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71年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公布

日前，根據諾貝爾基金會保密協議，1971年諾貝爾獎項提名情況公布。1971年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名單包含91位作家，最終獲獎者是巴勃羅·聶魯達。在這一年度，聶魯達只被提名了兩次，兩位提名者分別是約瑟芬·邁爾斯，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英語系教授，該系第一位女職工；亨利·佩爾，耶魯大學斯特林法語教授。其中有兩位被提名者占據了一個提名名額，他們是“黑人性”的代表人物艾梅·塞澤爾與利奧波德·塞達爾·桑戈爾。提名人署名吉羅先生，應為時任瑞典文學院院士卡爾·拉格納·吉羅。

91位被提名者僅有一位女性，愛沙尼亞詩人瑪麗·安德（Marie Under）。安德是愛沙尼亞歷史上最偉大的詩人之一，她生長于20世紀初的表現主義和新浪漫主義潮流，其時與修魯（Siuru）團體成員開創了愛沙尼亞的現代文學，以及愛沙尼亞獨立建國（1918年-）后的文學基業，修魯取自芬蘭-烏戈爾族神話，原意代表一只火鳥。不過，安德和她的修魯團體在二戰期間流亡到了瑞典斯德哥爾摩，他們在這里創建了愛沙尼亞作家聯盟，安德后半生都生活在斯德哥爾摩。

根據《瑞典日報》公布的瑞典文學院文件，有9位作家被提名數超過3次。如下：豪爾赫·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海因里希·伯爾（Heinrich B?ll）、安德烈·查姆森（André Chamson）、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威廉·海納森（William Heinesen）、安德烈·馬爾羅（André Malraux）、埃烏杰尼奧·蒙塔萊（Eugenio Montale）、沃夏普男爵雅各布·洛德維克·杰拉德（Jacob Lodewijk Gerard）、桑頓·懷爾德（Thornton Wilder）。沒有出現單個作家有超過5次被提名的情況。

上述9位作家有兩位漢語世界尚不知曉，安德烈·查姆森和沃夏普男爵。安德烈·查姆森經歷比較傳奇，他曾做過博物館館長，在抵抗運動期間保護過盧浮宮文物，還擔任過法國筆會和國際筆會的會長、戛納電影節評委會主席、法蘭西學院院士。沃夏普男爵是比利時現代主義傳承人，他的作品探討宗教、殖民等問題，他曾獲得利奧波德二世勛章大十字勛章。9位中3位作家在后續的年份獲得了該獎，海因里希·伯爾（Heinrich B?ll）、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埃烏杰尼奧·蒙塔萊（Eugenio Montale）分別在1972年、1999年、1975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顯而易見，1971年提名名單囊括了未來幾年的諾獎得主——1972年、1973年、1974年、1975年、1976年。而這9位作家都屬于（泛）歐陸文學、（泛）英語文學的范疇，而1971年聶魯達的榮膺則釋放了一個積極的信號，瑞典文學院逐步擴充和完善了其（泛）歐陸文學、（泛）英語文學的概念和想象，而它顯然是20世紀初世界文學擴張后的結果，而直到今天我們仍處在這個擴大了的范疇之中。

91位作家中，族裔群體、第三世界、非主流語系占比較少。其中，塔拉桑卡爾·班代帕迪耶（Tarasankar Bandyopadhyay）是印度孟加拉語作家，以城市故事、社區故事而知名。曾德·達木丁蘇倫（Tsendiin Damdinsüren）是蒙古作家，他曾參與了蒙古語的現代化，即古典蒙古語到西里爾蒙古語的演化，他還翻譯了《蒙古秘史》。薩爾瓦多·埃斯普里（Salvador Espriu）是西班牙加泰羅尼亞語作家，曾參與創辦加泰隆尼亞語協會。威廉·海納森（William Heinesen）是法羅群島作家，其作品涉及的面向非常廣泛，曾獲北歐理事會文學獎等文學獎。姜鏞訖（Younghill Kang），韓裔美國文學之父，他的一生都處在東方、西方，移民管制、自由藝術的波動中。他曾在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學習，在格林威治村生活，在紐約大學教書，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工作。姜鏞訖的主要作品有《草屋頂》（The Grass Roof）、《東方與西方》（East Goes West）。他的作品曾博得托馬斯·沃爾夫的喜歡。米哈伊爾·努阿伊瑪（Mikha'il Nu’ayma）是黎巴嫩詩人，紀伯倫的后輩和朋友，曾旅居美國，他最著名的作品是《米爾達之書》（The Book of Mirdad）。埃瓦里斯托·里貝拉·雪佛蒙特（Evaristo Ribera Chevremont）是安的列斯群島波多黎各詩人，被譽為安的列斯群島最重要的詩人之一。喬治·謝哈德（GeorgesSchehadé）是黎巴嫩法語劇作家，其曾與超現實主義者結緣。何塞·加西亞·維拉（José García Villa）是菲律賓英語詩人，他發明了反向輔音韻律，還有所謂“逗號詩”，其主要作品是《鴿鷹獅》（Doveglion）。

