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唐弢版《中國現代文學史》是公認的百年來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上的經典。[1]周揚說：“這本書是新中國成立以后，許多專家、教授們合作寫的第一本中國現代文學史。”[2]作為首部國家級“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系列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三卷本自1979至1980年陸續出版以來，截至2002年的印量分別是“第1卷87萬冊，第2卷84.5萬冊，第3卷77.9萬冊”[3]。然而，在學科建設發展史上占有突出位置的唐弢版文學史，除去若干親歷者的數篇回憶文章外，能夠回到它的生成語境中去探究各種不同力量參與文學史構造的有歷史深度的專題研究，尚不多見[4]。現有的討論及學科評述又往往依據其正式的出版時間、將其置于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歷史重評”思潮中把握，但唐弢版文學史的主體內容特別是其前兩卷主要編寫于1961年至1964年。它的編寫與出版之間存在一個有學術史意味的時間差，分列于社會主義道路探索期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不同學術語境。如何理解兩者的斷裂與連續、修改與繼承、抗拒與化用等多重張力結構的糾纏是相當復雜且棘手的重要問題。

按唐弢版《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出版前言，“一九六一年文科教材會議之后，開始編寫本書”。[5]這里言明的是作為高教部教材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時間，但早在1959年，唐弢負責《中國現代文學史》編寫工作的動議已開啟，只是隸屬于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這一科研院所系統。1960年前后深入參與科學院序列文學史編寫的樊駿表示：唐弢負責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編撰“從一開始就不同于一般的研究課題，具有更多的政治色彩和更高的規格”，“是文學所一項既定的、醞釀很久的研究項目”[6]。學界目前對作為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的唐弢版《中國現代文學史》前史部分的探討少之又少，現存的稀有的研究又主要是依靠親歷者的回憶來鉤沉史事。[7]可是親歷者的回憶由于各種可想見的原因尚無法直接作為可信的史料來立論。深描唐弢編史的心路歷程尤其是揭開此前始終淹沒在學科史敘述下的科學院版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機緣與頓挫，需撮綴諸篇，縱觀通覽，并廣泛參證官方文件、檔案材料、多位親歷者的回憶等，庶幾可得其眉目。本文擬借鑒洪子誠“作為‘當代事件’的文學史書寫”的視野與方法，追溯唐弢最初編寫《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社會政治背景與各種因緣際會，“以加深對當代中國知識生產與權力、主流意識形態建構的關系，以及歷史事件背后的思想、政治、人事脈絡的了解”[8]。

一、科學院的文學史編纂譜系

1959年9月，籌劃經年[9]，終于在何其芳的多方協調下，唐弢由上海作協調任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唐弢自稱“五十年代末自滬調京，起意于鄭西諦，而促成之者實何其芳”[10]。同年，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門化1955級集體編著的紅皮本《中國文學史》作為“第一部紅色的中國文學史著作”[11]引發的學生編史熱潮也引來了周揚、邵荃麟、何其芳等文壇高層的冷思考。

據《文學研究所所志》，1959年3月，何其芳在所內傳達周揚對文學研究所的指示“研究機關不能只抓普及，主要是提高”；4月中旬，周揚親自在《文學評論》《文學遺產》編委擴大會議上指出“提高學術水平必須要有學術討論”；幾乎同時，上級機關指定中國作協和文學研究所聯合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召開“文學史問題”學術研討會，集中討論北大1955級紅皮本文學史及師大中文系師生編寫的《中國民間文學史》《中國文學講稿》。從4月中旬到6月中旬，陸陸續續開了四次討論會，會議由文學研究所實際負責人何其芳和中國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輪流主持。有意味的是，6月5日，何其芳在所內傳達周揚“反簡單化的精神”，指出開國以來古代文學研究中學術批判的缺點是“簡單化”，宣稱“不要把批判說得壓倒一切”。[12]12天后，何其芳在“文學史問題”討論會上發言，籠統贊揚紅皮本文學史后，長篇累牘、尖銳且全面地批評了其“簡單化”的弊端，“不僅指向具體的論述，也涉及所依據的理論和論述方式”[13]。

雖然何其芳的發言一上來就謙稱“我沒有系統地研究過我國的文學史”，但自文學研究所1953年成立之初，就設有與“古典文學組”“文學理論組”等并立的“中國文學史組”，該組組長即由副所長何其芳兼任。發言的末尾，何其芳有感而發：“文學研究所也曾有過編寫中國文學史的計劃。我們非常慚愧，由于計劃的多次變動和其他許多工作上的缺點，至今尚未著手編寫。但社會上迫切需要用新的觀點寫的中國文學史，我們是很知道的。”[14]他表態稱，“熱忱地盼望和預祝”高等學校編寫的各種文學史通過認真的修改成為“較好的文學史”，這里暗含的話語邏輯是紅皮本文學史在未經認真修改之前尚算不得“較好的文學史”。而何其芳發言的另一種弦外之音是“文學研究所也在編寫文學史，他強調‘我們要搞學術性的’”[15]。

1959年春夏，當時尚未調入文學研究所的唐弢也在“文學史問題”學術研討會上發言。[16]他在上海作協工作時，就想編寫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像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言那樣，把許多作家合在一起談，“按社團、流派來談”，“有分析，有比較”；唐弢說：“剛到文學研究所時，何其芳同志正領導寫中國文學史。那時曾經研究過文學史的寫法。何其芳同志要我寫一部現代文學史，與那部講古代的中國文學史銜接。”[17]所謂“銜接”，既是時段的接續，也是理念的承傳。

理解唐弢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初心”，需要由科學院文學史編纂譜系對“學術性”的強調并以此與高校教材相區隔的定位入手。樊駿曾提供從文學研究所的視野觀照唐弢編寫文學史的簡要情況。據他回憶，“1959年秋，唐弢調文學所任現代組組長”，做了“隨即成立的‘文學史編委會’成員”，“表明‘現代’部分已經列入整個文學史的編撰規劃”；1960年1月，高層部門召開“加強理論批評工作會議”，“專門作出由文學所負責編寫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決定”。[18]何其芳和唐弢一道出席會議。會后，上級機關將全國各地高校師生大躍進中編寫的十多部現代文學史（以內部教材為主，正式出版者少）交給文學研究所現代組寫情況述評。現代組人員在唐弢的指導下分頭閱讀，集體討論，1960年9月，由樊駿整理、執筆成文，終經唐弢改定后上報中央有關單位。樊駿后將報告改寫成文章，發表在《文學評論》。[19]雖署名為“樊駿”，但實際代表的是唐弢及其所領導的現代組。

