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作為“十七年”時期社會主義婦女運動的親歷者，甚至是創建者，女作家的創作既是對這一時期婦女文化與生活圖景的一種文學再現，也是一種具有創新性的性別文化想象與建構。不僅是從其所反映的內容與題材，還是表現方法與表達形式，以及所建立的女性氣質與文化審美等方面來看，“十七年”女作家創作都帶有一定的創新性和探索性，不論其特點特征抑或成就缺陷，都不是“政治化”“泯滅性別”“中性化寫作”等詞語所能簡單概括與歸納的，它既有主題、人物、風格等方面主導性或者說整體性建構，也有相應方面“異質”“復雜”的探索。

關鍵詞：十七年文學 女作家創作 婦女解放運動

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中國女作家開始以群體姿態出現在中國文學界，成為現代中國文學的重要創造者。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的1949—1965年的“十七年”文學中，女作家以自己的作品參與了新中國的文明與文化創造，拓寬了女性文學的表現空間，并且對“十七年”文學的創立與發展做出了一些具有開拓性和示范性的工作。草明的《原動力》《火車頭》《乘風破浪》等開創了新中國工業題材小說的創作先河；李伯釗的《長征》開啟了記錄中國共產黨長征歷程的史詩性寫作；白朗的《在軌道上前進》是第一部由中國女作家創作完成的長篇戰爭小說；楊沫的《青春之歌》是當代中國第一部且社會反響巨大的表現學生運動和知識分子成長歷程的長篇小說；茹志鵑對“家務事，兒女情”集中而成功的敘述，為日常生活的當代書寫爭取到了一定的合法性；黃宗英的報告文學《小丫扛大旗》《特別姑娘》是這一時期反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具有廣泛社會影響力的作品，對當代報告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推動作用；布文的《假日》、柳溪的《爬在旗桿上的人》更是敏銳地捕捉住了社會主義中國滋生的新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成為“百花文學”時期不應該被遺忘的干預文學作品。與現代文學不同的是，來自解放區的女作家成為“十七年”女作家創作的中堅力量，她們大多都有較長的革命斗爭經歷，要么在學生時代就參加革命運動，或者在抗日烽火之中來到了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和抗日根據地。當然，還有在新中國成長起來、走向文壇的女作家，如宗璞、柯巖、黃宗英、季康等，她們同樣是“社會主義時代充滿革命熱情的戰士”。“十七年”女作家的人生經歷、生活方式、創作方式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點，女作家參與政治、參與社會變革，她們的精神氣質、社會地位與現代文學時期的女作家有很大的不同，這一時期的女作家創作也呈現了與現代文學時期不一樣的風貌。如今，“十七年”女作家創作已經成為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女性文學的歷史遺產，如何在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史、中國當代女性文學等大框架中客觀地評價與解讀“十七年”女作家創作，是我們必須認真對待與探討的一個重要問題。

一、問題的提出

1980年代以降，基于對“‘文革’施行的文化專制與思想禁錮的憎惡，對1950—1970年代形成的政治、文學命題的質疑，對一種‘自由創造’的寬容的環境的期盼”，在新啟蒙思潮理論和觀念的支持之下，“1950—1970年代確立的，作為一種新的政治實踐的‘新的人民文學’已失去它的絕對地位”。①作為20世紀“50—70年代文學”的一部分，“十七年”女作家創作與“十七年”男作家創作一樣，除了幾個非主流的文本以外，大多數作品被冷落、被遮蔽。

當強調自我主體性、性別差異的自由主義女權主義、激進主義女權主義思想和文學批評方法被介紹到中國，并成為學界評判、研究中國婦女運動和女作家創作的重要理論和方法的時候，“十七年”女作家創作遭到了幾乎是整體性的否定。恰如新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宗旨被簡化為“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男人能干的事兒女人也能干”一樣，“十七年”時期女作家創作也被概括為是“政治化”“中性化”“泯滅自我”的寫作。當然，不可否認，借鑒人道主義、理性啟蒙思想、自由主義女權主義等的一些理論觀點，巡視、檢討“十七年”時期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和女作家創作，能夠發現中國社會主義婦女解放運動和文學再現活動中存在的一些問題，這些發現或者“洞見”為多元的、個性化的現代性別話語建構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

