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22年年初，譯者金曉宇的故事在朋友圈刷屏，感動了無數人。童年遭遇不幸導致右眼視物困難，青年時期被確診為“雙向情感障礙”，常被病痛折磨。他卻通過自學掌握了德語、日語、英語，10年間翻譯了17本書。人們佩服金曉宇與命運抗爭的勇氣，也對圖書翻譯這個工作產生了興趣。什么樣的人在做圖書翻譯？收入如何？出版社的編輯是如何選擇譯者的？一名優秀的圖書譯者應該具備什么樣的素質？好的翻譯怎樣打破文化界限，賦予文字靈性與美感，讓一本書“活”起來？提問與傾聽，中國出版傳媒商報記者通過與幾位業界資深編輯和譯者的交流，探尋答案。

編輯是如何選擇譯者的？

索·恩文化是社科文獻出版社旗下的知名圖書品牌，以出版優秀人文社科類圖書、提供獨特審美的文化產品及知識服務為己任，倡導有深度、富趣味、增識見的閱讀生活。作為品牌創始人，段其剛引進出版了很多國外學者面向大眾讀者的學術文化類讀物。例如《于爾根·哈貝馬斯:知識分子與公共生活》和《梅特涅：帝國與世界》，還有德國著名歷史學家、聯邦德國大十字勛章獲得者海因里希·奧古斯特·溫克勒的巨著《西方通史》、萊布尼茨獎獲得者于爾根·奧斯特哈默的《中國與世界社會：從18世紀到1949》等等，獲得很好的反響。

對于引進版圖書來說，一本書的優劣翻譯質量是關鍵。那么該如何選擇譯者呢？段其剛認為主要看兩個條件，一是翻譯水平，二是合作意識。“對于現在大量的翻譯圖書來說，大多數譯者都是默默無聞的，但默默無聞并不代表他們水平不高，有些譯者也許比知名譯者的水平還要高。”雖然選擇新手譯者看起來沒有選擇知名譯者那么“保險”，但目前市場上的引進版圖書實際上是許多不知名譯者支撐起來的。對于編輯來說，如果把好了試譯這一關，很多新手完全能勝任，甚至還會帶來驚喜。

編輯選擇譯者除了考慮其語言翻譯能力，還考慮其是否為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以便能更好地推薦圖書，使一本書走向更多讀者，就這一話題，段其剛表示，索·恩首先關心的是翻譯，其次才會考慮譯者是否為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當然，如果二者能統一那就再好不過。比如我們去年出版的《德意志理想主義的誕生：席勒傳》，譯者毛明超老師就既是翻譯能力一流，同時又是研究席勒的專家。”

西諺有云，“翻譯即背叛”。在商務印書館上海分館編輯朱健看來，翻譯本來就是一件不可能盡善盡美的事，這就要求譯者對作者和讀者一定要抱有敬畏之心。而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認真嚴肅的工作態度，譯者的工作在某種程度上與編輯有相似之處。

朱健以自己新編輯出版的《為什么世界不存在》一書舉例。這本書的作者是在歐洲乃至世界都大紅大紫的新銳哲學家馬庫斯·加布里爾，是由他本人創立的“新實在論”的領軍人物，目前任教于德國波恩大學。《為什么世界不存在》是加布里爾在中文世界出版的首部作品，其譯者正是加布里爾教授的弟子、現就讀于波恩大學哲學系的王熙。該書出版于2013年，德文原版出版后不久，王熙即著手開始翻譯。對老師學說和風格的了解，嚴謹細致的翻譯態度，再加上過硬的德語水平和哲學專業知識，使這本書沒有比王熙更合適的譯者了。王熙自己也說，這是他這輩子讀得最多的一本書。另外，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張振華教授多次審校了該書，為成就一本高質量的譯作提供了又一重擔保。

《為什么世界不存在》一書收錄于孫周興教授主編的“未來哲學叢書”，該叢書除了收入孫周興的《人類世的哲學》《未來哲學導論》《存在與超越》、柯小剛的《時間、存在與精神》、吳冠軍的《陷入奇點》等著作外，《為什么世界不存在》是第一本譯作。孫教授主編的另一套“未來藝術叢書”也頗可讀。這套書輯錄了20世紀以來的相關藝術著譯作，展述具有高度創造性和個體性的藝術觀念和藝術行動，開啟指向未來的藝術理論和實踐。尤以對德國現當代藝術理論，以及對德國現當代表現主義的介紹為特色，如安瑟姆·基弗的《藝術在沒落中升起》、比梅爾的《當代藝術的哲學分析》、福爾克爾·哈蘭的《什么是藝術？》、馬爾庫斯·呂佩茨的《為藝術制定規則》等，為現當代藝術理論的研究和實踐樹立了規則和典范，是踏入現當代藝術門檻的重要入口，有意了解現當代藝術理論發展現狀的讀者不妨一讀。

