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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清華《春夢六解》，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4月出版

夢的歷史和人類的歷史一樣古老，而談論夢的歷史恐怕也一樣，只是沒有那么早地記錄下來。莊周是最有名的例子，但是那樣的談論，則不免不夠“接地氣”，止于一個哲學式的發問，立刻變成了玄學邏輯。弗洛伊德是偉大的談論者，但有些談論的方式很多并不適用于中國。即便在魯迅看來，他的有些看法也是有悖于中國人的倫理的，還有一點，就是嚴酷現實的也不允許。

魯迅曾談論過夢，借了弗洛伊德的方式，但他認為中國人須先解決食欲的問題，然后才能談到性欲之類。當然，那是三十年代的艱難時世，魯迅很難抱以純粹學術的態度，因為有現實的不得已。

但魯迅是針對某個具體事情的，那也是大時代的奇葩。在一份叫作《東方雜志》的刊物上，他看到了由某記者收集的一百多個夢，自然大喜過望。然而翻看之后，不免又失望。因為那記者將這些夢境悉數做了加工，變成了“載道的夢”，與“大家有飯吃”有關，與社會大同有關，最次也與“漁樵于江渚”等等詩意的設想有關。雖然正能量了，卻顯得有些假。于是他提醒說，夢須不會是為了裝點門面的。

“單是做夢不打緊，一說，一問，一分析，可就不妥當了。”魯老師提點的是，這也是在下的擔心。作為無意識的產物，人在夢中當然一般不會作假。有“假寐”而無假夢，這應該是知識人的共識。然弗老師也還說了，有“偽君子式的夢”——他在《夢的解析》中專門談到了這一點。如果讓在下解釋，這應該是“超我”在無意中也進入了夢境，并且試圖給“本我”以某些影響。他舉出的例子，是有人一直夢見自己在無報酬的情況下，一直在童年時的裁縫店里幫助干活。還有他自己，也經常在取得了成功的時候，還會做“失敗的夢”，以作為一種自我的提醒和懲罰。

顯然，“超我”在進入夢境的時候，依然無法完全掌控主人公的人格狀況，故一方面它顯示了善的愿望，另一方面又不免很假。

夫子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誠哉斯言，好德乃是超我，是后天修為養成；好色則為本我，是先天即有的本能。不可能有一個人先天就有好德的超我，因為這不符合規律。所以夫子承認人性的弱點，是非常誠實和值得尊敬的。夢見自己成為了上帝的人少，而夢見自己的本我溜出來到處作祟的人多，這是事實，但成為了敘事之后，便反過來了。

夢境世界給了我們太多啟示，因為夢境無意間流露了人的自然天賦，暴露了人的生命本相，這也是我們可以對之進行分析的價值所在，以及意趣所在。解讀夢境便是等于打開了人世的黑箱子，生命的黑匣子。

而且夢境與文學有關，這太有意思了。以至于弗洛伊德在解夢的時候，一方面是拿他所經歷過的那些病例來演示，更重要的則是經常拿文學作品來說事。他的最經典的概念中，有很多都是通過文學作品的分析來提出的。

筆者之所以也來嘗試“解夢”，確乎不單純是想嘩眾取寵，而是回應了“文學夢”這樣的元命題。文學作為虛構之物，承載了人性的諸般秘密，它的裝扮背后，定然有無法剔除的真實的精神活動作為根基。所以文學本身也是夢，是“春夢”的另一種形式。不然怎么會有《紅樓夢》，有那么多詩歌中的夢，以及與之相似相關的各種幻形、幻想和幻象？

因此上，解夢其實還是解文學、解文本。只是我不愿板著面孔，端著架子來解讀，希望能夠找一個方式，換一種口味，能夠解得有趣。而且不依照邏輯的推演，更不敢弄成學術著述的模樣，而是一種發散的、跳躍式的聯想，不在乎觀點是否辯證，而在于有啟示——甚至連啟示也不要，而是單純要求好玩、有趣。定位于這樣一種格調，我感到了一種如釋重負的輕松，有了一種多年未有的自我解放的體驗。我感覺到了那種學術文體所無法傳遞、也無法包含的信息量，它們在那里，以混亂和無名的方式，發散著，竊竊私語著，互相感染和激活著，泛出了讓我有意外歡喜的道道漣漪。

然而——既屬解夢，就有不靠譜之處。坊間的類似說法，如同“星座”之說云云，多數是模棱兩可，半帶忽悠的。即便是弗老師的那些分析，也未見得都能說服人，何況在下。所以請讀者朋友萬勿當真，只當是虛構的隨筆文字，而絕無學術的野心。

