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那時候，我真的被這句話砸中了：年輕人都是詩人。待許多年后才明白，這句話的準確表達應該是：年輕人都以為自己是詩人。

至少，當年那個云南邊防線上的年輕士兵——我，便是如此。

事實上，剛剛跨入軍營的我，除了年輕之外，似乎并沒有什么能夠與“詩人”相配的。一個懵懂少年，在特殊年代中，閱讀經歷極度有限，并沒有留下多少文學作品的記憶。至于詩歌，除了將1963年定稿的毛主席詩詞37首背得滾瓜爛熟外，還懷揣著一本《<紅樓夢>詩詞注解》來到軍營。

毛主席詩詞當然是讓我受益終生，今天依然熟稔于心、時常誦讀。只是那時并未真正讀懂、領悟其凝重而磅礴之壯美，僅僅是樂此不疲地抄錄一些詞句放在作文和信件的開頭結尾。至于《紅樓夢》詩詞，則如后來的一個比喻：水草應當泡在水里欣賞，撈出來就全無美感可言。當這些詩詞脫離著作的人物性格、情節環境時，其魅力是大打折扣的。更何況那時的注解充滿了“評判了……”“揭露了……”，缺少細膩入微的審美鑒賞。

先天不足的詩詞歌賦文化修養，在先天優勢——年輕面前，總是不值一提的。

邊防連隊的訓練執勤，對一個尚未滿16歲的小兵而言，是相當繁重疲憊的。頭頂驕陽、腳踩紅土泥濘的軍旅生活，絕對不是詩歌里愛描述的“玫瑰色”。可奇怪的是，偏偏從那時開始，我開始癡迷上寫詩，并且固執地相信自己必定會成為一個詩人。

回想起來，我們指導員真是一個合格的青年思想工作者。他知道如何讓一個普通士兵在普通崗位上，讓原本平凡的青春擁有一份自信滿滿的“燦爛”。

連隊的黑板報每周一換，各班輪流辦。指導員特意在黑板的左下角辟出一塊專門的“版面”交由我主辦，叫“青年詩抄”。為此，我在心里偷偷地將自己命名為“專欄詩人”。這讓我有了幾分小得意，也難免時常為“聲名”所累。

那時，連隊戰友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但在情感主要是通過信件來表達的年代，他們對書信有著很高的要求，尤其是和女同學的通信。我當時的寫作，很大一部分就是為這些信件“配詩”——不少于4行，最好是8行。由于其情感大都處于朦朧狀態，不過是些“云中凝雨、風里有話”的描述，并不需要直白地談情說愛，只管找些暖色的詞句堆砌押韻就可交差。對我來說，這倒也順溜，一日數詩是常事。

當然，真正讓我體會到抓耳撓腮之創作艱苦的，還是連隊交代的任務。比如，這次實彈射擊成績不錯，當以“戰士與鋼槍”記之；剛完成了一次巡邏，贊嘆一下“邊界夜巡”是必選題；老兵退伍時，一定要寫出他們心中“永遠的崗樓”……

許多年后，曾經所寫的那些詩句早就忘得干干凈凈。偶爾從昔日的信札中，看到當年頗為自得、抄錄給同學欣賞的詩，自我感覺絕非一個“窘”字了得。但是，詩歌歲月曾經帶給我心靈的溫度、熱度、亮度，一直貯存心頭，遠遠超出了那些稚拙的詩句本身。

平時并不喜歡“雞湯語”，卻被這樣一句感動著：“生活中最好的東西往往是免費的，如微笑與友誼、愛意與詩歌……”是的，在一班兩個小時的夜崗里毫無倦意地構思出若干首詩的激情，“八一”聯歡會上登臺朗誦博得的掌聲，在每一位退伍老兵的筆記本上題詩留念的深情……我一直將這些引以為豪，并有理由把那個年代裹挾著青春一同涌動的詩意，視為自己的代表作——不是那些模仿做作的詩，而是一個士兵純潔的心。

