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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子愷和外孫宋菲君（右）、幼子豐新枚（左）在一起讀報。宋菲君當時讀初二。

豐子愷所畫的和幼女豐一吟、幼子豐新枚在“日月樓”中讀書譯作的情景。

宋菲君先生是研究光學的物理學家，還有一個身份是豐子愷的長外孫。去年中，在好友、北大中文系教師林嵩的提議下，他回憶起半個多世紀前他所親歷的外公豐子愷家的“課兒”傳統，寫下在外公身邊學詩詞的故事，集為兩冊雅致的《豐子愷家塾課》。

上周六，去宋先生家拜訪他。他所居樓棟的門禁系統看上去很便捷，直接嵌著標有每一戶門牌號的按鈕，不需手動輸入，只用按下，屋內的主人即知客到，遙控開門。但我并沒有用上——當我掏出手機，想再確認一眼門牌號時，樓門突然無聲地打開了，宋先生握著手站在門邊，和之前在網絡照片及電視節目上看到的一樣，戴一副細框眼鏡，清瘦，溫和，只不過沒有穿西裝，而是身著一件家居的灰色毛衣，這讓他更像一位親切熟悉的長輩。他藹藹微笑道：“剛才看見你從窗前過去了，看著和微信頭像一樣，想著是你來了。”話里帶著綿綿的南方口音。

進了家門，我方明白過來：宋先生的書房窗口正對著外面的路，書桌擺在窗下，而他剛才就坐在桌前看書。那本書依然以打開的姿態攤在桌上，從厚度估計，看了約有一半，頁上印著表格和數學物理公式。就在我們約定時間的前幾分鐘，他還在埋首其中。我想起之前在微信上約采訪時間時，他說“最近科研忙一點”，看來還不是“一點”。我暗自心算，1942年出生的他已經快滿八十歲了，一時恍惚是否竟算錯了。

直到后來看到他的《外公豐子愷鼓勵我學物理》一文，才意識到抓緊時間讀書學習早已是宋菲君從學生時起的習慣，這很大程度上來自于外公豐子愷對他“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努力，歲月不待人”的諄諄勸勉。他在外公身邊長到18歲，在他的成長經歷、文化滋養乃至人生選擇中，外公都如同一位智者式的向導。

這些年，宋菲君在許多場合都講述過外公的故事，藝術家風與他自己的科學家身份奇妙地并行不悖。就像書房中，他背后的整面書架，縱向上清晰又妥帖分為三部分：最左是外公豐子愷的著作、漫畫、譯作等全集，中間是文學歷史類讀物，最右是物理專業書籍。《豐子愷家塾課》的副標題是“外公教我學詩詞”，其實書中所記敘的，是由詩詞連綴起的從豐子愷到宋菲君的三代人的人生。豐家的家庭教育洋溢著跨越時間的、藝術的溫情，幾十年后，不僅宋菲君依然能夠隨口吟出，也足以讓我們這些后代的普通讀者心向往之，仿佛依然能從中私淑幾分。

《豐子愷家塾課》 宋菲君 著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1942年5月宋菲君滿月，豐子愷欣然為外孫繪下這張“滿月像”。

“日月樓中日月長”

1938年，為避日寇，豐子愷攜家人從浙江桐鄉石門灣的“緣緣堂”輾轉來到桂林。在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邀請之下，次年初又遷廣西宜山（今宜州區），擔任西遷至此的浙江大學教員，教授藝術教育和藝術欣賞兩門課程。之后，又隨浙大繼續遷至貴州遵義。

豐子愷雖寫文章戲稱一路是“藝術的逃難”，但實際是帶著一大家子顛沛流離，歷經千辛萬苦。沒想到，卻收獲一個戰爭中的意外之喜。因擔心逃難中子女學習受影響，豐子愷請來兩位剛從浙大畢業不久的年輕人做家教，為孩子們補習理科和英文，其中一位生物系畢業生叫宋慕法。不久，宋慕法和豐家二小姐豐林先（后改名豐宛音）戀愛，喜結連理。或許是因戰爭中的團聚與喜事過于難得，1941年9月7日，婚禮在遵義的成都川菜館舉行時，勝友如云，史地學家張其昀、物理學家束星北等一眾學者名人到席，證婚人則是數學家蘇步青，他是豐子愷的朋友，同時也是宋慕法的同鄉。

