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三十年前做生意那會兒，從沈陽到廣州，一去，就要在綠皮火車上咣當四十八個小時，還不算中途在北京倒車的時間。路途遙遠而漫長。每次出門前，我都在地攤（當時不叫報亭）或火車站買一本雜志，買的最多的是《當代》。厚，經看，故事也好看。坐在火車邊座，撕燒雞喝瓶啤，周圍吵雜混亂，這也很“當代”。 2009年《兜比臉干凈》出版。《當代長篇小說選刊》轉載時，編者按里寫：“這是新時期第一部真正為個體戶作傳的長篇小說。”這句話讓我感動了很久。因為正是我寫作這部小說的初衷。記得我在這本書的后記中寫道：當初我丟下記者職業(yè)，專事小說的第一天，就暗下決心，我的第一部長篇一定要寫“我們”。如今，這個理想實現(xiàn)了。當時市面上充斥著大量寫個體戶的小說，但基本屬于無病呻吟，趕時髦。我以為，到此為止，我關于“做生意”的小說該結束了。 前幾年，我回沈陽的次數(shù)突然多起來（之前有八年時間沒回過，沒有具體原因），就跟多年不見的做生意的朋友重又續(xù)上了聯(lián)系。現(xiàn)如今，我們能聊的話題不多，畢竟他們還在搞服裝，而我現(xiàn)在買衣服連砍價都不會了。喝酒時，出于好奇，我不免打聽起當年市場上那些風云人物的下落。聽說，他們要么“躺下了”，要么“人沒了”。“躺下了”未必是服裝搞砸了，而是嫌服裝生意來錢太慢，去從事其他不熟悉的行業(yè)了。“人沒了”大多是指吸毒、賭博，也有一些人是“進去了”。總之，挺凄涼。不免令人唏噓。簡單說，我們那代的“有錢人”在經歷過五愛市場從地攤、大棚到大廳三個發(fā)展階段后，剩下的不多了，即便有，也早被社會淘汰了。反倒是老實本分的那些人還在市場里堅守，過著安穩(wěn)、踏實的小日子。酒桌上的一個朋友說，他前幾天去某小區(qū)，想找人打聽路時，遇到了我們市場曾經的大戶（此人我認識），九十年代初就是百萬富翁。你猜他在干嗎？當清潔工呢。人穿得干干凈凈，正在往板車上倒騰垃圾桶。日后的寫作中，我時常會想起這個場景。《紅門》中的“老明”，就是我在這些過往的人里“捋”出來的形象。 有幾次，我回沈陽，無意中住在五愛市場旁邊的希爾頓。在樓下，我望著“五愛服裝批發(fā)市場”八個巨型大字，神情恍惚。我想走進去，看看，現(xiàn)在的“五愛”是什么樣子。到門前，又不自覺地停下腳步，像是里面有一股巨大的推力在阻止我。我坐在馬路牙子上抽煙，看身邊稀稀拉拉的人進出，很明顯，比我做生意那個時代的人流少太多了。世道變了。不變的也不可能變的，是我們的曾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