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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世紀第三個十年的開局之年，江西詩歌繼續保持著創作上的新探索和新創造，取得了一定的創作成績。本年度以程維、渭波、老德等為代表的“60后”詩人，以林莉、汪峰、牧斯等為代表的“70后”詩人，以阿斐、林珊、王彥山、漆宇勤、吳素貞、葉小青、劉義、周簌等為代表的“80后”詩人，以魚小玄、丁薇等為代表的“90后”詩人組成的創作群體，在生態主義視域下的自然寫作、鄉村與城市互補的根性寫作、新時代精神版圖的主題寫作等方面，積累了不少創作上的新經驗。

一、生態主義視域下的自然寫作

關于“生態主義”的理論核心，本文認可內蒙古科技大學副教授郭美玲的概括，并以此作為分析2021年江西詩歌創作的一個重要方面。郭美玲概括道：“生態主義的理論核心就是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自然和諧共處，打破人類中心主義，將生態整體利益置于人類利益之上，并以生態和諧為最終依歸。”[1]不難看出，生態主義視域下的詩歌創作，不僅要體現“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和諧共生”的關系，而且要揭示生態危機發生的深層次問題，以及專注于一種生命意識的表達。

從本年度創作發表的江西詩歌文本來看，生態主義視域下的自然寫作，大部分都是探究對“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關系的書寫。比如林莉的組詩《春天里》，無論是在《姚江邊》還是《在安樂寺聽鳥鳴》，無論是在《春天里》還是《坐在山巔上的人》，無論是在《我們的田野》還是遇到《果園》，無論是《春天的表達》還是《傍晚》《燕子》《遠山》等，都抒發了詩人對大自然的熱愛之情，表達了詩人對“一首詩，從出生地域出發，從生命與土地、家園的生態完整性出發，建立起與大地、自然、心跳的密切聯系和人文信仰”，以及“一種久違的感動和期許彌漫開來，一種來自大地深處的憂傷和莊嚴隨風滌蕩”[2]的生態主義情感。這不僅是詩人對“自然寫作”與生俱來的一種詩藝認同與自覺，更是詩人構建起的具有個性化的新型的人與自然合一的精神譜系。但作為詩歌創作主體的人，當其在主觀社會地位中不斷找尋自己所期望的核心理念和價值取向時，作為客體的大自然就會逐漸成為其靈魂棲息之地。比如林珊的組詩《玲瓏路》和《親愛的魯米先生》，不僅反思了現實生活的人性回歸，而且“體現了對于復雜、微妙的人生境況的關切與體認”[3]。而周玲在組詩《印山孤島》及隨筆《詩歌，宿命的回歸》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抒寫中，整合了她日常的生活經驗。她談起詩歌就會忍不住提起湖泊：“寬闊平靜的湖面上，流云瞬息萬變，暮歸的漁船披著萬道霞光緩緩而至，鷗鳥點立灘涂臨水梳洗，它發亮的羽翼帶來綿密的風聲與佛光，此時人間安詳，一切被賜予了無以言說的溫情與眷戀。”正因為這些如詩如畫的大自然景致就在她身邊，每當黃昏時“路過人群，村莊和田野，像一株植物接受天地間所有光源的恩賜與照拂”，這樣的日常生活不僅讓她獲得了新的精神文化視角秩序，也讓不善言辭的她找到了情感積累的突破口，從而為她的詩歌創作帶來了更為深刻的“給我生命的地方一直溫熱著我的記憶”的人生感悟，以及更為開闊的“它和我熱愛著的湖泊一樣，每一行字里都能找見我的前生，每一滴水里都住著一個明亮的自己”的精神視野。

