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當前關于《暴風驟雨》的研究存在歷史文獻堆積與文本視野缺失兩大病象，難以切實認知作品的藝術呈現方式及其歷史局限。婦女活動是推動土改展開的重要環節，這部作品需要重解的是各個類型的婦女形象。土改運動中動員、組織起來的婦女有特定的內涵。《暴風驟雨》著力觀照三類婦女，這些婦女都與元茂屯的地富之間有著各種交集，人生出路卻斷然不同。對《暴風驟雨》中婦女出路問題的重新關注，不僅可以體察文本的敘事裂隙，也能深刻體味“婦女”這一性別共同體斷裂的特定歷史場景。

關鍵詞：周立波 《暴風驟雨》 婦女 性別共同體 土地改革

一、問題的提出

作為一部“至今仍然是中國反映農民土地斗爭的代表作品”①，《暴風驟雨》自1948年出版以來，一直在評價方面伴隨著兩種相互沖突的聲音。一種聲音對其真切追蹤當時東北土改斗爭的現實大加贊賞，認為這部作品是“這一時期的最鮮明的史實”②，另一種聲音則對作品敘事線索的單純、形象深度的缺乏及對土改斗爭生活的主觀改寫深表遺憾。尤其在歷史真實性的問題上，質疑者不少。如馬加稱：“從運動的階段上來看，書里所寫的生活是否與歷史實際有些距離？”③蔡天心也稱：“作者在作品里回避了土改中許多比較重要的問題，部分地修改了現實斗爭生活。”④即使在最近幾年，解放區文學的價值重估日益走熱之際，有關《暴風驟雨》的解讀路向依然還是在草明、馬加與蔡天心式視角的延長線上游動，只不過援用社會史的方法來進一步表征周立波改寫土改生活的具體情境及敘事策略。如梁帆認為《暴風驟雨》之所以產生與當時土改現實的錯位，“一是直接用了現階段（寫作小說的階段）所‘總結’的‘理想’工作方式來重構土改初期的現實”，“二是抽離了經驗背后的現實對應”。⑤又如李博權所言《暴風驟雨》的開篇敘事，“依然是把歷史中‘完成’了的‘工作隊下鄉’與文學敘事中即將展開的‘工作隊下鄉’模式直接劃上了等號，忽視了‘歷史敘事’與‘文學敘事’之間那段不可跨越的‘經驗距離’”⑥。上述研究對《暴風驟雨》的深化研究自然有所推動，但我總感覺這種日益趨同性的研究似乎又伴生著某種亟待克服的局限。一是對作家創作過程中歷史材料運用限度的過于苛責，二是文本內部批評視野的日益缺失。先說前者，1946年5月中央發布“五四”指示后，已在北滿等地有土改實踐的東北局7月在哈爾濱召開擴大會議，號召“一切可能下鄉的干部……穿上農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資格，深入到農村中去，把群眾發動起來，開展反奸清算、分糧分地、剿滅土匪、鎮壓反革命的斗爭，建立鞏固的根據地”⑦。但由于敵兵壓境，北滿各地土改斗爭并不深入。于是，1946年10月，松江省委書記張秀山親自帶領土改工作團下鄉，深入掀起了“查階級、查干部、查政策、查組織、查假分地、查黑地”⑧的二次土改運動，而周立波正是在此時隨張秀山一起下鄉。從下鄉時間看，周立波自然沒有經歷土改初期的農村斗爭，《暴風驟雨》開篇的“工作隊下鄉”難免帶有用經驗現實來指稱生活現實的局限。但從審美表現的角度來看，考量這種即時即地的時間差、是否完全親歷親為的體驗感，對整體認知這部表現土改生活的作品意義甚微，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文學研究的文本本位意識，也使社會史與文學創作的內在關系轉為簡單僵化的實錄或謄寫關系。其實，對于現實主義文學創作而言，巴爾扎克所言的“歷史的書記官”意識，也并非完全無視作家的創造意識，歷史只是文學創作的背景，這一背景的調色師、勾畫者始終是作為創作主體的作家。再說后者，新世紀以來，文化研究日趨盛行，社會史意義上的結構、空間、圖像、聲音，包括承載意義的文化符號，以及作為一定文化行為的儀式等，成為研究者普遍習用的文學研究方法。這種方法論的革新，一方面造成了文學研究的社會學趨向，另一方面也不斷剝蝕著文學自有的意義空間，并使本雅明所嘆惋的文學“光暈”在歷史文獻的過度介入與研究者的偏向闡釋下越發顯得模糊。這種研究病象如果得不到有效匡正，有關解放區文學的重讀與重評，只能成為一種簡單的非文學性的社會史還原行為，難以真正認知作品的藝術呈現方式及其內含的歷史局限。

