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張乃禹：您的研究興趣廣泛，在文學翻譯方面也頗有造詣和成就，您早在1986年就翻譯了巴金的《愛情三部曲》與茅盾的《腐蝕》等經典作品。請介紹一下您對中國文學翻譯的概況和心得體會。

樸宰雨：我翻譯的中國文學作品很多，譯成韓文的《中國現當代中短篇小說集》中就包括鐵凝的《逃跑》、莫言的《吃事兩篇》、郭文斌的《吉祥如意》、夏天敏的《好大一對羊》等。詩歌方面，“東亞詩人大會”、“2017韓中日詩人慶典”等文學交流活動之后，我們推出了《2017韓中日詩選集》《2017韓中日詩人慶典紀念文集》等。其中有呂進、王家新、唐曉渡、舒羽、瀟瀟、北塔、池凌云、葦鳴、林幸謙等人的詩文作品。2018年我編譯出版了《中國當代十二詩人代表詩選》，收錄舒婷、多多、王家新、于堅、翟永明、歐陽江河、西川等中國大陸詩人和梁秉鈞、余光中、陳黎、洛夫等港臺海外華文詩人的代表詩歌，并附有詩人介紹、詩歌注解以及中國當代詩歌運動的介紹。

同時，為了向韓國學界介紹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推動中國學術“走出去”，我一直致力于中國學術的韓譯工作。《文學理論與實踐》的中國部分的編譯由我負責，主要包括陳獨秀《文學革命論》、瞿秋白的《大眾文藝的問題》、郭沫若的《民族形式商榷》等八篇。事實上，我從1982年就開始翻譯丸山昇先生的日文版《魯迅——其文學與革命》，對日本的魯迅研究進行平行思考。后來我將嚴家炎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和陳思和先生的《中國新文學整體觀》翻譯介紹至韓國。幾年前，在安徽大學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承擔了《中國魯迅研究名家精選集》的翻譯工作，同時參與了王富仁先生的《中國需要魯迅》、孫郁先生的《魯迅與現代中國》的翻譯。

張乃禹：韓國比較重視本國文學的海外傳播，較早就提出了文學世界化的口號和目標。據我所知，您還是韓國文學翻譯院的理事，請問韓國文學翻譯院的設立背景，具體工作和取得的成效如何？

樸宰雨：上世紀90年代，為了將韓國文學譯介至海外，推動韓國文學的世界化進程，韓國成立了文學翻譯金庫，但這個機構規模較小，成效不大。2001年，隸屬于韓國文化觀光部的韓國文學翻譯院正式成立，成為推動韓國文學走向世界的特殊法人機構。鑒于韓流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巨大，韓國文學也應該有一席之地，由此韓國文學翻譯院在文學作品翻譯、翻譯人才培養、文學交流互動等方面，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現在覆蓋的語種超過二十種之多，直接將翻譯作品在國外出版發行。同時韓國文學翻譯院還創辦了中英兩種語言的專門刊物，向海外推介韓國文學，內容包括書評、作家訪談、出版信息以及文學熱點等。

張乃禹：當前，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的提升，文化自信的彰顯和文學的對外傳播成為重要議題。由此，中國文學和學術就面臨著如何“走出去”的問題，對此您持何種見解？

樸宰雨：就海外漢學家的感受來說，現在中國正通過各種政策的落實，比較重視中國文學和學術“走出去”問題。一個是對中華優秀典籍外譯的推動，一個是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還有中國作家協會也積極支持外譯，據我所知，莫言的散文外譯就是受到這個項目的資助。還有一些政府獎項，比如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表彰介紹、翻譯和出版中國圖書的外國翻譯家、作家和出版機構，這些舉措有效激勵了海外翻譯家。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雖然中國文學有“走出去”的意愿和具體措施，但是海外能不能接受則是另外一回事，也就是經常討論的“走出去”與“走進去”的問題。我認為應該從海外的具體實際出發，綜合考慮各種因素，所翻譯的作品必須契合當地的閱讀意愿和閱讀期待，這樣才能達到良好的傳播效果。之前的中國作品外譯純粹是偶發性的，全憑譯者的興趣和偏好選擇譯本，站在“拿來主義”的立場上，翻譯一些符合當地需要的作品，出版機構也面臨盈利與否的抉擇難題。如今，得益于中國政府的各種激勵性措施，中國文學的外譯逐漸實現了規模化和系統化。雖然也存在一些并非完全契合當地實際需要的譯介個案，但由于中國作品譯介數量的激增，作品被海外讀者深度認同的幾率大大提高，所以整體來說，中國目前所采取的文學“走出去”措施確實正在發揮著正能量。

