在世界文壇的地位很不相稱。詩人朋友們建議我多翻譯一些帕斯的詩論，我便選譯了帕斯的《另一個聲音》（1990）、《詩歌與世紀末》（1990）和其訪談錄《詩人在自己的土地上》（1994），并組織學界同仁翻譯了《弓與琴》（1956）和《淤泥之子》（1974）等作品，為中國知識界對現代性的反思提供了某種理論資源。這便是作家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16開、上下兩卷本的《帕斯選集》和燕山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的四卷本《帕斯選集》（詩歌、文論、雜文、訪談各一卷）。一位20世紀最重要的詩人，終于在漢語語境中得到了其應有的呈現和熱烈的回應。

以詩譯詩，追求“最佳近似度”

《中國社會科學報》

有人說，詩是不可譯的，中國古典詩詞更是不可譯。您怎么看？

趙振江

詩可譯否，至今仍是一個議論不休的命題。我的回答是：可譯又不可譯。有可譯的部分，即內容是可譯的；也有不可譯的部分，即形式是不可譯的。當然，這里說的是西詩漢譯或漢詩西譯。如果是同一語族之間的互譯，就容易多了。

提到中國古典詩詞的翻譯，又要談到帕斯。他熱愛中國文化，翻譯了杜甫、王維、蘇軾等人的不少詩歌，甚至還寫過一篇《我譯王維》。當然，他的翻譯并不完美，主要因為他不懂漢語，是從英文轉譯。以杜甫的《春望》為例：“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帕斯譯后大意為：“帝國碎了，山河還在；/三月，綠潮淹沒了街巷和廣場。/現時嚴峻：花上有淚水，/鳥兒的飛翔描繪著別離。/碉樓和垛口說著火的語言，/斑駁的黃金是家書的價格。/我搔著頭，頭發花白而又稀少，/已經留不住輕輕的頭簪。”

帕斯是大詩人，他翻譯的詩肯定是詩。但他將“春望”譯成了“被俘的春天”，在詩中用“綠潮”代表植被（即草木），用街道和廣場指代城鎮，用“淹沒”表明“草木之盛”，雖不無道理，但創作的成分大于翻譯。往下看，譯者將“烽火連三月”中“一連三個月”之意理解成了三月份，并且提前到了第二句，所以第五句就變成了“碉樓和垛口說著火的語言”，缺少了“戰事曠日持久”之意，那么“家書抵萬金”也就失去了依據。正如帕斯本人所說：“好詩人，不一定是好譯者。”當然，就這首詩而言，問題并不在“以詩譯詩”，而在誤譯，當然，責任不全在他，因為他是從英文轉譯的。

《中國社會科學報》

美國詩人龐德（Ezra Pound，1885—1972）利用現代英語詩歌的形式，對中國古典詩歌進行了“創造性翻譯”，這也是他的翻譯理念；另一種觀點認為“翻譯是戴著鐐銬跳舞”，是被限制的創造。您認同哪種翻譯理念？

趙振江

我一直認同“翻譯是二度創作，是戴著鐐銬跳舞”。就詩歌翻譯而言，我同意帕斯的觀點。他認為“翻譯與創作是孿生行為”，“譯者的活動與詩人的活動是相似的，但有一個根本的區別：詩人開始寫作時，不知道自己的詩會是什么樣子；而譯者在翻譯時，則已經知道他的詩應該是眼前那首詩的再現”。詩人是用自己的語言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而譯者則是用自己的語言表達詩人的思想感情。在某種程度上，譯詩比寫詩更難：寫詩是想寫而且能寫才寫；譯詩是無論你想不想譯、能不能譯都得譯。這就是“戴著鐐銬跳舞”吧。

帕斯在論述詩歌翻譯時曾引述法國詩人瓦雷里的一句話：“理想的詩歌翻譯在于用不同的手段創造相似的效果。”在翻譯過程中，需要考慮譯詩和原詩在形似與神似、異化與歸化上的和諧與平衡，當然，絕對的和諧與平衡是不可能的。正如北大辜正坤教授所說，譯詩追求的是與原詩的“最佳近似度”。

《中國社會科學報》

那么，如何利用詩歌這一語言藝術，使得譯文和原文達到最佳的近似呢？

趙振江

翻譯詩歌，不能像翻譯小說那樣逐字逐句翻譯，而要讓翻譯出來的文字也成為“詩”。這就是“以詩譯詩”。譯詩，首先要理解詩。理解原詩，要“設身處地”，要“進入角色”，要體會詩人在彼時彼地的情感和心態。然后，用自己的語言寫一首與原詩盡可能相似的詩。這就是詩歌翻譯也就是譯者追求的最佳近似度。

《中國社會科學報》

謝謝趙老師與我們分享了很多。由于時間與篇幅關系，我們只談了西班牙語美洲幾位重要詩人，還有尼加拉瓜詩人、現代主義的代表人物魯文·達里奧（1867—1916）和秘魯詩人塞薩爾·巴略霍（1892—1938），以及您譯介的眾多西班牙詩人，如加西亞·洛爾卡、安東尼奧·馬查多（1875—1939）、胡安·拉蒙·希梅內斯（1881—1958）、拉菲爾·阿爾貝蒂（1902—1999）、米格爾·埃爾南德斯（1910—1942）等都沒有談到。

趙振江

對于詩歌翻譯，還有許多問題要探討。我真心希望有更多的讀者和學者能夠閱讀、欣賞、關注西班牙語詩人的作品，這是對一個譯者最大的褒獎。 

左為趙譯西語版《紅樓夢》卷一

右為耄耋之年的最新譯著《加莫內達詩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