那么，針對目前學界對《暴風驟雨》的解讀現狀，亟需清理的問題究竟是什么？我覺得，除了主體形象聚焦、斗爭敘事、地域風情，以及茅盾所言的“善于吸收舊傳統的優點而不受它的約束”⑨等創作資源的辨析之外，最值得關注的是這部作品中所展現出來的婦女形象。這類形象在《暴風驟雨》研究史中幾近空白，而她們又是元茂屯土改敘事的重要力量。即就是那些在斗爭狂潮中被打入另冊的部分婦女，依然在文本中閃爍出別樣的色彩。這些婦女因出身不同，對土改斗爭的態度不同，周立波自然賦予她們不同的命運。而這種命運及其影響下的不同人生出路，其實不僅是當時整個解放區廣泛展開的土改斗爭生活的縮影，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當時基層農村執行土改政策過程中的一些盲區，以及婦女作為“性別共同體”這一指稱的歷史性畸變。從這個角度而言，關注《暴風驟雨》中婦女的出路問題，或許比關注“工作隊下鄉”后現代性時間的展開問題、土改歷史與土改小說的文本間性問題、周立波《講話》前后現實主義觀念的互動問題等，更為切實而有效。

二、土改運動中的婦女動員與作為特定指稱的“婦女”

為了“使解放區人民長期支持斗爭不覺疲倦”⑩，不斷蓄積“自衛戰急切的要求旺盛的革命精力”11，繼而改變“敵大我小”的區域態勢，1946年5月4日，解放區土地改革運動正式興起，并在隨后相關政策的調整下不斷趨于深入。在解放區土改運動中，因在控訴、追財、生產、備戰、擁軍、入伍等多個方面具有的特殊功能，婦女的組織與動員一直是當時中共中央及解放區各級政權極力強調的重要內容，也是各地域土改得以順利展開的重要策略。

1946年11月15日，“解放區婦女聯合會籌委會主任蔡暢、副主任白茜共同發布《解放區婦女當前的任務》的指示，‘貢獻自己一切的力量，以爭取自衛戰爭的勝利’”。12 1947年2月9日，《中共中央關于發動婦女參加土地改革運動和收集發動婦女經驗的指示》中指出“在進行土地改革運動中，務望在領導上主動及時地加強發動婦女參加，發動得愈多愈普遍愈好。要在農民大翻身的運動中，同時也使受壓迫的婦女大翻身”13，并將鼓動婦女參加土改視為當前婦女工作的中心政治任務。