對照來看，這篇《關于編寫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的幾點看法》堪稱何其芳“1959年6月17日在中國作家協會和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召開的文學史問題討論會上的發言”的翻版。何其芳開宗明義概括說：“我們對于文學史著作的內容不外乎有這樣幾個要求：一、敘述歷史事實準確；二、能夠總結出文學發展的經驗和規律；三、對作家和作品的評價恰當。”[20]樊駿執筆的評述在指出“一九五八年以后的新教材”的不足與問題時亦分為三節：“從實際出發的問題”“分析評價的問題”“總結歷史經驗和發展規律的問題”。[21]“從實際出發的問題”談的是如何“嚴格地從實際出發，保證每個結論都能建立在分析大量材料的基礎上”，對應的是何其芳的“敘述歷史事實準確”。“分析評價的問題”與“總結歷史經驗和發展規律的問題”，與何其芳的后兩點“要求”在字面上都是近似的。這絕非一種歷史的巧合，甚至可以斷言何其芳的發言是文學研究所現代組研判高校版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的摹本。

就在上級機關決定由文學研究所編寫《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同時，何其芳已經開始著手組織《中國文學史》的編寫。他向編寫組提出三點要求：“一、材料翔實；二、論點妥當；三、文字精煉。此外，就是要有一定的見解。”1960年6月22日，何其芳就文學史編寫問題傳達周揚指示：“要比北大精煉些，科學些。篇幅少，寫法要科學一些。”何其芳解釋說：“我所理解的首先是資料上少些錯誤，當然也不能無錯誤。其次評論作家不要忽而左，忽而右。”[22]何其芳追求的是，“比較系統地介紹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過程，并給古代作家和作品以較為恰當的評價”；參考“近人的有關論著，從其中吸收了他們的研究成果”[23]。

巧的是，1960年7月進入文學研究所隨唐弢進修并參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郝懷明恰好回憶了“何其芳對編寫文學史的要求”：

何其芳對我們說，從古典文學史到現代文學史，在體制上大同小異，要求比北京大學編寫的文學史科學些、精煉些。

所謂科學些，包括這樣幾個基本要求：一、史實敘述準確；二、文藝論爭、文藝思想斗爭、文藝運動、文學現象論斷正確，作家作品評價恰當，體例章節安排適當；三、總結經驗，找出規律，這一條對現代文學史特別重要，可直接指導今天的創作。

所謂精煉些，即是：一、內容選擇問題：什么樣的作家作品入選，要有個標準。如民歌民謠入選，就應選內容好，有藝術價值，確實發生過影響的。要從文學史的角度出發，在文學史上發生過作用的才選。文學史不是文學大全。二、文字表達問題。

總之，要求敘述準確，論斷正確，總結經驗，找出規律，內容充實，文字精煉。

為此，一、關鍵問題是充分占有材料；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實事求是，反對從概念出發。多花功夫，反復思考，多研究，才能認識事物。也就是毛主席主張的，了解情況，理論指導，得出事物固有的結論。二、反復修改。要看現有的文學史、研究文章、爭論文章，可以啟發我們去思考一些問題；要盡自己最大的努力；要多花勞動。這樣，質量就會高些。

他一再強調要占有材料多思考。他說，要看完作家所有的作品，看前人的評論，摸清哪些問題引起過爭論，哪些問題尚未解決，才能有所創見，寫出有創見的學術著作。他還說，占有材料后還要多思考，要有充足的時間才能想清楚。當然也要發揮集體的力量。每次修改達到什么目的，達到什么要求，怎么做，要明確。每改一次，才能提高一步。[24]

細致分析，1960年6月22日，郝懷明尚未入文學研究所報到，肯定沒有聽到何其芳對周揚“要比北大精煉些，科學些”這一指導意見的傳達。從郝懷明的回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何其芳對“所謂科學些”的闡述正是其1959年“文學史問題討論會”發言的核心，亦是樊駿批評大躍進中現代文學史教材生產問題的著力點，只是表述略作調整；何其芳對“所謂精煉些”的意見及對“充分占有材料”“反復思考”“反復修改”的強調，又本自1960年初他向《中國文學史》編寫組提出的“材料翔實”“論點妥當”“文字精煉”這三點要求。綜合可見，何其芳對文學研究所《中國現代文學史》編寫工作介入之深，他將自己領導編寫《中國文學史》的工作經驗整體移入到指示唐弢編《中國現代文學史》。

另可對照的是1962年唐弢在中國人民大學“文研班”的授課記錄“現代文學史編寫中的問題”。他開篇即說：“58年以來，教材、資料共200多種，周揚最近向中央報告，指出其中缺點是簡單化。這缺點是存在。”從周揚到何其芳，再到唐弢，對大躍進時期文學史編寫的“簡單化”問題的看法是一致的。隨后，唐弢講了四點：一、“觀點與材料結合問題”；二、“吸收已有研究成果問題”；三、“文化面的問題”；四、“歷史評價問題”。[25]除“文化面的問題”涉及現代文學發生發展中的特殊性，其余三點主張皆可視為對何其芳文學史編纂法的呼應。人大“文研班”由周揚指示文學研究所籌辦，最終選擇與中國人民大學合作辦學；1959年秋季開學，何其芳親任班主任，唐弢調入文學研究所的同時還兼任第一屆人大文研班的專職教師，安家在中國人民大學當時所在的鐵獅子胡同一號的教師宿舍里。唐弢在《悼何其芳兩首》的前記中寫“共事十余年，相切相磋”，亦可證二人關聯之深。

二、“學院式”的“集體編寫”

