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回歸經典閱讀在當今非常重要

■吉狄馬加（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民委委員，著名作家、詩人）

一個社會其文明程度是否高，書籍的平均閱讀量即是可參看的指標。近年來大家關注的“閱讀不足”，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現實快速的生活節奏下，人們很難靜下來讀書；再加上獲取知識和信息方式的整體改變，大多數人接觸到的都是海量的碎片化信息，作為閱讀主體更像是被綁架了的失明者，在這種狀態下，我認為“閱讀什么”是需要在不同層面加以倡導的。

人類積累了幾千年的精神遺產，許多都已經被經典化了，當然這些都是需要花時間去閱讀的，何為真正的經典，那一定是經過時間和一代代人篩選下來的好東西，閱讀回到經典在今天非常重要。另外對新的有價值的出版物的深度閱讀，也同樣不該被忽視。

出版社應有更多耐心助力孵化精品

作家一定要有好作品，現在作家創作心態的浮躁仍然是個大問題。這個話題已經說了很多年，現在依然是業界必須要面對的。過去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不能給作家簡單布置所謂的命題作業，這樣創作出來的作品都不具有深度，也沒有生命力。

只有讓作家真正潛入生活和現實的最深處，才有可能揭示出現實的本質特征，并寫出富有人性而又思想深刻的作品，寫作過程和出好作品都是需要沉淀的。這一切都必須要有足夠的時間來保證，而作家是否有定力就更為重要。

現在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出版問題，我認為出版社也應要有更耐心的方式去追蹤、幫助孵化精品力作的誕生，并且在這一點上也要力戒浮躁。創作終究只能由作家個體來完成，只有在多個方面遵從了文學及寫作本身的規律，才有可能出現真正的精品佳作。

必須改變粗放型文化交流方式

我一直認為，文化交流特別是文學方面的交流，如果要有真正的深度和質量，必須由作家個體來完成。除了作家之間的交流之外，更重要的是翻譯雙方作品在不同語言中變成出版成果，這種更具有長遠影響力的浸潤式交流，要遠遠大于熱鬧一時的文化活動。

只有將不同的對外交流變得更具體、更個性化、更有針對性，交流也才可能有深度，否則，很多都會變成無效交流，更不會留下真正的交流成果。另外，通過什么機構來進行交流也很重要，比如西班牙塞萬提斯學院在世界多地文化機構所開展的不同門類的主題活動，就是經過精準設計的交流，它為不同的人群開展交流確定了適合的內容，真正做到了事半功倍，很多時候還利用對方的需求來為我所用，這些都是可借鑒之處。

中國文學“走出去”，翻譯這一關顯然是最重要的，如果沒有很好的文學翻譯，真正熟知并了解其中的門道，很多翻譯作品可以說都是無效翻譯，特別是對經典作品來說甚至是一種巨大的損害。今天的對外文化交流，包括不同國家間的文學交流，還應更注重當代正在發展中的寫作成果的直接交流，將人的交流與作品的交流形成有機互動。總之，現在已經到了必須要改變粗放型文化交流的時候，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徹底改變在交流中不對稱不平衡的情況。

●傳統文化

推動“當代詩詞入史”工程

■林 陽（全國政協委員、民進開明畫院院長）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得到了空前發展。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等文件，多次提到要加大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扶持力度，且把中華詩詞擺在所有藝術門類的首位。中華詩詞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被世人稱為詩詞界的“黃金時代”。中華詩詞學會自成立以來，就一直得到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中華詩詞學會在歷任會長錢昌照、周谷城、孫軼青、鄭欣淼、周文彰的帶領下，詩詞活動不斷開展、詩詞隊伍不斷壯大、詩詞精品不斷涌現、詩詞知識不斷普及、詩詞書刊不斷出版。尤其是2020年底以來，中華詩詞學會制定了“十四五”時期中華詩詞發展規劃，中華詩詞事業正以嶄新的姿態奮進在新時代的陽光大道上。