為此，各個解放區相應展開了多種形式的婦女組織與動員工作，或“訂立土地契約，明確婦女對土地的所有權”，或“改變重男輕女的觀念”，或“發動貧雇農婦女，從她們的切身痛苦出發，啟發她們，動員她們”，或“在最貧苦的婦女中找積極分子……”14等。種種動員方式不但滿足了婦女對擁有土地的渴望，扭轉了男尊女卑的觀念，切合了她們對自由婚姻的向往，而且以弱者言說的典型訴苦方式，將一己之私痛轉為階級之公恨，將一家一姓之地主轉為整個代表了封建生產關系的地主階級，從而使貧雇農與地主階級“撕破臉皮面對面斗爭”的政治要求成為現實。同時，婦女的參與也使土改時期的農會充滿了陰陽平衡的動感，“劉少奇強調說：‘吸收婦女參加農會是很重要的問題，沒有她們農民就不活躍了’”。15由此，婦女成為土改斗爭中的重要力量，大批“歷史清白、貧苦出身、勞動好、正派能干、能團結群眾、敢于斗爭的積極分子”16被培養成干部，“許多老大娘、大嫂子、年輕姑娘參加了斗爭”，成為沖在前哨的積極分子。尤其在解放區土改的“清查”階段，婦女的重要性更為凸顯，她們“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規模和英雄的姿態”。17這樣看來，婦女活動是土改運動的重要環節，漠視了婦女活動的土改文學研究顯然不是整體性、歷史性的研究。而周立波創作的《暴風驟雨》正是在全面展現松江省元茂屯土改運動行進歷程的同時，對婦女這一支特殊的斗爭力量給予了色彩濃重的呈現。在“起地窖”運動中，她們更是挺立潮頭，激情四射，“從天黑起，拔開火墻，爬上天棚，臉龐和鼻尖，盡是黑灰……她們手持松明，跑到外頭，鉆進豬圈與馬圈，用鏟子掀著豬糞與馬糞，也不嫌埋汰。小雞叫三遍，她們回去睡，老也睡不著，困勁都跑了”18。這種持續高漲的斗爭熱情，顯然萌生于奪回本屬于自己的土地與財產的強烈意愿。而這種樸素的意愿，正是土改運動得以在各解放區漸次展開且能得到廣大被壓迫民眾高度認同的主要動力。正因為此，“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慶齡曾這樣描述：‘這一切都導源于一個事實，那就是，農民可以手指著田地，怡然自得地對你說：‘這是我的’”。19

值得思考的是，斗爭中翻身的婦女顯然是一個具有特定指稱的群體。1949年9月，康克清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當《共同綱領》通過“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條款時，她曾回憶“當舉手表示同意通過這個綱領時，我真是浮想聯翩。我和千百萬生長在中國土地上的望郎妹、童養媳以及所有在舊社會受盡苦難的貧困婦女，終于盼得了天明，獲得了作為一個中國人的權利，與男子享有平等的權利”20。從康克清的表述來看， “婦女”這一概念并不具有廣延性，特指的是被奴役被壓迫的婦女，并不包含作為地主家屬及遠近親戚等另類婦女。她們屬于在土改運動中應當被徹底消滅的地主階級，即在政治意義上被翻身民眾舉目仇視的異端，在性別意義上被異性同性完全蔑視的他者。反映在《暴風驟雨》中，便同樣出現了一個與白大嫂子、劉桂蘭等正面女性相對立的在暗角里活動的特殊女性群，如韓老六妻子及女兒韓愛貞等。在斗爭翻身的疾風暴雨中，正面女性或入黨或成為農會骨干或喜結良緣，另類女性則不是在清算申討中瑟瑟戰栗，就是在文本中突然遠遁，或者以令人難以想象的方式自尋出路。這種等差極其鮮明的表述當然契合當時大戰來臨前的政治動員訴求，但在有意與無意中將作為同一性別共同體的婦女劃為兩個水火不容的階級。事實上，中央在土改期間屢次強調要給地主一定的生活出路，尤其“對于中小地主的生活應給與相當照顧”21。即使在《中國土地法大綱》中也一再重申，對于“地主及家庭，分給與農民同樣的土地及財產”22。這里的“地主及家庭”，顯然包括地主的妻子與女兒。更何況在解放區的很多地域，地主及親屬與當地土改積極分子之間多有關聯，所謂的階級共同體其實裂隙重重。如劉少奇曾言：“在晉察冀（晉綏亦大體相同）黨、政、民縣以上干部地主、富農家庭出身者占很大百分比……軍隊干部多數是本地地主、富農出身，老干部亦大多娶地主女兒做老婆……老根據地地主、富農完全與我干部無親朋聯系者，幾乎沒有。”23而周立波在《暴風驟雨》中顯然無意來梳理干部與地主之間的復雜關聯，也無暇為那些被清掃出門的另類女性安排必要的出路。他在著力刻繪劉桂蘭這一成長女性的同時，用一種極其純粹的階級視野對地富女性的出路問題隱而不表，致使小說中的婦女群體成為經階級意識清洗過的性別斷裂體。周立波對土改生活極為樸素的呈現方式，或許來自于其妻子林藍所言“單純至于天真、老實近乎迂呆的赤子之心”24，但無疑契合著陳涌所說的“整個看來，《暴風驟雨》的人物是比較單純的，整個作品的情節和結構也是比較單純的”25這一歷史局限。

