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本文采取個案研究的方式，不把已經成為文學史共識的尋根文學作家李杭育作為“前理解”，而是試圖重勘寫作者李杭育和“尋根文學”之間的關系，探究李杭育被命名為“尋根文學作家”的這一過程如何在歷史中生成，以及在這一生成過程中，李杭育文學創作脈絡本身的創傷經歷、另起爐灶和自我限制。

關鍵詞：李杭育 創傷經歷 另起爐灶 自我限制 尋根文學

1984年12月，上海文學編輯部、杭州市文聯西湖編輯部、浙江文藝出版社在杭州陸軍療養院聯合舉辦了一場關于青年作家與評論家對話的會議，會議題目是“新時期文學：回顧與預測”。這次歷時一周，集中關于小說觀念與文學批評觀念進行研討的“杭州會議”后來成為文學史上一個重要轉折點，深刻地改變了1985年以來當代文學發展的趨勢和走向。在蔡翔后來的追憶中，這次會議得以舉行要感謝一個人，那就是當時還在杭州市富陽縣廣播站工作的李杭育。

我記得是1984年的秋天，應該是十月，秋意已經很明顯。《上海文學》的編輯人員到浙江湖州參加一個筆會。在那次筆會上，我第一次見到李杭育……杭育正在寫作“葛川江”系列小說，有許多想法，且對韓少功、張承志、阿城等人極為贊賞。杭育當時就提出，能否由《上海文學》出面召開一次南北作家和評論家的會議，交流一下各自想法。周介人先生聽了，極為贊同。當時，我和介人先生已接到杭州方面的邀請，將于十一月中旬到杭州參加浙江作家徐孝魚的作品討論會，杭育說他屆時也會去，周介人先生和他當即商定在杭州再就具體事宜討論。1

事實上，根據李杭育的回憶，這次會議的發起人應該是程德培，“程德培自己有想法也不敢跟茹志鵑說，他在茹志鵑面前是畢恭畢敬的，他就鼓動我跟茹志鵑說”。“最初有主意是程德培和吳亮兩個人想出來的，然后程德培鼓動我去找茹志鵑談。”2在后來的當代文學史敘述中，李杭育常常被視為“尋根文學”的代表作家，他的葛川江系列小說以及諸多“文化宣言”3豐富著“尋根文學”作為一種文學流派的創作實績，這一點已經成為文學史共識：“或者是作家創作上的有意追求，或者是批評家理論闡釋上文本搜求的需要，一時間，被列入‘尋根文學’名下的作品驟增。它們包括賈平凹從1982年起發表的‘商州系列’，稍后李杭育的‘葛川江小說’系列……”4 然而到底是“作家創作上的有意追求”，還是“批評家理論闡釋上文本搜求的需要”卻見仁見智，眾說紛紜。南帆認為：“‘尋根文學’并不存在公認的綱領或宣言。這場運動僅有一個不約而同的大趨勢而已。愈是仔細閱讀圍繞著‘尋根文學’所留下的種種文本，人們則會愈加強烈地感到人言言殊的狀況。”5 多年以后李慶西進一步指出，“其實，所謂‘尋根派’是一種復雜的多邊集合， 它不是由某個社團發展起來的流派，沒有共同宣言，沒有同愾相求的藝術主張，被稱作‘尋根派’的作家里邊自有不同的精神取向，這或許意味著分類研究的可能”。6 兩人作為參與和見證1980年代文學的批評家，都開始強調“尋根文學”作為一種文學思潮內部具有顯著的差異性，斯炎偉認為“文學批評‘潮流化’的一個結果，是一些作品在發表后，自覺或不自覺地被某種文學思潮裹挾，原本不乏個人化的創作動機，極大程度地被該文學思潮的話語收編，而文本可能存在的別樣意蘊，也經這種話語的特定闡釋，實現了面向潮流的更替”。7而目前學界關于尋根文學的起源 ／ 發生問題至今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鑒于此，本文選擇從個案研究出發，不把已經成為文學史共識的尋根作家李杭育作為“前理解”，而是試圖重勘寫作者李杭育和“尋根文學”之間的關系，探究李杭育被命名為“尋根作家”的這一過程如何在歷史中生成，以及在這一生成過程中帶來的問題。

一、從杭州到富陽

李杭育1978年4月考入杭州大學中文系8并開始學習寫作。據李杭育回憶，他走上創作道路帶有很大的偶然性：“我寫小說從大學開始的。我讀的是77級杭大中文系，那是恢復高考的第一屆。當時班上的同學素質很高，有的發表過詩歌，還有的精通外語。我剛進大學的時候覺得自己一無是處。我一想我們這個年紀還沒有人發表過小說，就開始寫小說，之后不到一年，我的處女作《可憐的運氣》在《西湖》雜志發表了。” “我從1978年暑假開始寫小說，1979年在浙江兩個文學刊物《東海》和《西湖》上發了大概六七篇。之后我和哥哥李慶西合著的小說《白櫟樹沙沙響》發表在《鐘山》雜志上。大學期間寫小說寫了快有30萬字，包括與哥哥合寫的。畢業后的第二年我就成為中國作協的會員了，接著1984年又獲得全國的獎項。”9 從以上自述可以看出李杭育最初的寫作道路相對順暢，然而當事人后來的回憶總是容易輕描淡寫，“雖說在大學期間發表了幾篇小說，但是從八一年開始，整整兩年，他寫的小說發不出去。整整兩年哪，杭育說，這是多么漫長的時間！他不斷地努力，又不斷地失敗。他越是苦惱，越是想寫，越是失敗。不去聽課，暴躁起來去罵人、打架，還受了處分，他簡直無法擺脫這種生活的惡性循環。他找不到自己的路……”10這兩年究竟發生了什么，李杭育何以陷入長久的寫作困境之中，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有必要回到1981年的一次筆談。