將思維的觸角伸向大自然之后，并融于世界萬物之中，再從大自然的萬物中生發出種種思考，用詩意的文字，表達對人生、生命以及生存的深刻理解，是其中一部分詩人本年度創作的一個特點。比如范劍鳴的組詩《鋪地膜的人》，詩人以“白糖”的前世今生化作一根神奇線，將其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思考中提煉出的一顆顆詩意寶石串起來，并展現在大家面前：白糖在瓷缸里的樣子、白糖制作成的巧克力、白糖誕生于蔗農種出的甘蔗、白糖曾經甜蜜的巢制作成的瓦楞紙。而葉小青的組詩《高升橋》、周簌的組詩《忽而不見》以及筱凡的《知遇》、澆潔的《諳源的蝴蝶》，詩人是在人與自然關系的體驗和感知中，找到了生存與生命的內在秘訣。但是，范曉波在組詩《途經塔克拉瑪干沙漠》中表達人與自然關系時，則是以旅行者的精神文化視角，作為對人生感悟和歷史感知的內在視野出現：“沙漠是億萬粒沙子的集會/怎么會孤獨呢/每一粒沙子被億萬粒沙子淹沒/怎么不孤獨呢”（《遠望塔克拉瑪干沙漠》）；“地上是熱鬧愛動的現代人/地下是沉默不語的古代人”（《在喀什古城》）；“撿玉石的人/成為墨玉河里最醒目的石頭”（《墨玉河》）；“在和田/千年時間一點都算不上遠/有時它就是幾米黃沙的厚度/有時它就是你低頭時/不經意的一瞥”（《在和田》）。同樣，范丹花在組詩《每一個身體都積滿血痕》中以此為視角，抒發了一種“一覺醒來感到十分快樂/卻并沒有意識到這是源于/對枕邊人的愛情”的切身感受。

當然，隨著時代的發展，以及當前社會經濟迅猛推進，使得“現代性的外在危機（如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與內在危機（諸如道德淪喪、理想破滅、人性異化等精神疾患）也日益凸現，現代性的美好允諾變成了對社會和個體一定程度的傷害，現代性的發展亦成了現代性的問題”[4]。因此，通過詩歌文本表現人與自然和人與人以及人與社會的關系，不僅要反思作為人生存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還要反思靈魂和人性的返璞歸真。比如程維的組詩《星辰始終沒有隕落》，詩人在《無言以對》中所體現的“我會用身上最后十塊錢去吃碗粉/而不是買一本詩集，如果我餓著肚子/讀詩，上天是不會原諒的”以及“它源于饑餓，我拼命寫作，是填補/精神饑餓，現在我飽食終日/面對電腦和白紙，一個手指也不愿動/廢物或許就是這樣養成的，有時/我捫心自問，往往無言以對，只剩慚愧”的主體性原則，對現代性以及當下的人和社會的反思就顯得非常有必要。而組詩中的《鳥》，詩人以象征手法描寫了一只鳥被涂污（抹黑）之后，遭到不明真相的群鳥的集體攻擊，最后以凌遲的方式被毀滅。這種象征著具有典型的“主體間性”型的生態人格特征的人，在當下不在少數。“毀滅一只鳥這么容易，僅僅一個簡單套路/那毀滅一個人呢，我不寒而栗”，這不僅僅是詩人的感慨，也代表了許多民眾不安的內心。詩人借此呼吁，在網絡自媒體發達的今天，以這種方式破壞人與人以及人與社會正常的生態環境的不良現象，必須要得到徹底的根治。另外，漆宇勤的組詩《拔雜草的人席地而坐》、伍曉芳的詩集《像雪一樣飄落》中收錄的組詩《大地的傷口》等，揭示了人類為滿足自己日益膨脹的欲望，無休止地向大自然進行瘋狂索取和開發，以及無端破壞大自然秩序的殘酷現實。

