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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個世紀前，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在劍橋大學做了兩次“婦女與小說”主題的演講。講座里的一句話流傳至今——“女人要想寫小說，必須有錢，再加一間自己的房間。”這一如宣言般振聾發聵的斷言，至今影響著女性作家乃至眾多從事創造性勞動的女性。“一間自己的房間”也成為女性經濟獨立與精神獨立的象征。

伍爾夫是意識流小說代表作家之一，被譽為20世紀女性主義的先鋒。今年三八國際婦女節之際，人民文學出版社與豆瓣讀書共同舉辦了一場題為“女性為何寫作：伍爾夫的怕與愛”的讀書分享會，邀請作家止庵、文珍和譯者林燕共同談論伍爾夫與女性寫作，分享私人閱讀體驗，并探討在我們這個時代閱讀伍爾夫的意義。

活動現場（從左到右：止庵、文珍、林燕）

女作家為什么需要“一間自己的房間”？

伍爾夫在《一間自己的房間》里曾提出一個假設：如果莎士比亞有一個妹妹，她會怎樣？她會寫出莎士比亞的戲劇嗎？文章最后，伍爾夫痛苦地寫到，“當一個女人的軀體里跳動著一顆詩人的心時，其結果可想而知——她痛苦不堪，最后在一個冬天的夜里自殺了”。

對于女性一直以來“附屬”的命運，伍爾夫在文章中用論辯的語言寫到，“在想象中，她最為重要，而實際上，她則完全無足輕重。從始至終她都遍布在詩歌之中，但她又幾乎完全缺席于歷史。在虛構作品中，她主宰了國王和征服者的生活，而實際上，只要父母把戒指硬戴在她手上，她就是任何一個男孩的奴隸。在文學中，某些最有靈感、某些最為深刻的思想從她的唇間吐出，而在實際生活中，她卻幾乎不識字，幾乎不會拼寫，而且是她丈夫的財產。”

文珍對此印象深刻。她表示，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性沒有財產權，容易陷入貧窮狀態。現代女性的生存境況雖然改善了很多，但女性缺少自主權的現象依然存在，職場同工不同酬之類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徹底解決。

與此同時，在父權制的陰影下，女性的寫作也被無情遮蔽。伍爾夫同樣有極為犀利的表達，“只要讀到女巫給人溺死，女子遭魔鬼附體，兜售草藥的看相女人，甚至出類拔萃的男士背后的母親，我想，追蹤下去，必會發現埋沒的小說家，受壓抑的詩人，某位默默無聞的簡·奧斯丁，某位將血淚拋灑在沼澤地里，或者在路邊游逛，裝神弄鬼，給自己的天賦折磨得發狂的艾米莉·勃朗特。”

作為女作家，文珍對“一間自己的房間”代表的寓意深有體會。她舉加拿大作家愛麗絲·門羅為例，說明女作家如何需要不被家長、丈夫或孩子打擾的創作時間。門羅是小鎮上典型的家庭主婦，時間幾乎被孩子和丈夫占據，寫作只能在忙完家務活后進行。通過見縫插針的寫作，門羅到四十歲才出版第一部小說，最終靠自己的勤奮贏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伍爾夫文集》書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止庵認為，女作家需要“一間自己的房間”，既是經濟層面的需要，也是精神層面的需求，實實在在的屋子意味著獨立的空間。“伍爾夫在《一間自己的房間》里舉的很多女性作家前輩，像簡·奧斯丁、艾米莉·勃朗特等，都是在有限的生活條件下超越自我。女性如果不解決物質自由的問題，精神也不可能得到自由。”這讓他想起魯迅在演講《娜拉走后怎樣》里提到的那句話——“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而賣掉”。

