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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文學的內面》，張業松 著，浙江文藝出版社2022年版

在大學里講“魯迅精讀”，遇到的是一群“三怕”青年（“一怕寫作文，二怕文言文，三怕周樹人”），他們帶著高中語文的心理創傷來到你的課堂上。業松兄說，這“三怕”，說白了，怕的是所謂“標準答案”，這是僵化的語文教學機制的籠罩，同時也是“魯學危機”的一個側面。業松兄自我反省，作為現當代文學的研習者，也常有對“周樹人”繞著走的感覺。因而這門課就逼著教師，和學生們一起，鼓起勇氣，再次“與魯迅相遇”。其方法：文本細讀；其目標：探尋魯迅文學的“內面”。文本細讀的方法又分兩種：本科生，赤手空拳讀“白文作品”（即沒有注釋和導讀的文本），然后全憑第一印象互相討論；研究生，采用業松兄客座日本神戶大學時習得的，逐篇逐句掰開揉碎討論法。當然本書各章，并不全是授課的產物，我卻最看重這一歷史情境觸發的問題意識，關乎魯迅文學的傳承賡續，關乎魯迅作品的創造性閱讀，因而是閱讀本書的關鍵之鑰。

若以文本細讀為方法，來進入魯迅文學的“內面”，業松兄說，最好的入口是那篇經典的《吶喊·自序》。“走異路，逃異地，尋求別樣的人們”，幻燈片事件（棄醫從文），《新生》雜志的流產，會館中抄古碑的“孤獨者”，一直到如今學術界耳熟能詳的“金心異問答”（鐵屋子意象：夢醒之后無路可走）……這是一部逃離史和失敗史，個體生命的微末失敗關聯了家國歷史的總體失敗。但帶給業松兄的新的“震撼體驗”是那兩張柜臺：那比周家長孫高一倍的當鋪柜臺，和跟他等身高的藥店的柜臺。這里空間尺度的對比不只是物理的、生理的，也是心理的（“在侮蔑里接了錢”）。為什么要在三十年后的回憶里形象地提及這兩個柜臺？業松兄認為，對這“童年創傷”的復雜辯證，可以（冒著一定的“詮釋學風險”）引申到魯迅文學的四個“基點”：為人生的文學，被侮辱和被損害者的文學，個性的文學，內面的、自省的文學。

“為人生的文學”這口號，是文學研究會提出來的，一般認為針對的是“有創造腔”的“為藝術而藝術”。魯迅在“自序”里也自嘲著“我的小說和藝術的距離之遠”。人生包含了藝術的追求，藝術其實也是“最貼近人生之物”。意識到兩者面對的是同樣的他者，自然不必再把這虛假的對立當真。把“人生”定義為魯迅所說的“生存、溫飽、發展”，則他者就是這扼殺人生的“《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制膏丹”。而且，從歷史的后見之明看來，這“文學”也涵蘊了向其對立面轉化的可能，也會參與持續扼殺人生的歷史詭計。

“被侮辱和被損害者的文學”（典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涵括了魯迅作品的人物群像，更揭示了魯迅文學的人道主義淵源。后現代論者清算新文化運動，或謂魯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透著一種啟蒙精英的傲慢。究其實，他們只不過再次重復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阿 Q 時代已死”的濫調，再次否定胡風“隨時隨地都潛伏著或擴展著幾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創傷”的觀點，表白的恰是一種“做穩了奴隸”的自我滿足。

“個性的文學”，這“個性”，不應視為后起的“大眾文學”的對立面，卻也暗示了后者具有泯滅個性的特質。魯迅文學的獨特性并不在于他的無法模仿（寫“魯迅風”文章的后繼者烏泱烏泱的，連以反魯為“畢生事業”的蘇雪林，也像模像樣地寫過幾篇）。獨特性在于他既深深地卷入時代之中，又與時代格格不入，無地彷徨。“自序”預示了魯迅加入新文化運動“共同體”的不可能性（巴比耶：“文學共同體是一種不成為其共同體的共同體。”），一再聲明自己只是為慰藉奔馳的猛士而吶喊幾聲而已。此后的“辭青年導師桂冠”，與《語絲》等社團的始終，直到在左聯中被“奴隸總管”鞭打的委屈，在在證明了他畢生都是“兩眼在黑氣里放光”，在荊棘叢中拄杖行走的孤獨者。一如魯迅談論孔子與現實中國的“無關性”，一旦被尊為新時代的“圣人”，人們就徹底把他“捧殺”于共同體之外了。