三、三種婦女不同的人生出路

在《暴風驟雨》中，除過趙玉林妻子與白大嫂子這類具有貧雇農本色的婦女積極分子之外，有三類婦女值得關注。這些婦女都與元茂屯的地主、富戶之間有著各種關聯，或許也代表了屯里婦女的大多數，蹊蹺的是人生出路卻斷然不同。其中自然有階級本質的考量，也有階級親疏的原因，但周立波對她們出路的不同安排，還是令人省思不已。

其一，作為趕路者的劉桂蘭。劉桂蘭是整部作品中的成長型人物，其成長的意蘊緊扣土改時期婦女解放的深刻意涵，周立波也意在通過這個形象展現被壓迫婦女在多個方面的翻身之路。她是當地富戶小老杜家的童養媳，這一特殊的身份昭示著她與封建婚姻、封建生產關系、封建家庭之間的被動從屬關系，也使周立波對她的敘事態度與其他作為富戶親戚的婦女判然有別。在敘事秩序中，她是貫穿小說第二部的中心人物，此時正是廣大婦女融入貧農大會之時，也是蕭隊長回屯開展反查清算運動之際。從她的出場，我們就能感受到這個心直口快、身體壯碩的17歲姑娘對張富英執掌的合作社有著強烈的斗爭意識，也就預示著這個尚未解脫封建婚姻關系束縛的女性，即將成為捍衛自我權利、維護貧農權益的中堅力量。果不其然，在白大嫂子的引導下，她痛訴自己在小老杜家的悲痛遭遇：母親早亡，父親劉義林欠債難還……白大嫂聽后義憤填膺，“往后就待在我家。看誰來整你？”26在白大嫂的引導之下，走出家門的劉桂蘭從此成為元茂屯婦女解放與土改斗爭的先鋒。面對杜家小男人的哭訴與惡婆婆的上門央告，她毫不理會。尤其在清算杜善人時，這個“身板壯實、胳膊溜圓，干活沒有一個婦女能攆上她，炕上的剪子，地下的鐮刀，都是利落手”27的姑娘儼然成為白大嫂子的得力助手，一改初涉運動時的羞澀，在同性之間的面對面斗爭中適得其所。如在查抄杜善人隱匿財物時，杜善人避實就輕，其家屬緘默不言，郭全海深曉其中究竟，會意白大嫂子與劉桂蘭從家屬內部打開缺口。素來干練的白大嫂子，先是讓“老爺們都上外屋去，光婦女留著”，接著又從杜家二兒媳下手，依然毫無回應。情急之下，白大嫂子一聲“劉桂蘭，叫她們把鞋子脫下，上炕”，劉桂蘭隨聲響應，“沖著瘦麻桿子說：‘把衣裳脫下’……‘別啰嗦了，刁娘們，快脫吧’”。杜家二兒媳“慌得瘦臉煞煞白，用雙手護住褲腰帶”，白大嫂子與劉桂蘭“二人親自動手，抄她下身。褲腰帶扎得繃緊解不開來。瘦麻桿哭著……她們解開了那女人的下衣”，直至“豆油燈光下，兩個黃燦燦的玩意叮咚掉到地板上”。28接下來，劉桂蘭的成長速度明顯加快，不管是指揮婦女歌唱革命歌曲，還是在屯里的識字班擔任副班長，還是向蕭隊長明確表明與小老杜家兒子離婚的堅決態度，直至與郭全海喜結良緣，帶地入戶。由此，可以體會到周立波對這類婦女人生出路的精心設計。