同時也必須看到，在自由主義女權主義以及激進主義女權主義理論的支援之下，一方面中國婦女運動研究和文學研究中所存在的某些性別盲區被敞開，另一方面這些過于糾纏個性化、性別差異化的文化與文學研究，又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中國“十七年”婦女運動和女作家創作的“探索性”“復雜性”，“十七年”女作家創作給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和中國現代性別建構所留下的寶貴遺產被忽略，甚至遭到了否定。

作為“十七年”時期社會主義婦女運動的親歷者，甚至是創建者，女作家的創作既是對這一時期婦女文化與生活圖景的一種文學再現，也是一種具有創新性的性別文化想象與建構。無論是從其所反映的內容與題材，還是表現方法與表達形式，以及所建立的女性氣質與文化審美等方面來看，“十七年”女作家創作都帶有一定的創新性和探索性。不論其特點特征抑或不足缺陷，都不是“政治化”“泯滅性別”“中性化寫作”等詞語所能簡單概括與歸納的，它既有主題、人物、風格等方面主導性或者說整體性建構，也有相應方面“異質”“復雜”的探索。

二、新中國社會主義婦女解放運動的文學影像

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為基本原則，以毛澤東婦女解放思想為指導，結合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任務以及中國婦女的歷史與現狀，自上而下地開展社會主義婦女解放運動，爭取男女平等、公平正義，最大限度地發揮婦女在社會中的作用。“十七年”時期以“男女平等”為主要宗旨、由國家主流意識形態所主導、由上而下而推行的婦女解放運動，帶來了中國婦女社會地位整體性、飛躍性的提升。如果沒有國家政策法規作為保障，沒有公有制社會主義制度作為基礎，剛剛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走出的中國婦女，不可能在短短的時間內就在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兩個層面上均獲得極大的改變。在國家機器以及意識形態的庇護與召喚之下，婦女們，尤其是勞動婦女，勇于正面挑戰、強力沖擊傳統父權文化，大范圍、大幅度地走進社會公共空間，在眾多領域內打破了男尊女卑、男女隔絕的性別文化壁壘。中國“十七年”婦女運動所取得的整體性結果，昭示了政治和經濟上的制度性、結構性改革，對婦女解放或者說性別革命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在短時間內其所帶來的是實際效果和影響遠遠超過觀念革命。“十七年”女作家的創作記錄了社會主義婦女運動所展開的各項活動，敘述了這些活動對婦女生活與命運所產生的極大影響。這些書寫不僅讓婦女的生活和命運，尤其是長期以來被遮蔽和忽視的普通勞動婦女，變得“看得見”，而且為廣大婦女提供了與傳統婦女不一樣的命運與生活樣本，使普通勞動婦女獲得了反抗陳腐性別觀念、改變人生命運、創造新生活的勇氣和力量。女作家的創作呼應了主流話語對新中國婦女的召喚，滿腔熱情地贊美新社會、新時代對中國婦女命運的改變，為中國社會主義婦女運動留下了生動而鮮活的文學影像。