由于歷史造成的原因，中華詩詞至今沒有擺脫被主流文壇邊緣化的尷尬局面。文代會、作代會沒有詩詞界代表、大多數文學評獎沒有詩詞身影、各大主流報刊鮮有詩詞發表。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中華傳統詩詞甚至沒有進入當代文學史。面對全國數以千萬計的詩詞愛好者、數以百萬計的詩詞創作隊伍和不斷涌現的優秀詩人和優秀作品，主流文壇或視而不見或避而不談，讓中華詩詞在中國文化事業蓬勃發展的今天，依然徘徊在主流文學之外，沒有大型的中華詩詞文庫類出版物出版。因此，將“當代詩詞入史”格外重要。建議：一是將“當代詩詞入史”作為中宣部重點工程；二是國家出版基金資助《中華當代詩詞文庫》出版。

運用新媒體促進知識普及與傳統文化傳播

■張頤武（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近年來，短視頻、直播以體量輕巧、互動性強的特征，風靡各年齡段網民群體，其優質知識內容供給也日益充分，形成“知識普惠”效應。傳統文化內容廣受短視頻、直播觀眾歡迎。以“李子柒”“只露聲音的宮殿君”“上戲419女團”等一批青年文化傳播者為代表，“國風田園”、古建筑、傳統戲劇等內容屢屢“破圈”，助力培育青少年及大眾對我國傳統文化的認同與文化自信。截至2021年11月，僅抖音平臺曲藝類主播平均每天開播3719場，收入同比增長232%。

由此可見，利用短視頻、直播等新興媒介進行知識普及、傳統文化傳播已成規模，且頗具潛力，但仍有以下問題亟待解決：

一是內容魚龍混雜。伴隨短視頻、直播平臺內容體量逐年躍升，大眾用戶發布的內容相對缺乏權威度、可信度。一些優秀學者不斷進入上述平臺，帶來優質甚至“爆款”內容，但優秀專業的 創作者在總體用戶中的比率仍有限，短視頻、直播平臺內容池平均水準有待提升。

二是優質知識文化內容傳播工作缺少統籌。知識文化內容的新媒體普及傳播工作尚未鏈條化、系統化，傳播者往往“各自為政”，缺少聯動。目前，網絡平臺中的知識及傳統文化傳播熱點多為單一用戶策劃、制作的內容，抑或媒體新聞產品。多個權威專家的合作互補，能起到“1+1＞2”的效果，應從更高層面進行部署、統籌及規劃。

三是知識文化內容傳播人才儲備不足。優秀人才開展新媒體知識、文化傳播的積極性尚不普遍，每個學科內仍待形成線上人才矩陣。目前，短視頻、直播平臺上的優質知識、文化博主多為“每科一名家”，而在理想的知識圖譜中，各個學科內應有多個細分領域專家形成互補，共同打造“百科全書”式科普、文化內容圖景。

為此，特提出以下三點建議：

一是鼓勵各領域專家、學者在短視頻平臺開展科普。近年來，我國文化知識領域體系不斷吸納高學歷、海歸人才，且青年從業者多具備“網感”，應將這一已有人才優勢有效吸納為新媒體知識普及工作的人才庫，提升優質知識傳播者在網的絕對數量。建議舉辦新媒體知識傳播技能培訓，充分鼓勵人才資源向相應工作傾斜。

二是設置知識科普、傳統文化傳播專項，提升社會、公眾對相關議題的重視。除傳統“開學第一課”等專題欄目外，可在國家層面設立“自然科學周”“人文科學周”“傳統文化月”等，一方面可加強某一專業領域內的專家聯動；另一方面可邀請名校名師開課直播，通過網絡傳遞到優質師資缺失的地帶。近年來，鄉村學生、留守兒童的手機持有率走高，這也能夠促進鄉村教育的發展。

