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lián)十一大、中國作協(xié)十大開幕式上的重要講話中強調，創(chuàng)新是文藝的生命。作家柳青說，“一個寫作者，當他完全擺脫模仿的時候，他才開始成為真正的作家”，“每一個時代的文學，都有新的寫法”。廣大文藝工作者要有學習前人的禮敬之心，更要有超越前人的競勝之心，增強自我突破的勇氣，抵制照搬跟風、克隆山寨，邁向更加廣闊的創(chuàng)作天地。總書記的重要論述，為作家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如何創(chuàng)造“新的寫法”提供了根本性啟示。

總有生生不息的文學潮流奔涌出新的活力

談到文學求新，不得不提“歷史的文學觀念”這個話題。“歷史的文學觀念”是“五四”文學革命的根本觀點，也是“五四”新文學運動留給我們的重要傳統(tǒng)。即強調當代文學、當下創(chuàng)作的意義，強調文學隨時代而變，“是什么時代的人，說什么時代的話”。文學唯有不斷求新、求變，才能擁有新鮮、蓬勃的生命。作家應該用當代的語言，進行真切的表達；可以汲取傳統(tǒng)，但不必泥古；可以借石他山，但不能亦步亦趨。

回顧“五四”新文學以來，甚至把眼光投向更久遠的歷史長河，不難發(fā)現(xiàn)，求新求變是中國文學發(fā)展的主流，總有生生不息的文學潮流奔涌出新的活力。

就拿20世紀80年代來說，“朦朧詩”在當時可以視為先鋒文學的一種。它犧牲了詩歌的明確與清晰，而在意義的含混不確定中表達了那個時代的強烈情緒。這一情緒包括人的覺醒，包括對人的尊嚴和價值的呼喚。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先鋒小說領一時風潮。作家們學習20世紀以降的西方現(xiàn)代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文學，進行敘事上的革命，以夸張變形的手法表達獨特、真實的體驗。他們開始“向內轉”，轉向內心世界的追蹤與探求，正如文學評論家魯樞元所說：“它們的作者都在試圖轉變自己的藝術視角，從人物的內部感覺和體驗來看外部世界……新的小說，在犧牲了某些外在的東西的同時，換來了更多內在的自由。”

“先鋒文學”正是那一代的新寫法，與那個時代相互激蕩，具有實驗性、奇異陌生的風格和先鋒的挑戰(zhàn)精神。20世紀90年代以來，先鋒小說呈現(xiàn)退潮的態(tài)勢，但中國當代文學突破僵化觀念技巧的先鋒精神始終存在。

文學創(chuàng)新不是內容空疏、結構草率、語言隨意的借口

求新求變的沖動始終是文學發(fā)展的動力。但是，近年來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問題是，隨著時代語境的新變化，“先鋒”“實驗”的敘事技巧，有代替內容成為小說主體的趨勢，有些小說變得內容空疏、結構草率、語言隨意，他們聲稱這是文學創(chuàng)新使然。還有一些作家模仿西方的“后設小說”時，抱怨在小說創(chuàng)作過程中喪失控制權和主動權，無力講述故事，一味為懶惰和缺乏精巧藝術構思尋找蹩腳的理由。這樣的創(chuàng)作缺乏相應的文學傳統(tǒng)和時代語境，只剩下凌亂無章、拿腔拿調和詞不達意。

西方現(xiàn)代派小說的技巧本身成為一種表達，有其深厚的哲學淵源和思想背景。按照英國作家伍爾夫的說法，現(xiàn)代派的意識流小說追求將“捕捉到的終極真實或內在真實固定下來”，愛爾蘭作家喬伊斯甚至認為“小說已經(jīng)比現(xiàn)實更加真實了”。其思想背景在于取消了客觀真實的存在，認為真實性存在于主觀世界，這很大程度上受叔本華、尼采、弗洛伊德、榮格等非理性主義哲學思想影響。

中國小說的先鋒派所熱衷的拼貼、顛覆，將寫作僅僅視為表演，追求無意識的寫作、荒謬的結構等，就是受到西方后現(xiàn)代主義哲學和文學的影響。如今來看，拼貼、無意識等先鋒手法很容易流于創(chuàng)作的散漫和藝術性的缺席。

“認識我們的文化”成為內在訴求和神圣使命

20世紀80年代與當下，面臨的是不一樣的時代命題。在全球化背景下，在改革開放向縱深處挺進時，我們當然需要交流、借鑒和學習——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沒有比較、沒有交鋒，就沒有文化，就沒有進步。同時，面對多元文化共存的世界，文化認同的問題前所未有地橫亙在人們面前。“認識我們的文化”成為一代人的內在訴求和神圣使命。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當代中國文藝的根基，也是文藝創(chuàng)新的寶藏。中國文化歷來推崇“收百世之闕文，采千載之遺韻”。要挖掘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guī)范，把藝術創(chuàng)造力和中華文化價值融合起來，把中華美學精神和當代審美追求結合起來，激活中華文化生命力。故步自封、陳陳相因談不上傳承，割斷血脈、憑空虛造不能算創(chuàng)新。要把握傳承和創(chuàng)新的關系，學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讓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成為文藝創(chuàng)新的重要源泉。

事實是，從現(xiàn)代小說百年發(fā)展的經(jīng)驗來看，那些把中國的審美傳統(tǒng)和真實的現(xiàn)代經(jīng)驗恰如其分地結合起來的作品，那些兼顧“守正”與“創(chuàng)新”并進行有機交融的作品，那些對傳統(tǒng)文化作出現(xiàn)代思考的作品，是最具生命力和最有價值的，能在不同時代覓得知音、引發(fā)共鳴。

提倡發(fā)揚中國美學傳統(tǒng)，是不是就要回到章回體小說、方言寫作？從晚清民初的翻譯開始，當時的小說譯著者已經(jīng)探索出了更加自由靈活、豐富多元的小說結構，當代寫作者沒有必要回到帶有說書人口吻、殘留“話說”的章回體。中國古代小說中的一部分是用方言寫成的。方言的合理使用，可以增強語言的活力，但用得太多就適得其反。努力寫出洗練、典雅、生動而有表現(xiàn)力的中文是每個漢語寫作者的責任。一段時間以來，關于到底什么是好的白話文有過不少討論，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周質平的觀點是：“文字的死活體現(xiàn)在‘達’與‘不達’上。‘達’的文字即使再古、再文，依舊是活的；而‘不達’的文字即使再新、再白，依舊是死的。”這不僅是說文學作品的語言，也可用于判斷整個文學作品好壞優(yōu)劣的標準。

“每一個時代的文學，都有新的寫法。”20世紀80年代的先鋒文學本質上是以文學抵達內在的自由。“先鋒”不能成為“表演”，不能成為空疏浮泛的代名詞。我們呼喚兼具傳統(tǒng)品格和現(xiàn)代風尚的“新的寫法”，期待更為真切、更有誠意的新表達。

（作者：王晶晶，系鹽城師范學院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