首先，記錄了新中國從經濟上解放婦女，幫助婦女取得經濟獨立權，進而促進婦女自我主體建構的歷程。《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規定不分男女，“按人口統一分配”土地，新中國婦女第一次享有了土地所有權和土地處理權，擁有了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實現了經濟上的翻身。其后新中國又進一步推行“男女同工同酬”，并將其寫入憲法，賦予婦女與男子同樣平等的勞動權利和利益，大大提高了婦女參加社會勞動生產的積極性。國家制定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鼓勵城鄉婦女以勞動為光榮，走出家門，積極參與農副業生產和大工業生產，讓婦女從經濟上擺脫對男子的依附，獲得經濟獨立的權利和能力，從而使婦女能夠切實地建設自己的社會新角色和家庭新地位。茹志鵑的《如愿》《春暖時節》、韋君宜的《阿姨的心事》、陳桂珍的《鐘聲》、林藍的《預分以后》、楊舒慧的《黃花嶺》等作品呈現了婦女勞動空間屬性的變化以及經濟權、就業權的獲得對婦女身份認知與主體建構的巨大影響。何大媽（《如愿》）、靜蘭（《春暖時節》）、王家秀（《預分以后》）、李玉琴（《阿姨的心事》）等沒有任何家庭與社會地位、遭受家族壓榨和男權社會壓迫的普通家庭婦女，在社會主義工業和農業建設的時代大潮激蕩之下，踏入社會公共空間，參與時代變革，在公共領域的勞動中發現了自己的聰明才智，驗證了婦女的價值和能力，并且掌握了一定的經濟權和話語權，進而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社會地位和家庭地位。同時，為了平衡婦女在家庭和事業上的矛盾沖突、為了減輕婦女的家務勞動負擔，國家大力推行家務勞動社會化、家庭私人事務公共化，在城鄉大辦食堂、托兒所，鼓勵男子承擔家務勞動，尊重家庭婦女和家務勞動的價值。茹志鵑的《春暖時節》、陳桂珍的《鐘聲》、曾克的《考驗》、申蔚的《白桂香》等作品都從家務事、家庭關系入手，探討社會主義時代家務勞動的價值與家庭婦女的社會地位，展示了新中國所開展的家務勞動社會化對家庭婦女走出家庭、進入公共空間所起到的推動與保障作用。

其次，書寫了《婚姻法》和集體經濟對父權制家庭關系的沖擊與社會主義新型家庭婚姻關系的建構。共產黨倡導與推行的男女婚姻自主制度，切實有效地幫助廣大婦女獲得人身自由、發展獨立人格。新中國所頒布的第一部大法就是《婚姻法》，它以國家法律的形式廢除了包辦婚姻、“一夫多妻”、買賣婚姻等壓榨、剝奪婦女的封建婚姻制度，實行“一夫一妻”“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現代婚姻制度。《婚姻法》的實施，讓婦女從禁錮了她們數千年的封建婚姻制度中走出，掙脫了對男子的人身依附，獲得了與男子平等的家庭地位，幫助婦女建立獨立人格和自主意識。《婚姻法》的實施，還有助于夫妻關系和家庭關系的改變，促進現代幸福家庭的建立。柳溪的《看家》《喜事》、草明的《迎春曲》、劉真的《春大姐》、李納的《女婿》等作品，書寫了《婚姻法》和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基礎的集體經濟，表達了對傳統家庭結構的改造與現代家庭關系的建構。江帆的小說《出路》，通過工廠女工翠蘭在新舊社會里個人命運與愛情婚姻的轉變，明確地向人們昭示：集體經濟帶來的經濟獨立、《婚姻法》帶來的婚姻自由，才是底層勞動婦女的人生出路。這些作品不僅暴露封建婚姻制度對婦女的殘害、批判了封建宗法制和父權制，更重要的是敘述了新中國所頒布的廢除封建包辦婚姻、主張男女平等的《婚姻法》以及以城市單位制、農村合作化為載體的集體經濟，如何幫助那些曾經長期依附或者被捆綁在家族、男性身上的底層勞動婦女，讓她們在獲得了工作權、經濟權以后，有力量和勇氣去反抗封建族權、父權、男權的壓迫，并且在《婚姻法》的大力支持之下，掙脫了包辦婚姻的束縛與家族控制，建立了以愛情為基礎的現代婚姻和“同志”式互助共進、相親相愛的現代夫妻關系。