三是允許、支持科教文藝工作者利用短視頻及直播平臺合理創收，激勵優質內容。促進優質知識與傳統文化傳播，需要高素質人才承擔重任。以適當物質條件調動人才積極性，能夠有效支撐這項工作的發展。因此，建議國家層面設置如下支持政策：

對通過短視頻、直播等新媒體有效傳播優質知識內容與傳統文化的單位和個人，予以表揚、獎勵。

在法律和政策層面出臺明確規制標準，指導短視頻、直播平臺依法開展知識付費業務，培養公眾對優質知識的價值認知和尊重；相關部門及平臺共同對收費知識內容、線上服務價格依法監管，保障消費者合法權益。

在政策上支持企事業單位及個人通過短視頻直播平臺進行知識普及、傳統文化傳播事業，通過直播付費、網絡打賞等模式，取得適當合法、合理的收入，以激勵社會大眾廣泛參與。

建立中國傳統書畫數字全庫

■陳洪武（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書協顧問）

21世紀，當古老的文物與現代化的高科技相遇融合，人類的文博考古事業開啟了全新的數字時代。目前世界上很多博物館都在探索運用數字化、信息化手段，來推動文物的保護、研究、展示與傳播。這是一次前景廣闊而又充滿挑戰的重大變革，我們應該抓住這個機遇，爭取走在時代潮流的前列。

中國傳統書畫是中華文化的瑰寶。中國歷代都十分注重書畫作品的典藏，以滋養于時。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和各級政府高度重視，傾力收集傳統書法、繪畫遺跡遺作，特別是新出土的書法、繪畫類作品更是蔚為大觀，已然成為獨特而厚重的中華傳統文化的珍貴寶藏。然而，這些典藏的書畫作品除極少量的歷代法書、名畫出版傳播外，絕大多數都沉睡在各級博物館的庫房內，還未及整理出版。如果我們能夠借助先進的數字化技術，讓這些中國傳統書畫“活”起來，發揮其蘊含的文化藝術價值，則能夠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激發廣大書畫工作者深入研究挖掘作品中的思想內蘊、美學精神、筆墨技法，“承百代之流，會當今之變”，更好地詮釋中華優秀文化，向世界展示中國精神、中國氣度。建議：

一是建立“中國傳統書畫數字全庫”，有計劃地將全國博物館系統館藏的傳統書法、繪畫作品（包括金石遺跡拓本等以及流失海外的歷代中國書畫名作）系統掃描，分類錄入，建立全面詳細的數字信息檔案，使之成為集中國歷代傳世書畫之大成的數字典籍，流傳百世。

二是做好頂層規劃和管理，可納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確保財政資金落實到位。建議由國家文物局牽頭管理，制訂采集、整理、錄入、存儲、使用、維護等一系列數字化標準規范，督導全國各級博物館承辦實施，避免各自為政的現象，實現數字資源的交互共享。

三是逐步實現向社會開放，廣泛傳播，使公眾能夠在互聯網上實時而便捷地欣賞、研究原作，展現中國傳統書畫的魅力，為華夏文明的延續做出貢獻。

四是著力培養一批既懂書畫文博專業又精通現代化數字技術的復合型人才，充實到各級博物館中，可以聯手高精尖數字化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不斷研發、升級數字化管理的水平。

●著作權保護

進一步加強影視行業著作權保護

■歐陽黔森（全國人大代表，貴州省文聯主席、作協主席）

近年來，編劇與影視公司矛盾頻發，說明影視行業的著作權保護還是存在不少亟待完善的地方。

一是編劇署名權得不到保障。署名權是作者表明身份的權利，是我國《著作權法》規定作者享有的最基本的人身權利之一，然而影視作品在宣發時很少提及編劇，影視作品成片中編劇署名也被弱化，往往被寫在十分不起眼的地方，更有甚者，一些制片方以“總編劇”“聯合編劇”“副編劇”的名號，為沒有參加編劇工作的人署編劇名，嚴重侵害編劇的署名權。劇本是影視作品的核心與靈魂，創作劇本的編劇應得到更多的重視與尊重，將其姓名完整顯著地標注在影視作品上是對編劇辛勤付出的肯定，也是編劇理應享有的權利。