二、鄉村與城市互補的根性寫作

在詩歌創作的原生性指向上，其實就是一種具有家園意識的根性寫作。而且這種家園意識不僅是個人之根，更是民族之根。由于“‘原生性’不是人類活動未涉及的純天然的自然形態，也不是人類原創文化的最初狀態，而是當代人對現存原生文化現象本質特征的表述”[5]，所以，“原生”的指向是“源頭”，也就是“根”。正如陳先發所說：“我們都是有源頭的人。”“在當下，民族詩歌傳統的偉大品格有兩點值得我們去堅守。一是它的強大的與自然對話的能力，它的原生性，它的追求和諧的能力、追求內在氣質整體性的能力，能拯救我們在工業化時代碎片的、矛盾的、玩世不恭的寫作方式。二是民族詩歌對時代現實，家國命運在高度介入后的最忠實的記述能力，有一種扎根生存狀態、呈現悲憫本性的道德力量。”[6]這里的“原生性”以及“扎根生存狀態”，指的是現代性語境中的漢語（民族）詩歌自覺，也就是在城市與鄉村互補的根性寫作與家園意識中“傳承中華民族詩歌傳統的偉大品格及其道德力量”[7]。

基于中國五千年來的根性文化的深厚底蘊，許多江西詩人在各自的創作中，對于如何體現漢語（民族）詩歌的文化內涵上一直努力堅守著，在區別西方現代詩歌的表現形式和內容上一直不斷探索著。牧斯是一位家族觀念比較強的詩人。他的根性寫作與家園意識跟他少年成長的經歷和工作生活的閱歷有關，因此他的詩是一部家族史，是現代性語境中的鄉村敘事。他說：“我寫詩基本上在寫事情，即讓渡事實詩意，許多詩都是事件或事實在引導我。”[8]閱讀他的詩，我們可以充分領略并感受到詩人父輩們所飽經的歲月滄桑，以及他們所飽受的世態炎涼和人情冷暖。比如他的組詩《十甘庵山鄉》，詩人“以第一現場的方式去看待問題”的第一視角出發，來處理詩歌并構建其家族的靈魂。與其說他的詩是一部家族史，倒不如說這是一個民族的時代縮影，映襯出了中國古典農民的歷史終結和中國現代農民的發展進程。

作為鄉村的原生性文化在經歷漫長的歷史演進之后的鄉村文明，對于許多從鄉村走出的江西詩人來說，不僅是其詩歌創作的精神源頭，也是其詩歌創作的生命之根。魚小玄是一位具有強烈“根性寫作與家園意識”自覺的詩人。在她的眼里，故鄉的山村一切都是美好的；在她的詩里，故鄉的山村是一個童話般的充滿著愛的世界。她說：“故鄉是我取之不盡拿之不竭的詞語之村，令我‘恢復著詩歌的傳統與韻律’。”比如她的組詩《皎月》，其中有兩首詩作以故鄉的“月”為主題。“月”在中國是“根性文化”之一，自古以來，許多文人墨客對月亮就情有獨鐘。詩人在作品里集中展示了諸如“樵夫的擔子上坐了一枚月亮，月亮兀自打扮”（《月娘》）的新奇灑脫的豐富想象力，以及諸如“月亮撲通一下子落在了，清霧編織的漁網上”（《皎月》）詼諧形象的語言組織能力，并通過這兩種能力體現了詩人情感的個性化。另外三首，詩人借助故鄉的系列意象以及擬人、隱喻等創作手法，傳遞著她對愛情的理解：“只見他使勁吻著這一朵云。她心中茫茫/然而只知道這就是愛情。愛情也似一朵云/三月底開到四月中旬的李子花，/也誤入了不愿再出的愛情。”（《白茫茫的李子花》）“她的水鄉即將進入夢鄉。/阿哥終于將船靠了岸，她抱起/這盆梔子花，走過青石板的小巷，/走過碼頭，走在起了薄霧的水路上。”（《阿哥的梔子花》）“叮叮當當叮叮當當，他現在老是想起年輕時/愛過的那個姑娘。每個人都有年輕時愛過的姑娘，/舊照片早就泛了黃，可他為什么又想起了她。”（《綠綠的葡萄》）在這里，詩人通過“李子花”“梔子花”“葡萄”等主題意象來激發作品中散發出來的個性化情感，因為這些意象是詩人眼中情感對應的客觀事物。我們閱讀時，本能地反應這是一種純潔、質樸的愛情，就像詩人作品中沒有污染的故鄉一樣。