何其芳通盤規劃的《中國文學史》不僅在指導思想上與唐弢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前后一貫，在具體的編寫原則、展開工作的方式方法上，二者也相近似。何其芳治學“最強調毛主席在延安整風時所提倡的調查研究和實事求是之風”，主張“大量地掌握資料”，“非常看重第一手的材料”，“為了收集資料，經常親自進城到各書鋪去訪書”。[26]早在1953年文學研究所剛成立時，編寫文學史的任務就已列入計劃，何其芳帶領幾位中青年同志從《詩經》《楚辭》研究起，從漢宋明清及近人的歷代注本的細讀入手，“對《詩經》逐首詩的篇義和詩中的訓詁進行仔細的討論”[27]，雖進展緩慢，卻毫無疑問是學問的正途。只可惜“這種‘學院式’的研究計劃和研究方法”在“紅樓夢研究批判”運動后擱淺。在1958年大躍進的態勢下，時任文學研究所所長的鄭振鐸主張短期內完成15卷乃至20卷中國文學史的編寫，但最終討論的結果是制定了“十年完成十卷本文學史的計劃”。[28]在學術冒進的整體氛圍中，何其芳主持的科學院文學史編纂計劃難能可貴地保持著有條不紊的節奏。

然而，“1959年北京大學中文系55級編寫的《中國文學史》的出版”使這個剛剛好不容易確定下來的“十年十卷”的文學史計劃被放棄，先變為“三年三卷”，后由文學研究所古代文學研究組的青年同志改為“三年計劃，一年完成”。于是，緊鑼密鼓，文學史的編寫工作迅速展開，先確定書的體例特點，將文學史編寫組按時段細分為三，確定三個小組各自的責任人；隨后進入初稿寫作階段，每個人按分配到的章節進行撰寫，寫一批，小組內甚至大組里討論一批，及時總結經驗教訓；初稿成型后，全體編寫人員住到高級黨校招待所，集中討論三個月，同時在全國近200位同行專家中征求意見，再集中修改六個月。“從務虛到務實，從計劃的制定到任務的落實，從擬定提綱到寫樣品，從修改到定稿”，何其芳“都親自參與、過問”，“全書的編成，同他花費了很大精力是分不開的”[29]。初稿寫作雖在一年內完成，但反復修改和打磨的時間比寫作的時間還長。從1959年動議到1962年出版，還是耗時三年。何其芳的持重穩健由此可見一斑，他在特殊的年代里將“學院式”的編史方式盡可能地保留了精髓。

1960年春，唐弢受命編科學院系統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之初，同樣“沒有立即上馬”。他深感文學研究所“現代組人手嚴重短缺”，既湊不出余冠英、錢鐘書、范寧這樣堪稱“金字招牌”的分段負責人，也缺乏胡念貽、曹道衡、王水照、劉世德、鄧紹基一類學有所成的中青年學人，無法像實力強勁的古代組似的直接承擔文學史的編寫任務，只能依靠中央有關部門“從北京、遼寧、吉林、江蘇、云南的高校和作協借調多位同志參加這項工作”。[30]一方面，唐弢要求現代組的同志：“用兩年時間，查閱現代文學的原始雜志和報紙副刊，包括有關的作品集；強調一定要看第一手材料，并且做出編年史式的卡片。為此，還作為一條紀律規定：兩年內不要寫文章。”[31]另一方面，嚴格要求借調人員讀書，開列詳盡的理論、作品、期刊等各類書目，囑咐“要多讀，多思，要占有第一手材料”。[32]

團隊聚合后，唐弢先組織大家“圍繞著現代文學史編寫的目的和任務、思想斗爭的教訓和問題、文學運動的經驗和規律、作家思想的發展道路、創作的藝術成就、現代文學的分期等問題，以及當前高校現代文學教材中存在的問題等”[33]積極討論，確定著史體例，拿出章節方案；再根據成員情況按時段分為若干小組，從版本學、目錄學等傳統學問的正路入手做資料索引，“先從所里的圖書館查起，后又跑了北大、北圖、北師大、作協等處的圖書館，從晚清到解放以前的作家作品都查，重要作家解放以后的作品也要查”[34]，在摸清中國現代文學的存藏“家底”后，編寫組集中精力閱讀報刊雜志、作家作品。

與浩如煙海的古籍相比，中國現代文學的生產更依托于新型媒介的報刊和新式印刷的出版機制。唐弢對地毯式的搜尋資料、閱讀原始報刊的推重，看似是現代文學專業特有的學術訓練，但歸根到底是何其芳反復申說的從充足而廣泛地占有第一手材料做起；從傳統來看，是乾嘉學問的治學方法，就政治言之，是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盡管是在學術躍進的語境下，唐弢依舊非常沉得住氣，取法何其芳在文學研究所創建之初所用的“學院式”的研究計劃和研究方法來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不求速成。

在組織方式上，唐弢也借鑒了何其芳的集體編寫模式。今人論及文學史的集體編寫模式容易將北大1955級紅皮本文學史與科學院版《中國文學史》混為一談，誤以為同。實際上，文學研究所自建所以來籌劃的文學史編寫就是集體研究，分工合作，但追求的是穩扎穩打，既不好高騖遠，也不急于求成。關于集體編寫，何其芳在1959年“文學史問題討論會”的發言中直言不諱地指出：1955級的年輕同志們用集體的力量突擊寫成文學史的編寫方法“是有它的限制和缺點的”，“為了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寫成，不得不把整個集體分為許多小單位，這幾個人去編寫這一章，那幾個人去編寫那一章，然后把它們拼合起來。這樣這個集體就不能進行通盤的貫串的研究，就沒有充分的時間去鉆研一些困難的重大的問題，就不可能期望找到中國文學史的一些具體的特殊的規律。……如果在十分短促的時間內，用那樣的編寫方法，就能夠把中國文學史的規律弄得很清楚，倒反而是奇怪的事情了，那就成了真正是宗教上的奇跡了”[35]。因此，何其芳組織《中國文學史》的編寫時，盡管也是多人合作，但更重視集思廣益、互閱稿子、層層討論、反復修改的流程，老專家指路與把關并重，同時廣泛征求同行專家的反饋意見，多方面提高編史質量。相較來看，文學研究所現代組此刻尚不似古代組那樣“人才濟濟，陣營鼎盛”[36]，也沒有建所之初已經陸續展開的編史基礎，一切仍在草創階段，唐弢沒有給編史工作規定完成日期，放眼長遠，不搞突擊。盡管唐弢初編《中國現代文學史》時，尚未完全打開局面和全線鋪開，但就集體編寫模式而言，已在靠向何其芳的理念。不想，計劃沒有變化快，何其芳與唐弢聯手規劃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編寫正式開啟僅一年就被迫終止了。