二是稿酬拖欠嚴重且存在盜用劇本現象。許多編劇都有被制作方拖欠稿酬的經歷，大部分編劇都被要求先提供劇本再付費，但是部分制作方在拿到劇本后以各種理由搪塞推脫，拒不支付稿酬，更有甚者，一些影視公司為了不支付稿酬，拿到劇本后一邊對編劇表示劇本不滿意不會簽約，一邊另找他人對劇本改頭換面，剽竊其中的核心內容，編劇不但得不到應有的報酬，其著作權也受到了侵犯。特別是編劇作為文字工作者，往往對法律問題不甚了解，甚至忽略，在簽合同時注意不到不利條款甚至沒有與對方簽訂正式合同，導致后期維權困難。

建議主管部門加強對影視行業的監管力度，進一步明確署名規則和稿酬支付規則；加強對涉著作權糾紛影視作品的發行管控力度，引入監督懲罰機制，對于多次故意侵權的公司采取列入黑名單、罰款、取消其發行資質等措施，切實維護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

如今在影視行業中抄襲、“融梗”現象頻發，而原創作者維權艱難，即使耗費巨大的時間和金錢成本最終勝訴，侵權者也往往拒不道歉，且賠償金額較之侵權者獲得的巨大收益也是九牛一毛。這不僅打擊了原創作者的積極性，也產生了消極的社會影響和社會導向，不利于文化產業持續健康發展。2020年12月，近300名知名影視從業者和網絡作家聯名呼吁抵制抄襲剽竊，引發社會強烈關注。此次抵制抄襲事件說明全社會尊重版權、尊重原創的意識大大增強，也反映了業界和民眾對于凈化版權環境、抵制不正之風的訴求愈發強烈。

建議主管部門加強對影視行業抄襲剽竊的打擊和抵制，凈化版權環境，營造風清氣正的業界風氣，從而鼓勵廣大作家能夠創作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文藝作品，為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做出新的更大貢獻。

出臺司法解釋 確認版權糾紛專業調解法律效力

■孫寶林（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版權保護中心主任、黨委書記）

2021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審議通過《關于加強訴源治理推動矛盾糾紛源頭化解的意見》，旨在完善預防性法律制度及從源頭上減少訴訟增量。

我在工作調研中發現，版權糾紛的源頭預防、前端化解存在以下突出問題。

版權糾紛案件數量大、增長快，基層法院壓力大。近年來，伴隨著計算機軟件、音視頻和自媒體等新領域、新業態的快速發展，人們法律意識的增強，版權糾紛案件數量呈明顯增長之勢，基層法院不堪其負。例如，裁判文書網顯示：2014年與音樂有關的裁判文書為1.56萬件，到2019年已增至6.56萬件。北京互聯網法院自2018年9月成立之初至2021年11月，收案中的著作權案件約為9.55萬件，占總體收案數（不含訴前導出）比例高達77%。杭州互聯網法院、廣州互聯網法院以及北京海淀法院等基層法院版權糾紛案件數均占比很高。版權糾紛在整體知識產權（版權、商標、專利）糾紛中的比重已超過50%。版權糾紛案件數量始終處于高位運行和快速增長態勢，基層法院長期處于超負荷運轉狀態。

版權糾紛調解亟需專業力量支持，調解成功率有待提高。以北京互聯網法院為例，2018年9月成立至2021年11月，其訴前導出案件量達12.4萬件，調解成功率為24%。調研顯示，調解成功率低的原因：一是社會公眾對調解工作認知和信心不足。二是精通版權專業知識并具備法律素養的專業調解人員嚴重不足。