同樣，天巖的許多詩作也是由故鄉萌發出的情感。他的詩集《所見》所收錄的作品，其中鄉土詩占了絕大部分，這也是他多年來不斷耕耘積累的成果。天巖善于以個體客觀化的視角和豁達的心態，并以現代性的審美眼光，打量這方紅土地上的鄉村生活。比如他在《鄉野書》中寫道：“我想告訴你/在外這么多年/我還是無法忘記你黑白分明的眼/你一彎腰一株一株植下的秧苗/你百靈一樣的歌聲/你起身時輕輕的/溫柔的嘆息。”在這里，詩人以客觀冷靜的抒寫，將自己的主觀情感融入到詩行中。另外，作品中洋溢著深厚濃郁的生活氣息和淳樸清新的鄉村風格，也是天巖這些詩作的重要特點。又比如《穿過一片田野》《布谷鳥》《山行》《干塘》《暮晚》《光芒（組詩）》等，呈現出了一幅幅真實的鄉村生活圖景。詩人通過對這些鄉村生活鏡像的詩意抓拍，抒發了其最本真的生命情感。類似的詩歌文本。還有王曉忠的詩集《南方以南》中“家事如煙”一輯所收錄的詩作等。

當然，城市也可以作為自己作品的精神源頭。對此，我比較贊同田禾的觀點，他認為：“曾經生活過的那片土地，可以把它叫作故土。去了別的生活環境或云游他鄉了，在縣城可以叫鄉村為故鄉，去了省城可以叫縣城為故鄉，出了國可以叫中國為故鄉，生活在大海的人，可以叫大海為故鄉……”“鄉村和城市，都可以成為故鄉，都可以給詩人輸入不同的參照系，都可以激發出詩人內心的故土之情，從而在創作中不斷思考曾經在故鄉體驗過的一切，并獲得新時代鄉村和城市的精神文化視角。”[9]此類詩歌文本，比如阿斐的組詩《阿斐的詩》、陳翔的組詩《以鏡子般的耐心等候》、熊加平的組詩《俗世的回聲》、李路平的組詩《新的一天》等。

此外，還有部分江西詩人在創作中，將城市意識與現代化視角下的人文精神融為一體，以超越心理感覺的想象調動語感，并展開豐富的遐思，將個人情感與時代觀照，涵蓋于鄉村文明與城市文明的互補之中。這種理想生活狀態中的鄉村與城市意識，在作品的字里行間透溢出一種新奇而獨特的詩意。比如老德的《冬天來了》、劉義的詩集《孤雁》、王彥山的組詩《青云譜》、漆宇勤的組詩《居住區》、吳素貞的組詩《鳳求凰》、丁薇的組詩《邊界》、阿郎的組詩《阿郎的詩（15首）》、汪亞萍的組詩《汪亞萍的詩》、董書明的《孤獨時（外一首）》、林長芯的《雪沒有下在這里（外一首）》、唐冰炎的《大雪（外二首）》、唐璟怡的組詩《有些事想起，會隱隱作痛》、郭海清的組詩《把一只唱歌的蟋蟀當成知音》、澆潔的《草場詩會（外二首）》等。

三、新時代精神版圖的主題寫作

新時代精神是一個范圍比較廣的概念，是具有豐富思想內涵的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的辯證統一。其版圖中既有主流，也有支流，甚至還有涓涓細流，而且每一個主題方面，又都有無限寬廣和豐富的不同層次及領域。就本年度江西詩歌創作的主流來看，應該說是堅持了重大題材的主題寫作思想導向，堅持了詩歌創作與生活以及新時代精神三者之間的緊密聯系。

