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齊紅，1970年生，山東濟寧人。現為蘇州市職業大學教育與人文學院教授。曾在《當代作家評論》《文藝爭鳴》《南方文壇》《齊魯學刊》《當代文壇》《長城》《鐘山》等雜志發表文學評論、散文隨筆多篇，出版《心靈的煉獄》《世紀之交的女性寫作》《目送芳塵：民國知識女性的生命尋蹤》等專著作品。

愿為波底蝶，隨意到天涯

齊 紅

2015年6月18日，一位世紀老人的離世引發了無數人的感慨：“民國最后一位才女”、最后的“大家閨秀”離開了！“從此無民國！”——嘆息背后是悠長的懷念和失落。互聯網時代不由分說的熱鬧讓我們將張充和老人從大洋彼岸、歷史深處拉到了前臺，但過度的標簽也會遮蔽掉她的一些真實。真正值得思考的問題是，我們不斷望向歷史、望向這些背影的動力究竟是什么？在她們那里，那些恒定而歷久彌新的品質魅力怎樣表現，如何成就，又將如何傳遞下去？

在所謂“民國最后一位才女”張充和的身上，其實存在很多異質性：她極傳統，又很現代；她很“中式”，但也很“西化”；她是中國的，又是世界的……這些看似矛盾而又和諧的表述背后，是怎樣的一種生命氣度？是她駕馭了這些“矛盾”，還是終將由這些“矛盾”成就了她呢？追尋張充和生命蹤跡的過程中，我有時會想：時代其實無所謂好壞，每個階段都自有它的動蕩和喧嚷，能夠在浮躁嘈雜中辨識人生的重點，找到生命的定力實非易事。張充和做到了——戰時成都張大千看過她的昆曲表演后曾為她畫下一幅“仕女圖”，張充和自己留下來的最早丹青作品也是一幅“仕女圖”，想象一下這樣的畫面吧：窗外是漫天硝煙，充和卻獨坐蒲團，靜聽落花——這本身就是一幅極美的“仕女圖”。

異域 ：空間指向

多年以前，我的一個大學老師曾在課堂上向我們灌輸他的人群劃分理念：“文化植物”，“經濟動物”——前者意指文化人喜“靜”，不到迫不得已，一般不愿更換環境；而商界人士相反，喜“動”。這個說法有它的道理，但從本性來說，人們還是傾向于一種恒常穩定的生活狀態，所謂“安居樂業”，所謂“安土重遷”——都意味著在空間的變換和挪移上，我們通常是被動大于主動。

張家四姐妹當中，張充和的人生之路是最特別的一個。如果我們把原生家庭與原生國族視為“家園”和“故國”，那么，張充和卻早早就開啟了“他鄉”和“異域”之旅——出生僅八個月就被叔祖母領養，離開了父母；三十五歲時嫁德裔美國人傅漢思，隨他去往美國定居，直到生命的最后。如果再加上中間的重返蘇州、讀書上海、北平，養病青島，避難昆明和重慶，結婚北平，其人生空間的動蕩與“異域”感會更加鮮明,但恰恰是這些“異常”和“變數”不斷對她的生命構成新的激發和重置，從而使她擁有了如此這般的人生。

1914年年初，出生八個月的張充和被叔祖母識修從上海帶回了合肥老家。關于張充和被領養的原因，幾種傳記說法基本一致：張武齡和陸英在合肥生下三個女兒后舉家遷往上海，隨行主仆有幾十人之多，所有家務的統籌與安排基本都由陸英完成；等到兩年后迎來第四個女兒充和時，陸英所要承受的就不僅僅是身體的勞累，更有巨大的心理壓力，雖德能兼備，亦感無力支撐。這一切被張武齡二叔張華軫的遺孀識修看在眼里，她提議自己來收養充和，回合肥龍門巷張公館生活，一來可以緩解陸英的壓力，二來自己身邊有個陪伴。陸英答應了。但曾經失去過女兒、外孫女的識修內心有些顧忌，擔心自己與充和命數相克，臨行之前提議找個算命先生算算，陸英卻說：“命是她自己的命，不關犯沖犯克，你就放心帶她走吧。”(蘇煒：《天涯晚笛——聽張充和講故事》，廣西師大出版社2013年版)，民國初年的舊式大家族中，這個理念和決斷實屬非凡：它體現了一個母親、一個女性超越性的眼光和胸懷，如果沒有母親的這種坦然和瀟灑，張充和也許不會進入她人生的另一種空間。

