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交織演變。站在這特殊的節點上，少數民族文學研究者在總結歷史、展望未來的基礎上表現出一種自覺的、明顯的共同體意識。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時代，如何從既有的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中重新挖掘各個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歷史敘事，是少數民族文學研究者回應時代使命的責任。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在古代民族文學、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批評、作家作品研究以及口頭傳統等領域成果較為豐富，出現了一批頗有創見的專著和論文。本文試擇取一些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略作掃描。

古代民族文學研究

2021年度，古代民族文學研究主要聚焦于歷史上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文學的互動與交流，從單一的民族文學史料的搜集、整理研究轉向對多民族文學的融通研究，取得了一些頗有深度的成果。徐希平《羌漢文學關系研究》選取了“營營青蠅”、隴頭流水、羌笛等文學意象，并以《松游小唱》對近代詩歌創作大眾化的推進為例，分析了先秦至近代羌漢文學關系之發展脈絡，展示了羌漢文學之間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系和交叉影響。元明清時期，蒙漢民族間交融最為密切且逐步走向深化。多洛肯《清代少數民族文學家族研究》（上下卷）通過對清代滿族、回族、白族、納西族、彝族、蒙古族、壯族的八大文學家族詩文作品的梳理和研究，肯定了儒家文化對少數民族詩文創作的浸染和影響，從各民族文學在碰撞與對話、交流與交融之中構建了中華文學共同體。劉大先《八旗心象：旗人文學、情感與社會（1840-1949）》以晚清民國的旗人及其文學為研究對象，將其置入政治、經濟、社會、軍事乃至國際關系的關聯性語境中，展開跨文化、歷史與區域研究的對話，體察旗人在時代語境中經歷的情感、思想、身份認同與美學追求的嬗變，闡發旗人文學的普遍性意義。米彥青主編的《清代蒙古族別集叢刊》（全四十冊）收錄了80余種蒙古族作家的詩文集，其中抄稿本18種，用文獻展示清代蒙古族文學創作的獨特面貌和發展歷史，準確描述蒙漢文學文化的匯聚、融通的歷史過程，再現蒙漢文學交融的亮麗風貌，為建構系統完整的清代蒙漢文學交融文獻學術譜系提供可能性，進而為構建中國古代蒙漢文學交融史奠定文學文獻基礎。

還有不少文章以民族文學史料為基礎展開了深入細致的探索。查洪德《遼金元筆記文獻整理述論》認為，筆記是古代文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其中蘊含有大量的信息，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遼金元筆記文獻數量大，具有獨特價值，是未被充分發掘和利用的資料庫。斯欽巴圖《從口傳史到編年史的改編方式與途徑——基于〈魏書〉〈元史〉〈蒙古秘史〉實例》考察拓跋鮮卑等古代北方游牧民族記憶和傳承祖先世系的口傳史，從家族、氏族、部落的神話起源說起，以程式化連環結構、規整的詩的形式記述祖先譜系，把重大歷史故事夾在中間，使之成為便于記憶和傳承的歷史故事，讓我們看到了紀傳體編年史有關古代北方民族早期歷史記載的形成方式與途徑。在清代文學譜系中，少數民族詩人的災疫書寫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文學現象，馬志英《清代少數民族詩人的災疫書寫》認為清代少數民族詩人秉承傳統文人憂國憂民的精神，站在百姓立場，以平民視角書寫災疫、替廣大災民祈禱吶喊，凸顯了他們的憂患意識和悲憫情懷。

古代少數民族文人文學思想深受傳統儒家觀念的影響。黃鵬程《文學與政事的交互：論鄂爾泰的文學思想與創作》一文認為鄂爾泰的文學思想具有鮮明的政教功用指向，即文章應以經書為本、以雅正質實為尚；詩歌發乎情而約于禮義。文學與政事的交互研究，更加豐富地表現了鄂爾泰的多維形象及其文學思想。賈曉峰《論金源詩人對李白的接受》主要源于儒家思想的影響和以詞賦取士的推動作用。生活在不同地域空間的各個民族共同書寫了中華文學史，這些成果展示了各個少數民族與漢族文學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過程，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

