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文學創作，總離不開對時代氣象的觀察和把握，以及對個體經驗的凝視與思考，散文也不例外。作為一種以靈活性、包容性更為見長的文體，散文對于寫作者個體生命的浸潤程度要求更高，也正因為此，散文寫作中尤其具備拓寬看待世界眼光的可能性，為我們提供了更多有差異性的觀察與創造。回首2021年的散文創作，我個人最大的閱讀體會，就是散文的寫作疆域更加廣闊，美學探索也更加豐富。其中不乏超出我們固有想象的新鮮文本，為我們摹畫出動人的時代表情，他們對歷史的想象和當下生活的思考，與美好生動的心靈躍動連在一起，成為照亮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之光。

時代之美

從熾熱的生活中，從人民壯闊的奮斗中尋找主題、題材，汲取詩情畫意，是新時代作家的大任重責。李煥才《歌海儋州》、李舫《霓虹——吉林和她的七種顏色》將壯美山海、廣闊原野上的厚重文化、蓬勃生機訴諸筆端，用利落躍動的語言寫出了動人的奮斗故事和絢麗的時代光彩。劉醒龍《尋得青花通南海》、植展鵬 《西沙手記》在對文物、風物、事物、人物的仔細記刻和豐富呈現中，體認著中華民族的家國情懷。

蘇滄桑《紙上》將養蠶、造紙、唱戲、養蜂、采茶、釀酒、搖船等江南一地有特色的傳統文化形態與勞作方式，一一與真實的生活現場和思想感想融為一體，在她沾著泥土、帶著溫度的文字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山水之美、風物之美、勞動之美和人民之美，從紙面直指人心。她在《船娘》里這樣描述：“她的生命形態，古老、柔韌、恣意、隱忍，美如雨中匍匐的蕨類。”這句話也可以說為書里的每一個人下好了注解。正如作者所說：“我發現我遇見的每個人，從未吝嗇過自己的努力，每一份最原生態的勞作里，深藏著難以想象的艱辛和無奈，也深藏著生生不息的古老美德，如一葉茶的苦澀和芬芳，久久地在舌尖上矗立，在心坎上顫動。”

賴賽飛《烏塘記》將視線聚焦于在島上做時間生意的人，從拾寶客販賣銀元、造船到收購大樹，最后建起博物館來收藏舊時光，時間的真正價值在島上人民的生活變遷中獲得了飽滿、深情的回眸，回眸中充滿著對故鄉小島的溫暖感情，同時作者對生活的觀察敏銳深刻，文字富有現實感和表現力，因而具有別致的親切感和豐富性。范曉波《成千上萬種春天》在人生回望中感受四季輪回中的春天：隨著氣候變化，習見的春天并不會年年一樣，而隨著時代風尚的變化，春天帶給人的感受更會年年不同。這也同樣是散文創作的一大母題，即在多姿多彩的閱歷與感遇背后，在多種多樣經歷與經驗之外，最重要的是時代中的人。

生態之美

生態是2021年散文寫作中的熱詞。在新冠肺炎疫情陰影仍然籠罩的這一年里，生態散文的創作熱潮，尤其凸顯了我們對自然生態環境強烈的使命感。將自然萬物作為書寫對象，尤其著眼于通常我們看不到或者不關注的部分，主張跳出單一的人類視角，人與自然相互平等，這不失為一種重新審視我們的文明和文化的更為開闊的氣派和格局。不僅如此，這樣的視角和思路還時時警醒著我們，該如何認識自然、如何與自然相處、進而如何認識人類自身乃至這個世界。更重要的，這不僅是在強調人與自然相互理解和溝通的重要性，甚至是在自覺不自覺中尋求一種創造性的文明與精神的出路。這也是生態散文最為振奮人心之處。

陳應松的“神農野札”系列寫他身居神農架20年間獨特的見聞與生命感受，吉米平階《藏北三章》圍繞青藏高原上的野生動物保護、考古和無人區開發，七堇年《萬川映月》緊扣“山水自然保護中心”的思路，特別是在四川平武縣木皮藏族鄉關壩的具體實踐，杜梨《你根本不知道它飛去了哪里》寫一只北京雨燕的救助與放飛，李元勝《尋蝶布朗山》專注于西雙版納自然保護區里蝴蝶帶來的驚喜……以他們為代表的生態散文寫作既是充實的田野調查，又是與多種多樣生靈的心靈對話。這些對話或自在隨性，或行思坐想，或深思篤行，都以各自的筆觸回應著大地的恩澤，在艱深的道德體驗中不時閃耀出智性的光輝。

生態文學追求人與自然的深度交流，其中需要的感知力，歐陽婷的《北方有棵樹》做出了良好的范例。跟著作者的細致觀察、細膩書寫，我們看到在我們日常居住的空間之外，甚至就在身邊一小方天地里，只要留心，我們就可以聆聽到荒野的聲音，受到自然的滋養，感受到大自然的豐富和珍貴之處，由此萬物可親，心靈富足。

周曉楓《幻獸之吻》寫到野貓、土撥鼠、沼蛙、螞蟻、獅子、長臂猿、海豹、兔子等等不一而足，從水中的游魚、空中的飛鳥到陸地的野獸，林林總總的生命狀態與生活節奏在她綿密純粹的語言中獲得了更為深刻豐盈的意義聯系。同時，因其與自己的日常生活更加貼近，作者傾注了自己更飽滿的熱情和更痛切的悲傷。關于人與動物之間的關系，有美好也有恐懼，有依賴也有殘忍，作者一并反思著其中驕傲與卑微，偉大與細小的共存和轉化關系。我想，這樣的反思正是為了在寫作中遇見自己。

