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如果不是當然的關系,或然地遇上徐則臣的小說,我想我也會留心于這樣的小說的。起碼這樣的小說好讀,易于進入,一句話就象錨甩向飄忽的岸,瞬間抓住了你,把你引入文字的青紗帳或是甘蔗林,讓你進去欣賞無限風光。在當下的小說里,這很難得,小說家、尤其是年輕小說家不斷地削尖腦袋玩技術、玩敘事、玩文字、扮酷裝深沉。一個個的所謂先鋒或是這個后那個后的小說,上來就“從前有座山、山里有個廟、廟里有個老和尚天天在講故事”,這樣不斷地玩圈圈。徐則臣的小說不玩這個,有傳統的路數,故事好看連貫,光這一點就已經讓讀者產生閱讀的快慰,而不是硬著頭皮的探究,讀完小說已經滿頭大汗,依然不知所云。

徐則臣的小說當然不僅限于好讀,更為重要的是,讀完一個小說,故事嘎然而止后,讓你細咂慢磨地玩味的東西很多,故事背后的思考象塊石頭一點一點地爬到心坎上來,形而上的意味十分濃郁,或者就是對當下社會和生活的百般感喟,感喟別人或者自己生活的無奈,或是對于漂泊狀態的一生不盡的回味。

《跑步穿過中關村》無疑就是這樣品質的小說,而且似乎這種品質在小說里十分集中,顯得沉甸甸的。《收獲》在2006年年終時刻,頭條刊載了徐則臣這篇中篇,讓我們所有在外漂泊的讀者,思索這一年來的過往、看看來年的無際生活。

《跑步穿過中關村》敘事綿密,從敦煌開始出場一聲“我出來了!”我們視線就一直被這個針腳牽引著,一針一針地隨著敦煌往前趕線,絲絲相扣。直到故事結束,“吧嗒,鎖進了手銬里”,一塊樸實精密的老棉布扎扎實實地鋪陳在眼前,那些針腳扎得你心里又疼又癢。閱讀的過程里,我始終保持著急促的情緒,從敦煌“出來”相遇夏小容,到同居、賣盜版光碟,及至曠山與夏小容和好,敦煌尋到七寶,及至結尾,一個一個情節追趕著眼睛往前走,一氣讀完,有些喘不過氣來。讀罷抑臉望望窗外的太陽,覺得自己呼吸的城市的空氣與北京一樣地壓抑起來,那些曾經走過的村莊田野又那么遙遠起來。

喘不過氣來時,眼前卻始終浮現出敦煌這么一個人來。二十多歲,確切的年齡誰也不知道,在外漂泊的人,賣假證盜版碟的嘴里,話語是沒有準成的。從農村出來,也曾讀過大學,不知什么原因,沒有工作,到北京“漂”起來。漂啊漂,什么樣的事情開始一一經歷過來,販假證被抓住了,又放了出來,于是又賣盜版光碟。這樣的人應該叫做“敦煌們”,不單是“京漂”,相應的故事會在“滬(上海)漂”、“廣(州)漂”們身上精確地發生。這篇小說中,敦煌“京漂”的身份弱化了,不再出現象《啊,北京》中對于首都的“北京是我們偉大的首都,我們愛北京”類似的感慨。敦煌的生活視野和背景被延展到廣袤的中國,“那些賣碟、辦假證的女人,孩子背著、抱著,當眾敞開懷抱奶孩子”,這樣在中國大中城市隨處可見的景象為這篇小說開放的思想內容提供了寬廣宏闊的容量。