四年之后，張武齡和陸英帶領全家由上海遷居蘇州吉慶街壽寧弄八號。“房子有三進，有花園，有后園，天地寬闊多了。叫我特別高興的是，花園中有太湖石假山，有荷花池，有水閣涼亭，有大花廳。花廳前有楓樹、白玉蘭各一棵。花廳周圍，有杏樹、核桃樹和柿棗。”這是張兆和對蘇州新家的記憶。（張兆和：《我到蘇州來——往事回憶錄之一》）而張充和跟叔祖母生活的張家老宅顯然要大得多：“老宅很大，有幾十間房屋，閣樓上有二三個書房，大批藏書，名人字畫，隨便翻閱。大小花園里，鮮花四季開放，翠竹、梅花、桂花，各種樹木散發著襲人的香氣。”（張煦和：《曲終水流——懷念充和四姐》，光明日報2015年7月17日第15版）

年幼時身份與居住環境的變換不可能不影響張充和，她在一些文字中曾流露迷惘和失落之感(《汽車中》)，也在重返蘇州家后不明原因地哭泣落淚——她的大弟張宗和在日記中記下了姐姐的一些細節，這些必定都與環境變化與身世之感有一定的關系。（《張宗和日記》，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年）“異域”感導致阻斷、距離、孤獨、陌生和疏遠，也會帶來沖決、開拓、新鮮和開闊——這兩種人生況味在張充和這里都有，幸運的是，她成功化解了前者可能導致的心靈傷害，而充分彰顯了后者帶來的種種生命助力。

這一切都緣于，她所離開之處，有溫雅和善的父母姐弟，隨時給她熱情的歡迎和擁抱；而她所抵達之處，有知書達禮、寬容有愛的叔祖母全身心的呵護。“愛”在最大程度上消除了張充和空間挪移導致的陌生與不安，使她完成了異域間的穿梭與對接。而在叔祖母識修主持的張家公館里，她顯然擁有的資源更多，也有更多獲益：富足的物質供給、濃烈的親情關愛、優越的私塾教育。

識修是李鴻章的四弟李蘊章之女，因父親重視教育，自幼便熟讀詩文，關于她本人的歷史資料稀少而模糊，但在張充和零星的記錄里，我驚訝地發現，這位老人在教育方面有意無意實踐了一種先進的理念：寬嚴并舉，收放平衡——如果用當下教育界的流行說法，那就是她在素質教育和應試教育之間找到了微妙的契合點，并成功涵養出張充和這樣一個有著深厚國學素養的現代女性。

在叔祖母的授意之下，張充和三、四歲開始讀詩識字，及至五歲左右就能背誦《三字經》和《千字文》了，也是從這個年齡開始，識修為充和專門聘請了老師在家教授。從此，“充和一天中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和先生在書房度過的，從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左右，中間有一個小時的午餐時間。除了重要節慶日外，每十天僅有半天休息時間……這樣的學習持續了十年……”（金安平：《大家雅音：合肥四妹妹》，三聯書店2015年）對于一個孩子來說，四書五經自然是枯燥的，叔祖母雖然對老師和教學嚴加要求，但實際操作過程中，卻寬容默許了張充和的一些自由散漫行為：讀著《孟子》，小充和會狡猾地借口小便出去玩一會兒；深草中玩得忘情不歸，祖母怕有毒蟲，就說“來！我替你比比看到我手杖哪里？”充和馬上跑了出來，開心地與手杖比高。（張充和：《我的幼年》）早晨不肯到學堂念書，奶媽勸不動，就搬來祖母“哄”，然后由祖母一路送去書房……（張充和：《梧桐樹下》）

除了學問的教育和心靈的教化，識修也很重視充和的身體健康：研究張氏家族的蘇州學人王道在跟張家四弟寰和及夫人周秀華的交流中得知，張充和小時候在合肥是經常騎馬的——每天固定的時間里練習騎馬，有專門的馬夫料理馬匹，這種體育訓練無疑也算是一種精英教育了。（王道：《小園即事》，廣西師大出版社2014年）

除此而外，合肥張宅還有許多無形的因素潛移默化中給了她滋養和教化：比如叔祖父留下來的龐大的藏書室——這個極少有人愿意光顧的地方卻成了充和的樂趣之所，她在一首詩中寫道——“‘人之初’罷說經綸，圣道而今仍未親。潛上書樓塵一寸，自上經樓泣香君。”（白謙慎編：《張充和詩文集》，三聯書店2016年）這里的“書樓”其實分為幾個部分：庫房、大書房、小書房，庫房和大書房里多半是祖上留下來的藏品，書籍多為“十三經”、“二十四史”、“皇清經解”等“大書”，另有一間是養祖父母的私人藏書室，里面是佛經和小說。同樣得益于叔祖母的寬容，張充和可以在這間私人藏書室讀任何書，戲曲、傳奇、香艷小說，識修從不阻撓，也正是由于這段時光的自由閱讀，多年以后回到蘇州的充和跟著父親去聽昆曲的時候，才發現原來許多曲本自己都是讀過的。（金安平：《大家雅音：合肥四姐妹》）

