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梅杰兄來信，囑我為他即將完成的新著《重寫中國兒童文學史綱要》作序。中國兒童文學史的寫作歷來欠缺，現有的幾種或著或編之書，雖也來之不易，但又有陳陳相因、人云亦云、詞不達意之嫌。所以，對梅杰兄欲“重寫”中國兒童文學史的努力姿態，我是深以為然的。不過，想到自己接下來的忙亂，若是對梅杰兄的大作，無暇慢慢閱讀，不能細細評說，豈不愧對，豈不怠慢，乃婉言辭謝。不想梅杰兄知我苦處，提起了周作人“寫序跋是以不切題為宗旨的”一類話，允我寫一篇“以不序為序”的文章，終于進退無路，只好應承下來。

關于中國兒童文學史的敘述，歷來有兩種截然反對的觀點：一為中國兒童文學“古已有之”，一為中國兒童文學是“現代文學”。我本人持論，不僅屬于后者，而且就是中國兒童文學是“現代文學”這一觀點的發明者。

我要說的“書外邊”的“意思”，就是一些中國兒童文學“古已有之”論者的兒童文學史的研究方法。對“古已有之”論者的研究方法，若是作不完全的歸納，則有其四。

其一，不管古人怎么看、怎么說，就只管自己的意見，以自己的意見為兒童文學史的事實。主張中國兒童文學“古已有之”的人往往都這樣做。他們分不清文學史的寫作里，哪些是歷史的“事實”，哪些是當下的研究者的“言說”。

舉個例子來說，段成式的《酉陽雜俎》里的《葉限》，古人是將其稱作“志怪”的，可是今天的“古已有之”論者卻一定要將其稱為“童話”。其實在古代，《葉限》并沒有作為“兒童文學”而被對待過。今人能夠做到的，只能是效法孫毓修主編《童話》叢書，將 古 代 的《葉 限》進 行“現代轉化”——變為白話文，講給“現代”的兒童們聽。那么，你說講給“現代”的兒童聽的《葉限》，是古代的兒童文學，還是現代的兒童文學？我說，任何兒童文學都是“現代”文學，根據之一就在這里。如果這時，“古已有之”論者搬來克羅齊，說什么“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是沒有用的，因為克羅齊說的意思，不是你想說的意思。甚至毋寧說，克羅齊恰恰在反對你們讓歷史研究失去活生生的生命這種做法。

其二，“古已有之”論者只將“兒童文學”看成一個個“實體”（作品），而不將“兒童文學”看作一個整體“觀念”。我說兒童文學研究缺乏“理論”，這是原因之一。兒童文學史研究要擁有理論的那種“諦視”目光。“諦視”的“諦”是真諦的“諦”。“諦視”式研究為的是透過現象和經驗，看穿研究對象的精義和本質。

在方法論上，兒童文學史研究有必要明確這樣的認識：所謂“文學”，它并不是一個“實體”，即不是一系列具體的作品，而是人頭腦中的一種觀念。伊格爾頓認為，“文學”并不能作為“一種穩定的、范疇明確的實體”而存在，“文學”只能作為一種觀念而存在。他說：“文學，就我們所繼承的這個詞的意思來說，是一種意識。”

還是舉前面的《葉限》那個例子，“古已有之”論者信誓旦旦地將其說成“兒童文學”，是因為他們認為，《葉限》是“兒童文學”，這屬性是作品本身所天生固有的，是不容置疑的。他們不知道，《葉限》自身并不能規定自己的性質是什么文學。古人將《葉限》定性為“志怪”，今人將《葉限》定性為“童話”（兒童文學的代名詞），正因為古人與今人的文學觀念不同。因為古人沒有“兒童文學”這一觀念，才沒有把《葉限》定性為“兒童文學”。同樣的情形，如果我們能夠把安徒生的童話拿到原始部落去講，就會出現那里的成人把它當成自己的恩物這種結果，因為他們沒有“兒童文學”這一觀念。

其三，“古已有之”論者將兒童文學看作可以“自在”的文學。這個問題與“其二”討論的問題有聯系。

我感到，當今的一些學者認為中國兒童文學“古已有之”，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們認為“兒童文學”是可以“自在”的文學。但是，文學是因為閱讀而存在的。一經閱讀，文學就不是“自在”的，而是交由“自為”的、“自覺”的讀者了。

作為觀念的兒童文學并不是“自在”于人類的頭腦之中的，而是在人類的心智進化到“現代”這個歷史階段，才被自覺地創構出來的。我們舉兩個發兒童文學出版和創作的先聲，但不是“自在”的行為之事例為證。在西方，很多學者都有共識，把英國的紐伯瑞出版《美麗小書》的1744年看作兒童文學的開端。紐伯瑞自覺地以“教育和娛樂”（寫在書的扉頁上）為《美麗小書》的創作和出版理念。在中國，“葉紹鈞先生的《稻草人》是給中國的童話開了一條自己創作的路的”（魯迅語）。葉紹鈞在拿起兒童文學創作之筆以前，就有了自覺的兒童文學創作意識。葉紹鈞的兒童文學創作的自覺意識，是受了西方兒童文學的直接影響。

其四，“古已有之”論者論述中國兒童文學的發生時，采取“孤證”的態度。

如果兒童文學治史者有足夠的歷史知識和歷史感的話，就應該知道，“兒童文學”作為一個“知識”話語，必有它產生的歷史。不僅如此，作為一個能與成人文學“分庭抗禮”的新的文學樣式，“兒童文學”的發生及其確立，還必然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大“事件”。事實上，我們也確實看到，中國兒童文學在五四時期發生，是來自思想、文化、文學、教育、經濟等多個領域的各種力量，齊心合力地創造出來的一個大奇跡，中國文學史上的大奇跡。

但是，“古已有之”論者在論證中國古代所謂“兒童文學”的存在時，卻用“孤證”的方式敷衍了事。也許他們也不想敷衍了事，可是巧婦實在難為無米之炊。僅僅靠“孤證”，是無法建構出文學史的。“筆下無史”，這就是我讀目前的古代兒童文學史敘述的鮮明感覺。

已經說了不少“書外邊”的“意思”。其實明眼的讀者可以看出，這些“意思”多多少少還是與梅杰的這本《重寫中國兒童文學史綱要》藕斷絲連。從這一點來說，這篇“不切題”的序文，竟又是有些“切題”了。看來，周作人的文思還不是吾輩所能師法者也。

（《重寫中國兒童文學史綱要》梅杰/著，知識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