中國城市化浪潮象一波又一波的大浪把中國鄉村諸多有知識沒知識的人們,一同趕到了城市的沙灘上,農村城市化和農民工問題隨著市場化一直被關注著,這一題材的小說在一個又一個作家的筆下呈現出繁復和密集的狀態,但是真正讓讀者心里震顫的不多,真正對市場化下農民問題的豐富性和復雜性作出深刻揭示的不多。當前中國文學面臨著繁復的現實問題,現代化以及現代化之中的農村和城市、農民和市民的最終命運思考始終是中國文學和思想界棘手的問題,同時也必然是當下文學隱在的魅力所在(1)。而大多數的小說家多限于淺層次的視角,熱衷于把讀者拉入所謂的“底層”中,對這些人物的靈魂挖掘不夠,也必然難以起到“現實主義”的現實思索和啟迪作用。

不管是這個主義還是那個主義,小說最終仍然要腳踏實地,作家也應該腳踏實地,在實實在在的土地上呈現人物的生存狀態和靈魂思索,最終“表現出對人性的理解的深度和塑造富有深刻內涵的人物形象”。敦煌是個十分有頭腦的青年,隨潮來到城市追逐理想,掙錢不是他唯一的目標。但是他會掙錢,他有自己的營銷策略,他把賣盜版碟廣告四處張貼。他會研究消費者的心理,把盜版碟消費人群鎖定在研究生、大學生宿舍中。他還送貨上門,并漸漸形成了自己的客戶群。為了精通“業務”,他不斷地看碟也看影評。這樣的聰明的“城市飄泊者”,若按照正常的生活軌跡定然不會混不出個人模狗樣的。就這樣,敦煌的碟片銷售業績已經遠遠地把早他出道的夏小容、曠山拋在了身后。溫飽不成問題了,他和七寶也有了“生活透明起來的感覺”,有了“前所未有的八月”,結尾稍現的亮光并沒有陰擋飄泊者終將在城市遇上的厄運,這里是別人的城市。敦煌為了救曠山和已經懷孕的夏小容,代替曠山被警察抓住了。這是“城市漂泊者”的宿命還是暫時的結局呢?敦煌進城的目標是什么呢?在城市立足,榮歸故里?他也否定了自己。

夏小容是個堅定的歸鄉者,或許是作為女性的天然的母性,從一出場夏小容陷入的就是回家,而結束在城市的漂泊無定的狀態。夏小容和曠山的感情也因為曠山想在“他媽的首都混出個人樣來”而矛盾起來。就在這時,夏小容遇見了敦煌,產生了一段漂泊的感情,二人感情維系的其中一點就是另一種意義上共同的“望鄉”。敦煌似乎理解夏小容,“就是想有個家,不想再漂了,有個孩子,把自己再實實在在地放下來”,這種想法或許是大多數無根的飄泊者的經常會生長出來的想法,曠山立馬呵斥這樣的思想是“小農思想”“小市民思想”,并反問敦煌“回去還是不回去”?敦煌的結果是對自己“相當失望”,他也是回不去的。

回不去的不單是敦煌,似乎更多的男人女人離鄉進城之后都是回不去的,即便回去了也不是原來那些城市飄湟者了,也許他們獲得了什么東西“回去了”,也許更多的是經歷了城市里“黑的、涼的”風的洗禮,最終只能依稀回望和感覺老家那“黃的、暖的”風了。

“知春里的那個女孩”在徐則臣的這篇小說中依然扮演了形而上的色彩,敦煌在城市里的命運或許最后也會象“知春里的那個女孩”一樣,杳無蹤跡地從城市里消失,無人知曉她的來處和去處(當然,不排除聊聊的幾個人也會發跡并榮歸)。“知春里的那個女孩”在《跑步穿過中關村》里是徐則臣預先埋設的地雷,這顆地雷恰恰擊中了敦煌的心,敦煌在尋找“知春里的那個女孩”而不得時,想到了自己“哪一天突然不見了,活不見人,死不見尸”,這是漂泊中對城市的惶恐和焦慮。敦煌的焦慮來自于在城市天空下那個鄉村卑微的身份,這種身份與那不知來去的“知春里的女孩”有異曲同工之處。這也使得對沙塵暴落在北京的那三十萬噸沙土的“唯一想法是,那能壘出多少個墳堆啊”,這種無端的念想恰恰也是一種焦慮的映照,若真是掩埋起來的,或許有多少鄉村里的靈魂和軀體啊。