以上三個基點，盡管內部語義分歧糾葛重重，卻都是學界討論得比較充分的論題，而“內面的、自省的文學”，則一向討論較少，又恰是本書中業松兄著力落墨之處。文學的“內面”，這概念當從日本的文學批評那里習得。在“漫長的戰敗”語境之下，日本漢學家以生存哲學或終末論來解讀魯迅，對“失敗者的文學”有很深的共鳴，觸碰暗夜的苦痛和想象，《野草》是他們著手的最重要文本。在我看來，要探尋魯迅文學的內面和自省，關鍵詞還是魯迅反復使用的那個——“隔膜”。依照新文化運動過于簡捷的共識，魯迅在《俄文譯本〈阿Ｑ正傳〉序》里將這“隔膜”歸因于：一、社會等級秩序（“人分十等”），二、語言文字之難（“許多人不能借此說話”“只能默默地萎黃枯死”）。首先是認識論層面的隔膜，在一個遍地瞞和騙的時代，假作真時真亦假（如今的新詞匯叫“后真相”或“另類真相”），你無法睜了眼看清周遭的非人間。其次，是語用學層面的隔膜，即溝通的失敗（典型的例子是祥林嫂的阿毛敘事，或老子在函谷關給關員講道可道非常道），日常生活中既不能說真話，又不愿意說假話，就只好“今天天氣哈哈哈”。最后，是心理學層面的隔膜，麻木，冷漠，對他人痛苦的沒有感覺，是魯迅反復狀寫的心靈的大孤寂。層層疊加，魯迅深切體會到了文學書寫的不可能性：“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在中國實在算一件難事，因為，已經說過，我們究竟還是未經革新的古國的人民，所以也還是各不相通，并且連自己的手也幾乎不懂自己的足。我雖然竭力想摸索人們的魂靈，但時時總自憾有些隔膜。在將來，圍在高墻里面的一切人眾，該會自己覺醒，走出，都來開口的罷，而現在還少見，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覺察，孤寂地姑且將這些寫出，作為在我的眼里所經過的中國的人生。”內面由隔膜來界定，特別強調這只是“我的眼里”所經過的人生，依魯迅“多重否定”的思維，隔膜又提示了溝通的可能和不可能，盡管作品在中國遭遇很多誤解和批評，卻又希望在異邦讀者里獲得“別樣的感覺”。

魯迅文學的“內面性”就由這種自相矛盾的張力構成：一方面，祈求打破隔膜，把寫作作為同時代人感應時勢的敏感神經，不惜采用新語言與大眾溝通（《門外文談》），乃至加盟新的文學共同體，卻遭逢一再的挫敗；另一方面，又反復申明心內的“冷氣”和“黑氣”不愿傳染他人，一再抵制“文學批評家”們對其作品的詮釋，在作品中無限延宕確定性的讀解，乃至發愿自己的文字“速朽”（“待我成塵時，你將見我的微笑”）。一百年后，這種悖論狀態，體現為大學和民間的“魯學”生生不息的同時，不斷有論者以各種“兒童不宜”，敦促將魯迅文章從中小學語文課本中下架。

如此情境，你會問：文本細讀何為？魯迅精讀課何為？業松兄在本書中的演示，精彩紛呈。

在《狂人日記》的文言文小序和白話文正文的縫隙中，借由“余”“大哥”和“狂人”的三重視覺的參照，分析了小序中的“候補”究竟何所指。又由這未必“蒙冤”的大哥，結合《我的兄弟》《風箏》等作品，討論了中國現代文學中“大哥”形象的歷史內涵，并提示了由巴金的《家》、路翎的《財主底兒女們》直至路遙的《平凡的世界》的主題學線索。《傷逝》新青年的懺悔痛徹肺腑，又如何延續到巴金劫后曾被“開天窗”的《隨想錄》。對《鑄劍》和《祝福》等名篇的解讀，更見抉發幽微的功夫，能見人之不能見，言人之未能言。

業松兄突破了新批評派的畫地為牢，靈活地將語義學、傳記批評和敘事學等方法交叉為用，從語詞、細節帶出全局性和開放性的問題，令人想象“魯迅精讀”的課堂風采。文本細讀的風險是：或者陷入“文字障”，死于句下，在封閉的文本內部窒息了詮釋的可能；或者無邊聯想，過度詮釋，在意義的無政府狀態下隨波逐流。我認為，課堂研習討論、師生交流切磋，是避免上述風險的有效路徑，遂使業松兄得以實踐文本細讀方法，挑動文本內部的騷動，創發理論更新的契機，展示了這方法在中國語境下的勃勃生機。是為序。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六日于珠海唐家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