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尋宋江南”，塔為“翹楚”。作為古建筑專家，陳從周對古塔情有獨鐘，參與了多處古塔的修復工作，除了上海的龍華塔、松江方塔，他的足跡還踏遍長三角，讓許多湮沒的古塔重為世人知……

在廣闊的中國國土上，隨處可見一座座高聳的古塔，點綴在城市鄉村、原野山林中，美化著我們的生活；多少處名山大剎、庵堂小寺留有父親陳從周的蹤影足跡，多少座千年寶塔經他鑒定，修理，保護；他那一篇篇浮屠的散文游記，讓我們感受的是古塔的雄姿，古人的智慧，文明古國的偉大；朔風凜冽，暑氣蒸人，大雨瓢潑，父親是自太平天國后爬上虎丘塔的第一人；登連云港海清寺塔，卷門開裂，巨磚欲墜，眾者提心在口，父親卻知難而進，他說：“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佛寺建筑在教我們怎樣做人。”

復原龍華宋塔

父親考察過的上海現存十一座古塔大多為樓閣式的木檐磚塔，最年輕的是青浦的萬壽塔，建于清乾隆八年（1743年），最古老的是龍華塔，重建于宋初太平興國二年（977年），皆經他指導修復。

1954年父親受劉敦楨先生之托，指導了龍華塔和龍華寺較徹底的以宋式復原重修工程。他很滿意，云：“蓋建國后古建修繕中此例尚可取也。”塔始建于吳孫權赤烏十年（公元247年），唐代廣明元年（公元880年）毀，宋初太平興國二年吳越錢弘俶時又重建，后又經多次明代修理和清康熙、光緒年代的重建，直到民國在外部給宋塔披上了一件非驢非馬的外套。千年塔史，復雜零亂，確定塔之建造年代，方可修理加固。他們將當時國內別的古塔結構及經濟文化背景與此塔結合起來，考證出：“塔的磚身猶是當年遺物，應是重建于太平興國二年。”故此次恢復，父親盡量復其原有宋塔面目，多次帶著施工的師傅們去蘇州，參觀經他親臨指點修繕的虎丘塔及羅漢院雙塔等。

令父親饒有興趣的是此塔的結構。早在一千多年前，我們的祖先已發明了綜合土壤力學和材料力學等使塔基礎更堅固的方法，避免土壤荷重量大引起地面沉陷，足見古人已知上海土質松軟的問題。父親的另一可喜發現是，這座八邊形的塔從第二層開始，內部就改成四邊形的方室，每層依次掉轉45度，壁體重量分布均勻，加強了塔的穩固性，這種設計是頗具思考和推敲的。

這次龍華塔修瓦當，父親仿的是蘇州雙塔宋瓦當，滴水仿巨鹿出土的宋滴水，反璞歸真，復其原貌；修理后的龍華塔，那八面七層的飛檐翼角，曲折的闌干，橙黃的塔身，屹立在黃浦江邊，龍華鎮旁，稍遠的龍華寺和龍華公園靜候著這位老衲，每當桃花爭艷時，善男信女，遠近游客都來一登此塔，一睹全景。對此，父親怡然自得的神態是不言而喻了。

搶修松江方塔

1953年的歲末寒冬，家家圍坐爐前取暖，父親與戴復東、吳盧生、朱保良同赴松江縣（時屬江蘇）調查古建筑。北宋熙寧（1068-1093）建的興圣教寺塔是此次勘查的主要對象。塔四面九級，俗稱“方塔”，今見是塔四周已覆為平地，九層磚塔聳立在斷垣殘壁中，仍給人簡潔明快之無限美感。它雖建于北宋，仍襲唐代大小雁塔方形的舊法，父親說是“宋塔中難得的遺構”。見第一及第九層嚴重受損，父親建議：“應速搶修。”

1974年，父親參與了興圣教寺塔重建。本著修理古建筑須整舊如舊的原則，他雖選用了新材料，但不上漆、不涂料，僅敷防腐層，存木材本色，自覺：“做得尚未失體”，古塔又現千年雄姿。

為了陪襯方塔及公園，在塔的東北面建了一座大殿，父親參加了這殿的工程。殿非平地而起，是從市內河南路橋天妃宮移建過來的。對此殿的歷史，他了如指掌。它是清末蘇州香山匠師賈鈞慶師傅24歲（1884年）時主持建造完成的，賈鈞慶勤勞耐苦一生，在蘇南地區建造了大量建筑，與《營造法原》的作者姚承祖先生都是香山建筑的傳人。父親稱移殿為：“一舉二得，既保存了古建，又增加了公園內容，確是好辦法。”名師出高徒，賈鈞慶的兒子賈林祥有一手好藝，晚年供職于蘇南工專，當時在該校兼課的父親認識了他，又經父親介紹，其師兄顧祥甫到同濟大學建筑系工作。父親對兩位名匠事之如師，顧師傅老年手制的模型，依然陳列在同濟大學建筑系，朝夕相見，倍思前人。

