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口秀”余華
多年以來我一直有一個謎,當余華在黎明時分入眠,在下午或者傍晚時分醒來的時候,他對于時間的感受是不是太過暗黑了。他不眠的長夜中,除了星光,咖啡,NBA,還有什么,我始終不清楚,當然也不好問,比如他的寫作和閱讀,是在什么時候?估計是在后半夜。這種情境大概是保有他自我的神秘感、與世界的一點距離,以及對世界的獨特的想象方式的一種原因吧。
1 他變成了一個慈祥的人
現在他邁著他輕快的步子,走入了校園。一個女生跑來對我說,“老師,我剛剛見到余華老師了,他穿得非常‘man’,笑瞇瞇的,說話特別幽默,我好喜歡啊。”
果然,余華笑瞇瞇地走來了。自此他進入北師大的校園,由一個永遠不上班的作家,變成了一名老師。他真的變了,待人接物的方式變了,變得沒有那么剛硬,沒那么冷了。他的那張素來以酷為標識的臉,現在已經變得笑容可掬了。
他變成了一個慈祥的人。
可他原來卻不是這樣子的。最初,在他還屬于“駐校作家”的時候,我給他強行分配了兩個碩士研究生,讓他作為“作家導師”給些指導。他是急赤白臉地罵人的,說自己堅決不帶學生。可是僅僅三兩年過去,當他真正調入北師大的時候,他又一下子變成了“模范導師”。你現在要是說他的學生半個不字,他馬上翻臉不認人。
之前我無法,便常用“模范導師”蘇童的正面例子來激勵他,因為蘇童教授一向是和風細雨,常常給予他的學生以耐心和精細指導的。幾個經他歷練的學生,大概都已成熟了,變成了嶄露頭角的90后作家。但那時他總是嗤之以鼻,拿蘇童和我一塊兒不屑的。如今,他每次見到蘇童,三句話便開始談他的學生,并且說,蘇童,原來張清華讓我學你,現在該輪到你向我學習了,我現在是模范導師了。
蘇童便只有抿著嘴笑了,余華則咧開嘴笑,笑得特別開心,特別像個導師的樣子。
2 他說:“幽默一下也不行?”
余華來北師大有個前緣,和莫言一樣,他曾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入了北師大與魯迅文學院合辦的作家研究生班。當時是著名教育家、北師大的老一代學者童慶炳先生在主持這個事兒。童老師那會兒喜歡這些人,便把他們都收入了自己名下。我曾問莫言,你的導師是誰,他說童老師;我問余華,你導師是誰,他說童老師;我問遲子建、劉震云,他們都說童老師。于是我便暗暗佩服,老爺子就是厲害,何以有這樣的遠見,把這些沒辦法教的人都一股腦地收進了北師大,收進了自己的帳中。
但余華原先不肯承認他出身北師大,還在會上大聲嚷嚷自己是“野雞班”的,我便制止他說,你自己“謙虛”不要緊,可別代別人也謙虛了。他又說,“我的碩士論文都是童老師幫我寫的。”童老師那時還健在,馬上嚴肅地說,“可不是這么回事,我只是提了點修改意見而已。”
后來吃飯的時候,我捅了他一下,說,你以后在公開場合,可不能再說這種話,這可是不符合學術規范的事兒,會讓人家抓辮子的。他便說,幽默一下也不行?在別處我還說我是初中畢業呢。我說,你那是要把自己傳奇化嘛。
他兩杯酒下肚,臉就會紅得像關公似的,聲音比誰都大,話也就比誰都多。
學生們都喜歡聽他“拔牙”的故事,以前他有時會講一下,教室里會哄堂大笑。但這些年很少有人再說了,自從他的《兄弟》中出現了一個叫做“余拔牙”的人物,反而沒有人再提了。直到前不久,賈樟柯的《一直游到海水變藍》上映,不知道這節故事的年輕人,才搞明白了,他們喜歡的余華老師,原來還干過這行當。
當然,他們更喜歡的是,余華老師在屏幕上,一個標準的“脫口秀”演員的樣子,口才真是太好了。
3 他真的不是一般人兒
顯然,余華受歡迎的原因是多樣的。人可愛也是一個方面,他永遠有童心和本色的一面,接地氣,好玩兒。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作品厲害。我早年喜歡他,是因為每讀一次就有新收獲,幾次細讀下來才發現,他早期那些繁難的作品都是有原型有來歷的,經得起細讀的。《世事如煙》讀幾遍才會有個大概的認識;《往事與刑罰》讀了以后會暗暗震驚,這怎么可能是一個中國作家,一個那么年輕的人,在80年代就寫出來的東西呢?