正所謂“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唐弢心心念念、兢兢業業在文學研究所編寫《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計劃流產了，卻意外主編了作為首部國家級規劃教材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學界慣于談其從編寫到出版、歷時十八年甚至染有傳奇色彩的艱難困苦、曲折坎坷，卻對1961年唐弢內心的糾結和取舍語焉不詳。盡管嚴家炎、樊駿和郝懷明等人的回憶里有所提及，但若干說法彼此矛盾，相關背景和史事細節仍有諸多有待厘清之處。

三、時勢的轉向與唐弢的選擇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八屆九中全會正式批準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一周后，教育部召開了為期十天的全國重點高等學校工作會議，著重研究貫徹執行中央全會的八字方針。2月10日，彭真主持召開了專門討論教材問題的中央書記處會議。“會上總結了1958年以來高等學校教學改革違背了客觀規律，造成‘越改越亂，學生不讀書，也沒有書讀’的現象。會議決定采取緊急措施，限期在半年內解決教材問題。”[37]2月21日，林楓代表中央文教小組，傳達中央書記處關于教材問題的決定：“高等院校和中、小學，包括中等專業學校，下學期都要有教科書或講義，而且要在上課前發給學生。……今后編書，應以教師為主，要有領導地編。”中央書記處責成周揚抓文科教材建設。[38]

很快，周揚在京組織各地文科專家會聚。據嚴家炎《教學與科研活動紀事》，“1961年3月，被教育部調到周揚主持下的全國文科教材辦公室，參加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的編寫。同時被調入編寫組的有：北京大學王瑤，武漢大學劉綬松，山東大學劉泮溪，北京師范大學李文葆等十余人。[39]實際上，1961年3月初，只是“文科教材編寫會議之預備會”[40]，初步確定了文科教材的內容及計劃安排；4月12日至25日才正式召開文科教材編寫會議。據《王瑤年譜》，4月會議后，組建了《中國現代文學史》教科書編委會，王瑤分擔一部分編寫工作，并擔任抗日戰爭時期分組的責任人；5月，“按教材編委會的要求集中住到中央黨校編寫教材”。[41]

唐弢回憶，作為全國文科教材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原本預定“由北京師范大學主編”，但“北京師大原來一些老師如丁易、穆木天、彭慧、鐘敬文、黃藥眠等，去世的去世，被錯劃的錯劃”，所以“除中文系副主任李文葆外，又邀請北京大學王瑤，武漢大學劉綬松，以及山東大學、廈門大學、華中師院等校的一些教師參加”。[42]樊駿回憶，北師大為主的文學史編寫“進行一段時間后遇到一些困難，周揚指定由唐弢出任該書主編”。[43]按郝懷明的說法，1961年5月初，“高教部想讓文學所和北師大合作編寫現代文學史”[44]。然而，據文學研究所的資料顯示，4月29日，何其芳和蔡儀在全所大會上傳達了“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編選計劃會議”精神，“決定由理論組、現代文學組承擔《文學概論》《現代文學史》的編寫工作”[45]。此次傳達距離閉會僅過4天，可見“文學所和北師大”合編的計劃正是在文科教材編寫會議上做出的。或許，樊駿全憑記憶談其大概，而郝懷明有自己的日記可供翻查，只是忽略了一個“時間差”：從何其芳在所內傳達到唐弢向進修人員傳達，還是隔了幾日。

關于上面下達的新任務，唐弢說：“周揚提出兩部現代文學史合并，開始我不愿去，何其芳也沒同意讓我去。”[46]對此，郝懷明補充了具體的細節：

周揚同唐弢等人的談話，希望很快編出一部文學史應付下學期對教材的急需，對這部文學史要求不高，只要求以現有文學史中公認較好的一本為底子，吸收其它本的長處，并根據各本所提供的材料范圍，作一次審查訂正推敲，在原有的基礎上增強革命性和科學性。……商量的結果是唐弢負責寫魯迅部分，其他由北師大負責編寫，唐弢只去做三次指導。[47]

這份回憶得到了親歷者張恩和的認可，亦稱“當時對這部文學史要求不高……但對完成時間要求較急，即要求8月底完成，供新學年開學使用”[48]。而這些信息又可與官方文件的記述相合。1961年2月，彭真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會議正是“限期在半年內解決教材問題”，也就是8月份完成，不耽誤9月新學期開學使用。周揚1961年4月12日在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編選計劃會議上的講話里明確表態：“我們現在來開會，就是要爭取在較短的時間，在現有的基礎上把教材編出來，不能讓學生沒有課本。”[49]1961年5月19日，在中共中央批轉《中央宣傳部關于高等學校文科教學方針和教材編選工作的報告》的文件里也稱：“建設文科教材是一個長期的任務，而目前又迫切需要在盡可能快的時間內解決主要的教材，因此對教材質量的要求不能太高。只要材料比較充實，觀點大體妥當，盡可能做到觀點和材料統一；敘述簡明、扼要，比較適合學生的程度和教學的要求；就可以了。”[50]這一口吻與郝懷明記述的周揚對唐弢的勸說十分一致。

郝懷明的說法也補充了嚴家炎的回憶。嚴家炎稱：“那時中央有關部門正組織力量統一編寫文科教材,王瑤、劉綬松、劉泮溪先生等十多人都參加了《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工作。我們從指導思想到編寫體例、章節安排先后討論了幾個月,唐弢先生有時以顧問的身份來參加編寫組會議,卻不是編寫組成員。由于群龍無首，編寫工作進展比較緩慢。”[51]所謂“以顧問的身份”參會大概就是唐弢去做的“三次指導”。