在童書出版領域，新蕾社出版的“國際大獎小說”系列迄今已20年了，市場表現一直不俗。由此新蕾出版社集結了眾多國內一流的童書翻譯家和翻譯愛好者，既包括著名兒童文學翻譯家任溶溶、童書翻譯家柯倩華、德語翻譯家李士勛等知名譯者，也包括青年翻譯家梅思繁等。新蕾出版社副總編輯焦婭楠告訴記者，雖然把翻譯工作直接交給有經驗的翻譯公司會省很多事，但對于出版社來說，發掘和培養出版人才與譯者隊伍卻是一種使命。該社除了通過專業、成體系的培訓，提升引進版圖書編輯的能力之外，在每一部作品引進前，會要求編輯先通讀原文，并大量查閱相關資料，在把握主題導向、內容價值、語言風格之后，層層篩選出好書。

談到對譯者的選擇，焦婭楠介紹：“我們會要求每一位候選譯者閱讀原文，希望他們能有自己的解讀和理解，這樣在二次創作的過程中、在原作的基礎上錦上添花。然后我們會截取片段分發給不同譯者小試牛刀，綜合評判選擇最適合這一作品的譯者。而在編輯出版環節，編輯還會對比原文、核實查證內容中涉及的關鍵信息，并通過嚴格的審校流程，保證編校質量。”

相對于知名譯者，新蕾出版社更愿意給年輕譯者以平臺和機會。為了減少風險，編輯會對新手譯者做出嚴格的考核，除了基本的“信達雅”標準外，其實更多考慮的是譯者的語言風格能不能吸引小朋友，能不能用兒童的視角和心理去探索世界，能不能用兒童喜愛的語言來呈現這部作品。“經驗的多少并不是我們取舍的依據。我們當然期待經驗豐富的資深譯者，但也同樣歡迎懷有童心、愿意揣摩和研究童書的年輕譯者。而且我們一旦做出合作的決定，就會無條件地相信他們。” 焦婭楠說新蕾社目前培養出許多年輕的翻譯力量。這些譯者對待作品非常審慎，字斟句酌，雕章琢句。關鍵的是，他們的語言是年輕的、新穎的、充滿童趣的。焦婭楠認為真正優秀的作品會自己走到讀者面前。

對譯者來說最重要的是什么？

強朝暉是著名職業譯者，翻譯過很多好書，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傳》《中國與世界社會》《世界的演變》《亢奮戰》《中國革命》等等。她認為對一名譯者來說最重要的首先是過硬的中外文語言功底，特別是外語。“現在人們在談到翻譯時往往更多地強調譯者的漢語功力，這個當然重要，但是要做好翻譯，前提是必須透徹地理解原文，如果只是具備基本的閱讀能力，是遠遠不夠的。其次是熱愛，因為翻譯一本書的過程很長，中間會有無數困難，只有依靠對翻譯的熱情才能堅持下去，才能把痛苦變成享受。”

在翻譯時，怎樣才能在體現原作語言風格的同時，符合漢語表達習慣，體現漢語之美？對于這個問題，強朝暉回答說因為她主要是翻譯學術書，所以更多追求譯文的準確和流暢。“流暢本身也是一種美。在翻譯過程中，我會盡可能讓自己做到在譯者和讀者之間的隨時轉換，希望最后拿給讀者的文字，也是我作為讀者愿意看到的文字。”“優秀的譯者都是狂熱的閱讀者（有些還是寫作者），懂得什么樣的文字是好的文字，哪怕是眼高手低，也知道目標在哪里。”

作家于是著有《查無此人》《你我好時光》等長短篇小說和《慌城孤讀》等散文集，并翻譯有30余部英美文學作品，包括諾獎得主奧爾加·托卡爾丘克的《云游》、布克獎得主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證言》、國際布克獎得主瑪麗克·盧卡斯·萊納菲爾德的《不安之夜》、橘子獎得主珍妮特·溫特森的《時間之間》《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美國國家圖書獎得主斯蒂芬·金的《黑暗塔VII》《杜馬島》等。

于是認為，每一種語言都有自身的美好之處，雖然不存在“完美的翻譯”，但翻譯是認知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譯者要負責表現的漢語之美，首先在于語義、語法的精準，但無需執著于將一切漢化。在世界文明交匯的時候，翻譯也是催生新詞匯、傳達新思想的通道，在這個前所未有的通道里，新生的、外來的文明應有其存在的理由，譯者沒有權利用純粹漢化，乃至古詩詞，去加以偽飾。在翻譯理論史上，韋努蒂的異化翻譯論讓人深思，其目的在于對抗英美歸化翻譯的傳統，其核心是要開創一種能抵制目的語主流文化價值觀念的翻譯理論與實踐，以此來彰顯異域文本的語言與文化差異。”