再次，展現了關注婦女身心健康的國家法規與社會運動對婦女翻身解放與健康成長所產生的切身影響。新中國設置了一系列維護婦女利益的法規條例、開展了保護婦女身心健康的教育衛生運動。新中國成立伊始，國家就開始實行生育衛生運動，開展婦幼保健工作，實行新法接生和計劃生育，這些運動和措施極大地提高了婦女的健康水平，有效地保護了婦女和嬰兒的人身安全。與此同時，國家根據婦女的生理特點，制定了勞動保險條例，對婦女懷孕、哺乳等特殊時期的權益作出了明確的規定。茹志鵑的《靜靜的產院》、楊舒慧的《山溝里的接生員》、曾克的《第十四個兒子》《一同成長》等作品，都記錄了新中國所展開的這場切實改善婦女健康水平、解放婦女身體、改革傳統生育文化的社會運動，書寫了生育衛生改革對婦女身心帶來的巨大影響，展現了黨和政府對婦幼衛生工作的重視，建立了普通勞動婦女與新中國、新政府的情感認同關系，呈現了普通勞動婦女在新時代的翻身解放與鍛煉成長。那些表現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所開展的婦幼保健、醫療衛生活動的作品，如劉綺的《愛尼寨的喜事》、季康的《摩雅泰》等，還具有幫助少數民族完成現代民族國家認同的宏大政治意義，讓少數民族婦女在國家、民族身份認同中獲得了女性自我主體地位。生育衛生改革運動改善的不僅僅是婦女的生育現狀，解放的也不僅僅是婦女的身體，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婦女的自我認知，改變了婦女的人生命運。

“十七年”女作家創作在一定程度上再現了新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發展軌跡以及所開展的相關活動，彰顯了這些運動與活動對婦女生活命運、人生觀、價值觀、性別觀等方面的影響與改變，表現了社會主義時期婦女新生活、新思想、新理念的形成過程以及存在樣態，展現新中國婦女的成長歷程。當然，除了記錄廣大婦女，尤其是普通勞動婦女在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快速成長的故事以外，“十七年”時期的女作家們還用大量的筆墨來書寫中國婦女在革命戰爭中的艱難成長。袁靜等的《新兒女英雄傳》、宗璞的《紅豆》、楊沫的《青春之歌》、葛琴的《海燕》、茹志鵑的《三走嚴莊》、劉真的《長長的流水》、劉琦的《孫蘭英》、董速的《在革命的搖籃里》等作品，都展現了長期居于社會邊緣和家庭屈從地位的婦女，借助革命戰爭之力，沖破父權制/夫權制的家庭控制，掙脫男尊女卑的文化束縛，走進革命隊伍，在“革命大家庭”中確立了中國婦女的“革命主體”地位和自我身份。這些敘述舊中國婦女革命歷史的沉重之作與書寫新中國婦女現實生活的生動之作，共同再現了中國共產黨充滿創新與探索精神的婦女解放之路，為人們更好地理解中國社會主義婦女解放運動的實踐經驗和內在邏輯提供了樣本。

三、新中國婦女的精神肖像

“十七年”時期女作家們塑造了一大批以勞動婦女為主體，在職業身份、價值理想、精神氣質、審美追求等各方面呈現出新元素、新特質，體現社會主義婦女風貌的新型中國婦女形象，展現出中國婦女，特別是那些沒有言說能力的普通勞動婦女的人生智慧與生命能量。有學者指出：“從廣義上來講，無產階級女性是在社會主義中國出現的新的政治、社會和經濟主體；而在大眾傳媒中，工農婦女成為新型社會主義主體的模范人物，顯示了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文化最關鍵最有意義的建構。”②這些形象不僅展現廣大婦女在國家民族解放、社會建設中作出的巨大貢獻，呈現婦女解放與國家、民族、革命、建設等宏大話語之間的密切聯系，而且極大地挑戰、質疑了傳統婦女角色規范，建立了一套具有革命意義的性別話語與知識體系，為新中國婦女提供了可視可見的效仿典范、認同主體。女司機、女干部、女勞模、女英雄等新型婦女形象的大量涌現與廣泛傳播，都與中國共產黨將階級解放與婦女解放結合在一起的理論主張密切相關，她們與國家意識形態形成了同構互動的關系。