1942年清明節，這對年輕夫婦的第一個孩子出生。抗戰中誕生的新生命，自是給家族帶來巨大的喜悅。已赴重慶國立藝專擔任教授的豐子愷修書給女婿宋慕法，為新生兒起名“菲君”：清明古稱“芳菲節”，芳菲之君，“含有平凡偉大之意”。在豐子愷的七個子女中（其中三女豐寧馨為豐子愷三姐豐滿之女），豐林先是第一個結婚生子的，由此宋菲君便成了豐子愷孫輩里的“第一個”，其他弟弟妹妹都是待抗戰結束后才出生的，年紀皆比他小好多。宋菲君只比豐子愷幼子豐新枚小四歲，還鬧過“將來我同小娘舅一樣大了，也叫你爸爸”的笑話，惹外公畫出了一幅妙趣橫生的家庭漫畫。

1946年抗戰結束后，豐子愷攜全家從重慶東歸，回到江浙故鄉，先是定居杭州，后遷上海。位于陜西南路長樂村的寓所，陽臺天窗能見日升月落，豐子愷為它起名“日月樓”。宋菲君的小學和中學都是在上海念的，他在外公身邊生活了很長一段時間，一直到18歲考上北大物理系，去北京上學。在這期間，和他的母親、舅舅、姨媽們一樣，也有幸親歷了豐子愷獨特的“課兒”。“課兒”，不是名詞，而是個動賓結構，就像宋菲君在這里往往用英語注釋的“teaching the kids”，“課”是動詞。豐子愷非常注重子女教育，親自在家給孩子上課，從子女到孫輩，構成了別致的家庭教育傳統。“家塾”開兩門課，英文和古文，英文學林肯的《獨立宣言》等，古文則是親授古文詩詞。宋菲君小時候，就見過外公給小姨豐一吟、小舅豐新枚上課，到他小學四年級時，終于也輪到他了。

宋菲君回憶，當時他每個周六都會回外公家住一晚，周日晚上再回去。外公上課前，先讓他背誦上周學的詩詞，再教新課。每次教二三十首詩詞、古文一篇，一開始學的是《古詩十九首》，背“行行重行行”“迢迢牽牛星”，后來逐漸擴展，包括《詩經》《孟子》《古文觀止》等。母親豐宛音從事中學語文教學，給外公當助教，平時也教宋菲君學詩。令他印象頗深的是學唐宋詞時，用的“教材”是手抄本的《白香詞譜》（清代舒夢蘭編選的詞選），這還是抗戰逃難中因藏書散佚，由母親姊妹幾個復寫的版本，到孫輩這里依然用它學習。有意思的是，詞譜上載李后主的詞《破陣子》漏了一句“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抄寫的母親和小姨便一直背漏了，連帶日后宋菲君也跟著背錯了，好多年后才發現。

從小學高年級一直“課”到高中畢業，七八年間，據宋菲君估計，學了大概能有一千首詩左右。而小舅豐新枚比他還多得多，據說能背出兩千首。從形式上看，“課兒”和正式上課無差，課業量著實不小，但孩子們都不覺得枯燥或負擔重，因為豐子愷講得實在有趣得緊，“跟外公學詩是樂趣”。外公往往一邊吟詩，一邊隨手就在旁邊勾勒一幅生動的小畫出來。宋菲君記得，有一次講到杜甫的“畫圖省識春風面，環佩空歸夜月魂”，外公隨筆就畫了一個女孩子，衣帶飄然，配飾琳瑯，仿佛在耳邊叮當鳴響。畫面浮動，他自此把這首詩記得很牢。

正如豐子愷曾在文章中所寫，“我覺得古人詩詞，全篇都可愛的極少，我所愛的，往往是一篇中的一段，或其一句。這一句我諷詠之不足，往往把他抄寫在小紙條上，粘在座右，隨時欣賞”，他對詩詞的喜愛和欣賞，是寫意與興味式的。“課兒”時也是如此，他似乎并不在意作者是哪個時代，或是否有名，只要詩中有畫意、有故事，借著詩句典故，他給孩子們滔滔講岳飛楊家將，也講聊齋子不語；也并不像學校語文課那樣一板一眼、逐字逐句地解釋字詞，而是著意點到詩中的趣味和意境，是陶淵明式的“好讀書不求甚解”。