行走之美

行走是2021年散文美學的另一個熱詞。深入到生活中去，考察山川地理，探尋文化遺跡，從而獲取創作素材與寫作資源，本不是什么全新的方法，反而由來已久，不過，依靠行走進入歷史、文化的故地或現場，在與故人、故紙的對話中近距離探尋、追溯歷史的蹤跡與人世的變遷，更能讓散文創作具有一種真實的代入感與身臨其境的藝術感染力，行走之美由此成為2021年散文創作捕捉時代精神、提升回應現實能力的重要抓手。

楊瀟《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驛道上尋找西南聯大》將1938年西南聯大師生“湘黔滇旅行團”徒步跨越三省、穿過西南腹地的歷史故實與2018年自己重走這條路的感受交織在一起，把自己在當下的困惑與糾結代入80年前波瀾壯闊的歷史之中。例如關于創造，作者在自己也正走到南岳的時候寫到：“在南岳，朱自清有時會整天泡在山腳的南岳市圖書館，為他的《沉思翰藻說》搜集材料；柳無忌編訂了英國戲劇講義；錢穆為后來寫《國史大綱》摘錄了筆記；金岳霖完成了他個人最滿意的一部著作《論道》；陳夢家住在風景如畫的‘棤廬’，溫讀從前所不能整讀的書籍，除了寫成文字學講義外，還完成了《先秦的天道性命》一書，后來他在昆明給胡適寫信：‘這五年的苦讀，救療了我從前的空疏不學……亦因了解古代而了解我們的祖先，使我有信心雖在國家危機萬伏之時，不悲觀，不動搖，在別人嘆氣空想之中，切切實實從事于學問。’”這樣的接續感和磨礪感，如果沒有行走、僅僅靠文字資料，很難令人這樣感同身受。除了行走本身，作者在行走的同時還注意搜集現存的地方史料線索，結合與前人關于過去、當下和未來的對話，使得重走的記錄豐富而有質感。

陳福民《北緯四十度》則以現實的行走，力圖在歷史中探求文明與人性的感人與動人之處。在作者筆下，北緯四十度當然不僅是地理概念上的，而更多的是歷史文化內涵。北緯四十度內外，展示給我們的是一幅宏大的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橫跨2000余年的沖突與融合全景圖，其中作者著墨尤其多的，正在于“民族競爭與融合”，在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間共同的文明理解與高貴追求”——無論民族性格的養成還是文化歷史的流變，都與此息息相關。如果說不同民族間互相學習、互相塑造是我們共同期待的歷史價值，那么歷史知識與人文關懷的相互交融則是行走之美的最高追求。

南帆《鄉村筆記》集中于月洲、林浦、趙家堡、五夫里、石井、閩安、尚干、琴江、螺洲等鄉村，尤其注意村莊的形象演變、歷史沿襲與文化心理，是一部生動的當代鄉村生活觀察筆記。梁鴻《梁莊十年》則聚焦于梁莊的日常風景、人倫風俗與人物命運，通過鄉村內部的變遷來觀察快速變化中的時代與生活。他們的行走與書寫共同筑就了作為精神原鄉的鄉村。

伊險峰、楊櫻《張醫生與王醫生》中的行走是在采訪中完成的。全書以兩位身為醫生的中學同學的人生故事為主線，在全景式記錄他們工作生活狀態、知識文化趣味與社會存在生態時，側重于尋找來自家庭、代際與個體之間的張力和不同影響，探索當代人精神困境的社會根源，一定程度上還原出普通人在時代中的命運輪廓。其細致的訪談設計、精密的材料工夫與對時代的把握能力，使全書在人文情懷的觀照下生出感人的精神境界。

閱讀之美

從個人閱讀出發的散文寫作不僅是個人旨趣表現得最為鮮明的部分，同時在整體上也最能體現當代人生活與生命狀態——時代經驗與美學追求都在其中。從個人閱讀出發，抵達的卻是精神記憶與生命狀態的回顧與反思，這是散文寫作中閱讀之美的集中體現。格非《文明的邊界》、劉瓊《花間詞外》、孫甘露《我又聽到了郊區的聲音》、馬雁《讀書與跌宕自喜》、李偉長《未被摧殘的生活》、 文河《舊時月色》等都從不同角度，結合各自的閱讀與視域，為我們打開了審美和日常生活之間的種種復雜幽微之處。

李修文《詩來見我》將自己的人生遭際與古詩詞相參悟，古詩詞中的情感常常能賦予人以極大的撫慰和力量。“只要你‘逢橋須下馬，過渡莫爭船’，只要你‘雨宿宜防夜，雞鳴更相天’，你便是好好聽了話，你便是好好回了信。”那些自小就爛熟于心卻又漸次遺忘的詩，就好像是平行時空里的另一個自己，詩歌里薄薄的幾個字，不僅撫慰生活中常見的悲傷孤寂，更成為我們回歸古典、致敬文學傳統的一種方式。

以上是2021年本人有限的閱讀視野內印象最為深刻的部分。關于散文理論，王兆勝《國體散文與觀念變革》一文中提出，百年來的中國散文離不開作為主體的“國體”規約，應更多地從國體散文角度審視中國式現代化在散文中的行程、特點、規律、價值和意義；應站在中國文化自信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角度來看待和理解，以顯示其廣闊、博大、綿延、經久的價值意義。我想，國體散文中包含傳統文化的基因密碼，而散文的發展一如既往地需要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紅色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融通發展。我們還缺乏更多這樣的散文歷史研究與散文文體規范的研究。至于創作，我相信也期待散文的寫作疆域和美學探索將在更加廣闊、豐富的道路上不斷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