基于1979-1981年跟隨當時文學風尚寫作的不成功，111981年李杭育在《鐘山》第4期上發表了迎新筆談《“真實”與“偉大”》，批評了當時生活氣息有余、藝術功力不足，甚至有些無聊的農村題材作品，其中不乏自我懷疑，“攀登文學的高峰。我們，行嗎？”12 這并非李杭育第一次質疑，此前他曾與兄長李慶西一起表達過對于傷痕文學題材寫作的不滿。13 如果我們承認李杭育兩次發言對應著他這一時期對于傷痕文學、農村題材的“洞見”，那么接下來的問題是，意識到這些創作弊端的李杭育如何在日后的寫作中規避類似問題。而恰恰是因為沒有尋找到解決之道，李杭育陷入了創作困境之中。

創作困境的難題尚未解決，又迎來了新的“人生困境”。1982年，李杭育大學畢業后被“發配”到杭州市富陽縣大源中學當老師。這對向來桀驁不羈，并且已經發表過一些作品，春風得意的李杭育來說近乎一場“災難”，他覺得自己落魄、背時，因為心有不甘甚至和富陽人事局有過一段時間的對峙。14 而在經歷了與兄長李慶西合寫三年小說之后，兩人不可避免地也要走向“分道揚鑣”15 。對于彼時的李杭育來說，與環境改變隨之而來的是他需要重新去理解“生活”和“人”，重新尋找自己的寫作資源。這種自我不確定和內在緊張感無疑增長了李杭育的創作焦慮。

好在天無絕人之路，李杭育遇到了他生命中的伯樂蔣增福，蔣增福不只幫他把工作從偏僻的大源中學調到富陽廣播站，16而且多次陪李杭育出去采風，了解當地的風土人情。李慶西也來信鼓勵他。這種命運不由自己掌握的痛苦和落寞心境反倒促使李杭育得以敏感地發現周遭。1982年夏天富春江發大水，引起李杭育的注意，他憑借直覺、本能以及新鮮的感受力發現了富春江。而人口調查則讓他發現了那些消失的漁佬兒。18 李杭育逐漸克服了他的流浪漢意識，在富陽建立了自己的生活基地。隨之而來的就是他創作了“葛川江”系列的前三篇《葛川江上人家》《最后一個漁佬兒》19《沙灶遺風》，并于1983年上半年集束式發表。

從杭州到富陽，生活道路的轉折引起了李杭育創作題材和視角的轉變，從霓虹閃爍的大城市跳到了遍布村寨的葛川江。而今后的創作是否必然沿著這一脈絡進行，此時的李杭育心里并沒有明確答案。

二、“南方的孤獨”

如果說李杭育“葛川江系列”前三篇的寫作是因了天時地利人和，并不必然走向后來的“尋根作家”李杭育，那么1984年上半年的進京之旅則進一步明確了他強化地方性寫作的現實感。1984年李杭育憑借短篇小說《沙灶遺風》獲得了1983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位于張賢亮《肖爾布拉克》之前，王戈《樹上的鳥兒》之后。在評選結果尚未出來之前，李杭育就接到了北京方面的電報，邀請他參加由《文藝報》和人民文學編輯部召集的全國農村題材小說創作座談會，于是，文學新人李杭育開啟了“進京之旅”。

這次會議“目的是促進農村題材小說創作更加繁榮，更準確、更深刻地反映變革中的農村現實，努力塑造和熱情謳歌農業戰線上的社會主義新人”，意在通過文學會議的形式針對變革時期農村現實生活中的新情況、新問題凝結共識，“要求作家到生活的激流中去觀察、分析和研究，本著大膽探索、知難而進的精神，寫出適應形勢所需要的作品”。20 然而這次“進京”于李杭育個人而言，卻是五味雜陳，百感交集。會議在河北涿縣的桃園賓館召開，李杭育與山東青年作家張煒同住。王蒙在會上作了發言，希望年輕的創作者能夠開闊對于“農村題材”的理解和認識。鑒于當時的具體語境，王蒙采用了辯證而又滴水不漏的講話策略。李杭育“一是很欽佩王蒙的口才，二是覺得他這樣講話很累，心想，我們寫小說的，其實可以不去理論那些膚淺的道理”。21顯然文學新人李杭育對于1984年之前北京的文化環境缺乏了解和興趣，融入也有困難。

像我這樣的外省小說家，其實很不適應當年他們北京文人圈的亦政亦文的那些話題。我們只管寫出自己的人物和故事，有血有肉，乃至血肉模糊，很難剝離出什么意識形態不意識形態的東西，上邊那些老“左”就抓不著我們的把柄，頂多是不喜歡我們罷了。