甚至《兩個人的歷史》,這篇只有兩千來字的小說,幾乎可以看作是一部微型的長篇,它居然處理了將近七十年的歷史,讓人讀之有萬千感慨。
更不要說《死亡敘述》《難逃劫數》《鮮血梅花》《此文獻給少女楊柳》……那些作品,每一次在課堂上講到,我也都會暗自驚訝,余華真的不是一般人兒,人家在二十多歲的時候,就已經站到了一個作家創造力與思考力的巔峰。
但所謂的“先鋒”,并不總是在一個方向,后來的余華在三十五歲以前,又寫出了《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
從一個極繁難的作家,搖身變成了一個極平易的作家,創造了兩個奇跡。這就像是西班牙的大畫家畢加索一樣,早年是畫出了《古典石膏像寫生》那樣酷斃寫實的東西,后來又畫了《格爾尼卡》,以致后期的“純粹色塊”那類作品。如果沒有早年的寫實作為互文參照,誰也不會承認他的純粹色塊的意義與合法性。
有一次我忽然想起,讀大學時,有位前輩學者講到,趙樹理是“用四百個漢字寫作的”,意思是,他用了最樸素和最簡約的敘事,擴展了文學最大的讀者邊界。而我由此推及余華,覺得他的《許三觀賣血記》也是這樣的作品,因為小學生可以讀懂它,粗通文墨的老人家也可以讀懂它,學了一兩年漢語的留學生,也完全可以讀懂它,那么它就是一部了不起的文學作品了。我遂把這個想法告訴了他,并武斷地說,你應該也是用四百個漢字寫作的作家,所以,你是“人民的作家”了。
后來,余華在美國有個演講,他忽然打越洋電話過來,問我,你說我是用四百個漢字寫作的作家,這事靠譜嗎?我說,那我得查一下哦。他說,你快一點,我在這里想說說這個話題,又沒有把握。
我立馬求助于我的一個學生,她從網上下載了一個統計軟件,很快得出了結論。統計結果讓我吃了一驚,居然是有1400多個漢字。我把這個結果告訴了余華,我聽出他在電話里略略有些失望,哦,居然有那么多?
我馬上說,這也不錯了,也幾乎創造了奇跡,《許三觀賣血記》毫無疑問是你用字量最小的一部小說,但也是藝術上最完美的一部小說。
“毫無疑問,你仍然是人民的作家。”我說。
4 他還是一個大孝子
余華還是個孝子。最近的兩三年,在疫情開始之前,他年邁的父親一度病重,他很悲觀地告訴我,他要回杭州待一段時間,陪一陪老父親。后來,他從上海打電話來,說老父親已經到了上海的瑞金醫院,而且幸運的是,醫護人員把他的父親從死亡的邊緣上救了回來。巧的是,他們是他的讀者。
這個過程非常漫長,余華的情緒也從低谷里又爬了上來,他興奮地講起他父親起死回生的過程,我聽出來一個真孝子的那種興奮,他是在為自己感到幸運和自豪,幸運的是通過寫作,他獲得了那么多忠實的讀者,這也反過來惠及了他的父親;自豪的是,他因為是一個作家,而有了做孝子的不一樣的資本。
我終于知道,《文城》這部小說為什么會有“話風大變”的不同了。眾多的原因中,一定有一個在冥冥之中起作用,那就是他在將近人生的花甲之年,挽留住了幾乎不可能再活回來的父親,這是上天給他的一個機會,一次恩惠,他的寫作沒法不多了一份溫暖,一份令人感動的溫情。
而且余華常常與我強調他一半的山東血統,他父系一方的血緣,是來自山東高唐。“我的身上一半流著山東的血,一半流著浙江的血”,他很自豪地說。
是的,他就像畢加索——一半可以畫得非常具象,一半也可以畫得無比抽象一樣,可以把作品寫得無限繁難,也可以嘗試將之寫得無限平易;可以寫得無比冷酷,也可以無比溫情泛濫;他是一個永遠的先鋒派,也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人民的作家”。
記得他在2014年春,作為“駐校作家”入駐北師大的時候,他的答謝詞中的最后一句是,“說一句可能被認為是矯情的話,我永遠不會放棄對真理的追求”。
我想,這就是那個喜歡直來直去的,那個本色得一塌糊涂的余華,內心當中一塊鐵,一個不會因環境與溫度而發生變化的靈魂的硬塊。他因此而有著多面性中不變的東西,有著兩極之間不斷的擺蕩,有著屬于他的那種迷人的張力與魅力。
他因此而不斷地出離,也不斷地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