在《跑步穿過中關村》里埋設了許多可以深入解讀的珍珠,這也讓小說蒙上了一層厚厚的詩意以及無邊的意蘊。作品厚重的意味是在一種“吞吞吐吐”的文字之上展開的,徐則臣的文字老辣,就像他小說中出現的水煮魚一樣,魚的豐富的營養和麻辣一同直竄腸胃、迅速抵達肺腑、抵達文字所要表達的意蘊深處。敦煌從夏小容家里重新流落出來,在大風里走走停停的一節仿佛一幅凝重的油畫,“他就看見風,看行道樹——他發現大風經過樹梢、地面和高樓的一角時被撕破的樣子,和故鄉的風象水一樣漫過野地絲毫不同”。在沙塵暴過后的彌蓋了一層沙土上寫廣告的一節依然十分充滿回味的意境。

從《啊,北京》到《三人行》、《西夏》,徐則臣對“京漂”的銳利切入一直是受好評的。何志云認為徐則臣小說描寫的是“計劃體制下接受的意識形態信念以及情感歸宿,與市場體制狀態下嚴酷的自下而上現實,這一巨大的反差把‘京漂者’推入的,既是迷惘的深谷,更是煉獄般的心理煎熬“(2)。這種評價當然是中肯的,但是只是把北京作為意識形態的獨特指征意義“首都”單獨列出來的,與上海廣州等經濟發達城市截然分開,并將小說上升到計劃經濟與改革市場經濟轉軌等重大問題上來。但是,如果徐則臣陷入這種陷井里,只寫“京漂”,成為“京漂作家”漂北京,那就顯出作家的捉襟見肘了。徐則臣當然是有野心的作家,他在“京漂”之外的“花街”系列和一些哲學追問式的小說同樣為人稱道,甚至可以說更能體現徐則臣小說的精神追求,只是由于“京漂”更為切近當下的現實生活,更與當前熱潮之中的“底層”有關,才更被關注。

徐則臣當然不會在上述評論視野里打轉轉,《跑步穿過中關村》就是一個絕妙的范本,把小說中的北京換成上海、廣州會有同樣的闡釋意義。在徐則臣的小說中,最多的出現的是出走或者奔跑的主題或者意象,始終以一些出走的人或事為主線展開敘事,這種出走的背景站在世紀交替的時空里,經濟與文化生活在一條停息不下來的高速列車上奔馳著。徐則臣是以離開本土的身份來進入寫作的。這種離開不難會讓我們聯想起他們作品的出走主題和意義。我的思考是在19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陳奐生上城是一種出走,這是最早的尋找式的出走,這種出走換來的是迷茫,是一種失落。這也是文革之后的中國最早的離開農村前往城市的一種出走,這種出走具有某種探索意義,在城市中他體驗了一把城市文明,這種體驗具有某種開拓性的意義。

而徐則臣小說中不停地出走的目的我以為是尋找人生新的棲居地,肯定不是城市,回歸的鄉村也是不可能的,究竟是在哪里,在每個讀者的心中。徐則臣對出走的解釋認為其實就是一種突圍,對原有生活的突圍。我想這種突圍是要付出代價的,陳奐生付出的是自己的尊嚴。而漂泊者敦煌、邊紅旗、佳麗、小號、康斯博們(《啊北京》《三人行》中的主要人物無疑在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跑步穿過中關村去賣碟的敦煌、夏小容,也同樣在你我的身邊。他們年紀輕輕,接受過中等或者高等教育,從鄉村里走出來,在城市化、現代化的浪潮里,他們穿過鄉村的田野、穿過北京、穿過上海、穿過中國每一座城市。

注釋：

①張志忠,《也談“當前文學創作癥候”之根源》,長春:《文藝爭鳴》,2006年第6期。

②徐則臣,《鴨子是怎樣飛上天的》,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