那幾天在北京，留給我最深刻的記憶是，我這樣的外省作家，且身處南方，遠離首都，政治上很不敏感，當年在北京文壇上的那些熱鬧話題，我竟沒有一個是應對得來的。他們都有內幕消息，這就比我有話語權，就讓我插不上嘴了，這常常讓我感到孤獨……他們不談文學，不談小說的敘事藝術，覺得談這些太幼稚了。于是，我在那些日子里話很少，深深地感到孤獨。后來，大約在1985年，我寫過一篇文章，叫《南方的孤獨》，其中委婉地表露了我的這種最初源自1984年3月在涿縣和北京的感受。22

如果說這份多年后的追述因著時過境遷尚需仔細甄別，那么李杭育在隨后短篇小說獲獎座談會上的發言（兩次會議相隔十天左右）顯然可以作為“歷史現場的證詞”：“我渴望繼續得到理解和支持，因為我的生存和發展有賴于這些。對于今后仍將理解我、支持我的師長和朋友們，我預先表示感謝。我知道我正在寫一片富有生氣的土地，以及這片土地上產生的獨特的文化。這種文化作為我們民族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源遠流長，古往今來，不可能忽然消失，也不可能一成不變。它是歷史的。我也只能歷史地去寫它，寫它的歷史和它的現實。對它的歷史報以現代意識的觀照，對它的現實發掘歷史痕跡的啟示。除此而外，我孜孜以求的，便是把東西寫得硬朗、結實，力所能及的話，還想灑脫一些。當然這很難，我知道。但我想試試。這就需要被理解，被支持。這里頭當然也包括批評、指點。”23 兩相對照，我們發現恰恰是基于此前農村題材座談會上無法融入，甚至被排斥、被疏離的感受，才使得李杭育在這里反復尋求“被理解、被支持”。而且縱觀當時其他獲獎作家的發言，24只有李杭育一人隱含著這樣潛在的深層焦慮，這種焦慮后來甚至被他上升到文化層面。25

一個青年作家創作道路的確立或轉軌很多時候既是歷史的偶然，同時又被歷史所規定。李杭育最初以《葛川江上人家》《最后一個漁佬兒》《沙灶遺風》的集束發表引起文壇注意，被視為年輕一代中的農村題材作家（我們不應忘記李杭育受邀進京的前提）。然而兩次座談會上，無論是王蒙強調的開闊、深化農村題材，反映生氣蓬勃的農村新生活，還是周揚、馮牧熱情洋溢的“文學應當和生活同步前進”的鼓與呼，26顯然都未對李杭育形成有力的召喚結構，未能讓他跳出地方性寫作的脈絡反觀自身（當然這一要求對于剛剛獲獎、意氣風發的李杭育來說確實稍顯苛刻），反倒是無法融入的疏離感讓他印象深刻、記憶多年。這也意味著板結的意識形態話語試圖以權威的形式，通過文學會議按照自己意圖對文學藝術引導的日漸失效。而某種程度上，李杭育渴望“被理解、被支持”的焦慮背后潛藏著他對于日后創作道路可能性的詢喚。因為獲獎和北京之行并不意味著后面的創作是一條不言自明的道路，毋寧說接下來如何走，于李杭育而言是一個開放的節點：可以沿著各種可能的創作脈絡朝著不同的方向展開探索。但很顯然，北京之行并未為他答疑解惑。令他失落的是盡管“葛川江”系列已經初具規模，27在葛川江系列小說發表之后將近一年里（1983年9月至1984年6月），北京的核心評論家都沒有對他的作品評論，他所期待的來自文學批評的肯定、鑒賞、導引并未如期而來。換言之，文學新人李杭育必須自己去尋找下一步怎么走的答案。

行文至此，本著從體察、理解、分析李杭育的精神苦惱和心靈邏輯出發的原則，我愿意將這次北京之行理解為是一次“創傷經歷”。在我看來，李杭育后面所有的文學創作、理論文章、創作談等都是對這次“創傷經歷”的努力克服。當我們習慣于從作家自身的創作脈絡出發整理出一條有跡可循的線索，建立一套完整的敘述時，不容忽視的一點是，作家同樣處于跟歷史、文學場等互動、激蕩、被形塑的結構中。無法融入、沒有話語權帶來的疏離感和邊緣感使得李杭育必須考慮“另起爐灶”來別開生面。而這一克服“創傷經歷”的努力在讓他成為后來的尋根文學弄潮兒的同時，又埋下了新的創作困境的危機。

三、“另起爐灶”

北京評論界的“沉默”讓李杭育在1984年的春夏之交稍感失落、略帶焦慮。也對后面的文學創作無從把握。而茹志鵑和程德培，一個作為文壇前輩、一個作為新銳批評家，則共同為李杭育指出了一條相對明確的道路。北京領獎結束后，李杭育順道去上海拜訪了茹志鵑（茹志鵑托人帶話邀請他）。與在北京感受到的“孤獨”不同，茹志鵑給李杭育留下的印象是“這位前輩，太容易親近了”，不止親切隨和，她還幫李杭育出謀劃策，“她建議我在《最后一個漁佬兒》這種套路上再多寫幾篇，話中隱含著對我把小說題材撒得太開，有點四面出擊的批評。后來，程德培也曾批評過我‘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做法”。28 如果說北京之行是尋求“被理解、被支持”，那么直到來到上海，李杭育才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和支持：茹志鵑早在幾個月前訪美之際就向美國讀者介紹《最后一個漁佬兒》，同時從過來人的角度幫他明晰未來的創作方向。進而言之，北京之行和上海之行的差別還在于：周揚、馮牧、王蒙們是借由文學評獎的機制貫徹落實意識形態話語的文化領導權，導引年輕的寫作者朝著文化生產、繁榮所需要的創作方向發展，而茹志鵑則是基于讀者和作者的雙重經驗，從更為具體貼切的層面給出李杭育建議，這也勢必造成李杭育個人感受力的差異。我們無從得知當時的李杭育對于自己日后的創作有著怎樣的規劃，但顯而易見的是，在北京之行“創傷經歷”的刺激下，他接受了茹志鵑和程德培的建議，并且決定“另起爐灶”。