其二，作為自尋出路者的李蘭英。與劉桂蘭不同，李蘭英是當地富戶唐爪子的侄媳。土改運動深入展開后，作為惡霸地主韓老六的爪牙，唐爪子威風不再，浮財被清，原先依存唐家的親戚各自走散，亡夫多年的李蘭英只能自尋活路。周立波沒有為其人生經歷作一定的鋪墊，更沒對其送己上門的心理動因作必要的交代，但這個婦女謀生自救的困窘情狀令人嘆惋。先是要過貧雇農出身的46歲的老光棍侯長腿這一關。一個女人能舍下身子，抹去羞赧與尊嚴，以不速之客的身份只身投奔從無任何交集的他人，本就讓人心寒，更別說侯長腿對其張嘴即罵，動輒即趕。但她始終情緒平穩，神色從容，且頗有心計。第一次，剛進侯家，即被侯長腿趕出，但她“忘了帶走鋪蓋卷”。第二次，等侯長腿從外邊回來時，李蘭英已經睡在了炕上。當侯長腿揭露其娘家實屬富戶時，李蘭英“連忙嬌媚地笑道：‘姓富？到了你家，不就姓窮了？’”，且“露出可憐的討好的樣子笑著撒懶說 ：‘反正我是不走的了……你要不讓我睡炕上，我躺地下好不好？’”。面對死纏硬磨的李蘭英，侯長腿默然無語，但仍心思重重。李蘭英顯然是個讀解鰥夫的能人，馬上說道：“‘天一放亮就走了，不礙你事’。趕到天亮，她沒有走，往后一徑沒有走。”29

僅僅獲得侯長腿的收留只是李蘭英的階級身份自我改寫的第一步，能否獲得農會的支持，才是她的階級屬性能否獲得民眾認同的第二個難關。只不過闖關者由李蘭英變成了侯長腿。當侯長腿將此事告知農會時，輿情一片嘩然，“人們七嘴八舌地罵他，追他”， 并紛紛質疑“侯長腿，你姓窮還是姓富？”“你向地主投降了？”“誰是敵人，誰是自己，咋如今認不清呀？”“你往家抱狼，久后生個孩子，也是狼種”30。侯長腿不為所動，只是痛訴自己的被動與無奈，他將“兩手放到胸口上說道：‘窮哥兄弟們，李蘭英是她自己到我家來的，她在我家，燒火，煮飯，鍘草，喂豬，頂個半拉子，我就收留了她’”31。接著他說到了自己鰥居多年的痛苦，“我老侯抗二十六年大活，腰都累折了，也沒混上個媳婦……我打定主意，當絕戶頭了……到如今翻了身，彩禮也備辦得起了。可是你瞅瞅，鬢角長了白毛了……那天下晚，這娘們上我家來，撒賴不走，寧可睡地下，叫我咋辦？……我娶個地主娘們，真也對不起大伙，可是生米做成了熟飯，叫我咋辦？”32接連兩個“叫我咋辦”，讓一屋子群情激昂的貧雇農陷入了沉默。蕭隊長只好說“到這步田地，就算了吧，也不必攆了”，但又不忘向侯長腿警示一句，“日后還要留心她思想，看她到底向著窮人呢，還是向著地主？……你可告訴她：勞動五年，大伙兒也不再把她當地主娘們看待了。可得加小心，不要叫她把你拐帶走，你得引她往前走才對”。33

另需關注的是侯長腿這個形象，按照一般的政治敘事邏輯，他應該對李蘭英這個出身復雜的女子保持一種水火不容的對立態度，實際上卻恰恰相反，只是在言辭和音高上顯示出無產階級的本色，但在實際行動中卻半推半就地接受了李蘭英。尤其是他在初見李蘭英時的心理反應，多少體現出一點人性的色彩。如看到李蘭英可憐的模樣，他先心軟了。再看到她丟下的鋪蓋，又從李蘭英的角度來勸慰自己。等到李蘭英執意要留下時，一時竟然無語，“一種同情心，沖淡他對地主家里人的仇恨之心了”34。這種行為自然與其冰鍋冷灶的現實生活有關，但也與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切身感受有關。