松江城外有八角七層西林塔，父親說：“城外明構西林塔，結構謹言，可作江南明塔之典型實例。”塔下的塔射園借景該塔，惜已廢，令我想起父親1991年于龍華古剎下，構思鑿池疊石、為招浮屠入園而設計的龍華塔影園，他說：“禪園之異于常園者，此園得之。”去年5月看到龍華新修整園林對外開放的報道，說是陳從周當年設計的，是張冠李戴了。父親于寺塔間所留之筆是塔影園，暮年之作，構思新穎獨特，仰視龍華塔，俯瞰池浮屠。聽說父親為其精心所書的墨寶，皆保存無失，前幾年因造地鐵要拆園，后經路秉杰、阮儀三二先生呼吁后，地鐵繞道，園保了下來，誠望真園早日還其真態。

考證佘山秀塔

佘山過去林木蓋山，古剎名園遍布，但近百年來面目全非，僅殘存一座半山的秀道者塔，八棱七層。父親言：“上海諸塔中以此為最美，有如當年西湖保俶塔一樣的風姿。”

塔原屬普照寺，寺當年被造教堂的法國流氓毀損，無從知道塔之建造年代、何人所造？父親在閱吳梅村詩《九峰草堂歌》及《松江府志》注虎塔條時，終于找到了秀道者塔的建造年代，為宋太平興國三年（978年），云：“據此并證以塔之形制，其為北宋初時建無疑。”它與雙塔、龍華塔屬同一類型，比例則更佳，輪廓尤秀美。父親屢次去佘山，在塔基下檢得宋重唇滴水，圖案極美，路秉杰曾細心測繪過，說塔下仍存普照寺一碑，然寺毀不復，憾也！

論定海清寺塔

1955年，父親受江蘇省文化局及文管會的委托，勘查連云港海清寺塔及孔望山石刻。四月的江北，春，姍姍遲來，柳抽新嫩，父親未卸薄襖，偕朱保良一路清風北上，與南京博物院的蔡述傳同赴連云港市作一周的古建筑調查。他們實測了海清寺塔、孔望石刻，新發現了明代建筑園林寺正殿等，碩果累累，盡興而歸。

海清寺塔又名“阿育王塔”。近一千年的風吹雨淋，冰封雪霜，塔仍巋然屹立于云臺山麓，倒影歷歷于清清水庫，為連云港引人注目的風景點。從遺址規模來看，父親認為當時的整個布局是：塔位于寺前，對正中軸線上，其后有三間山門，額名“海清寺”；塔是按北魏舊法，置于山門內殿前，如洛陽伽藍記所載的永寧寺，但與唐宋以后佛寺以殿為主的配置法不同。父親說：“此塔建于北宋，其位置雖不在山門內殿前，然仍對正中軸線，不失為建筑史上佛寺平面嬗變中的一例。”

海清寺塔為南向八邊形，九層高，約35米，東西南北四面各辟券門，外壁內繞以走廊。因塔身重量集中在不設券門的其余四面，日久天長，每當磚券一松，便有若干磚由上下墜，各面磚壁轉角處相交的磚瓦互不相勾搭，體壁崩潰，現各層券門及轉角皆有裂縫，部分內廊地面亦上下洞穿，東北部面磚全無，且微向該方傾倒，危在旦夕。父親檢查之后，建議馬上修理，得到了省文化局及文管會的重視。

海清寺塔的建造年代眾說不一，各執一詞，只等父親前來“蓋棺定論”。據清嘉慶十六年海州志：“創于宋天圣元年（1023年）。”而塔的二層碑記有三石，西北一碑有年代：“時宋天圣丙寅四年（1026年），歲正月己卯合朔十一日，有布衣武陵子龔洞奇贊。”第五層東南面碑記：“天圣四年（1026年）起至九年鐫名于阿育王塔第三（五）級內安佛像并碑文，天圣九年（1031年）二月三日碑記。”志書與碑文年代記載有差，取前者還是后者？父親毅然決然，一理貫之，云：“該塔為北宋間遺物無疑，其施工開始在天圣四年（1026年），到九年（1031年）完成，而志書所記，時間上亦相差甚微，因此我們拿北宋趙禎（仁宗）天圣四年（1026）來確定其建造年代。”