回到杭州后，李杭育分別于1984年4月（見完茹志鵑后）和8月（6月開始與程德培通信）寫了創作談《漫話“葛川江”（創作余墨）》和《“葛川江文化”觀》。在第一篇文章中李杭育提出“葛川江”這一文化區域作為吳越文化中的一支，有它自身的獨特性和豐富性，致力于“完整準確地寫出這條江和這種文化”，但同時又覺得“這是個大題目——大得叫人發慌——我很可能力不從心”，本著“不妨試試，走到哪步算哪步”29 的創作心態。可見即使獲得了茹志鵑的鼓勵與支持，李杭育此時尚未具有足夠的自創能力和信心，同時“走到哪步算哪步”的心態也癥候性地預示了他克服“創傷經歷”的努力不會走得太遠（當然彼時李杭育對這些潛在的問題毫無察覺，也可能他意識到了但選擇回避）。而等到四個月后的《“葛川江文化”觀》，則一改猶疑，滿懷信心與豪情，在文章開頭就開宗明義“出于某種需要，我把我在一系列小說中寫到的錢塘江流域的歷史沿革，自然變遷，風土人情以及當代生活中的種種具有地方色彩的事物暫且命名為‘葛川江文化’”。此前這一系列中的秋子、大黑、“最后一個”（漁佬兒福奎、畫屋師耀鑫老爹）、弄潮兒、船長等作為小說中的人物 ／ 主人公統統被作者隱匿到背后，“臣服”于“葛川江”，同時還強調在具備整體意識、歷史感和文化觀的基礎上，“我要做的工作，就是找到并且準確、生動地描繪出人物背后那個氛圍——我稱之為‘文化氛圍’”，致力于“盡可能地在小說里歷史地寫民俗” ，“通過對滲透著民族精神的文化遺產的研究，以求在小說中充分表現我對錢塘江流域的歷史和現狀的理解”。30

從以上引述可以看出，李杭育恰恰是以對“葛川江文化”的強調和推崇，同時宣稱找到了契合的創作道路和方法作為偏離／拋棄周揚、王蒙等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對于農村題材寫作的喚詢，以壓抑／克服之前“創傷經歷”的內在焦慮。從《漫話“葛川江”》到《“葛川江文化”觀》，借由自我命名，李杭育將葛川江系列小說敘述為地方文化的寫作實踐，并且上升到了文化觀的層面予以高度概括。如此一番，創作、理論都具規模、成氣候，且不容忽視。李杭育就這樣充當了“吳越文化”的代言人。也恰恰是由于李杭育的自我命名，隨后的評論幾乎都是圍繞“葛川江小說”展開，31 可以說是作家有意識地引導了評論的走向。通過自我闡釋和批評家們的再闡釋，“葛川江”系列的面貌也愈加生動鮮活了。

而如果我們注意文章末尾的寫作時間“八四年八月于白沙”，就會發現李杭育寫這篇文章之前，正與程德培、吳亮、李慶西等一起參加他人生中第一個小說研討會（7月27日至8月3日）。鑒于李杭育是當時浙江省獲得全國短篇小說獎的第一人，杭州文聯在建德縣白沙鎮為他舉行了研討會。在李杭育后來的追述里，四個人每天晚上聊到凌晨，高談闊論著中國當代文學未來走向的大問題，甚至不乏狂妄地認為北京評論界的“沉默”是“老革命遇上了新問題”，“所以他們失語了”。32 文學新人和新銳批評家在高密度又酣暢淋漓的聊天中互相激發、碰撞、蕩滌，而后達成了“共識”，堅定了信心，收獲了友誼。李陀曾經對1980年代的友誼有過很好的注解，“八十年代的那種友情是很難用溫馨或者精致來形容……那是另一種友情，是很燙人的……為什么說燙人？因為形成這種友情的是一種重要紐帶，是我前面說的那種繼往開來的激情，還有激情帶來的非常活躍的思想生活”。33 而這種繼往開來的激情和活躍的思想碰撞、創造恰是彼時的李杭育最需要的，他需要同代人的團契感抵御孤獨，進而另辟蹊徑克服此前的“創傷經歷”。顯然這次會面于李杭育而言無疑是一劑良藥，在分開后他給程德培的回信中寫道“白沙那些天的興奮尚未平靜，分手后我一直擺脫不了你倆的‘魔影’”34 。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推論出：李杭育恰恰是在與程德培、吳亮暢談后尚未平靜的興奮中寫下了《“葛川江文化”觀》，那文章中的自信與豪情也就不難解釋了。而經過這一系列事件、過程，李杭育對于文學創作的把握、信心無疑都大大加強了，認識論和方法論層面也都有所推進和明確，“另起爐灶”的目標某種程度上已經實現了。沒有什么比一個作家找到屬于自己的文學位置、創作道路更令人興奮了。只是此時的李杭育并不知道很快他又要面對努力克服“創傷經歷”所帶來的危機和困境。