作為2021年的主題寫作，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激發了不少詩人如火般的創作熱情。比如林莉的組詩《中國頌詞，大地回響》，詩人用了“發展篇”“創新篇”“暢想篇”三個篇章，抒寫了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來所走過的艱苦之路，并謳歌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尤其是體現了以發展創新為核心的新時代精神，以及敢于創造的思想觀念、追求進步的責任感與使命感、銳意進取的精神狀態。同樣，毛江凡的小長詩《百年榮耀，奮斗之光》，詩人以直抒胸臆的方式，撇開了那些可以構成詩意畫面的場景，激情奔瀉地回顧了中國共產黨成長發展的歷史進程，并以點帶面通過對各個時期涌現出來的杰出的共產黨員代表的抒寫，彰顯出了“幸福源自奮斗、成功在于奉獻、平凡造就偉大”的新時代精神，以及“在新時代的雄闊畫卷里/14億奮斗者，匯聚成14億束奮斗的光芒”的壯麗圖景。另外，此類詩歌還有渭波的組詩《瞎爺老了》、汪峰的組詩《過橫峰》、周鋒榮的組詩《鐮刀斧頭的光芒，鍍亮……》、楊立春的組詩《鮮紅的旗幟》、張秀峰的《中國共產黨為什么永遠年輕》、范劍鳴的《風展紅旗如畫》等。

對該主題寫作，大多數詩人都是從歷史入手，以追憶為著眼點來抒寫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歷程，對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進行謳歌。同時站在歷史和發展的角度，思考當下和布局未來。比如漆宇勤的組詩《將光芒的內核從黑的深處取出》、殷紅的組詩《湘江》、胡剛毅的《一面旗（外二首）》、洪老墨的《紅軍的草鞋（外二首）》、熊加平的組詩《高高揚起的旗幡》、周啟平的《在棗園（二首）》、靈川的《鐮刀與錘頭，中國紅的源頭（外二首）》、童心的組詩《一百年的階梯上，我以后人的名義將懷念寫給先輩》、徐建星的《七月抒懷》、念奴嬌的《寫給烈士劉甲茂的詩》等。這些詩作或進行百年榮光的宏大敘事，或從重要或重大事件到人民日常生活的微小處著手，生動地展示了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從爭取民族獨立、反對壓迫，到新中國建立后在社會生活各個方面所發生的深刻變革，以及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艱苦奮斗和輝煌成就；并從不同側面反映了經過百年發展所形成的自強不息、勇于拼搏的新時代精神面貌和光明美好、催人奮進的新時代生活本質。

值得一提的主題寫作，還有諸如“愛國主義”“新工業詩歌”“鄉村振興”等。“愛國主義”一直是政治抒情詩的主流，也是其最核心的美學特征。其中典型的有軍旅詩。作為保家衛國的部隊，愛國主義是政治所賦予戰士的共性要求：頑強、勇敢、奉獻、犧牲等等。但無論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年代，這些要求在戰士們的身上都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比如劉九流的《那年戰爭》，通過對抗美援朝那段戰爭歷史的再現，再結合詩人自身在部隊生活的經驗，抒發了對英雄的人民志愿軍的崇敬與“中國獨有的精神”的禮贊，抒情色彩濃郁。詩的第一小節便把“那時的祖國啊，一株絕壁逢生的小草”和朝鮮的“戰火一燒再燒，業已逼近身上”聯系在一起，說明朝鮮的戰火已經在炙烤著新生的共和國；而且這種炙烤，即便是在70年之后，也能摸到火辣辣的灼痛。正是因為“小草倔強生長”，是“人民志愿軍拿著‘萬國牌’兵器”用鮮血換來的，所以當“戰爭止于三八線”時，已站起來的中國人民，從此讓世界敬畏。詩人從開始指出新中國成立來之不易，到描寫“1950年的深秋，祖國漫山紅色/大地作好迎接寒冬。鴨綠江/一條并不起眼的江水。歌聲雄壯。805步/這是一位老戰士向戰而奔的步伐，一跨/讓一條江有了瀑布的氣勢與聲名”，直至最后讓高傲的敵人在停戰協議上摁下鮮紅的手印，處處都和“那年戰爭”緊密聯系起來下筆。這樣一來，就揭示了抗美援朝精神的重大歷史意義，突出了“中國獨有的精神”這一重點創作主題，提高了詩歌的思想性，增強了作品的宣教作用，同時也體現了詩人的歷史責任。在和平年代，《睡在堤壩上的士兵》通過對部隊戰士在抗洪搶險中所表現出的戰斗不止的鋼鐵意志，以及勇于犧牲和勇于奉獻等精神的抒寫，并以自己刻骨銘心的體驗和情感化的表達，再現了部隊戰士在“長達19個小時的搶險”后，原地和衣睡在堤壩上的感人場景。詩人這種強烈的責任感，借助于直抒胸臆的形式，給人一種真實而深刻的感受。