行業性別隔離是傳統性別分工的重要表現，打破行業隔離、獲得平等就業權，是實現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的重要內容。新中國成立后，許多行業性別隔離被打破，婦女進入一些傳統上隸屬于男性的行業，比如重工業、航空業、礦業等，出現了許多新型婦女形象，女司機形象就是其中最為注目之一種。葛琴的《女司機》、林藝的《馬蘭花開》、羅洪的《碼頭上的姑娘》等塑造了以火車司機孫桂蘭、推土機手馬蘭、大吊車駕駛員丁慧艷等為代表的新一代職業婦女，闖進了傳統上專屬于男性的行業，打破由父權制文化所限定的性別禁忌、性別區隔，顛覆了“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角色分工。這些僭越行業性屬規范、打破男性行業壟斷權的職業婦女，她們在新的行業領域里所創造出的事業奇跡、所散發出的人生光芒、所獲得的社會與家庭地位，印證了馬克思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的論斷，即等級制性別分工是造成婦女家庭和社會中屈從地位的重要因素。

婦女參政議政的程度、范圍、能力，是衡量一個社會婦女解放程度的重要指標，馬克思主義和女權主義都把爭取與維護婦女參政權作為社會解放與婦女解放的重要目標。新中國所開展的婦女運動，同樣把培養婦女干部、提高婦女參政議政能力，作為婦女解放的重要手段和建設目標。江帆的《女廠長》、草明的《火車頭》《乘風破浪》、葛琴的《三年》等作品，塑造了一批工作在新中國工業領域，既具有領導者氣度與才能，又有親和性和包容性的女干部形象，顯示了新中國婦女參政議政的能力與水平，以及社會主義新中國婦女解放的高度。這批突入國家重工業建設領域，且擔任主要領導職務的女干部形象， 顛覆了傳統社會有關“婦女不干政”“婦女不適合從政”的刻板認知。在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不僅知識女性獲得參政權利，走上了各級管理崗位，而且，大量的普通勞動婦女也獲得了參政議政的機會和權利。黃慶云的《婦女主任》、茹志鵑的《里程》《阿舒》、季康的《五朵金花》等作品，塑造了女社長、女隊長、婦女主任、女組長等基層婦女干部形象。這些來自鄉村的勞動婦女，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走進了社會公共領域，不僅使自己跳出中國傳統婦女的人生窠臼、開辟嶄新的人生道路，而且成為指揮、帶領民眾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基層領導者，展現了婦女長期被壓抑與漠視的領導能力、組織才干，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社會對婦女的認知。

新中國建立了系統的勞模表彰制度，大批勞動婦女獲得國家和集體的表彰，成為整個社會模仿學習的典范。文學藝術、新聞媒體等都在用語言、圖像等媒介話語來塑造女勞模形象，女勞模成為新中國最為耀眼的社會主義新人形象。與普通婦女形象不同，女勞模既是國家樹立與表彰的婦女典型，也是被這一時期廣大婦女競相追逐與效仿的時尚人物。護廠英雄邵玉梅（白朗的《為了幸福的明天》）、紡織女工楊玉蘭（藍光的《姐妹倆》）、扎根農村的回鄉青年方秋梅（申蔚的《春播時節》）、“鐵姑娘”張秀敏（黃宗英的《小丫扛大旗》）等，都是來自工農階層、在工農業生產第一線上成長起來的女勞模形象，她們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創造出了不平凡的事跡，成為被社會舉薦、贊美、學習、效仿的榜樣。這些以勞動為榮、勞動為美的女勞模，她們的衣著打扮、精神氣質、性格品行、審美趣味都成為引導時代風尚的典范，被廣大婦女競相模仿學習。作為社會主義時代的時尚女性，女勞模形象的廣泛傳播，改變了時尚女性總是被凝視、被消費的性別態勢，將社會對婦女的關注重心由身體外貌、衣著修飾引導到能力水平、意志情操之上。