少數民族文學批評研究

如何突破既有的批評范式，走出文學批評的新路，成為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批評的新思路。董耀鵬《新時代民族文藝評論：價值遵循、現實挑戰與實踐路徑》提出我們要站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高度，充分認識民族文藝評論的重要價值和獨特作用，科學把握當前民族文藝評論面臨的現實矛盾和挑戰，堅定正確導向，強化主流聲音，以精準及時健康的理論評論，構建民族文藝理論評論話語體系，引導民族文藝創作。徐俊六《重建少數民族文學批評學科的邏輯理路》認為文學界應重議、重置與重構少數民族文學批評，對其在中華文學與多民族文學中的地位、屬性、功能與作用進行價值重估，在統觀視野、世界視野與比較視野的觀照下對其批評范式進行轉換，并在此基礎上著力進行主體性建構，逐步形成少數民族文學批評學科范式與話語系統。

新中國成立以來，少數民族文學理論、少數民族文學政策、少數民族文學制度等是促進少數民族文學繁榮發展的保障。海曉紅《當代少數民族文學與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建設》一文認為，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積極參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在促進民心相通和民族團結方面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其發展史表明，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及各類文學制度是少數民族文學繁榮發展的制度保障，各類報刊、文學組織、獎勵制度等是少數民族文學充分發揮精神紐帶作用的助推器。劉亞娟《中國共產黨文藝思想與少數民族文學理論研究史概觀》梳理了少數民族文學理論研究史，從理論思考的總體歷程、重要理論研究發展史分類、研究方法論的演變等三個方面，較為全面地展現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理論研究的整體狀況，概要性地呈現中國共產黨文藝思想對于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批評理論演變的作用與意義。

將地域文化視角融入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是重新理解民族文學的新路徑。李瑛《突破和發展：當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語文學研究范式建構及其創新》對當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語創作的概念和定義重新思考，探索他們的生活實相、審美心理和精神狀態，思考新的視角，建構自身研究范式。吳正鋒《論湘西少數民族文學與湘楚文化的關系》認為湘西少數民族文學呈現出湘西神秘魔幻的巫儺文化特征，表現了浪漫傳奇精神與楚人的悲劇意識，表達了熾熱的愛國愛民情懷以及對獨立人格精神的堅守，表現了少數民族獨有的民情風俗與民歌民謠。

長期以來，少數民族文學是海外漢學及文學等多學科關注的焦點，少數民族文學作品在海外的傳播和影響顯示了中國文化的普遍性價值。邱婧《海外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現狀及問題》通過對海外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整體性的研究、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總體建構的研究、中國少數民族民間文藝再創作與電影改編的研究，以及與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具有相關性的文化研究或理論研究等方面的梳理，指出部分海外研究成果中的意識形態偏見及相關問題，認為其研究否定了中國多民族交往交融共生的關系，無視不同時期不同歷史形態下文學創作的多樣性與多元性。夏維紅《建國“十七年”時期國家集中型贊助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對外譯介》一文考察了“十七年”時期國家機構對外譯介少數民族文學的實踐行為，分析其譯介特點和譯介效果，同時談及譯介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這將有助于我們認識國家機構譯介行為模式及其存在的問題，從而對當前中國文學“走出去”國家戰略背景下探討如何更好地推動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和文化“走出去”，提供很好的理論基礎與實踐借鑒。

少數民族作家作品研究

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自1981年創立至今已連續評選12屆?！睹褡逦膶W研究》推出“駿馬獎獲獎作品評論小輯”，李壯、烏蘭其木格、楊彬等解讀了第十二屆（2016—2019）駿馬獎獲獎作品中的中短篇小說、散文和報告文學。黃曉娟、鄭雪竹《當代滿族女性文學的傳統文化傳承與創新——以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獲獎作品為例》對歷屆滿族女作家作品形式、主題、內涵風格等方面進行對比分析。此外，還有對廣西獲得駿馬獎的三部作品潘紅日《駐村筆記》、李約熱《人間消息》、莫景春《被風吹過的村莊》的評析和解讀，以及散文集《新疆時間》、報告文學《父親原本是英雄》等駿馬獎作品的賞析和解讀。

