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中國當代文學”未正式命名之前，1950年代通常使用“新中國文學”（或“新中國的文藝”“新中國的人民的文藝”）這一表述（周揚在報告或講話中有時出現“今天的中國的文學藝術”這樣隨意的說法），這是“中國當代文學”最初建構時的一個特點。

新的人民的文藝始于解放區的“偉大的開始”[1]。關于“新中國文學”與解放區文學的關系，周揚在1942年《藝術教育的改造問題》中說：“毛澤東同志指示我們，文藝應為大眾，這就是新文藝運動的根本方針，在戰爭和農村，以及國內政治環境的種種限制之下要堅持這個方針，在戰后和平建國回到大都市的新環境之下仍然要，而且更要堅持這個方針。所以我們今天在根據地所實行的，基本上就是明天要在全國實行的。為今天的根據地，就正是為明天的全中國。”[2]周揚既明確了堅持“方針”的重要性，更直截了當地指出“今天”與“明天”的關系，這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最早清晰地將“新中國文學”與“解放區文學”關聯起來的論述。在第一次文代會召開后，這樣的關聯規定了“新中國文學”的“方向”。在這個意義上，我想使用“擴大的解放區文學”這一概念，“新中國文學”的發生在制度設計者那里以及此后很長一個時期的實踐，便是“解放區文學”之“擴大”。到1956年上半年，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一個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從此在中國建立起來，“新中國文學”的“社會主義性質”得以確定。

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中，周揚《新的人民的文藝》是不斷被征引的重要文獻。這個報告不只是論證了解放區文藝何以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藝，更重要的是重申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規定的、解放區文藝工作者自覺地堅決地實踐的方向，是“新中國的文藝的方向”[3]。這里的“新中國”的“文藝”，在文學這個門類就是我們后來命名的“中國當代文學”（也有一些研究者使用“新中國文學”）。周揚認為：解放區文藝的“全部經驗證明了這個方向的完全正確”，“深信除此之外再也沒有第二個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錯誤的方向。”[4]這是中國當代文學發生過程中最為根本的設計。此后的各種文學運動都是為了糾正和清理可能或已經出現的“錯誤的方向”或者以為是“錯誤”的因素。

周揚的報告重點是講解放區文藝，解放區文藝當然在廣義的“五四”新文學傳統之內，但在對解放區文藝的闡釋中，實際上將解放區文藝和“五四”新文學的其他傳統區別開來了。在以下這段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周揚對“五四”新文學傳統的選擇重點：“‘五四’以來，以魯迅為首的一切進步的革命的文藝工作者，為文藝與現實結合，與廣大群眾結合，曾做了不少苦心的探索和努力。在解放區，由于得到毛澤東同志正確的直接的指導，由于人民軍隊與人民政權的扶植，以及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改革的配合，革命文藝已經開始真正與廣大工農兵群眾相結合。先驅者們的理想開始實現了。自然這僅僅是開始，卻是偉大的開始。”[5]在這里，歷史的脈絡是，解放區文藝實現了魯迅為首的革命文藝工作的理想，作為偉大的開始又規定了新中國文藝的方向。

1930年代以后，左翼批評家對“新文學”解釋的側重點開始發生變化，除了從民族傳統解釋新文學的源流外，與此緊密關聯的是“文藝應為大眾”成為特別重要的準則。在談及“今天”與“明天”的同一個段落里，周揚還如此說：“從新文藝的歷史來看，新文藝雖是從‘五四’以來一直向著大眾的，但和大眾相結合的程度卻仍然是非常之微弱。除開許多別的原因，新文藝本身有一個致命的缺點，它缺乏著‘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新鮮活潑的中國作風，中國氣派’，這個主觀原因是很重要的。中國資產階級在文化上沒有，也不可能有何等的創造力，因此沒有能夠為后來者的我們打下自己的民族的民主文化的深厚根基；他們硬搬外國的毛病倒傳給了我們；教條主義、宗派主義與洋八股的毛病，我們是害得很深的，我寫作自己就痛徹地感覺著。‘五四’以來的新文藝，特別是左翼十年中的革命文藝的傳統，我們必須繼承，離開它，我們便失掉了立腳點。但這個傳統中也混雜了那些不好的東西，我們卻必須拋棄。”[6]那些讓周揚“痛徹”的“不好的東西”，如教條主義、宗派主義也延續到當代文學史的幾個階段。即便是1980年代文學已經進入“新時期”，但一些紛爭仍然與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有關。1942年，周揚《關于“五四”文學的二三零感》也在這個層面上談論了“五四”新文學：“文學革命是在謀文學和大眾相結合的目標之下實行的。第一是提倡了白話，宣布了文言為‘死文學’，相當地吸收了民間話語和方言，使文學與大眾之間的距離縮短了一大步；第二是創作的視野伸展到了平民的世界，對于下層民眾的生活和命運給予了某種程度的關心；第三是‘五四’以來新文學最優秀的代表向大眾立場的移行。”[7]因此，周揚得出的結論是：“新文學在其基本趨勢上是向著大眾的。” 解放區文藝克服新文學以及革命文藝的不足而取得的成就，周揚在《新的人民的文藝》中，從“新的主題，新的人物，新的語言、形式”“舊劇的改革”等幾個方面加以總結，又在方向的規定下對新中國的人民文藝提出了四項任務：“為提高作品的思想性、藝術性而奮斗，創造無愧于偉大的中國人民革命時代的作品”“仍然普及第一，不要忘記農村”“有計劃有步驟地改革舊劇及一切封建文藝”和“建立科學的文藝批評，加強文藝工作的具體領導”等。