在采訪中，于是提出問題讓讀者反思，當人們習慣于用“信達雅”來衡定中譯標準時，或許更有必要從文化身份認知的角度來思索一下語言歸化問題：我們能不能接受尊重差異的翻譯倫理？

畢業于復旦大學翻譯系、中國香港大學地理系，做過數年外國文學與社科圖書編輯的鄒歡現為自由職業譯者，譯有《深水》、《算了》、《經典企鵝：從封面到封面》等許多作品。她認為不論是業余翻譯還是專職翻譯，不論是商業翻譯還是出版翻譯，譯者必須要有專業素養。以英譯中為例，讀懂原文是最基本的要求，但有很多譯者做不到這一點。如果一個段落里出現了“She changed her mind at the eleventh hour”“After catching the flying bug, she had her hair cut like other female aviators did”這樣的句子，對考過四六級的人來說里面沒有一個生詞，但有幾個人真的讀懂了？“at the eleventh hour”不是11點鐘，“the flying bug”不是飛蟲，譯者必須有扎實的英語基礎，能在上下文中敏銳察覺最簡單的單詞/詞組的不簡單。耐心、窮究也是必要的專業素養。一般的英語圖書原文二三百頁，中譯約十幾萬字，如果每幾頁就出現上文所說的文字陷阱加之文本中的陌生概念，譯者須極有耐心地查詢詞典（而非百度翻譯、有道翻譯、谷歌翻譯）、參考資料（《大英百科全書》《辭海》等），并謹慎地評估網絡資料（絕不能輕信百度百科、維基百科）。

譯稿低酬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

因為金曉宇突然受到大眾關注，翻譯稿費為何如此之低的話題又重新被人們提起。大家在震驚和心痛同時也感到遺憾，這個“多重弱勢”的個體故事中，居然有身為譯者這一重緣由，而且目前看短期內也很難從根本上解決。段其剛認為譯者稿費低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出版機構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應該適度提高譯者的稿酬標準。據他所知，現在已經有不少出版機構在原有基礎上提高了稿酬標準。

當然，如果以職業譯者的標準看，提高后的額度也依然不高。段其剛說這是因為翻譯在大多數院校不算作科研成果，學者、專家不太愿意從事翻譯工作。此外，出版物的銷售利潤也決定了提高譯者稿酬標準的難度。“所以，在我看來，提高譯者的稿酬標準不僅僅是出版社的責任（當然，首先是出版社的責任）。如果要想徹底解決這個矛盾，需要一個更系統的解決方案。比如，如果翻譯成果也能夠算科研成果的話（事實上，很多國外優秀學術著作的翻譯完全可以算作科研成果），既能解決翻譯圖書的專業把關問題，也能緩解稿酬低的問題”。

于是還談到，不管消費指數在20年里增長了多少，譯者稿酬沒有同比增加，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文學譯者目前的收入應該不到務工者的最低收入線，是付出和收入嚴重失調的一個工種。但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不是靠一兩個譯者、甚至一兩家出版社所能解決的，而是整個行業因循舊規沿襲下來的問題，和整個行業的利益分配有關，和整個社會對文化產品的消費觀和消費習慣都有關。所以，目前仍在兢兢業業做文史哲翻譯的譯者們都要靠別的工作來謀生，被迫地把（占據大量時間和精力的）翻譯作為（只能掙到零花錢的）業余活動持續下去。

鄒歡則認為，有的譯著翻譯質量不高不光是過于追求時效性所致。翻譯稿酬太低也是重要原因。僅靠翻譯稿酬維持生活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像陳以侃、何雨珈這樣優秀且勇敢的全職譯者為數很少，多數圖書譯者都是利用業余時間翻譯的。人的精力有限，翻譯投入大回報低，譯文質量肯定受影響。如果碰到兩三個月就要交稿的任務，那出版方根本就不是沖著譯文質量去的，只是為了趕工期、追熱點，在版權期內做到利潤最大化。

翻譯稿酬確實亟需提高，但鄒歡覺得它不是一個孤立存在的問題。出版社花了大價錢引進版權，國內的原材料、人工成本急劇升高，但新書一上市就在電商平臺上打折銷售，碰上平臺大促補貼，一本書的價格不及一杯奶茶。消費者被平臺上的價格洗腦，認為書就應該是便宜的，出版社只賺到了薄利，翻譯稿酬根本不可能大幅提高到符合當下物價水平的程度。也許正如強朝暉所說，等哪一天，讀者不再盼著圖書打折，大家再來討論這個問題，才更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