雖學得有趣，但學過后，豐子愷也一定是要求背出來的。宋菲君說，外公的主張是，不同年齡對詩詞有不同的理解，現在不甚懂得沒關系，先背出來，將來自然會明白，“就像李商隱的詩，等長大戀愛了，自然就理解了”。這與很多人“理解了再背”的觀念相悖。宋菲君說，他初中時的語文老師就不認同這點，問是誰說的，得知是豐子愷的話，老師便不語了。想來，大師總是有他的道理的。

豐子愷繪蘇曼殊詩句：“春雨樓頭尺八簫，何時歸看浙江潮。芒鞋破缽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

詩詞陪伴一輩子

和學校教育比起來，宋菲君覺得，外公豐子愷教詩詞，最特別的一點是“不功利”——學校讓背古詩詞，是為了考試和文憑，但外公的“課兒”，生動愉快，為孩子培養的是一種審美情趣和文化修養，一種“感情世界的豐富”。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說豐子愷是“最像藝術家的藝術家”，他對子女的教育也是純粹的、藝術式的，七個子女個個成才，雖然日后并非專事研究古典文學，但詩詞，始終是他們人生中的樂趣與寄托所在。

在“課兒”傳統的化育下，豐家子弟古文造詣都極深。宋菲君童年在上海時，外公和小姨、小舅住在“日月樓”，每到周末和年節，其他子女也都回來，聚在一起時，詩詞游戲自然地成為這個大家庭的重要活動。最常玩的是豐家獨創的“飛花令”，玩法頗為有趣：大家想一句詩讓某人猜，猜的人可以隨機問問題，問到的人作答時，須按順序說一句含詩中字的詩。這游戲各種零碎時光都能玩，等車、喝茶、游船，隨時隨地開始，是一個隨身攜帶的消遣法子。唯一的要求是，須得有一定的詩詞積累，但這對豐家不是難事。宋菲君記得，有天全家逛城隍廟，中午在一家飯店吃飯時，點完菜閑坐無事，游戲就又開始了。這次猜的人是大舅豐華瞻，大家商定的詩句是“九里山前作戰場”，這是《水滸傳》里所引的一句民歌。大舅回來，第一個提問的便是外甥宋菲君，他必須用一句帶“九”字的詩句來回答。問了三個人，才剛說到“山”，大舅便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九里山前作戰場”，眾人贊嘆不已。這是宋菲君印象中最快猜中答案的一次，因而記憶最是深刻。豐華瞻便是豐子愷兒童漫畫中所繪的“瞻瞻”，畫上的可愛稚子當時已在復旦大學英文系教書，古文功底相當深厚。此外常玩的還有“覽勝圖”，有點類似詩詞版的“大富翁”，是相當風雅的一件玩具。家人或扮“詞客”，或扮“美人”，或扮“漁父”，在棋盤上行行停停時，宋菲君記得，外公往往就坐在旁邊，或喝著酒觀看兒孫們的游藝，或吟誦著詩詞在房間里走來走去。

和諸多處于新舊之間的中國現代文人一樣，豐子愷寫得一手好白話散文，又有著深厚的傳統文學功底，文學、繪畫、音樂無一不精，不過宋菲君告訴我，1975年外公去世前，對小舅豐新枚說的是，他最丟不下的乃是詩詞。“詩詞陪了外公一輩子。”從《豐子愷家塾課》所記述的片段中，很容易感受到詩詞對豐子愷這種溫潤的“陪伴”，它超越了學識或修養，早已化入骨中，是異代人事在現實中的回音——抗戰逃難中，豐子愷曾多次教給兒孫岳飛的《滿江紅》和南宋徐君寶妻的《滿庭芳·漢上繁華》；而到1944年，持續七年的戰爭進入反攻階段，當年中秋，客居重慶沙坪壩的豐子愷飲酒大醉，醒來戲仿南宋末年詞人蔣捷的《賀新郎·兵后寓吳》作另一首《賀新郎》，卻一掃原詞中國破黯然之意，樂觀地預言“來日盟機千萬架，掃蕩中原暴寇，便還我河山依舊”；更漫說日常生活里，貓咪、蟋蟀、螃蟹，樁樁件件的物事都能引他隨口吟兩句詩、繪一幅畫。“課兒”的時候，他不強迫孩子弄清每一個字義，而是讓他們體會到詩詞給予人生的陪伴，那樣一種穿越古今、與己有關的經驗。