女司機、女干部、女勞模，無疑是 “十七年”時期女作家們為中國文壇提供的嶄新婦女形象，這些由勞動婦女作為構成主體的婦女形象，不僅改寫了現代文學時期勞動婦女形象的人生命運與精神氣質，而且挑戰了傳統性別分工、性別角色、性別秩序，創造了以勞動美、健康美為主導的新型婦女審美觀，建構了新時代女性氣質。即使是現代文學時期女作家們最為鐘情的知識女性形象，在“十七年”時期女性作家筆下也發散出不一樣的氣度。江玫（《紅豆》）、林道靜（《青春之歌》）、杜雨梅（《海燕》）、白靈（藍光的《最后一幕》）等知識女性，盡管她們走向革命的道路充滿著曲折與磨難，但是，她們大都擯棄了五四文學和左翼革命文學中的憂郁感傷、浪漫脆弱，勇于自我解剖與自我反省，更加倔強堅韌，富有反抗和求索精神，在革命的熔爐中逐漸地鍛煉成長。“十七年”時期女作家們所創造的這些新型婦女形象，參與了“十七年”的性別文化建構，使性別平等成為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被廣泛認同的社會政治與文化概念，幫助中國社會建立了一套具有革命意義的性別話語體系與知識架構。

四、女作家基于自身性別體驗對婦女問題的探索

“中國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在20世紀50年代的文化發展之始就呈現出多元異質的特色，而且隨著時間和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而在不斷變化，產生了不同的新型女性形象和多樣的審美價值，遠非像冷戰意識所‘宣傳’的，凡是社會主義國家政府介入的文化活動都是教條和鐵板一塊的簡單政治宣傳。” ③同樣，作為“十七年”時期婦女運動以及各種政治文化運動的親歷者，女作家的創作也并非是單一同質化的寫作，它在一定程度上、一定階段內呈現出了“多元異質”的特色。基于自身的性別體驗，女作家對婦女問題和婦女命運進行了思考，她們的創作一方面透露了社會主義婦女解放運動本身所具有的探索性與實驗性，另一方面也展現了女作家對中國婦女解放乃至中國革命的女性化解讀。

首先，女作家們既呼應國家意識形態的召喚，宣傳歌頌這些政策方針對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推動作用，又結合自身的體驗與感受，對相關政策、運動的某些內涵以及貫徹落實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作出了思考與追問。茹志鵑的《春暖時節》一方面書寫了公共領域的集體勞動極大地提高了婦女的社會地位、有效地建構了婦女的性別/階級尊嚴，另一方面也思考了家務勞動與社會生產之間的關系，指出在家務勞動社會化程度低下、社會公共服務無法解決婦女后顧之憂的時候，走出家庭的職業婦女必然會陷入在家庭和社會中奔突掙扎的尷尬處境。茹志鵑的《靜靜的產院》既贊美了在社會主義新時代勞動婦女能夠不斷地克服困難、繼續革命、勇往前進的精神，又透露了在持續不斷的革命運動中作為個體所產生的現代性焦慮與恐慌。韋君宜的《女人》探討了社會主義時代的“海爾茂”與“娜拉”的博弈，犀利地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里不管是私人家庭領域還是集體公共領域仍然殘存著父權制文化，被暴風驟雨般的革命所打壓下去的父權制文化在革命勝利后又再次“浮出”，集體主義公有制并不能徹底改變婦女的家庭屈從地位，潛伏的父權制文化仍在制造著“子君”式的人生悲劇。白朗的《在軌道上前進》、江帆的《女廠長》、草明的《火車頭》《乘風破浪》等塑造黨的優秀婦女干部的小說，都或多或少地展現了女干部在家庭中和工作崗位上所遭遇的性別歧視，家庭與職業的雙重標準在一定程度上鉗制著女干部的職業發展。女作家對社會主義婦女運動中出現的新問題的揭示以及對新社會所潛藏的舊文化的挖掘，給中國婦女解放道路的方向確立與路徑設置留下了啟示。