十六年中，龍門巷張宅就這樣一點點蘊育著張充和，它的氣息漫過她寸寸肌膚。這個園子有落寞和衰朽、孤獨和停滯，但也有底蘊和積淀、豐富和篤定。在皈依佛門的識修的主持下，這處老宅散發出的慈悲與溫和更是成為一束光，照亮了充和以及周圍的人。所有這一切，連同經史子集，人倫風物，一起成為張充和精神教養中不可忽略的淵源。

張充和人生空間的另一次重大轉移發生在她的“異國情緣”之后：與德裔美籍學者傅漢思結婚兩個月即隨丈夫離開中國，赴美定居，別一種“異域”生活再次開啟——一個“中式大家閨秀”的選擇再次顯現出不一般的特點。

在三個姐姐相繼結婚生子、各安其家之后的數年里，張充和一直獨身一人，以她的出身、氣質和修養，自然不乏追求者——捕風捉影的猜測、似是而非的表白以及證據確鑿的默認——當年有過“衷情”跡象的男士不下六七位，其中卞之琳用情最為持久、公開，只是張充和本人卻沒動過心。以卞之琳為例，后來跟蘇煒聊天時張充和總結說：“我和他之間，實在沒有一點浪漫，他詩里面的那些浪漫愛情，完全是詩人自己的想象，所以我說是無中生有的愛情。”“我寫舊詩，他卻不寫舊詩。我不太看得懂他們所寫的新詩，包括卞之琳埋頭所寫的那些新詩。”（蘇煒：《天涯晚笛——聽張充和講故事》）顯然，面對這些異性的示好，這個在經史子集中成長走出的女性，實在找不到感覺。與陶光的關系也有些類似：對方有情，又未直說，而充和則完全無意。

那么，當三十五歲的張充和遇到三十二歲的傅漢思，雙方又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況？一個中國女人和一個美國男人的情感基礎是什么？張充和又是如何由閨秀生活對接、過渡到西化日常的？

見諸于世的各種材料中，兩個當事人并未留下過什么“甜言蜜語”和“深情回顧”，偶有相互記述，口氣也都是理性、冷靜的，比如張充和定義兩人的相處之道為：“些些小過證非賢，各不求全亦自全。”（《結縭二十年贈漢思》之五）情感定位則是“莫求他世神仙侶，珍重今生未了緣。”（《結縭二十年贈漢思》之六） 傅漢思則在自己專著的序言中理性贊譽妻子：“她本人就是一位詩人，一個中國詩歌的終生弟子，以及中華文明最美好精致部分的活生生的化身。”（傅漢思：《梅花與宮闈佳麗》，三聯書店2010年）

張充和曾說：“我從來沒有過那種轟轟烈烈的感情。”也就是說，兩人的愛情故事整體上是理性大于感性的，這也更符合兩人的年紀和修為。在張充和看來，“……漢思人不錯，很老實，也很熱情開朗，我們就這樣交往起來了。”（蘇煒：《天涯晚笛——聽張充和講故事》）與卞之琳或陶光的含蓄、內斂相比，傅漢思以一個西方人的直白、明朗、單純帶給了張充和最初的好感。

嫁給一個人的原因當然不是這么簡單，傅漢思的魅力也遠不止這些。從家族和教養上來說，傅漢思就不同尋常：這位美籍德裔學者出身世家，祖父、父親、舅舅都是歐洲頂級學術泰斗，他本人獲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博士學位后先是留校，后應北大校長胡適邀請，于1947年赴北大西語系任教。朋友說：“‘溫文爾雅，沉思好學’就是對漢思最妥貼的描述。二十幾年交往，從來沒有一次聽到他大聲說話，或者看到他面露不虞之色。”（汪玨：《四姊張充和女士在慕尼黑及其他》，《中華讀書報》2016年7月13日第5版）這是家族教養的最好說明。排除地域和文化的差異，在所有追求張充和的男性中，傅漢思的家世背景和個人修習與張充和最為旗鼓相當——因此，兩人在心靈素養與追求的某些層面上，一定是有著相當的契合度。

1948年3月傅漢思到沈家，初識沈從文及家人；5月，充和生日，傅被請去吃長壽面，虎雛開始調皮玩笑“四姨傅（父）伯伯”；7月，兩人一同受邀與沈從文一家在頤和園共度暑假，傅漢思在給父母的信中稱這段時光為“絕妙的假期”，至此算是正式確立了戀愛關系。11月19日舉辦婚禮，傅漢思同樣在信中難掩幸福和開心：“是的，我們前天結婚了，非常快樂！”（傅漢思：《初識沈從文》，轉自《水與一個家族的精神傳奇》，新星出版社2016年）