江南景物秀美、掌故豐富，豐子愷常帶全家一起出游，南京、廬山、揚州、太湖，去到哪里，大家便紛紛吟詠關于此處的古代詩詞，不是為比賽，倒十分像是古代文人的日常文學生活方式。有時，甚至完全是興之所至，乘興而來。宋菲君常常愛說起“浙江潮”的故事，那是他讀高一那年，有天正跟外公學蘇曼殊的《本事詩·春雨》一詩，外公在“日月樓”的陽臺上反復念誦著“春雨樓頭尺八簫，何時歸看浙江潮”，猛地想起什么似的突然問：“錢塘江大潮是什么時候？”得知是下周四，便果斷決定全家去海寧看潮。宋菲君念的復興中學是上海市重點中學，學校一般不允許請事假，何況又是出去玩，豐子愷卻爽性地為外孫簽了一張假條。班主任請示校長，校長見是豐子愷簽字，破例準假。在海寧看潮時，大潮未來之際，見到江里還有捕魚的人，外公隨口吟誦李益的《江南曲》：“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時隔六十多年，那一幕情景宋菲君還記得清楚，連同兩首詩，也一直記到現在。

如今，宋菲君已成了比當年外公還老的老先生，與他約拜訪時間時，他叮囑我前一晚再確認一遍，因為他“記性很差”。但面對面交談時，那些少年時隨外公背的詩，他卻依然記得清楚，隨口仍能誦出全篇——“我長記憶甚好”。他告訴我，十幾年前曾因做手術實施全身麻醉，術后第一個晚上，他一個人待著時突然胡思亂想，擔心全麻會不會影響大腦，但躺在那里，又沒法演算數學來驗證。他突然靈機一動，背起《長恨歌》來，從頭到尾，一字不落。于是他放心下來，“沒事了”。《長恨歌》是小時候背的，離現在已經很久了，記憶卻依然如此牢固，參與進他“長期記憶”的構成當中。很多年后，獨自一人，他再次體會到這首詩“寫得非常美”，想起在外公身邊背詩的場景。

宋菲君高中時和同學自制望遠鏡看星星，豐子愷為他畫下這幅小畫。

有興趣才能做得好

到今年清明節，宋菲君先生就年滿80歲了，可他仍沒停下來休息，依然分秒在忙。目前，他在包括中科院在內的三個科研機構當客座研究員或顧問，指導青年學者做研究。主要攻關的是一種重要軟件，他告訴我，“國外搞了30年，中國才剛開發，時間不長，但因為我以前做國際業務，國外研發的時候我正在那邊做訪問學者，又長期從事該軟件的應用，那么就do something，做一點事。”不過他欣慰地說，目前進展較快。我突然想起他在書中寫到的，多年前鼓勵他學物理時，外公豐子愷曾對他說過，“物理不好學，但有志者事竟成”。

豐家子弟多隨豐子愷，走了藝術、語言、文化的道路，作為長外孫，宋菲君卻另辟蹊徑，走了理工的道路。為他導路的，正是外公豐子愷本人。宋菲君讀書時成績相當優異，興趣廣泛，既在家庭影響下喜歡文學，數理成績也好，還喜歡畫畫，想學美術，因此文理分科時，他犯了難，左思右想不定。報名前夜，他去找外公征詢意見。至今他仍記得，那天外公還像往常一樣，端一杯茶，在陽臺上來回踱步，吟的是溫庭筠的詩：“誰解乘舟尋范蠡，五湖煙水獨忘機。”屋里，面臨第一次重大人生選擇的宋菲君卻無法“忘機”。他將滿心苦惱傾訴給外公，豐子愷聽了卻未多加思量，很快道出自己的意見：“我們家學文、藝術、外語的多，你的數理成績這樣好，又喜歡天文，我看不如去考北大學物理。”不僅是選理科，而且是“北大物理”，如此明晰，雖然只是建議，但彼時正猶疑不定的宋菲君聽了，心中的天平傾斜，棋子有了落定的方向。高考時，他的第一志愿果真填了北大物理系，最終成功錄取。