對唐弢堅辭主編的選擇，郝懷明釋為“覺得這樣一來等于借兵給別人用，到頭來所里擬編寫的現代文學史還得重新再搞”[52]；樊駿推測：“可能考慮到由文學所自己編撰的文學史任務要單純得多，也更便于貫徹自己的意圖，何其芳和唐弢最初都不愿接受這新的任命。”[53]然而，有一點依然說不通。《中國現代文學史》教科書編委會1961年5月方才集結于中央黨校，8月底之前交付，滿打滿算只需應付四個月，何況周揚一再放松要求，可據現成教材“審查訂正推敲”，根本不需原創。唐弢完全可以一口答應，敷衍成書，交差了事，9月份仍可繼續編文學研究所自己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如此這般，既不開罪于周揚，也不存在征用所內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問題。按樊駿的說法，文學研究所編寫組當時尚未“形成具體明確的計劃和詳細的體例章節”[54]。郝懷明則說，1961年5月，“組里同志已寫完論點提綱，有的已寫出部分初稿”。[55]可是即便這樣，周揚口中的“現成教材”也絕不是要讓文學研究所奉獻出完全不成規模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不妨斷言，從外在的事功層面的猜想可能會造成誤讀。

就內在性格而言，唐弢自言“或多或少地保留著農民的性格”，“有時候自己在心里叮囑：灑脫一點吧！變通一點吧！然而沒有用。固執，拘謹，環境改變了我的外貌，卻沒有移動內在的秉賦”[56]。在相濡以沫45年的妻子眼中，唐弢“誠摯忠厚，不偽不滑，誠以待人。當面說得好聽，背后給人一刀或背信棄義，說違心話這類事是絕不做的”[57]。在交往半生、過從甚密的晚輩朋友看來，“他對自己提出的要求很高，又一點不肯馬虎”[58]。從性格判斷，讓凡事認真、以“鍥而不舍”的慢精神自勉立身的唐弢在編寫文學史的事情上學會變通、順應機宜，幾乎不可能。

從性格入手的解讀，固然更進一步，但仍顯迂遠。將唐弢堅辭主編之事置于北大1955級紅皮本文學史事件的后續輻射中觀照，當可近真。何其芳或公開或私下反復拿紅皮本文學史為例來談編寫文學史當引以為戒的注意事項。唐弢在何其芳領導下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對何其芳編寫文學史觀念的了解頗深。4個月的時長在強調集體的年代對個人來說不算什么。但要求4個月編出一部通行全國的教科書，在嚴肅的學者看來，簡直是兒戲，是急于求成，是急功近利，與紅皮本文學史短時間內的左傾冒進有何差異，更會造成國家資源的嚴重浪費。

1961年春夏間，唐弢既以旁觀者身份與高校文科教材序列《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工作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系，同時又加緊了文學研究所現代文學史編寫的節奏。５月下旬，他先后兩次在所內召集全組開會討論，詳細談論了“文學史編寫中的點面線結合問題”；6月初，安排郝懷明“去西安查閱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延安出版的刊物和書籍”；7月6日，召集全組開會討論“高教部組織的北師大現代文學編寫組擬寫的結構提綱，并結合我們擬的方案，看人家有何長處，然后取長補短，制定出一個能夠更好地體現周揚意見的章節安排”[59]

其間，頗有意味的是，５月31日唐弢結合周揚對高教部教材編寫小組所擬現代文學史結構的意見與所內編寫組的談話。他不斷地將高教部與科學院兩邊現代文學史的編寫原則做對比，主張學習周揚講話之外，也表明了自己的對話意識。唐弢認為，周揚“他比我們更進了一步，要求對當時的全貌有更全面的了解，有更高的概括能力，強調歷史的貫穿性，歷史地位的評價”，更多強調了文學史的“面”，即現代作家“反帝反封、鼓吹反抗、個性解放、民主精神”等“共同的特點”，但“點”的問題講得較少。在唐弢看來，“點就是風格，包括思想風格，藝術風格”，“文學史既要寫出共同點來，也要寫出不同風格來”，“只有面，沒有點，籠籠統統，就不成其為史”。[60]唐弢雖不愿過度參與高教部教材編寫小組的文學史編寫，但卻常常以之為參照，從中揣摩、把握周揚的意見，又希望能編出科學院自己的特色。編出可與“教學型文學史”角力的“學術型文學史”的念頭已在唐弢心中閃現。

四、“學術型”與“教學型”的糾葛

正當唐弢努力地維持著在高教部與科學院現代文學史編寫組中“顧問”與“主編”兩類身份的某種平衡時，變化總是來得猝不及防。

唐弢自述：“后來經不住周揚一再催促，我帶了所里路坎、樊駿、吳子敏、徐迺翔、許志英等人一同去。”[61]“一再催促”四字聽起來緊迫、細品卻有點輕描淡寫，沒有細節。樊駿說，當時“周揚對文學所負責的另一部教材的提綱很不滿意，相當嚴厲地批評了該書主編；唐弢擔心自己‘抗命’不從也會遭到同樣的命運，不敢堅持己見”[62]。錢中文稱，蔡儀寫成的《文學概論》提綱，“據說在天津會議上給領導否定了，于是這位領導自己拿出提綱，要別人按他的提綱寫作。蔡儀先生只好照辦，組織力量，勉力寫成初稿”[63]。兩相對照，被周揚嚴厲批評的教材主編就是負責《文學概論》的蔡儀，而“要別人按他的提綱寫作”的“這位領導”正是周揚。

蔡儀《文學概論》大綱討論會在天津連開數日。《周揚文集》第3卷收錄了周揚參加以群、蔡儀各自領銜的《文學概論》編寫討論會時的5次發言記錄，其中有三次是天津會議時的講話。讀樊駿和錢中文的回憶，倘只在字面上理解，會誤將本次天津會議當作批判會。實際上，細讀3次講話，便能發現周揚不僅不算面目可憎，甚至可以說是講得相當入情入理。茲舉數例如下：