根據諾貝爾獎官網，1911年到1966年諾貝爾文學獎（被）提名次數多達3104次。其中中國僅有一個提名資格，提名者是國際筆會香港分會，被提名者是胡適。中國作家有五次被提名，這五次被兩位作家分擔，胡適和林語堂，胡適的提名者有斯文·赫定（1939年）、國際筆會香港分會（1957年）；林語堂的提名者有斯文·赫定（1940年）、賽珍珠（1940年、1950年）。

國際筆會呼吁盧旺達干預英諾森·巴哈提失蹤事件

2月7日，國際筆會（PEN International）發布一則聯合公開信，呼吁盧旺達現任總統保羅·卡加梅積極處理盧旺達詩人英諾森·巴哈提（Innocent Bahati）失蹤事件。公開信由國際筆會現任主席布爾汗·森梅斯（Burhan S?nmez）發起，本·奧克瑞（Ben Okri）、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希奧孔達·貝利（Gioconda Belli）、J.M.庫切（J. M. Coetzee）、馬錫達（Ma Thida）、薩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邁克爾·翁達杰（Michael Ondaatje）等聯合簽署。

“我們寫信支持全世界作家的國際筆會，以及其他言論自由組織此前的呼吁，敦促您對巴哈提事件進行干預，維護他的生命、自由、福利的權益。”作家們向總統卡加梅聯合聲明，“我們懇請您注意該事件，懇請您采取緊急行動，巴哈提已經失蹤一年，目前情況仍然不明……詩歌不是犯罪。全世界都期待再次聽到巴哈提的聲音。”

一年前的2月7日，巴哈提失蹤于尼安扎的一家酒店，他前往酒店是去見一個尚未披露的人物。當人們發現巴哈提未能如期返回基加利時，巴哈提已經消無音訊，且他的手機一直無法接通。2月9日，盧旺達調查局已經將失蹤事件登記在案，但直到今天仍沒有公布相關進展。巴哈提生于尼亞加塔雷，此前任教于綠山學院。

巴哈提是富有正義感和社會批判精神的詩人。失蹤前，巴哈提還在YouTube、Facebook等平臺發表自己的詩歌、朗讀和表演，他經常參與和舉辦地上活動。巴哈提關注當下非洲的重要議題，比如人權、貧困、難民危機，以及復雜的獨裁政治，不過巴哈提沒有那么高高在上，他的詩歌接近口語詩。在失蹤前最后一次采訪中，巴哈提呼吁積極有效的人性，“追求財富的時候喪失人性，我們可能會走向滅亡”。

失蹤前，疫情席卷非洲，且截至目前，非洲仍是全世界疫情最嚴重，最缺乏有效救濟措施的區域。很多盧旺達人民的生活和工作都陷入了困境。在這種狀況下，巴哈提寫下了他目前可查證的最后一首詩，表達了悲傷和哀憫的情緒，還向他當時還未出生的孩子傳遞了社會正義和勇敢。

據悉，2021年3月21日，盧旺達負責文化事務的國務部長愛德華·班波里基曾發表對外聲明，“一無所有的人可能會做出越界行為，沒有防備的人會偏離正確的航線。當詩歌迷失方向時，它就會誤導公眾……我們要盡我們的職責，對偏離的人進行勸告和訓斥”。

保利娜·齊澤安獲卡蒙斯獎

日前，莫桑比克作家保利娜·齊澤安（Paulina Chiziane）獲得了卡蒙斯獎（Cam?es Prize）。這是卡蒙斯獎第三次授予莫桑比克作家，在齊澤安之前是何塞·克雷韋里納（José Craveirinha）、米亞·科托（Mia Couto）。何塞·克雷韋里納是莫桑比克最偉大的詩人，他是非洲第一個卡蒙斯獎得主。保利娜·齊澤安是第八位卡蒙斯獎女性得主，也是非洲第一位女性得主。