四 、潮起潮落

當李杭育經歷了被他描述為無法融入、極具疏離感的北京之行，又在七月底自己的小說研討會上與程德培、吳亮達成共識，致力于“另起爐灶”，構建更為廣闊更多姿多彩的“葛川江”世界，解決了“寫什么”的問題后，1984年12月“眾聲喧嘩”的“神仙會”（杭州會議）對他來說更像是揭竿而起的加速器。他以吳越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強調“許多富于生命力的東西恰恰存在于正統的儒家文化圈以外的非規范文化之中”。35 并由地域文化引申到文化和文學的關系也就說水到渠成不足為奇了。也因此，當韓少功會后發表《文學的“根”》追問“絢麗的楚文化流到哪里去了？”，李杭育會很快以《理一理我們的“根”》等文章積極響應。不只是因為兩人在杭州會議上對于文化的理解達成了共識，更為重要的是，李杭育依然需要借由邊緣走向中心來克服內在的創作焦慮。這位曾經倍感“南方的孤獨”的青年作家終于在“時勢比人強”的歷史氛圍下克服了此前北京之行的“創傷經歷”，成為新的尋找文學“當代性”的弄潮兒，并帶著被這一潮流裹挾的“意識結構”36在1984年之后發表了短篇《炸墳》《怪診》《草坡上那只風箏》、中篇《老魚吹浪》《阿環的船》，以及長篇小說《流浪的土地》（1987）。然而令人頗感意外的是，這一系列作品均未產生很大的影響力。細究原因，在理應春風得意的1985年，李杭育就陷入了焦慮和困頓中，之前克服“創傷經歷”的努力很快暴露了問題。

較之別的作家，我的情緒的起伏和運行都比較艱澀。張承志到處捅火山， 每每噴發出熾熱的巖漿；韓少功有座水庫，閘門一開， 便把人類的所有同情頓時傾瀉到啞巴身上；張煒象海邊的潮漲潮落，涌來涌去很有節奏；王安憶給自己開了一條不寬不窄的水渠，細水長流，潺潺而來。我常常羨慕他們。可能因為水源不夠充足，我沒法噴發，也不得暢流，只能點點滴滴地過濾，象枯水季節的州溪，很少的水，隱入干涸的河床底下， 再千折百轉地從砂礫縫中滲濾出來，濾出多少算多少。我寫作不快，下筆艱澀，澀就澀在情緒的過濾上。之所以這樣，我想有兩個道理：一是我多用客觀材料，本身水份較少；二是我的個人情致不單純，比較雜，一肚皮的湯湯水水不經沉淀過濾，誠恐怕不上臺面。37

我的閱歷很一般，寫作之前的積累、準備很有限，至今還是現收現賣，肚里存貨不多。38

從以上自述可以看出，李杭育面臨的創作困境是：第一，主觀情致很難與客觀材料滲透、交融，第二，尚未形成可以長期依據的寫作資源。換言之，鑒于主觀情致難調動，客觀積累又不夠，李杭育的創作只能像他頻繁引用的那句名言那樣“打一槍換一個地方”，而無法朝著開拓的方向深耕細作。此前的葛川江系列小說事實上幾乎已經耗盡了他在富陽所獲得的寫作資源，因此當李杭育循著《沙灶遺風》和《最后一個漁佬兒》獲得的經驗、方法繼續延伸到后面的寫作中，很大程度會變成一種近乎自我重復的“批量生產”而無法有所突破。39因為當他將民俗、文化氛圍視為小說創作的核心，某種程度上人物 ／ 主人公勢必成為承載歷史信息的符碼而喪失動能與活力，這也導致了盡管在尋根文學的潮流下李杭育密集地發表了一系列小說，然而我們卻無法對其中任何一個人物留下深刻印象。40 另一個可以佐證李杭育后面創作難以為繼的原因是他對于新的文學形式的隔膜。盡管在杭州會議上他以吳越代言人的身份大談民間文化的重要性，卻對同樣深刻改變1985年以后當代文學發展走向的另一趨勢完全不具備足夠的敏感性。當李陀對莫言《透明的紅蘿卜》的感覺和豐富的想象力大加贊賞時，他表現得不以為然。41 這一多年后追述所表征出的“滯后”意識很大程度也預示了李杭育此后的創作道路必然難以別開生面，越走越窄。

1986年“新時期文學”十周年，陳思和寫了《當代文學中的文化尋根意識》一文，高度肯定了尋根文學思潮對當代文學的貢獻，認為“文化尋根意識的產生標志著民族文化的更新與走向新的成熟”42。“李杭育看了對我說，尋根文學本來可以好好發展的，現在大家一哄而上，真真假假，血污污的，反而不想擠進去了。我覺得他說這個話，有點奇怪，但李杭育后來也不再寫尋根小說了。”43 陳思和詫異于李杭育作為尋根文學的推動者居然快速放棄了這一創作路向。然而與其說是尋根文學本身的駁雜導致李杭育喪失興趣，毋寧說是李杭育自身陷入了無法克服的寫作困境。既有的創作方向無法進一步深度探索，新的寫作資源和創作形式又尚未找到。也因此就形成了在尋根文學尚未興起時他是不自覺的先覺者，而當這一潮流蔚為大觀之際，他卻陷入創作危機的尷尬局面。