“女性需要精神獨立，在伍爾夫之前很多人都講過，但伍爾夫說得特別好，把觀點表達得特別清楚，她對世界看得很清楚，這是智者的想法。”止庵進而談到，從日本女作家紫式部創作歷史上第一部長篇小說起，女性文學在世界文學史上一直占據著很大一部分。他對女性寫作特別尊重，佩服所有女性作家。他不由想起愛德華·阿爾比的名劇《誰害怕弗吉尼亞·伍爾夫?》，這個聳人聽聞的標題帶有性別歧視的味道。在止庵看來，伍爾夫一點不可怕，講的話句句在理，充滿智慧，“健康”的讀者不該反感，反而應該充滿敬意才是。

林燕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便開始看英語世界女性作家寫的小說，像愛麗絲·門羅、多麗絲·萊辛、安妮·普魯等，她讀的都是原文。在她看來，這些女作家的寫作絲毫不亞于同時代的男性作家。伍爾夫的《一間自己的房間》第一次高屋建瓴地談到女性寫作的問題，對她的人生產生很大影響，讓她意識到女性精神獨立的重要性。

“從伍爾夫寫作的年代到現在過去近一百年，世界已經發生很大變化，女性地位有了實質提升。但不可忽視的是，男女不平等的現象依然存在，平權很不容易。” 林燕認為，如果奧斯丁、勃朗特擁有和男性同等的條件，她們可能會有更大的成就。她希望中國的年輕女作家能寫出像阿特伍德那樣的作品，影響中國讀者和世界讀者。

偉大的靈魂都是雌雄同體嗎？

“偉大的靈魂都是雌雄同體”，這不是伍爾夫的原創，而是引自詩人柯勒律治的話。這成為嘉賓討論的焦點。

文珍自認為是幸運之人，自小家庭環境不錯，一直受人照顧，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有機會和男性“同臺競技”。文珍很晚才有性別意識，她提到了一件小事：高中文理科都很優秀，往往考年級段第一，有次路過理科班，就聽到某位不認識的男同學放下豪言，說要在物理成績上超過她。這讓她開始意識到性別差異，一個女孩物理成績第一是不是讓男孩子們失去了面子?

后來，再次受到來自男性的敵視，是某位男作家和她講“寫小說是男人的事”，讓她感受到被冒犯。自此之后，她開始對女作家是否要“雌雄同體”產生了警惕意識。從前她可能會認同這個觀點，但之后她反倒覺得應該突出自己的女性意識，寫出大多數女性沒有機會說出的東西。

《伍爾夫作品集》書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止庵將這個問題納入規定情境下討論，認為“雌雄同體”在文學領域是簡單的事，只關涉作家的創作立場和視角。譬如《傲慢與偏見》便是站在“雌雄同體”的立場，奧斯丁沒有為達西或伊麗莎白任何一方說話，她兩邊都批評；還有《水滸傳》里對女性心理描摹特別真切，讓人覺得施耐庵可能也是“雌雄同體”的。“作家不能局限于自己的性別……雌雄同體對作家不難，應該是基本狀態。”

林燕對此回應到，伍爾夫所說的“雌雄同體”指的應該呼吁男女在精神上實現平等。“無論生理上還是心理上，雌雄同體都是不可能的，但精神上可以。精神上的女性，不只是說經濟獨立，即便有了自己的房間，很多女性仍然做不到精神獨立。”男女真正的平等是精神上的平等。

正如文珍所說，她“寫作時會忘記性別，在好作家的賽道里和優秀同行競爭。”恐怕這才是文學領域的“雌雄同體”。

《奧蘭多》是伍爾夫給自己的“假期獎勵”？

《奧蘭多》是林燕翻譯的第一部文學作品，此前她的翻譯多是官方文件、畫冊等。頭次翻譯文學作品就拿到《奧蘭多》，對她來說很有挑戰。

“伍爾夫的語言是詩的語言，知識面廣，文字精致，涉及很多英國歷史。如果不了解英國歷史，讀起來都困難，翻譯更是巨大考驗。”翻譯講究“信、達、雅”，林燕一直想著用什么樣的漢語把伍爾夫詩般的語言傳達出來。再加上《奧蘭多》把英國文學反諷的傳統表現得淋漓盡致，更增加了中文翻譯的難度。