教科書不一定每一章都要批判修正主義。……我過去也有機械論的東西，譬如世界現和創作方法的關系，過去我就有簡單的理解。這幾年，教條主義、機械論在某些同志中又有發展，對別人的不同意見動輒扣帽子，嚇得別人都不敢講話。……目前的提綱，整個說來，貫徹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主席文藝思想，方向是對的，但在敘述上應當采用歷史的方法，不要只用概念的方法。（8月9日）

“文學反映各方面的生活”，以此來區別文學與其他意識形態，不行。首先，“各方面的生活”的提法不嚴密。……其次，憲法、六法全書等等，也反映“各方面的生活”，是不是文學呢？（8月12日）

提綱中有些東西說得很機械，要多些辯證的與歷史的東西。……個別的表述方法，修改時還可以推敲、斟酌。例如說到接受遺產只講唯物主義的東西，難道唯心主義遺產就一點好的東西也沒有？……關于毛主席，在提綱中不要提“高峰”，固然他的確是高峰。只把他的貢獻具體指出也就可以說明了。……寫法，史料應該多些，文章寫得活潑些。（8月15日）[64]

平心而論，周揚的這三次發言，態度溫和，語辭懇切，表達不同意見常從自我批評開始，細致具體，有理有據。

1961年8月，正是周揚躊躇滿志的高光時刻。兩個月前，全國文藝工作座談會在新僑飯店成功舉行，敢于提出“正確地認識政治和文藝的關系”等問題的“文藝十條”得到熱烈討論。周揚在天津參加文科教材會議的同時，正在主持繼續修改“十條”。黎之回憶說，定稿時，周揚很高興并得意地說：“這是文藝上第一個糾‘左’的文件。”[65]因此，從周揚在講話中建議蔡儀將“文藝座談會的精神貫徹到書本中去”，也可推知天津《文學概論》大綱討論會是在“糾左”的氛圍中進行的。

可以印證的是，時任蔡儀《文學概論》編委會學術秘書并負責記錄周揚講話的張炯在訪談中表示：蔡儀《文學概論》最初的提綱“是以毛澤東文藝思想為綱”，“第一章是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然后是文藝與人民、文藝與現實生活等章節”；“周揚對《提綱》最主要的指導意見是，不要用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框架搞提綱。他認為，文學概論應該按文藝本身的各種規律來寫，如本質規律、創作的規律、內容與形式構成的規律、文藝的欣賞與批評的規律、文藝歷史發展的規律等”[66]。

幾方材料對照閱讀，倘若認定張炯的回憶是可信的，那么蔡儀偏于保守的提綱被周揚否定也并不算過分的事，唐弢對“自己‘抗命’不從也會遭到同樣的命運”的擔心也就無從談起。撥開親歷者敘述的迷霧后，原本清晰的唐弢同意周揚囑托的敘事鏈條又斷開了。

1961年8月，在天津舉行的《文學概論》大綱討論會規模較大。以群帶領的《文學概論》（出版時更名《文學的基本原理》）團隊由上海赴津參會。何其芳與唐弢也在場。身在會上，唐弢竟仍惦念所內編寫組的情況。他從天津寫信給所內的編寫組，要求組內傳閱北師大擬定的現代文學史大綱，“先在小組內征求意見，準備將來大組討論時充分聽取大家的意見”，屆時邀請北師大編寫組前來參加討論。[67]從語氣口吻來看，此時尚是兩個現代文學史編寫組的互相交流，并未顯示兵合一處的跡象。

目前，唐弢應允出任高教部《中國現代文學史》主編之事，缺乏充足的可證資料。不過，可以確定的是至遲到9月中旬，唐弢已經決定擔起國家級教科書的編寫工作。這一時間點，在文學研究所編寫組成員郝懷明和北師大編寫組成員張恩和的各自回憶里相一致。

至于唐弢轉變心意的原因，不妨根據現有資料略加推測。首先，天津會議開到8月中旬，只是完成了大綱討論，連周揚親自重點抓的《文學概論》教材都無法完成9月新學期交付使用的預定計劃。已然拖過了8月交差的中央半年限期，唐弢不需要再去配合著完成自己所厭惡的因陋就簡、一味求快的突擊式的文學史寫作。張恩和回憶說：“9月中旬，高校文科教材辦公室決定停止原擬編寫《中國現代文學史》臨時應急計劃，正式成立新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編寫組，任命唐弢為主編，由北師大陳燦負責黨的工作。”[68]這一巧合，是否可以認為：唐弢出任主編的條件或許正是要求周揚停止作為臨時應急計劃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抑或周揚自己放棄了突擊完成現代文學史教材的計劃。

其次，周揚在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編寫的具體操盤中，改變了很多舊有的想法，也總結出不少新的經驗。龔育之的評價是“周揚提出和確認了一系列合乎學術工作規律的工作方法”[69]。這些可以從1962年5月《周揚同志關于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編選情況和今后工作意見的報告》中看得很清楚。該報告是周揚對一年間高校文科教材編寫情況的及時回顧。據周揚的報告，預定編寫教科書130種，截至1962年3月底僅出版十五種，“預計八月前可以完稿的十八種”，“年底可以完稿的二十二種”，“三項合計共五十五種，占計劃編選的教科書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二；其余的將在今后兩三年內陸續完成”。周揚還反思說：“去年工作開始時，我們曾提出文科的教材建設既是一個限期完成的任務，又是一個長期的任務。從這一階段工作看來，文科教材的編選工作，的確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要建設一整套既符合教學實際需要又具有較高水平的文科教材，不是短短幾年之內所能完全解決的，需要有更長的時間和更多的努力。”周揚重點介紹了先進經驗“集體編書必須實行主編負責制度”，“人選最好由主編挑選”。他批評了過去幾年集體編書經驗的缺點在于過分強調集體，“強調短期突擊，忽視個人作用”；推崇“精神勞動必須以個人獨立鉆研為基礎，必須重視個人研究和個人寫作，只有在這個基礎上實行必要的集體協作，才能獲得成效”；“凡集體編選的書，都要有主編。全書的編選和爭論的問題，主編有最后決定之權”。[70]