以上大致梳理了李杭育從事文學創作以來的三個重要節點：從杭州到富陽，盡管當時李杭育覺得落魄、背時，但他基于自身遭際發現了“最后一個”，重新激活了“葛川江”，接受了來自生活的“饋贈”，寫出了葛川江系列；北京之行在讓他感受到“南方的孤獨”的同時也埋下了克服“創傷經歷”的契機；致力于克服“創傷經歷”的“另起爐灶”讓他明確了未來的創作道路，擁有了方法論自覺。然而當李杭育作為不自覺的先覺者，開辟、影響了后來的尋根文學，成為弄潮兒之后，卻由于循著創作慣性導致了無法克服的危機，未能在后來的作品中有所突破，進入文學史作家經典化行列。

同為“尋根文學”的倡導者，相較于韓少功后來在文學創作20的多種嘗試和突破，李杭育由于未能克服自身的創作困境，在經歷了一系列失敗的小說創作嘗試之后，自上世紀90年代起就停止了創作。44這位不自覺中促成了尋根文學思潮的作家，在浪潮過后也逐漸被文學史遺忘，成為一個“潮起潮落”的“尋根作家”。而文學史標識李杭育創作成就的依然是他尚未具有明確尋根意識的《最后一個漁佬兒》和《沙灶遺風》，45對李杭育來說可謂緣起即高峰。饒有意味的是，多年以后，當李杭育重新回顧這段“尋根文學史”時，卻表現出鮮明的拒絕姿態，“我不是某個流派，這是別人來概括我們的”。46 然而不管情愿與否，“尋根文學作家”這一身份已經成為一種極具標簽性的共識，就像李杭育多年后痛的領悟，“成名早有個壞處，容易自己被自己框死”。47

[本文為“中國人民大學2019年度科學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基金資助）資助計劃”（項目編號：297520611621）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釋：

1蔡翔：《有關“杭州會議”的前后》，《當代作家評論》2000年第6期。

2參見筆者2020年11月24日與李杭育的訪談，未刊。

3如李杭育：《創作?理論?感覺》《當代作家評論》1985年第6期；《從文化背景上找語言》《文藝報》1985年8月31日；《理一理我們的“根”》《作家》1985年第9期；《也談“找出路”：談尋“根”問題》，《鐘山》1986年第1期；《“文化”的尷尬》，《文學評論》1986年第2期。

4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50頁。

5南帆：《札記：關于“尋根文學”》，《小說評論》1991年第3期。

6李慶西：《尋根文學再思考》，《上海文化》2009年第5期。

7斯炎偉：《20世紀80年代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潮流化”問題》，《文藝研究》2021年第10期。

8據祝毅主編《120個回望：紀念高考恢復40周年》（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一書第2—5頁：1977年浙江省招生須經過初試和復試兩個環節，即先在各縣（區）通過初選報名（考試科目為語文、數學）后才能參加全省組織的統一考試，1978年4月后又陸續擴大招生，該年該校政治系和中文系招生最多，中文系招生140人。該年77級入校時間為1978年3月6-8日入學，1982年1-2月畢業。而李杭育是1978年4月份入學，另據李杭育回憶，“我初中畢業后沒上過高中，數學考試我才考了8分，這8分也是現學的，學了一堆記不住，只考了8分，靠其他分數上的大學”。見李杭育、葉果《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江南》2015年第5期。

9李杭育、王湛：《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但要把鳥打下來》，《錢江晚報》2015年9月13日。

10趙玫：《和李氏兄弟共度中秋——訪李慶西、李杭育》，《青年作家》1986年2月號。另1981—1982年，李杭育單獨發表的僅報告文學《人是靠腳站起來的》《浙江青年》1982年第2期；短篇小說《硬漢小生》《西湖》1982年第7期。

11“大學讀書期間，在當時的文學風尚影響下，他也寫過傷痕、反思之類的作品，但沒有獲得成功，他覺得自己不是寫這類作品的料，但一下子還沒有找到創作中的‘自己’。”見黃書泉《他造就了自己——與李杭育一席談》，《當代文壇》1986年第2期。

12“一篇小說寫了一系列生活瑣事，吃飯、干活、做買賣、男婚女嫁、夫妻打架、偷雞摸狗，而通篇又都是村里人的俗語俚語，最后再弄點‘政策’進去點綴一番。故事很生動，材料也用得新鮮，繪聲繪色，有板有眼，讀來使人感到真實、親切，富有鄉土氣息，也不乏莊稼人家喻戶曉的道理。然而，讀完之后，人家又會覺得沒多大意思，很無聊，會批評我們太淺薄，干嘛要寫這樣的東西？”見李杭育《“真實”與“偉大”》，《鐘山》1981年第4期。該文寫于1981年8月11日。