一些重要的作家、作品被重新解讀和闡釋。藏族作家阿來是當代文壇的重要作家，他以對藏地的書寫建構了獨特的文學世界。王妍《阿來論》從阿來與文學的發端、阿來作品的主題意蘊、多民族人物、敘事形態、文學執信等幾方面，全面而又動態地展現了阿來豐滿的文學面貌。趙軍倉《全球視野下的民族意識拓展——吉狄馬加與瓦歷斯·諾干的詩與文》提出，吉狄馬加從民族傳統出發，以全球視野思考人與世界的關系，以強烈的抒情加以表達；瓦歷斯·諾干則結合族群歷史經驗，以冷靜的筆觸記錄人類戰爭，呼喚世界和平。從傳播學視野考察少數民族詩人及其作品會有耐人尋味的發現。陳祖君《傳播學視野里的鐵依甫江及其詩歌創作》一文認為，鐵依甫江詩歌創作表達著豐富多彩的內容，各種人可以從他詩歌中各取所需。老舍、公劉以及多位文學史家在推動鐵依甫江詩歌的傳播方面起著不可忽視的影響。主流文學媒介的議程設置功能在傳播鐵依甫江詩歌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少數民族女性作家因性別身份和族群身份在文學創作者中居于特殊地位，以“性別”和“民族”雙重維度對典型文本進行文本分析和文化解讀，是理解少數民族女性文學多元復雜性的有效途徑。張淑云《少數民族女性文學的地方書寫——以獲“駿馬獎”的女作家作品為例》以人文主義地理學視角對12屆78位女作家的地方書寫所形成的藝術特征和審美形態作了深入的探索。韋惠文《廣西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的女性視野》以20世紀80年代以來廣西當代少數民族女性作家作品為研究對象，她們書寫著廣西少數民族女性日常生活、生命思考和情感體驗，不僅深刻地揭示男權社會和苦難生活雙重壓力下女性的隱忍和抗爭，還挖掘出女性主體意識的覺醒，體現出一種女性人文關懷意識，其蘊含的女性主義思想對廣西當代少數民族的建構具有重要意義。

建黨百年：學術史回顧與反思

建黨100周年，文學正當其時。對建黨百年的學科發展歷程、專題回顧、反思和梳理成為2021年度的一大學術熱點。白庚勝《建黨百年 民族文學寫意》提出，建黨百年來，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多年來，在中國文學的革命性、歷史性變革中，少數民族文學事業作為多元的、平等的、團結的、進步的美學實踐，不僅從無到有，而且從小到大、從弱到強，成為古老中華文學的新篇章，以及中國共產黨百年精神創造的文學精彩?！睹褡逦膶W研究》開設了“建黨一百周年與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專輯”梳理總結建黨100周年以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回顧與思考。少數民族作家培養政策是當代少數民族文藝政策的重點。羅宗宇、王彥杰《當代少數民族作家培養政策及思考》在總結思考當代少數民族作家培養政策史的基礎上提出，黨和國家的民族政策與文藝政策始終是制定實施少數民族作家培養政策的基礎；少數民族作家培養政策需要與時俱進，不斷創新；當前少數民族作家培養政策要進一步聚焦全面提高作家水平和文本質量。宋騏遠、鄒贊《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在新疆的傳播與發展述略》認為，通過文獻梳理可以發現依靠早期中共黨員和文化界知名人士的文藝活動、社會團體的文藝實踐、報紙刊物的文藝宣傳以及蘇聯的文藝工作等傳播實踐，共同推動了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在新疆的傳播與發展，并對新疆現當代多民族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對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下理解民族文學，有助于推動中華多民族文學的傳承與發展。劉大先、劉成、朱旭《“文學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筆談》從“多民族文學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問題”“命運共同體與文化共同體”“邊緣與差異目光的轉換”等方面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進行對話。千百年來，民族文學為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文學方面的溝通路徑。魏清光、李躍平、周緒琳《從“少數民族文學”到“多民族文學”：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自覺》指出“多民族文學”的命名是對“少數民族文學”概念的超越，在思維方式上體現了由二元對立向多元一體的轉變，在心理認知上體現了由民族視野向國家視野的轉變，這一轉變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自覺。

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時代，可以看到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不斷“跨界”和“融通”，不僅有多領域“跨界”的學術活動，也有多學科的“融通”研究成果。少數民族文學研究者一方面固守既有的、傳統的研究范式，另一方面嘗試在賡續傳統的基礎上，打破現有的學科窠臼，產生新的學術增長點。綜觀2021年度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現狀、發展以及相關的熱點，如何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確定新的方向，探索新的范式，立足少數民族文學史料和學術發展的歷史，挖掘、提煉各民族文學與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歷程，尋找一方新天地，成為新的開拓方向。

（作者系西北民族大學副教授、中國社科院民族文學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