亂世之中的婚禮簡單而匆忙，更為匆忙而來的，是遠離故土的決定：“那時已是兵荒馬亂了。”“大清早，美國大使館的一位領事跑到我們家來，要我們馬上走，說北平只剩下一個小的軍用機場還在開，大機場都飛不了了。” （蘇煒：《天涯晚笛——聽張充和講故事》）他們先飛青島，再到蘇州，又在上海辦了相關手續，于一九四九年一月，登上“戈頓將軍號”海輪，離開了中國。根本來不及思量和計劃，張充和就被推向了完全陌生的“異域”，而這個推動力自然不能排除一個西方男人的回歸理念和一個東方女人潛在的“嫁夫隨夫”心理。后來國內的親人不斷勸充和回來時，她說過這樣的話：“漢斯父母年老，只此一子，不愿他遠離，真是不得離開……我也不忍說要分開他們父子，不能回來亦是因此，我雖然想家，不能比他們父母之望子。”（1957年9月29日張充和致張宗和信,引自《一曲微茫：充和宗和談藝錄》，廣西師大出版社2016年）這個想法進一步證實了一個中國閨秀身上的傳統色彩。

中西文化的碰撞一直存在，只是張充和和傅漢思努力化解了其中的矛盾和沖突，而以熱愛、保護和容納之心延續著文化共性中美好和優雅的部分，并以絲絲縷縷的堅韌與堅持滲透、構建了屬于他們自己的日常。

這日常當中有沉重、瑣碎、疲憊的應對，也有陌生、不適、改變和轉化。中國之行之后，傅漢思的研究興趣轉向了中國文化和文學，這意味著他曾經獲得的小語種（諾曼斯語）研究博士學位不再適用，在大學謀個正式教職就變得異常艱難。在長達十年的時間里（1949——1959），傅漢思只能在加州伯克利分校做兼職，同時在張充和支持、鼓勵下修習哈佛大學的中文博士課程，而張充和倒是全職在伯克利分校東方圖書館工作，負責中文編目方面的事務。

這段時間對于去美的張充和來說，是最為艱難的一段時光：經濟的壓力是主要原因，由此導致的結果是，家務只能事事親為，開支是能省則省。給宗和的信中充和總結說——“收入說起來也不能算壞，但房子上太貴了，借了放債公司九千五百塊，每月九十五塊，十一年還清，利息也就是好幾千了，加上防捐（每月當過兵的就特別大）、保險費，種種費用就去了我整個的薪水，如果我不做事，是不可能的。漢斯的薪水管交通、吃飯、雜費，衣服也不大買，漢思一年頂多一套衣服，我伙食還趕不上住房資費貴，在圖書館我立下規矩，連英文也是毛筆，總算還會拿毛筆，字大概是丟得多了。”生活習慣也只有入鄉隨俗，并且以最簡方式解決：通常是面包、生菜為主，晚上有時燒一個菜。“我們總是一個菜反來復去地吃，省得做菜，實在沒有功夫……”中餐菜式少之又少，獅子頭全家都愛吃，“可是六七年來我就做了一次，是上次李濟之來了，點了我的獅子頭，吃后剩下的吃了兩天。” （張充和致張宗和1955年7月31日信）

最艱難的時候，張充和甚至變賣了自己最珍愛的收藏品：“實在沒錢用，我就把這十錠乾隆石鼓墨賣給了日本人，賣了一萬美元——一萬美元那時候是很多錢哪！好東西賣掉了很傷感情，我為這十錠磨，傷了很久的心呢。”（蘇煒：《天涯晚笛——聽張充和講故事》）

在生活的鍛造之下，當年的大家閨秀變成了多面手：她學會了開車，也逐漸勝任了各類“工種”，“漆匠，木匠，花兒匠，自來水匠，也都會一點。”（1956年8月1日張充和致張宗和信）直到1959年傅漢思到斯坦福大學全職教中文，他們的境遇才開始有所改變，充和則暫時結束了工作狀態，在家里專事家務、養育孩子。1961年耶魯大學東亞系聘任傅漢思為終身教授，他們全家也由美國西部搬到東部康涅狄格州，定居漢姆頓。不久之后，張充和也被耶魯大學藝術學院聘請，教授中國書法。

至此，12年前跟隨丈夫奔赴“異域”的張充和才算穩定下來——從生活到心理，她在北港的家中居住了54年，沒有再搬過家。綜其一生，張充和在美國的時間遠遠超過了在中國的時間，除了生活習慣和某些理念上的入鄉隨俗外，張充和仍舊是“中式的”：教書法，唱昆曲，穿旗袍……如同戰亂中成都、昆明和重慶的個人狀態一樣，張充和在“異域”的顛簸與凌亂中持守著內心所愛，保持了足夠的定力，這也是她所以能夠成功扎根“異域”、活出個體精彩的原因之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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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請閱讀《長城》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