其三，落寞的無路者與失蹤者。同為地主親屬的杜家二媳婦，分明沒有李蘭英這么幸運。即使在清查斗爭的沖擊下，她也有積極配合的舉動，甚或有一些追求個人新生的想法。但這些想法曇花一現般被無情掐滅，由此成為作品中難以獲得善待的無路者。如在杜家“起槍”時，知道藏槍秘地的杜家二媳婦在屯里眾女性的圍攻中，怯聲對白大嫂子說 ：“我要說出那玩意來了，能參加婦女會不能？”白大嫂子巧言回復：“立下了功勞，大伙誰不歡迎你？不在婦女會，也一樣光榮。”35杜家二媳婦這才嘆口氣，將藏槍地點一一告知。可等到“起槍”之后，杜家二媳婦并未得到任何她所期待的光榮，婦女會參加不了，眾人對其態度也沒見有任何變化。按理說，作為地主的親屬，有立功表現，又有并不過分的要求，何況還是積極上進的要求，本應給予必要的回應。但周立波在文本中對這個人物的成長意愿毫不理會。又如“起槍”回來時，杜家二媳婦跟在貧雇農團主任郭全海后面，依然是卑賤的神情，依然是有關個人生活的訴求，“她邊走邊問：‘郭團長，你看我還能找對象不能？我們掌柜的兩年沒有音信了。’郭全海沒有吱聲”36。她只能無言而退。這一幕很有意味，杜家二媳婦似乎也有擺脫封建秩序從而走向自由的向往，但作為元茂屯土改帶頭人的郭全海卻對她的意愿無動于衷。是不能回答，是不好回答，還是不想回答？各種機巧，令人深思。

至于惡霸韓老六的妻子和女兒，因為其階級本質及倫理意義的罪惡性，在保全財產、嚎天呼地、設局色誘等種種伎倆施盡之后，隨著韓老六的死亡在文本中徹底消失。這類人該怎么辦，出路又在哪里，周立波無暇關注，成為整個《暴風驟雨》最大的敘事盲區。事實上，各解放區在執行中央土改政策時，盡管有阻力，但還是給地主及其家屬以基本的出路，如河南淇縣就“把他們的勞動力組織到生產中加以使用，使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受到教育，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37。《新華日報》也曾專門刊發短訊，“全村于陰歷二月初二日，組織了一個地主婦女紡織組，參加27人，集體吃飯，村合作社借給棉花做資金，進行紡織……現在她們紡織、學習（思想、文化）均有很大進步，大部分婦女已學會30多個字，認識了自己過去剝削人不對，對我民主政府非常滿意”。38這么說，并非一定要讓周立波為這些地主家屬安排明晰的出路，但這個特殊群體在小說中的陡然消亡，分明又是《暴風驟雨》顯在的歷史局限。

結 語

作為一場波及整個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運動早已成為歷史，這場運動的必然性與合理性毋庸置疑。但作為藝術化呈現的文本而言，《暴風驟雨》引發的思考遠未結束。

從藝術反映的角度而言，這部小說雖完整勾勒了北滿地區元茂屯的土改過程，但并未呈現出土改時各階級之間的復雜互動關系。與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相比，《暴風驟雨》多了戲劇化的結構與細密的情節，少了從歷史深處走出的典型形象。

從作家主觀情感滲入的角度而言，周立波對同是地主家屬、親戚的婦女采取了不同的對待方式，富戶童養媳—— 中小地主遠方親戚——中小地主兒媳——惡霸地主妻女，是其作品中具有鮮明等差性的婦女序列。從高度認同到有限度認同，從默然無視到徹底消亡，每一序列看似對應著不同的評價態度與出路安排。可周立波又似乎調和不了這些女性出路間的平衡，對李蘭英突然投射出的溫情一瞥，似乎又在不斷解構著他所認同的階級格局。原因在于觀照其他婦女時，周立波滲入的始終是冷峻的政治性情感，可在觀照李蘭英時，他卻毫無鋪墊地將政治性情感和生活性情感雜糅起來。這種反邏輯的敘事方式，不但拉大了文本的裂隙，而且使婦女這一性別共同體的裂痕在作家的主觀干預下更趨明顯。如果與《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相比的話，黑妮的彷徨及其在革命浪潮推動下的成長，似乎比李蘭英所選擇的自尋出路更令人信服。錢文貴妻子在大門口的低聲呼喚與暗自忖度，又分明比韓老六妻女的集體蒸發更加符合生活邏輯。

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而言，弱者的反抗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封建生產關系塑造的弱者在土改大潮中獲得翻身，那么，土改運動所塑造出的新的弱者，其新生道路又在何方？對于作家而言，是否也需要對這類特殊群體訴諸某種人文性質的關懷？是否能在小說中真正回應任弼時所言“我們對地主的階級剝削制度是采取消滅政策，但對地主個人則不是采取消滅政策……我們這樣做，首先是使勞動人民得到滿足，其次也使地主分子得到生活出路”39的警示？