在物理學界，這件事成了有名的逸聞。《物理》雜志曾專門請宋菲君寫寫這個故事，他便寫成《外公豐子愷鼓勵我學物理》一文。很多朋友看了，都很好奇豐子愷作為藝術大師，為何會鼓勵外孫棄文從理、走看上去更艱難的一條路，宋菲君自己也覺得這人生道路的選擇頗具偶然性——“如果那晚沒去找外公，大概會去考美術學院當畫家吧？”他不免常常琢磨這人生的微妙時刻，在從前的成長片段中找尋指向答案的路標。

四十多年前，豐子愷倒是也經歷過這樣一個作為“重要關口”的夜晚。那時他在杭州第一師范學校讀書，李叔同擔任學校的美術、音樂老師，在眾多學生里獨獨看中了豐子愷的藝術才華，趁他某天夜里來交作業時，指點他走藝術道路。豐子愷說過：“從這晚起，我打定主意，專門學畫，把一生奉獻給藝術，直到現在沒有變志。”不過，外公曾告訴宋菲君，其實當年原本他各科都學得很好，對幾何很感興趣，只是決心獻身藝術后，才放棄了別的課程。祖孫倆的人生猶如互文，于是有人猜測，是因為人生只有一次，不能同時選兩條路，豐子愷走了這一條，便想讓外孫試試那“未選擇的路”？對宋菲君來說，這確乎像個謎，但他一直清楚地知道，外公從不替孩子規劃人生，且隨著后來追溯愈深，他越發意識到，外公的建議并非一時興起，而是從更久之前就埋下種子。

如豐子愷所說，宋菲君“喜歡天文”，這是從初中就開始的。他常常去“日月樓”給外公和小姨、小舅講星星的故事，外公也就順便講了許多關于星辰的詩詞。高一時，宋菲君和幾個同學用舊貨市場淘來的透鏡做了一個簡易望遠鏡，沒想到竟也能看到木星的衛星、土星的光環等。他興奮地告訴外公，豐子愷聽得興致勃勃，還專門畫了一幅畫：“自制望遠鏡，天空望火星，仔細看清楚，他年去旅行。”向前追溯這件件小事，宋菲君恍然意識到，外公對他特長、興趣的關注和維護，其實早早就開始了——同時，他也驚訝地有了個意外發現：原來外公自己也是個實實在在的天文愛好者！1966年從北大物理系畢業后，宋菲君多年從事光學工程研究和光學儀器制造，做出了比當年的“自制望遠鏡”不知精密多少倍的儀器，但那幅樸素可愛的小畫，始終像一把開啟門扉的鑰匙。

人們喜歡豐子愷畫的那些惟妙惟肖的家庭漫畫，其中的趣味正來自他對自家每個孩子的仔細觀察。豐子愷喜歡孩子，一生從事教育，對教育有相當深入獨到的思考，還畫過一系列關于教育的諷刺漫畫，反對按統一的模型來塑造孩子。在宋菲君自己還沒有察覺的時候，外公就洞察了他內心喜歡什么。宋菲君體會著外公的想法，“他從來不替孩子規劃，但不等于他不關心，他是在細心觀察、琢磨這個孩子的特長和愛好。他從自己的成長的道路里面體會出來：只有做自己喜歡、擅長的事情，才能做好。”多年后，在自己的家庭教育上，宋菲君也繼續堅決將這種教育理念推行了下去——他的兩個女兒，偏偏對數理不感興趣，卻都回過頭跟從著曾外祖父的足跡，從小熱愛音樂，從事相關工作。“一個學數理化的都沒有！”宋菲君笑，但“硬讓她們去學，肯定學不好，只有有興趣才能做得好，才開心”。

幼時能生長在書香門第，從小受到許多熏陶，宋菲君覺得自己很幸運。除了詩詞，他還自小跟外公專門學了幾年繪畫，也跟京劇大師梅蘭芳的琴師倪秋平學過胡琴，至今還在給北大京劇社伴奏。這許多文藝愛好，在工作之余，滋養著他，構成他“彩色的精神世界”。去年底，豐家第二代的最后一位、小姨豐一吟去世了，親歷過“課兒”的人越來越少，這讓宋菲君突然感到有些緊迫。作為第三代中年齡最長、與外公相處最久的人，他覺得有義務將這些故事記出來。雖然，時代已逝，大師罕有，這已成為一種難以復制的家庭傳統，但宋菲君依然誠懇地期待，這些“育兒”故事能給今天的父母一些參考——或許，可以用另一種方法來教孩子學習，創造另一種愉悅自在的家庭教育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