張乃禹：您認為中國文學的世界化，可以從韓國文學的世界化方面得到哪些啟示？

樸宰雨：中國作家協會隔年舉辦一次“漢學家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每次會議都會有來自20多個國家的30多位漢學家參會，我曾多次在會上介紹韓國文學世界化的經驗，中國作協也表示有所啟示。但韓文的世界影響力遠不及中文的世界影響力，就文學的世界化來說，雖然韓國開始得早，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對文學“走出去”的支持力度持續加大，所取得成就也有目共睹。

但外國讀者閱讀中國文學，更多的是為了了解中國的實際狀況，了解中國人的內心思想，而不是從藝術層面上欣賞。比如看劉震云的小說，外國讀者可以參悟到中國人的內心機制，在利害關系面前的表現和個人欲望的外在表達等。當然，中國文學藝術水平也有了大幅提升，需要外國讀者通過譯介來發掘。至于韓國文學世界化的啟示，我認為韓國文學翻譯院等專門機構的規劃設置、運行模式和運作經驗可以成為中國的“他山之石”。

張乃禹：您如何看待海外漢學研究與中國文學和學術世界化之間的互動及其邏輯關系？

樸宰雨：海外漢學家的研究方法論和問題意識可能與國內學者不同，但通過交流互動可以互通有無，相互促進。畢竟漢學家身處海外，在信息搜集、資料獲取方面可通過與中國學者的互動實現；而中國學者通過與世界各國漢學家們的接觸，可以了解他們的關注點、方法論、思考方式和問題意識等，對自身研究視域的拓展也大有裨益。

此外，海外漢學研究可以在中國文學譯介對象的確定方面，提供重要參考，選擇何種作品進行對外譯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當地漢學研究的基本路向和漢學家的個人興趣。其次，漢學家們對中國文學的認知評價也影響著譯者在翻譯中國文學作品時所采用的翻譯策略。由于漢學家掌握著一定程度的學術話語權，在譯作的傳播與接受方面，可以發揮“中國專家”的作用，通過研究和批評等學術性活動，使譯作深入讀者內心和研究者視野，最終實現提升譯作海外影響力的目的，更好地推動中國文學和學術走向世界。

張乃禹：特殊的地緣政治和文化淵源使“東亞”成為一個突出的文化場域，您也曾作為中日韓東亞文學論壇的重要發起人之一，直接參與了當代東亞文學的交流和互動。請問在中日韓文學交流和研究方面，“東亞文化共同體”是否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

樸宰雨：東亞文化共同體作為某種想象性存在，與本尼迪克·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體（The Imagined Community）”的內在理路存在契合性。東亞文化共同體沒有實體，只是一個想象的產物，只有得到大部分人的認同，才有實際效果。韓國較早就提出“東亞文化共同體”這一概念，但由于容易讓人聯想到二戰期間日本曾提出的“大東亞共榮圈”，因此這一構想并沒有得到周邊國家的積極回應。后來中日學者都逐漸表示認同，這釋放出一個積極信號。所以，你所說的“東亞文化共同體”作為某種方法論，我認為很有意義和必要。

（張乃禹系蘇州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樸宰雨系著名漢學家、中國教育部長江學者講座教授，國際魯迅研究會會長，同時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韓國》韓方主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