齊澤安生于莫桑比克首都馬普托郊區的一個班圖語系新教家庭，馬普托當時還叫洛倫索馬克斯。齊澤安先后就讀于一所葡萄牙天主教學校，以及以莫桑比克解放陣線首任主席命名的蒙德拉內大學。在莫桑比克內戰期間，齊澤安放棄了學業，效力于莫桑比克紅十字會。1984年開始，齊澤安的名字開始出現在莫桑比克的文學雜志，比如《時間》（Tempo）、《多明戈》（Domingo）。1990年，齊澤安出版了她的第一部作品《風中愛曲》（Balada de Amor ao Vento）。

據稱，齊澤安是莫桑比克第一位出版長篇小說的女作家，但1990年前，像琳娜·馬蓋亞（Lina Magaia）這樣的作家也出版了一些作品，琳娜·馬蓋亞是一個流亡者、專欄作家和老兵。2003年，齊澤安和米亞·科托分享了第一屆何塞·克雷韋里納文學獎（Prémio José Craveirinha de Literatura），獎勵她的作品《第一位夫人：關于一夫多妻》（Niketche：Uma História de Poligamia），這部小說是齊澤安迄今最重要的作品。

齊澤安關注莫桑比克的非殖民化、一夫多妻制，以及過渡時期的種種社會問題。《第一位夫人》承繼《風中愛曲》（Balada de Amor ao Vento）的主題，主要關注一夫多妻制。小說講述了警官托尼和她四位妻子的故事，這四位妻子居住在莫桑比克的四個地方。齊澤安對一夫多妻制的態度并不明朗，她無意徹底推翻一夫多妻，順從以西方為主體的女權主義思潮，因為她了解一夫多妻有牢不可破的歷史根源和社會成因。研究表明，一夫多妻制不完全是殖民歷史塑造的結果，它更多依賴于非洲既有的家庭結構，至今很多非洲國家都承認一夫多妻是合法的。烏若·艾森瓦納（Uzo Esonwanne）也反駁了將反對一夫多妻制視為真理的傾向，“人性中任何具有普遍性的事物（例如生殖）沒有普遍適用的表達形式，即使有合適的表達，其語言形態揭示的也是壓制性的權力意志，而非超驗的真理。”

同時，齊澤安試圖發現隱藏在一夫多妻制背后的非洲聲音和非洲故事。例如，基督教傳布非洲前，非洲部落女性婚嫁后仍會保留自己的姓氏，人們深信姓名和祖先是聯系在一起的，而隨著殖民推進，非洲很多地方都采納了基督教世界的規則。姓名隨婚嫁而改變，也意味著非洲女性權利更受托于男性，比如現在有的莫桑比克婦女會下意識期待嫁與他人，贏得些許生存的權益，當然其中也包含了現代社會的運作。如其所說，莫桑比克婦女正在尋找一個他們曾經擁有但失去了的天堂。作為一位莫桑比克女性，齊澤安希望探究的是莫桑比克傳統，以及非洲傳統，而這個信條與西方思潮存在著很多隔閡。

齊澤安指出，歐洲人到非洲前，非洲人可以直接和宇宙對話，在露天而不是室內祈禱，月亮、樹木、大海等自然（神）都融入了非洲人的生活和社會實踐中。殖民歷史發生后，一切都改變了。非洲人成了歐洲人眼中沒有信仰的人，后來也成了他們自己眼中沒有信仰的人。齊澤安花了大量篇幅寫作關于傳統治療師的文字。首先我們要清楚，傳統治療師是非洲傳統知識生產的核心，這樣的角色在殖民化和現代化的歷程中被抹除了。非洲出現了現代意義上的心理醫生和精神病醫生，但此醫師非彼醫師。齊澤安的母親在內戰期間由于兒子犧牲產生了精神異樣的狀況，她去看心理醫生，但幾乎沒有根治。一位有傳統修養的醫生解決了這個問題，“為了使你母親康復，你必須帶她回到傳統，回到她熟悉的語境。”

齊澤安的語言濃郁、狂熱，富有深情。她受影響于西班牙詩人弗洛貝拉·埃斯潘卡（Florbela Espanca）。埃斯潘卡寫作十四行詩，在生活中毫無保留地實踐現代藝術所向往的激情和自由，她曾離過兩次婚。由于其情緒化的表達，其女性身份和經驗，埃斯潘卡一度受到葡萄牙官方的禁錮。與此同時，齊澤安認為存在所謂莫桑比克性。莫桑比克性正在從殖民歷史、奴隸制、多部落多語言的狀況中形塑，但這個過程需要很長時間。