版權糾紛調解對快速解決爭議、緩解社會矛盾有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大量版權糾紛帶有共性，如涉及的法律主體長期共處、標的額普遍不大、核心爭議相對簡單，等等。而處理這類版權糾紛，由版權公共服務機構予以調解，是一種比行政執法與司法保護更為高效、更為柔性的糾紛解決方式，將會對實現矛盾化解在基層、糾紛訴前解決以及減輕基層法院審判壓力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

為貫徹中央深改委第十八次會議精神，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落實《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綱要（2021—2035年）》《“十四五”國家知識產權保護和運用規劃》《版權工作“十四五”規劃》關于開展版權糾紛調解的相關部署和要求，建議：對擬設立在中國版權保護中心（具有司法鑒定資質）的“國家版權糾紛調解中心”，由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出臺相關司法解釋，對其作為版權公共服務機構調解版權糾紛的法律效力予以確認，在專業性和公信力的基礎上，強化法律效力，切實從源頭上減少版權糾紛案件的訴訟增量，為促進社會和諧做貢獻。

●媒體融合

全面整合媒介資源 重構傳播生態體系

■郭媛媛（全國政協委員、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文化與傳播學院副院長）

對于做好媒體融合建設、講好中國故事，習近平總書記曾有過多次重要指示：“要推動融合發展，主動借助新媒體傳播優勢。要抓住時機、把握節奏、講究策略，從時度效著力，體現時度效要求。”要“盡快從相‘加’階段邁向相‘融’階段，從‘你是你、我是我’變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進而變成‘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著力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體。”在當前主流媒體的建設、發展中，媒體融合不僅是趨勢，而且也在實踐中得到加強和推進。并獲得一定的發展成效。尤其主流媒體如“人民日報”探索的中央廚房，集合“報、網、端、微”端，形成全媒體采、編、播一體，建立了信息內容生產、傳播和運營體系的整體架構；如“中央廣播電視總臺”成立5G新媒體平臺、與BAT加強技術上的合作等等，構建出“4K+5G+AI”的智能化媒體格局；如縣市級主流媒體探索構建新媒體矩陣等。

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具體的媒體融合工作推進，還存在不少問題。如各家媒體各自為戰，因財力、物力、人力的不同，實現的媒體融合程度有很大差別；各家主流媒體融合因分散執行，沒有達成1+1大于2甚至3的效果；較多主流媒體存在為融合而融合，或停留在形式上，或無力、無錢、無人真正推進融合發展工作走深走實，無法實現主流媒體更快發展、主流傳播獲得更好成效的融合效果。

媒體融合要在黨和政府堅強領導下，在自上而下的有力規劃、組織、安排下，加以推進；要圍繞“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在服務、滿足全體人民對精神產品的高品質需求上，以規模化、全覆蓋的面貌、狀態加以推進；要面向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助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特征的凸顯、強化，加以推進。對正在走到世界舞臺中央的大國中國來說，媒介融合實在不是一家、兩家媒體的事！要實現中國媒體融合發展新局面，也要注意減少和避免相關資源的重復性浪費，以中國傳媒生態體系重新結構為立足點，有更全面、立體、創新的高站位布局、建設。

現在既有主流媒體的存在、功能、影響、狀態，是在過去更多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時代建立和形成的。而在當下網絡平臺媒體、社交媒體，以至自媒體等層出不窮，各自都占有信息傳播充裕渠道資源，甚至擁有新技術支持的更優傳播樣態、方式的情況下，僅僅依靠主流媒體各自內部的融合建設，與國家發展地位、要求無法匹配，也無法實現主流文化建設、主流信息傳播更好 的成效。需要用開闊和全局眼光，推進國家媒體融合大生態建設。

一要建立主流媒體合縱連橫融合的資源共享、共建機制。主流媒體的融合發展狀況，決定了整個國家媒體生態的基本面貌。建議打通不同層級主流媒體的信息資源、技術支持、融合生產等的共享、共建機制，探索建構穩定、強大的主流傳播生態結構和板塊。