上述科學的認識和周到的考慮當然不只是為唐弢量身定做的，但能得出這些認識的周揚卻可以是唐弢改弦更張的“定心丸”。關于領導高校文科教材建設，龔育之說：“周揚準備以他的領導地位和政治影響，來庇佑這項交付給國內這一大批第一流學者的宏大工程。他對主編們說過：政治上我負責，學術上你們負責。當時有人半帶敬意、半開玩笑地說：周揚要當一代文宗！”[71]倘若說在天津的《文學概論》大綱討論會促動了唐弢內心轉變的話，也絕非是震懾的作用。唐弢的動心未必全是屈從，或許他真切感受到了周揚身上發生的巨大改變。

樊駿提供過一個唐弢下定決心前的細節，即“何其芳的折衷方案”，建議“組成文學所和高教部兩個寫作組，由唐弢同時擔任主編，分頭編寫兩部各有側重的文學史”，但“被唐弢認為根本沒有實際的可行性而作罷”[72]。何其芳所謂“兩部各有側重的文學史”即是指為文學研究所編專家型的文學史，為高等教育部編教科書式的文學史。其實，“折衷方案”并非不可行，只是1961年秋季不似四個月前，已經錯過了一手托兩家的最好時機。周揚這邊已不求速成，放寬至兩三年后完成；特別還強調“以個人獨立鉆研為基礎”，重視“個人研究和個人寫作”基礎上的集體協作，且主編全權負責，可一錘定音。作為主編，唐弢不僅獲得了高度集中的執行權，還可守住“以個人獨立鉆研為基礎”的學術底線。在周揚的認知里，“教材的水平正反映著整個學術界的水平，同時通過教材的編選和討論，又有助于活躍學術空氣，推動學術研究、人材培養，促進學術水平的提高”[73]。倘若果真能實現，它將是“學術型”與“教材型”兼顧的《中國現代文學史》。

作為主編，唐弢先對原有編寫組做了較大的人事調整。精簡已有人員，補入自己團隊，形成了文學研究所與北京師范大學各占6名的對等格局。唐弢帶去黨校的基本是現代組的人，而安排“來進修的同志全部留在所里讀書，搞論爭資料，各自研究一個專題”。郝懷明說：“此后，唐弢坐鎮黨校，忙于編寫教材，我們就不大容易見到他了。”[74]樊駿直接表明：“說是集中力量，將兩個編寫組合并，其實文學所的編寫組不復存在，文學所計劃編寫的文學史也就此勾銷了。”[75]唐弢沒有給自己準備隨時撤下的后路，只能背水一戰。

至此，向來極少為人注意的一段消逝在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史上的歷史場景漸次清晰。然而，事與愿違，政治形勢一波三折。直到改革開放初期，唐弢版《中國現代文學史》修訂出版時，“學術型”與“教材型”兼顧的期望仍是落空的。盡管唐弢版《中國現代文學史》是幾代學界同人眼中的文學史經典，但唐弢本人對這套教材始終頗有微詞[76]。他費心費力數年甚至累到突發心肌梗塞險些“獻出了生命”[77]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終究還是辜負了他的初心。

注釋：

[1]多部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史、史學史、研究史將唐弢版《中國現代文學史》列為專章或專節。

[2]語出《周揚同志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綱要〉討論會上的講話記錄(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三日下午)》，見于商金林討論該講話記錄兩個版本的論文的附錄，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1年第12期。

[3]樊駿：《編撰〈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若干背景材料》，《新文學史料》2003年第2期。

[4]楊慶祥專著的第一章以唐弢版《中國現代文學史》為個案，描述了20世紀80年代“重寫文學史”思潮的“前史”。楊慶祥：《“重寫”的限度——“重寫文學史”的想象和實踐》，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6-51頁。

[5]《前言》，唐弢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一），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1頁。

[6]樊駿：《編撰〈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若干背景材料》，《新文學史料》2003年第2期。

[7]宮立對唐弢版《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前史做過梳理。宮立：《“十七年”中國現代文學史編纂的多樣化書寫》第三章第一節，華東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15年。

[8]洪子誠：《紅、黃、藍：色彩的“政治學”——1958年“紅色文學史”的編寫》，《文藝研究》2020年第11期；《作為“當代事件”的文學史書寫》，《當代文壇》2021年第2期。

[9]1957年11月，鄭振鐸寫給唐弢的信中已然說：“關于你參加文學研究所工作事，其芳同志和我說起了好幾次。”鄭振鐸：《鄭振鐸全集》第16卷·書信，花山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頁。

[10]唐弢：《悼何其芳兩首》，《唐弢文集》第3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頁。

[11]《第一部紅色的中國文學史著作：關于“中國文學史”座談會的綜合報導》，《文學遺產》1959年第242期。

[12]《文學研究所所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內部印行），第124-125頁。

[13]洪子誠：《紅、黃、藍：色彩的“政治學”——1958年“紅色文學史”的編寫》，《文藝研究》2020第11期。

[14]何其芳：《文學史討論中的幾個問題》，《文學遺產》1959年總第271期。

[15]《文學研究所所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內部印行），第125頁。

[16]《文學研究所所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內部印行），第125頁。

[17]唐弢：《藝術風格與文學流派》，《唐弢文集》第9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415頁。

[18]《文學研究所所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內部印行），第128-129頁。

[19]樊駿：《編撰〈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若干背景材料》，《新文學史料》2003年第2期。

[20]何其芳：《文學史討論中的幾個問題》，《文學遺產》1959年總第271期。

[21]樊駿：《關于編寫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的幾點看法》，《文學評論》1961年第1期。

[22]《文學研究所所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內部印行），第129-130頁。

[23]《編寫說明》，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編寫組：《中國文學史》（一），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第1-2頁。