從女性的角度而言，婦女本是一個聯結自然意義和文化意義的性別共同體，但在特定的歷史場景下，這個共同體因社會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趨于分裂。如果以1940年代到1970年代文學敘事為例，土改前后婦女這一共同體分裂、分化的方式其實如出一轍。只不過由之前某些地主婦女的暴力轉為之后被壓迫婦女的整體暴力，而女性在同性之間的暴力斗爭因與階級優劣的復雜纏繞，其內卷的過程與結果或許比異性之間更為慘烈，在此基礎上建構起來的新的性別等差更為鮮明。那么，作家應該如何描述這種因歷史政治所造成的同性畸變，并正視這種畸變所引發的共同體危機問題？當然，這是從趙樹理《小二黑結婚》以來到浩然《艷陽天》一直未能正面解答的問題，也是橫亙在所有1940年代到1970年代作家中的集體困惑。這種困惑的存在與無解，可能正是解放區文學、“十七年”文學的精神遺產，也是其歷史性背負的沉重債務。

[本文為國家社科重大項目“紅色文藝與百年中國研究”（項目編號：21&ZD260）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 25陳涌：《暴風驟雨》，《周立波研究資料》，李華盛、胡光凡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2頁。

②芝：《推薦〈暴風驟雨〉》，《周立波研究資料》，李華盛、胡光凡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0頁。

③《〈暴風驟雨〉座談會記錄摘要》，《東北日報》1948年6月，《周立波研究資料》，李華盛、胡光凡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6頁。

④蔡天心：《從〈暴風驟雨〉里看東北農村新人底成長》，《周立波研究資料》，李華盛、胡光凡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9頁。

⑤梁帆：《重審“紅色經典”的生成過程——解讀〈暴風驟雨〉的一種路徑》，《文藝理論與批評》2021年第4期。

⑥李博權：《“工作隊下鄉”與“東北敘事”——重讀周立波〈暴風驟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1年第4期

⑦⑧孫慶海：《松花江畔的“暴風驟雨”——松江省土地改革運動紀實》，《世紀橋》2008年第7期。

⑨茅盾：《關于周立波的創作》，《周立波研究資料》，李華盛、胡光凡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9頁。

⑩《毛澤東、劉少奇關于土地政策發言要點》（1946年5月8日），《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件選編（1945—1949）》，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7頁。

11《爭取春耕前完成土地改革》（1946年12月14日《解放日報》社論），《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件選編（1945—1949）》，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38頁。

1216郭桂蘭：《中國婦女革命史》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5、366頁。

13《中共中央關于發動婦女參加土地改革運動和收集發動婦女經驗的指示》（1947年2月9日），《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件選編（1945—1949）》，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7頁。

1415張文燦：《解放的限界——中國共產黨的婦女運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80、279頁。

17鄧穎超：《在全國土地會議上關于婦女問題的發言》（1947年8月26日），《解放的限界——中國共產黨的婦女運動》，張文燦著，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81頁。

182627282930313233343536周立波：《暴風驟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年版，第301、281、282、302-305、388-391、391、392、393-395、395-396、390、329、331頁。

19康鐵：《見證當年暴風驟雨般的土改運動》（下），《黑龍江史志》2011年第2期。

20康克清：《康克清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版，第384頁。

21《中共中央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1946年5月4日），《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件選編（1945—1949）》，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頁。

22《中國土地法大綱》（中國共產黨全國土地會議1947年9月13日通過），《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件選編（1945—1949）》，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87頁。

23《劉少奇關于土地會議各地匯報情形及今后意見的報告》（1947年8月4日），《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件選編（1945—1949）》，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72頁。

24江衛社 ：《政策的回應與藝術的選擇》，《寧夏大學學報》2003年第2期。

37楊金國、趙樹人：《中共淇縣歷史第一卷（1925—1949）》，1997年版，第264頁。

38《南荒組織地主婦女紡織》，《新華日報》1947年4月15日，《中共林縣黨史資料》（第9輯），中共林縣縣委黨史資料征編委員會辦公室編，1990年版，第262頁。

39任弼時：《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件選編（1945—1949）》，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16頁。

[作者單位：西安外國語大學中文學院，延安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