13“說實在的，我們不滿意如今人們已經習以為常的那種讓主人公撫摸著‘傷痕’去幻想‘明天’的寫法——這固然也符合生活的邏輯——不能忘記，主人公的使命還應該體現于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作出富有勇氣的抉擇，應該讓讀者感受到文學形象的道德力量。‘傷痕文學’實質上只是表現了弱者的呻吟，而時代需要強者的吶喊。”見李杭育、李慶西《社會責任感：文學作品不可或缺的道德力量——我們寫〈白櫟樹沙沙響〉的一些想法》，《鐘山》1981年第2期。

14“我第一份工作是在富陽一個中學當老師，但是我不想去，因此還和富陽人事局對峙了兩三個月。當時富陽的廣播局局長老蔣很看重我，想要我去，但富陽人事局覺得我不服從分配，不給面子。最后是老蔣從中調解，讓我先去學校，暑假之后就調到廣播局。我其實沒有教書，大概就聽了一個星期的課。那一年正好在搞人口普查，我被抽調去做人口普查去了。這個事情很好，讓我迅速地了解了當地的民情，這些都是好素材。做了幾個月之后，老蔣把我調去廣播站做編輯。這也是個好差事，我編新聞，這個縣里什么事情我不知道？……那一年本科文科生分配到富陽去的就我一個，如果我放棄的話，省人事局是會知道的，肯定會追究他們的責任。”見葉果、李杭育《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江南》2015年第5期。

15“在我們共同的道路上，彼此的藝術趨向并不完全一致。差異是逐漸呈露的，而終究被意識到了。為了不給各自的創作個性帶來某種束縛，從一九八二年開始，我們已徹底‘分道揚鑣’，各自尋找自己的藝術天地。”見李杭育、李慶西《白櫟樹沙沙響》，江蘇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頁。另：兩人最后合寫的短篇小說《A型性格》（寫于1981年8月）發表于1982年第11期的《小說林》上。

16“‘文革’中‘臭名遠揚’的我（蔣增福）波及杭州！差不多同時獲平反的獄友劉君，恰好是同住九溪的杭育鄰居，得知我平反后調回革委會工組（后去了廣播站），劉即通過我在新華社浙江分社的好友胡塵找到了我：杭育剛從杭大中文系畢業，然因他在校有不好好上課只顧寫作、只顧談戀愛又不服從管教、竟與系書記吵架等‘劣跡’記錄，所以盡管家在杭州，卻被分配到富陽鄉間一所中學。劉要我幫幫忙：可否分配或調到縣級機關里？如此‘鋪墊’后，杭育便來找我，我先是說大道理必須服從分配……最后我表示一定盡力而為，只要好好工作，我會幫你調到縣里的。他雖有點心動但覺得仍有犯難之處：學校已開學一月，本學期已上不了課，該發的兩個月工資也不曾領到。于是我去人事局和教育局疏通，讓他去報到和答應補發工資。自然，他的課程早已為他人代替，但‘偶然’卻在等待著他。那一年正好是全國第一次人口普查，大源鎮政府要中學抽調一人去，也正好由他頂替。實際上他成了大源三中只領工資不教書的在編老師。因為下半年他就調到了縣廣播站當編輯。由于當人口普查員，他常常往返于大源、富陽之間，雖其時的心情并不寬松，但卻讓他有了更多觀察和幻想富春江的機會了。”參見蔣增福《富春文集》（上卷），紅旗出版社2016年版，第219-220頁。

17“在富陽，他接到了慶西的來信，說有篇文章說過當年托爾斯泰和契訶夫都參加過人口普查，了解了民情和風俗。杭育如獲至寶，想不到成才之路竟在人口普查中呢。”參見趙玫《和李氏兄弟共度中秋——訪李慶西、李杭育》，《青年作家》1986年2月號。

18“八二年夏天，有兩件事把我的興趣帶回到童年時極熟悉的一條江上。一是富春江發大水。又壯觀又嚇人，感覺上大起大落……第二件事其實早已發生了。是漸漸發生的，而我直到那時才注意到，先前錢塘江上數不清的漁船，和那些常受我們這幫‘小爹爹’作弄的漁民，而今忽然都不見了。漁佬兒都到哪去了？那陣子我老在想這個問題。思索的結果便是《最后一個漁佬兒》。”見李杭育《漫話“葛川江”》，《西湖》1984年第7期。

19“當年，他剛從大源中學調到富陽廣播站，我倆同在一個編輯組，他編《富陽新聞》，我編《農村科技》兼打字文印。 有一天，他對我說，你教我打字吧。我欣然答應。那時，我們用的是老式鉛字打印機，先要在機器上裝好蠟紙打好文稿，再到油墨機上搖滾筒印刷。從裝蠟紙，打字，到滾筒油印，我耐心仔細地教他基本的操作方法，他學得挺快。沒多久，他就能自己用鉛字打字機寫小說了。后來，我索性把文印室鑰匙給了他一把。這以后，他一有空就一頭扎進文印室打字寫小說。那種老式打印機，最大的麻煩就是要熟記每個字的位置，找到它，再一個一個敲打出來。一開始，他打字的速度很慢，兩三分鐘才找到一個字，‘啪嗒’一下，再兩三分鐘，又‘啪嗒’一下。慢慢的，一二個星期后，‘啪嗒啪嗒’，我們在編輯組辦公室，聽到對面文印室的打字聲間隔時間越來越短，他打字的速度明顯加快，成了打字高手。過了一段時間，文印室多了一疊打出來的蠟紙，原來他寫出了一部小說，叫《最后一個漁佬兒》。”見蔣增福、蔣文瑤、趙晴《三個富陽人眼里的李杭育》，《富陽日報》2015年12月5日。