克萊門斯·賽茨獲畢希納獎

日前，奧地利作家克萊門斯·賽茨（Clemens J. Setz）獲得德語世界最高文學獎畢希納獎（Georg-Büchner-Preis）。這是十年來奧地利作家首次獲得畢希納獎，賽茨是第十四位獲畢希納獎的奧地利作家，前十三位依次是英格博格·巴赫曼 （Ingeborg Bachmann）、托馬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彼得·漢德克（Peter Handke）、曼尼斯·斯珀伯（Manès Sperber）、恩斯特·揚德爾（Ernst Jandl）、埃里希·弗里德（Erich Fried）、阿爾伯特·德拉赫（Albert Drach）、（H. C. 奧特曼（H. C. Artmann）、艾爾弗雷德·耶利內克（Elfriede Jelinek）、弗里德里克·麥勒克爾（Friederike Mayr?cker）、約瑟夫·溫克勒（Josef Winkler）、瓦爾特·卡帕赫（Walter Kappacher）。

賽茨（1982-）剛剛步入中年時代就摘得了畢希納獎，這在德語文學史上雖有先例——比如彼得·漢德克三十歲出頭就贏得了這個榮譽，但他稍后退回了獎金——但也并不常見。早早得獎這件事對賽茨或許恰到好處。大約十年前 ，短篇小說集《馬斯戴特兒童時期的愛情》（Die Liebe zur Zeit des Mahlst?dter Kindes）在萊比錫書展上贏得了小說類獎項，賽茨被譽為天才，但此稱多少有些高高在上的語調。而今，賽茨證明了自己確實是個貨真價實的天才，純金的天才，猶如壓縮餅干版的大衛·福斯特·華萊士。

21世紀文學的語言是什么？我們應該如何使用二元制數據庫？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我們必須要達成一個共識：文學可以用數據庫的形式演繹，哪怕是虛擬的演繹。證據在于，我們所進行的永遠不是習得性的工作，我們進行的是開放性的工作。我們在開放中閱讀，在開放中寫作，在開放中贈予和接受。賽茨在《蜜蜂和隱形人》（Die Bienen und das Unsichtbare）中進行了探索。賽茨首先帶我們回溯了Volapük、世界語（Esperanto）的誕生，這些語言既對應著諾瓦利斯的語言體系，也對應著詞匯數據庫。最終，瓦西里·愛羅先珂（Vasili Eroshenko）出場了，他是俄國世界語作家，他憑借其無政府主義理念進行了一場游牧實驗。“詩歌的核心是偏差，”賽茨在《蜜蜂和隱形人》結尾寫道。

21世紀將我們帶回語言的夢鄉，語言的起源。這是為什么賽茨的失能者和君特·格拉斯的失能者有本質區別的原因。賽茨的失能是不需要輔助系統的，而格拉斯的失能總是需要一個實在的背景板。那么，世界的呈現便不是一一對應，而是多多對應，而映照于存在卻是一。有次玩游戲，賽茨發現電腦分成了兩半，他到醫院去做CT，結果顯示大腦沒問題。賽茨就此成為了一個作家。

（部分譯文參考：何寧《文學中的科技與歷史主題——2018年德語文壇熱點回顧》,《外國文學動態研究》2019年第4期）

埃爾里德·倫登獲瑞典學院北歐獎

日前，挪威作家埃爾里德·倫登（Eldrid Lunden）獲瑞典學院北歐獎（Svenska Akademiens nordiska pris）。北歐獎往年得主有羅莎·利索姆（Rosa Liksom）、卡爾·奧韋·克瑙斯高（Karl Ove Knausg?rd）、阿妮塔·普萊杰爾（Agneta Pleijel）。歷數北歐獎得主，挪威作家獲獎最多。倫登是二戰以來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最重要的詩人。

倫登的詩歌從來都不具有深刻而前衛的探索性、實驗性。她專注于內在的詩意。她的第一本詩集《例如，七月》（f.eks. juli）從青春萌動、自然景觀出發，進行了一番完整的存在主義探索。1970年代的三本詩集，《繞圈圈》（Inneringa）、《硬，軟》（Hard, mjuk）、《保姆藍調》（Mammy, blue），倫登擴展了詩意的空間，納入日常情境，整體保持簡約、現代、流動的語調。倫登的詩歌既有隱喻化的傾向，也有高度去氛圍化的傾向，讀者可以很好地透過語法看到自己。麗芙·朗德伯格（Liv Lundberg）曾評論道，倫登的詩歌很冷靜，既反諷，又溫煦，可以說將事物和概念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讀者可以直接透過符號和象征觸摸到情感。

1980年代以來，倫登更多關照當代現實。首先是1980年代對女權、暴力等當代事件的探討，新近則是21世紀初對環境和大自然的考慮。出版于2005年的《羊群與陰影》（Flokken og skuggen）廣受贊譽。自始至終占據其詩學核心的是現代個人的自由想象和內在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