對于“新工業詩歌”主題寫作，雖然一直沒有得到詩人們足夠的重視，但長期工作和生活在工業戰線上的詩人對工業題材詩歌創作筆耕不輟，藝術地提煉了新工業戰線上的典型形象，詩意地記錄了新工業領域中的深入思考。比如汪峰的組詩《礦區》《他用一節電線移動天空》等，詩人把詩意的鏡頭對準了工業戰線上的技術工人，截取了置身于火熱勞動場景中忙碌的工作畫面，探求了這些勞動者的心靈世界，并“用奇特的語言方式表述了勞動者的意義與自我定位”[10]。而在“鄉村振興”主題寫作中，江西新余詩人則以“新余詩歌小輯”的方式集體亮相于《詩刊》2021年9月號下半月。其中有白海的《添譜》、劉琴的《新溪油菜花》、龔杰的《在昌坊，我做個聆聽者》等詩作，從不同角度反映了鄉村振興與新農村建設取得的突出成就，抒寫了人民群眾在追求美好生活過程中表現出的勤勞智慧、自強不息的新時代精神。

2021年的江西詩歌，客觀地呈現了創作多元化依然堅定地繼續向前推進的態勢，以及文化視野的多重性，從而體現出了多樣性和豐富性的特征。但需要指出的是，許多作品依然缺乏看問題的深度和廣度，詩人在創作中所體現的思考不多以及高度不夠，這也成了那些已經取得一定創作成績的詩人如何突破自己的瓶頸。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對于已經過百年發展的新詩來說，如何避免現代漢語（民族）詩歌離自己的根脈越來越遠，而不是越來越像西方某些語種的現代詩歌，這應該是當下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現代漢語詩歌寫作需要真正思考的問題。其次，在生態主義視域下的自然寫作，僅拘囿于詩歌文本如何表現人與自然的關系，缺乏對生態危機發生的深層原因的思考，因為這種危機的內在根源不僅僅是“人與自然”關系的危機，它是“人的價值危機、精神生態危機，更深層面的是‘現代性’文化、制度的危機”[11]。再次，在時代主題寫作方面，如何在政治理想和藝術理想這兩者之間找到一個契合點做得還不夠好。特別是在這個契合點上，人性的復雜性還未得到有效的體現。以上幾個方面，希望能夠引起江西詩人真正的重視。

注釋：

[1] 郭美玲：《生態主義視野下的華茲華斯詩歌》，《芒種》2014年14期。

[2] 林莉：《走向田野》，《詩刊》2021年5月號上半月。

[3] 王士強：《訴與誰人》，《詩刊》2021年6月號上半月。

[4] 雷鳴：《論生態批評的闡釋方法——以新世紀中國小說為例》，《中國文學批評》2020年第4期。

[5] 傅安輝：《論族群的原生性文化》，《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

[6] 陳先發：《我們都是有源頭的人》，《詩刊》2004年12月上半月刊。

[7] 楊四平：《21世紀中國新詩的知識譜系改造》，張炯、白燁主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0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87頁。

[8] 牧斯：《創作談：事實即詩》，《江南詩》2021年第5期。

[9] 劉曉彬：《農耕文明與城市文明雙重視野下的鄉土寫作》，《草堂》2021年第5期。

[10] 康宇辰：《書寫人間之愛的方法》，《草堂》2021年第8卷評述。

[11] 雷鳴：《論生態批評的闡釋方法——以新世紀中國小說為例》，《中國文學批評》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