20本刊記者：《大膽探索 知難而進：記農村題材小說創作座談會》，《人民文學》1984年第4期。

21 22 28李杭育：《我的一九八四年（之一）》，《上海文學》2013年第10期。

23李杭育：《一點渴望》，《一九八三年獲獎短篇小說作者座談會發言》，《小說選刊》1984年第6期。

24陸文夫強調關注生活，加強對生活的理解和認識；史鐵生感念眾人的關愛和幫助；楚良“試探新型人物的”的塑造；鄧剛強調要“讓榮譽敲打自己”；石言坦陳“要深刻地認識生活”；唐棟認為要“用感情的筆蘸著生活的墨汁去寫”；烏熱爾圖沉醉于“遠山的呼喚”；彭見明主張“面對更多的艱難”，開辟自己的小路；林元春（少數民族作家）、石定、張潔、王戈、張賢亮表達了“感謝與希望”；劉兆林要“開墾軍營里的廣闊用文之地”；陶正還要繼續描寫陜北；達理、胡辛、劉艦平表明了“眷戀和追求”；陳繼光要“反映飛速發展的時代”。參見陸文夫等《一九八三年獲獎短篇小說作者座談會發言》，《小說選刊》1984年第6期。

25“他（李杭育）曾經對我說，他正在研究南方的幽默，南方的孤獨，等等。”見韓少功《文學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26周揚：《在一九八三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獎授獎大會上的講話》，馮牧：《文學應當和生活同步前進——在一九八三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獎授獎大會上的講話》，《小說選刊》1984年第5期。

27除了1983年上半年發表的《葛川江上人家》《最后一個漁佬兒》《沙灶遺風》外，李杭育分別在1984年《鐘山》《北京文學》第3期上發表了《船長》《珊瑚沙的弄潮兒》，在同年《上海文學》第4期上發表了《人間一隅》，在《人民文學》第6期上發表了《土地與神》。

29李杭育：《漫話“葛川江”（創作余墨）》，《西湖》1984年第7期。

30李杭育：《“葛川江文化”觀》，《青春》1984年第12期。

31李慶西：《葛川江的藝術軌跡——關于李杭育〈船長〉的斷想》，《鐘山》1984年第3期；鐘本康：《他找到了自己的文學位置——讀李杭育有關葛川江的小說》，《西湖》1984年第7期；吳亮：《李杭育給我們帶來了什么？——論“葛川江小說”中的當代意識》，《西湖》1984年第11期；王蒙：《葛川江的魅力》，《當代》第1期；盛鐘健：《獨居色彩的生活畫面——李杭育的“葛川江小說”散論》，《江南》1985年第3期；徐志強：《越過生活的“恩賜”——讀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說》，《當代文壇》1985年第4期。

32李杭育：《我的一九八四（之二）》，《上海文學》2013年第11期。

33查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270—271頁。

34李杭育：《我的一九八四（之三）》，《上海文學》2013年第12期。

35李慶西：《尋根：回到事物本身》，《文學評論》1988年第4期。

36“他毫不懷疑自己目前所做的事——采風、考據、實地查訪、親身體驗、聽野史秘聞、記錄村夫老嫗的風土掌故。”參見吳亮《孤獨與合群——李杭育印象記》，《當代作家評論》1985年第6期。

37李杭育：《小說自白》，《上海文學》1985年第5期。該文寫于1985年2月。

38李杭育：《創作?理論?感覺》，《當代作家評論》1985年第6期。該文寫于1985年7月。

39王彬彬在《李杭育論》（《文藝爭鳴》1992年第2期）一文中極富洞見地指出李杭育在寫《沙灶遺風》時并未找到適合的美學表現方法，而是由于寫出了對于“人性的感受與理解”，契合了讀者的“心理情結”因而獲得成功，本文傾向認同這一觀點。

40程光煒《重看“尋根思潮”》（《文藝爭鳴》2014年第11期）一文反思了尋根思潮遺留的問題，其中之一就是“怎么看‘典型論’‘環境論’‘主人公’被遺棄后，八十年代以后文學創作所存在的問題”。

41“莫言并不在場，李陀津津樂道地稱贊《透明的紅蘿卜》，甚至贊嘆小說的標題，說‘紅蘿卜’已經有點不尋常了，居然還是‘透明的’！真有想象力……我當時聽了心想，北京人真是少見識，紅蘿卜有啥稀奇的，杭州的菜市場里多得去了。”參見李杭育《我的一九八四（之三）》，《上海文學》2013年第12期。

42陳思和：《當代文學中的文化尋根意識》，《文學評論》1986年第6期。

43陳思和：《杭州會議和尋根文學》，《文藝爭鳴》2014年第11期。

442015年，李杭育發表長篇小說《公豬案》，然而并未引起學界足夠重視。另：關于李杭育1980年代中后期停止小說創作有多重原因，創作困境只是其中一種。

45虞金星在《這一個“福奎”：重讀〈最后一個漁佬兒〉》一文中詳細分析了李杭育在寫作前三篇時尚未具有明確的尋根意識。

46李杭育、葉果：《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江南》2015年第5期。

47李杭育、王湛：《〈公豬案誕生記〉》，《錢江晚報》2015年9月13日。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