“鳳棲常近日，鶴夢不離云。”這是曾抄錄在詩歌筆記扉頁上的一副對聯，難免有幾分矜夸自得的淺薄，可也真是自己當年對詩歌的愛好與追求。

后來，我在機關當了參謀，開始廣交軍中詩友，讀詩寫詩幾乎成為唯一的業余生活。記得一位連隊指導員從鄉鎮找到一本《朗誦詩選》后，幾經周折才帶了回來。當晚，我們湊在一起用相當蹩腳的普通話學習朗誦，居然把這本約50首的詩選，分別或共同誦讀了一遍。至今還記得這本詩選中有描寫毛澤東主席1953年視察海軍，并題寫下“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我們一定要建立強大的海軍”題詞的敘事詩《難忘的航行》；有郭小川的名詩《甘蔗林——青紗帳》；有賀敬之的《西去列車的窗口》，其中“江山啊，在我們肩！／紅旗啊，在我們手！／眼前的這一切一切啊，／讓我們說：勝利啊——我們能夠！”這些詩句讀得我們熱淚盈眶，至今依然可以清晰地脫口而出……

當時的詩友文友們嘴上不說，其實都在暗中較勁——早日發表作品。我人生頭一次讓自己的名字印成鉛字，當然就是詩。有一次從邊防歸來，駕駛員隨口提到：鄭參謀，我好像在報紙上看到你的文章了。

此話讓我心頭怦然，但還得裝著若無其事地問，是什么文章（因投稿不下幾十），什么報紙登的（幾乎所有報刊都有所投）……半天也沒問出結果。一到機關，我直奔辦公室，埋頭翻舊報，終于找到那首名為《刺刀》的詩。

接下來便是一遍一遍地反復欣賞，一直欣賞到了幾十年后都沒忘記——如果說祖國邊防是一張彩色的大紙，巡邏的士兵就是在用足跡寫詩。而那個醒目的驚嘆號，就是聳立槍口的威嚴槍刺……

有詩為證，頓覺自己是詩人了，對身邊的文學愛好者也就有了“指點江山”的底氣。

當然，那些讓人臉紅的往事早就愧言了，但一段關于詩與人的記憶，卻讓詩歌在我心中永遠占據了崇高的地位。

在軍分區時，我的參謀長是一位叫劉斌的首長，其嚴厲和嚴謹讓我們這些年輕的下屬總有幾分畏懼之心。可偏偏其子——一個叫劉光的高中生，成為我詩歌的擁躉者。他常把自己寫的詩歌和散文交我評點。我當然是抓住機會，盡情地顯擺自己那點可憐的文學知識。

后來，我調到軍區報社做副刊編輯。劉光也入伍、上軍校、畢業回南疆，成為邊防一線偵察連的副連長。其間，他給我寄過幾次詩稿。我在提了一些文字韻律的修改意見后，還是壓下了。

人生若只如初見，這只不過是一段少年往事。但是，1981年12月5日，在執行偵察任務中，劉光為掩護戰友血染邊關。22歲的青春與詩情，永遠地凝固在紅土地上。

原昆明軍區授予劉光“立志獻身邊防的模范干部”稱號，報社采寫這個典型的工作非我莫屬。但當翻閱到他留下的筆記本后，我陡然嚎啕大哭，上面有一首詩就是我曾經讓他修改的——臨去前留給母親一句話：把我埋在邊境，這里多了一座墳墓，不——那是一座兵營。

更沒想到的是，3年后，邊防某部代理排長、劉光的弟弟劉明，和哥哥犧牲在同一片焦土戰場。更為揪心的是，他的筆記本上，也抄著哥哥的這首詩。

多年來，一直擱在我心頭的，不是沒有刊發此詩，而是我并未真正理解一個戍邊人的詩意、讀懂一個青年軍人的詩心……

此后，我很少寫詩，但我依然熱愛、鐘情于詩。因為我對詩歌的相識相知，皆始于南疆的無涯紅壤、千仞山林。

就像德國詩人黑塞所說：欣賞詩歌是一種修養，它“不追求任何具體的目的，所有的努力不會帶來富有、出名和強壯，而是要提高我們的品位和自信，找到生活的意義。這就是包含的價值。”

我想，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