二要重構國家媒體融合發展的生態體系。在繼續強化、推進主流媒體更好融合發展的同時，探索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體制組織加市場機制，確立平臺媒體在國家媒體融合總體格局中的定位和作為，激活、發揮其技術、市場、傳播優勢；以社會化組織機制、形式，將更多網民自媒體分層、分類，策略而有效地納入國家媒體融合發展生態體系，建立主流內容信息的日常、全覆蓋傳播因子、體系、渠道。

三要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媒體融合工作的協同建設、創新發展。通過主流媒體、平臺媒體、自媒體等分層級、分功能、分重點信息內容等的細分定位、有效規制，建立大媒體融合的聯動發展標準體系，探索媒體融合發展全生態建設的整體協同、推進機制。圍繞社會主流信息良性、綠色、健康、有效傳播，建立、健全全域信息分發、內容分層生產、跨界協同聯動、成效有機配合的媒體融合良好發展新生態。

●談談履職這五年

我們有責任讓社會生態變得更好

■蔣勝男（全國人大代表、溫州大學研究員）

自2018年當選全國人大代表以來，我提出的建議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文化著作權領域。比如2018年《保護原創，促進網絡文學健康發展的建議》，提出加大司法機關查處網絡侵權盜版的力度。第二年，在相關調研以及與知識產權領域專家交流的基礎上，我發現社會上需要大量的知識產權應用型人才，于是提出了《推進知識產權應用型人才培養的建議》，受到高校和業界的極大關注以及教育部的反饋，確立學科設立，最終知識產權人才被納入人事勞動部職稱考評系列。

2020年，根據對網絡文學發展的關注與知識產權現狀的進一步調研，提出了《關于盡早成立中國網絡作家協會的建議》，讓龐大的網文作家群體有對應的組織、團結、引導、服務功能的專業機構；提出《促進文藝創作健康有序發展，呼吁盡快推出著作權制式合同的建議》，呼吁由監管部門介入并推出一份適用于網絡文學行業的合同示范文本，將平臺與作者雙方置于平等的地位，以此來規范網文行業。

2021年提出《依據著作權法規定嚴格落實編劇署名權及名次權的建議》，呼吁各方重視原創版權保護，確立編劇的重要地位，切實保護國產影視作品和編劇的原創力。

今年我提出的《加大向“一帶一路”國家電影出口力度，助推中國文化出海的建議》，建議完善‘一帶一路’國家電影出口支持政策，重視影視翻譯人才培養，助推中國文化更好地“走出去”。為作家群體發聲的《關于加大力度打擊網絡盜版現象的建議》，主要針對現在網絡上存在的傳播盜版侵權內容的非法網站和應用，它們嚴重侵害作者的合法權益，呼吁網絡監管部門持續加大執法力度，多措并舉遏制盜版。

二是民生領域，每年都提了相關建議。比如2019年《加強外賣食品安全監管，保障新生代身體健康的建議》，2020年《以云技術促進中國慈善基金透明協作模式的建議》《推進法定婚檢、保障配偶知情權的建議》，2022年《關于出臺慈善信托稅收優惠政策實施細則的建議》《改善產假和陪產假規定的建議》《解除35歲職場恐懼，修訂國家公務員報考年齡限制的建議》，等等。這些建議看似林林總總，其實講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安居樂業。

三是地方建設領域，主要是溫州的高校、鐵路、基礎項目建設等方面。包括今年提出的《關于加快建設溫武吉鐵路，推進閩浙邊革命老區振興發展的建議》《關于盡快啟動新建甬臺溫高鐵前期工作的建議》《加快推進溫州大學以“僑”為特色的省部共建高校建設的建議》等。

回顧近幾年的履職經歷，我很受益，也很榮幸能夠成為全國人大代表。作為人大代表，我們提出的一個個有價值的建議，能夠切切實實地幫助很多人。這是我們的義務和責任，讓整個社會的生態變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