但即便如此，我想《春夢六解》中仍然有學理的成分。如果完全沒有，那么也便真的成為了胡說八道，就沒意思了。

我的想法是，用六個夢來涵蓋“男權世界”里的秘密。當然也不止限于男權，因為男權無時不在，無處不抵，這個世界的一切秘密皆與此有關，人性的一切黑暗與豐富，也都與此有脫不開的干系。故我視之為解開精神世界的一把鑰匙，如老子說的“眾妙之門”，我以為也在于如何打開。夢構造和夢敘事，或許就是文學乃至人的精神世界、幻想與幻象世界的基本圖式。所以必須要解開。

再說簡單點，也無非是“脫下男權的衣裳”罷，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

六個夢，大概可以這樣理解：包含了人的基本的性經驗的構造、屬性、及其作為建構整個生命經驗之原點的“春夢”（寶玉之夢）；作為“色與空”兩個向度的辯證合一的“色情與深淵之夢”（賈瑞之夢）；作為偽君子、權力合法化與道德化妝之需要的“偽君子之夢”（克勞狄烏斯之夢）；作為善與惡的糾結、肉身與思想的交融的“戀母的和自我反思升華的夢”（浮士德之夢）；作為造反者的內心恐懼，以及自我合法身份的確立之需要的“政治之夢”（宋公明與李逵之夢）；作為男人的占有私欲的“妻妾成群夢”（西門之夢）。剛好從六個不同的側面，概括了這男權世界的諸種秘密。

當然，這樣說也言不及義，或是把問題簡單化了。我并不想將六個故事完全概念化，而是希望它們感性且放蕩地出現在那里，任由讀者來觀賞、思考、審視、提點，甚至羞辱和唾棄。

但我還是認為，無須簡單地唾棄——即便是對于西門之夢，也不要僅僅抱了唾棄。文學的使命，假如說真正存在著一個永不過時的屬性的話，那么就是對于人性的觀照、發現、悲憫和寬宥。人類的文化和文明可能會有“進步”，但人性，我以為則是永恒的。包括人性的一切弱點。盡管道德作為歷史范疇會不斷變化，但人性則永遠不會有根本改變，它不會隨著物質的豐富和文明的增長，而變得更崇高。除非將來人類用科技和儀器，來對DNA實現修改。

這就是造物主在造人的時候，所專設的一個可怕“后門”。他永遠掌控人類，需要的時候就將他們逐出樂園，但又不會讓他們脫出可控制的視線。因為所有弱點都是他深思熟慮，且以自己為藍本，創造或賦予人類的。

所以，解夢的過程，即是探索人性復雜性的過程，是一個歷史尋訪和情景重現的過程，是一個尋找文學中的范例的過程，也是對于現實進行思考和印證的過程。簡單講，歷史和現實，需要互相發現和照亮，互相證明對方的存在，如同鏡像和身隨其形的影子。

我深深地從中得到了某種滿足和啟示，覺得這也是一個反思男權、反思人類、反思自我的過程。解剖對象某種意義上必須也是解剖自身，否則這種解剖就是虛偽和淺嘗輒止的，是無益于自我的處置和安放的。當然，當我看清了某些男權的本質的時候，也并不意味著我與此割席斷交，實現了自我的救贖。

在長達三十年的文學研究生涯中，我發現，精神分析學是一把最有意思的鑰匙，形象一點說，了解了精神分析學就等于有了一雙“愛克斯光機”般的眼睛。分析文學作品，會一下子看到其內里的復雜結構，看到其隱秘的“潛敘事”。這方面我興趣產生的很早，當年我在海德堡大學客座時，就斗膽作過“精神分析學與中國當代文學”的演講。雖然淺嘗輒止，但也表明了那時我的敏感。這些年來逐漸積累了一些心得，一些“溢出性”的思考，也就不揣淺陋，在這本書里有些許滲透。

細心的讀者可能會看出，《春夢六解》的文字中，關于精神分析，或許還有一點點“本體論的沖動”，希望能夠用中國人的方式，主要也是本土的材料，來詮釋一些普遍性的問題。但吾亦深知，在這方面作學術的研究，如同在沙地上建大樓，在泥灘上修長城，并沒有譜系化的理論來作為根基。所以，我不敢將文字處理成純粹學術性的探討，而只是用了跳躍的和隨感性的文字，來進行連綴。

還有“比例分配”的問題，六個夢，四個屬本土，兩個托自外來。這個比例是怎么來的，我自己也沒有完全想明白，可能是個偶然，也可能冥冥之中有個定數。這源自筆者長期的注意力所在，還有思考的程度。因為是“原型”，所以不能隨便命名，還必須有文本的真實出處，所以頗費心思，最終如此，或許還有個人知識的邊界所限。或許中外有更好的例子，筆者暫未找到或意識到，但這個比例，似乎剛好也說明了《春夢六解》的知識構成的比例，盡管筆者所發掘的本土的那些材料，是相對原生和封閉的，但在與精神分析的視野接通之后，反而生發出更多有意思的東西。一點點陌生感，反而給了我的寫作過程以比較大的刺激。

快快打住，以上算是一個坦白交代，意圖與想法，都已和盤托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