舊地重游是十七年后的1972年，父親補兩次調查之得：“宋塔類多為磚木混合，即所謂磚塔木檐樓閣式塔，純屬磚結構者雖有所存在，而未若此塔之尺度大。”1974年，父親接連云港市博物館王其杰函，告之海清寺塔發掘石函一事，并從其座下的磚縫間出土若干銅錢及三個小銅佛，一個小銅獸，銘刻了施主名字及記年月日，一律為“天圣四年四月八日”。足見父親于十九年前，勘查此塔之推理定論是準確無誤的：“鑒定為北宋天圣四年（1026年）建，今復得此證，益堅前說之有證也。”

父親1955年4月調查所寫《海州海清寺塔與園林寺》載于《同濟大學學報》1956年第1期，同年海清寺塔即被列為江蘇省保護文物，2006年升為全國重點文保。

淮安文通塔考

1972年9月中旬，父親接江蘇省博物館函，偕秉杰、述傳同赴淮安，勘查鑒定文通塔。這座屹立于淮安區舊城西北隅的古塔，那土黃中分層嵌灰的塔色，簡拙古樸的塔形，當朝暉初上，夕陽紅半時，裝點著運河邊的城貌，扣住了游者嘖嘖稱羨的視線。然因文字刻記錯綜，增證建造年代之復雜，又是一例懸而未決、眾說不一之“難癥”，亟待父親前往“診斷”。

父親徘徊于塔周許久。觀其外貌，塔為八邊形，無塔心柱磚砌，存腰檐六層，底層較高，下部磚墻略內收，成七層之塔，塔頂比例與整個塔不諧和，經多識廣的父親說是修時加上去的，云：“以平面而論，已是五代北宋以來多邊形做法。”塔還沿用著唐塔疊澀出檐的做法，他說：“尚延唐塔遺風，較唐塔在結構與平面使用上有所發展。”其塔不仿木構形式，是“尤存北魏迄唐磚塔出檐之做法。”故塔的外形較大，比其他宋塔凝重沉穩，塔內部的塔心柱寬暢，又是宋塔中的罕例，鑒于諸宋塔未及之優處，父親概而論之：“此塔實為我國唐宋塔遞變中重要實例，不能因其形式質樸而貶低其發展中之價值，因此就平面，外形與結構三者而論，應是宋代早期之磚塔。”

父親再以書法對塔內的四塊石刻剖析入微：碑一，是六層北宋太平興國九年（984年）張熙所書建塔記，碑二在五層；二碑文存唐人之風而鳳毛麟角，父親說：“為唐宋書法變遷中之過渡作品，不特書法佳美而已。”碑二碑文殘缺，檢文字有“兵火焚燒”，“成滿到四級矣”等語，于父親皆為是塔之確鑿證據，言：“就書法論與前述之碑同一風格，則其為宋碑無疑。”尤可喜的是他又在殘文中找到“國九”兩字，言：“應同屬北宋太平興國九年制。”至于第三塊無紀年的元碑有語“楚州衙內……副將劉承嗣舍錢一貫”，父親說：“從書法而論，尚承有宋代遺意，若系元碑，應是元代早期石刻。”而第四塊清碑記：“唐玄宗景隆二年（708年）所建”，父親遍及實物，卻未從中找到任何唐制物蛛絲馬跡，謂：“與實物形制不符。”然對此塔之易名，“當在明代”及“塔高十三丈三尺”（約44米）覺得可資參考。

父親復按北宋太平興國九年張熙建塔碑所記，知其初為木塔，后遭兵戰火燒，僅存塔基，北宋初建改此塔為磚砌。古代塔的施工技術及籌款進展亦如今日建筑工程，遲速緩進乃家常便飯。父親以蘇南蘇北僅距千里，羅漢院雙塔及龍華塔的建造年代與文通塔最接近，亦情之常理，要而論之：“其始建之年又無可考，因此定此塔為北宋太平興國九年（984年）所建，似尚有所據了。”

有一份實據，說一句真語，他將此次考證撰文《淮安文通塔考》。這座淮安古塔能列為全國重點文物，又是與父親七次量衣一次裁的剖析鑒定，有著不可或缺之相聯吧。

復有蘇州靈巖山宋塔、常熟方塔，及山西應縣木塔、河南開封雙塔、山東濟南神通寺四門塔、安徽宣城廣教寺雙塔……均留下父親的足跡。“建筑只是土木結構，哲理孕藏兩腿跋涉。”一個普通的文史中學教員，一個不曾進過建筑學府的自學者，后來能躋身于同濟大學建筑系，在古建筑領域造詣高深，不正是這么一步步走過來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