林燕介紹到，伍爾夫在寫完《到燈塔去》《達洛維夫人》后深感疲憊，便用幾個月時間寫了《奧蘭多》。《奧蘭多》超越時間、空間和性別的界限，跨越從伊麗莎白時代到二十世紀初前后三百多年的歷史，神采飛揚，有奇絕的想象力。

止庵深有同感，認為《奧蘭多》是件完美的藝術品，在伍爾夫的創作里可以算“特例”。當他向別人推薦伍爾夫的作品，《奧蘭多》肯定會列入其中。在他看來，“伍爾夫的寫作大部分時間都很痛苦，這是作家不斷挑戰極限導致的”。

從《遠航》《夜與日》的現實主義階段，到《達洛維夫人》《到燈塔去》的意識流階段，再到《海浪》進入一種無法被定義的文體，“像是一部不讓自己活的作品”，最后又回到偏現實主義的作品，如《歲月》。“總的來說，伍爾夫的寫作可能不太有愉悅感，但《奧蘭多》是例外，伍爾夫給自己放假了。還有一本作家寫給愛犬的小說《弗勒希:一條狗的傳記》也是如此，伍爾夫的寫作徹底放松了。”

“一件偉大的作品不受性別限制，是全人類的遺產。”止庵主張閱讀伍爾夫從《奧蘭多》開始，“伍爾夫重復利用她的精神障礙，探討人的精神世界，這樣的探索精神是后世作家所缺少的。”

文珍則認為，伍爾夫在《奧蘭多》里以女性特有的敏感理解了英國男性的生存狀況和英國女性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寫得相當現代，影響后世很多小說。結合當下現實，她不禁讓她感慨，“人類的想象力能用在文學上多好啊，但很多人把想象力用在了壞處上”。

伍爾夫肖像

《海浪》vs《奧蘭多》，哪本才是心之選？

伍爾夫的哪本書會最能得到對談嘉賓的青睞呢？文珍和止庵都表示自己面臨選擇困難。在文珍看來，伍爾夫的作品需要當作一個整體閱讀。如果真要選擇一部，她可能會選《海浪》。“這是一部充滿力量的作品，有著非常細膩的描寫，在閱讀時會有一種沉浸感。”

止庵對此很有同感，他認為《海浪》是伍爾夫所有創作里最難完成的。“這本書可能是在伍爾夫一生中最接近理想狀態時完成的，并不好讀。讀者需要完全和作家保持在一個頻道，才可能進入這本書。”《海浪》并非止庵的理想之選，他更愿意向普通讀者推薦《奧蘭多》，認為這是可以拿來消遣、帶來很大的閱讀愉悅感的嚴肅性文學。

談到對他影響最大的伍爾夫作品，他并沒有選擇最有名的《到燈塔去》或《達洛維夫人》，而是選擇了《普通讀者Ⅰ、Ⅱ》。“伍爾夫寫作這兩本書主要以讀者的姿態探討閱讀感受，不同于批評家或學者的研究視角，不是傳授知識，僅僅把讀書當作消遣。”

止庵笑稱自己不是中文系出身，平日僅以普通讀者自居。他認為這并非自謙之詞，而是事實。在他看來， “普通讀者和書的關系，出于消遣，而不是研究”，不需要把閱讀看得那么功利。另外，普通讀者的另一個特點在于他和其他讀者分享閱讀感受時，只分享觀點，而不試圖說服對方，改變與自身不同看法。

林燕表示，她沒有看完伍爾夫的所有作品。三十多年前，她讀了《達洛維夫人》《到燈塔去》的英文版，閱讀《奧蘭多》則是因為出版社的約稿。即便如此，對她影響最深的還是《奧蘭多》，翻譯時反復讀過多遍，理解很深。《一間自己的房間》對她影響也比較大，看完后對女性生活和女性寫作有很多新的想法。 

（注意：伍爾夫也被譯為吳爾夫，本文統一為伍爾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