其次，女作家們在呼應與創建新時代愛情觀、幸福觀以及崇高革命情懷的同時，沒有放棄對人性美、人情美的贊美，對日常生活、人倫溫情的展示。作為表現革命歷史、塑造革命英雄形象的革命歷史小說，劉真的《英雄的樂章》和茹志鵑的《百合花》集中體現了女作家的探索精神，展現了女性的生命體驗。《英雄的樂章》敘寫了一對革命者在戰爭歲月里浪漫而憂傷的愛情故事，《百合花》敘述了一場發生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的“沒有愛情的愛情故事”，兩部作品一改人們對男性革命英雄的普遍性認知，塑造了有著女性俊秀之美和陰柔之情的戰斗英雄，贊美了相互關心、坦誠相待的人性之美。柳溪的《我的愛人》、草明的《愛情》講述的是青年女性愛慕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光榮受傷的戰士的故事，達到了謳歌時代英雄的現實目的，同時也“傳達了一種超越現實利益、基于精神認同的新型愛情觀”④，但女作家們在具體情感表達上常常流露出個人化傾向⑤。茹志鵑的《妯娌》、陳桂珍的《家務事》、柳溪的《趕集》等作品都從“家務事，兒女情”入手，在日常生活和人倫情感的細微變化中展現時代的風云變幻，投射人世間的滄桑變遷。柳溪的《鴨倌陸文駿》敘述了英俊魁梧的鴨倌陸文駿與田寡婦之間被封建文化與貧窮生活所壓抑的情愛故事，這部作品更具有挑戰性，作家正視勞動婦女的肉身欲望，將其視作是人性的自然流露。

再次，“十七年”時期女作家創作所構建的女性形象并非是單一的、政治化的、模式化的，所采用的敘事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與主流書寫模式形成了差異。《女廠長》《火車頭》《乘風破浪》《三年》等作品從家庭和事業兩個層面來書寫女干部的生活和命運、展現女干部的才華與困境，女干部身上所散發的美麗優雅、鎮定從容、獨立自主、成熟干練的精神氣質，不僅顛覆了傳統文化對婦女從政的偏見，也改變了現代社會對女干部所形成的刻板化、類型化印象。《青春之歌》《紅豆》《海燕》《最后一幕》《孫蘭英》等作品塑造了一批明朗、昂揚、有毅力、有魄力、有追求的知識女性形象，為現代中國知識女性提供了嶄新的精神氣質，但是，作為表現知識分子命運的革命歷史小說，它們并沒有嚴格按照既定的知識分子改造運動的政治文化規范來展開故事與主題。這些作品一方面借鑒了“革命加戀愛”的左翼小說模式，深入知識女性的情感世界，透露了知識女性成長之路上的內心掙扎與精神博弈，把改造與成長結合起來，另一方面又對“革命歷史小說”加以發展，弱化集體“大愛”與個人“小愛”之間的矛盾沖突，凸顯了親情、友情、愛情在知識女性成長中的作用，“形成了女性以身心高度統一的方式皈依革命的模式，并導向了具有高度號召力和凝聚性的‘革命大家庭’的建構”。⑥

余 論

“中國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實踐向來都是個復雜、能動的歷史過程，完全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個一蹴而就的完美體系。實際上，它是在不斷地同國內國際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環境互動中發展出來的，所以其在歷史和政治上的局限和在不同場景中的變數也都是這一過程的一個部分。” ⑦正如“中國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實踐”一樣，“十七年”女作家創作也充滿著“變數”和“局限性”。“十七年”女作家創作與這一時期國家政治、經濟、文化關系密切，它對“十七年”時期中國婦女以及婦女解放的想象與再現也隨著時代話語的變化而發生著變化；它留下的不僅是可以借鑒的經驗，也有許多必須正視的教訓。不論是在生活反映與主題書寫的豐富性、人性開掘與社會批判的深刻性，還是文學表現方法和審美表達的多樣性上，“十七年”女作家創作都有局限與不足。這些“變數”和“局限性”也是“十七年”女作家為中國婦女解放運動、中國女性文學所留下的文化遺產的一部分。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視閾中的‘十七年’女性創作研究”（項目批準號：16BZW152）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87頁。

②③⑦[美]王玲珍 ：《王萍與中國社會主義女性電影——主流女性主義文化、多維主體實踐和互嵌性作者身份》，《婦女研究論叢》2015年第4期。

④⑥董麗敏：《社會主義“婦女”想象及其流變》，《名作欣賞》2020年第11期。

⑤李海燕：《政治?個人?性別——“十七年”女性文學的多元話語現象》，《學術交流》2016年第9期。

[作者單位：濟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