[24]郝懷明：《師從唐弢進修現代文學史紀事》，《新文學史料》2019年第4期。

[25]楊偉：《周揚與人大“文研班”及“文科教材”編寫》，《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第5期。感謝楊偉博士的資料分享。

[26]曹道衡：《回憶何其芳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著：《歲月熔金（一編）：文學研究所50年記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43-45頁。

[27]曹道衡：《回憶何其芳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著：《歲月熔金（一編）：文學研究所50年記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44頁。

[28]鄧紹基：《三卷本〈中國文學史〉的編寫經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著：《歲月熔金（一編）：文學研究所50年記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239頁。

[29]鄧紹基：《三卷本〈中國文學史〉的編寫經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著：《歲月熔金（一編）：文學研究所50年記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239-242頁。

[30]樊駿：《編撰〈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若干背景材料》，《新文學史料》2003年第2期。

[31]徐迺翔：《唐弢同志二三事》，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唐弢紀念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頁。

[32]范林清：《歲月悠悠情悠悠》，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唐弢紀念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頁；金訓敏：《不熄的明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33]《唐弢紀念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頁。

[34]郝懷明：《師從唐弢進修現代文學史紀事》，《新文學史料》2019年第4期。

[35]郝懷明：《師從唐弢進修現代文學史紀事》，《新文學史料》2019年第4期。

[36]何其芳：《文學史討論中的幾個問題》，《文學遺產》1959年總第271期。

[37]徐公持：《古代組“老先生”印象記》，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著：《歲月熔金（一編）：文學研究所50年記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176頁。

[38]劉光主編：《新中國高等教育大事記（1949-1987）》，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73頁。

[39]《中國教育年鑒》編輯部編：《中國教育年鑒（1949-1981）》，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年版，第512頁。

[40]嚴家炎：《人生的驛站》，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0頁。

[41]傅同欽、克晟：《記1961年文科教材會議——兼憶翦老與鄭老》，《翦伯贊紀念文集》編委會編：《翦伯贊紀念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頁。

[42]《王瑤年譜》，《王瑤全集》（第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78-379頁。

[43]《浮生自述——唐弢談他的生平經歷和文學生涯》，傅小北、楊幼生編：《唐弢研究資料》，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版，第115頁。

[44]樊駿：《編撰〈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若干背景材料》，《新文學史料》2003年第2期。

[45]郝懷明：《師從唐弢進修現代文學史紀事》，《新文學史料》2019年第4期。

[46]《文學研究所所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內部印行），第134頁。

[47]《浮生自述——唐弢談他的生平經歷和文學生涯》，傅小北、楊幼生編：《唐弢研究資料》，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版，第116頁。

[48]郝懷明：《師從唐弢進修現代文學史紀事》，《新文學史料》2019年第4期。

[49]張恩和：《〈中國現代文學史〉編寫的一些情況》，《新文學史料》2020年第1期。

[50]周揚：《關于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編選的意見》，陳大白主編：《北京高等教育文獻資料選編（1949-1976）》，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538頁。

[51]陳大白主編：《北京高等教育文獻資料選編（1949-1976）》，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547頁。

[52]嚴家炎：《悼念文學史家唐弢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唐弢紀念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27頁。

[53]郝懷明：《師從唐弢進修現代文學史紀事》，《新文學史料》2019年第4期。

[54]樊駿：《編撰〈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若干背景材料》，《新文學史料》2003年第2期。

[55]樊駿：《編撰〈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若干背景材料》，《新文學史料》2003年第2期。

[56]郝懷明：《師從唐弢進修現代文學史紀事》，《新文學史料》2019年第4期。

[57]唐弢：《“鍥而不舍”》，《唐弢雜文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590頁。

[58]沈絜云：《四十五度春秋》，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唐弢紀念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79頁。

[59]張恩和：《悼弢公》，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唐弢紀念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06頁。

[60]郝懷明：《師從唐弢進修現代文學史紀事》，《新文學史料》2019年第4期。

[61]郝懷明：《師從唐弢進修現代文學史紀事》，《新文學史料》2019年第4期。

[62]《浮生自述——唐弢談他的生平經歷和文學生涯》，傅小北、楊幼生編：《唐弢研究資料》，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版，第115頁。

[63]樊駿：《編撰〈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若干背景材料》，《新文學史料》2003年第2期。

[64]錢中文：《深切的懷念——回憶蔡儀先生》，楊漢池、王善忠等著：《蔡儀紀念文集》，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352頁。

[65]周揚：《對編寫〈文學概論〉的意見》，《周揚文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27-272頁。

[66]黎之：《回憶與思考——“文藝十條”—“文藝八條”》(下)，《新文學史料》1996年第4期。

[67]張炯：《周揚與中國當代文藝界——答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吳敏教授提問》，《河北學刊》2013年第1期。

[68]郝懷明：《師從唐弢進修現代文學史紀事》，《新文學史料》2019年第4期。

[69]張恩和：《〈中國現代文學史〉編寫的一些情況》，《新文學史料》2020年第1期。

龔育之：《幾番風雨憶周揚》，《百年潮》1997年第3期。

[70]《中國教育年鑒》編輯部編：《中國教育年鑒（1949-1981）》，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年版，第861-863頁。

[71]龔育之：《幾番風雨憶周揚》，《百年潮》1997年第3期。

[72]樊駿：《編撰〈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若干背景材料》，《新文學史料》2003年第2期。

[73]《周揚同志關于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編選情況和今后工作意見的報告》，《中國教育年鑒》編輯部編：《中國教育年鑒（1949-1981）》，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年版，第862頁。

[74]郝懷明：《師從唐弢進修現代文學史紀事》，《新文學史料》2019年第4期。

[75]樊駿：《編撰〈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若干背景材料》，《新文學史料》2003年第2期。

[76]樊駿：《死者和生者共有的遺憾——記唐弢同志幾項未了的工作》，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唐弢紀念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185頁。

[77]嚴家炎：《悼念文學史家唐弢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唐弢紀念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頁。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20世紀中國文學學術話語體系的形成、建構與反思研究”（項目編號：20&ZD280）階段性成果]

（轉載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海內外中文文學”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