周揚在第一次文代會的報告中使用的是“新中國文藝”和“新中國的人民的文藝”這樣的概念和表述，尚未使用“社會主義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學”。我們知道，很長一段時間內，周揚全力倡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社會主義文學”尚未作為建設目標時，或者是在1950年代討論“社會主義文學”時，周揚通常是側重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1942年周揚在《藝術教育的改造問題》中援引1934年《蘇聯作家同盟規約》關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說明之后說：“不用說，我們今天的藝術不是社會主義的，也不是蘇維埃的，但是上面的兩段說明卻完全燭照出了我們理論的錯誤，簡明而且正確地解決了藝術與政治，藝術性與革命性，提高與普及等等問題。”[8]關于“今天的藝術不是社會主義的，也不是蘇維埃的”觀點，是針對當時藝術教育方針爭論而言的：“他們中間有的說，我們的教育方針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方針，難道說新民主主義也有錯誤嗎？不錯，我們實施的是新民主主義的藝術教育，但是今天的問題并不是我們應實行新民主主義藝術教育呢，還是實行社會主義的藝術教育。這是不成為問題的。新民主主義規定了‘五四’以來新文化的性質，現在的新文化還沒有超出這個新民主主義的階段。”[9]1950年3月，周揚燕京大學演講《怎樣批判舊文學》談到“五四”時，強調了“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新文化和五四運動分不開，從‘五四’起，才有新文學。‘五四’時期深刻接受了西洋的民主主義，社會主義思想；嚴格地批判了封建文化，封建文藝；反對文言文、四六體，斥桐城派古文為妖孽，反對舊戲曲；介紹進來大批的現代小說、話劇、自由詩。五四運動憑借西洋的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武器，來反對封建文化，封建文藝，是完全正確的。”[10]在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周揚的論述雖然有些變化，但整體上沒有超越歷史階段。1951年5月，周揚在中央文學研究所的講演《堅決貫徹毛澤東文藝路線》中，還用了“統一戰線”的提法：“今天中國的文學藝術是統一戰線的，它包括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各種不同思想和和傾向，但必須以工人階級的思想、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的方針。”[11]還是這一年的5月，周揚《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宣傳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中講了四個問題，重點講了加強文藝工作的黨的領導和加強文藝的普及工作。如果說后來的文學史研究中有學者提出的“一體化”概括能夠成立，那就有“一體化”之前的“過渡狀態”。

五十年代初期的中國文學，在周揚看來是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文學并存的狀態。1952年12月號的蘇聯文學雜志《旗幟》刊發了周揚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中國文學的前進道路》，1953年1月11日《人民日報》轉載了此文。周揚認為：“目前中國文學，就整個說來，還不完全是社會主義文學，而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指導之下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文學。”[12]他援引了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的論述：“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由于其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緣故，就都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我們在政治上經濟上有社會主義的因素，反映到我們的國民文化也有社會主義的因素。”這樣的思路，一方面強調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社會主義因素”，一方面判斷“目前的中國文學”“還不完全是社會主義的文學”。用周揚另一篇報告中的說法是“走向社會主義”“我們不能把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機械地劃一個界線，而要我們的國家走向社會主義社會，基本問題是工業化問題。”[13]按照政治、經濟、文化相互關系的經典論述，周揚對他之前說到的“今天中國的文學藝術是統一戰線”的判斷做了進一步的闡釋，突出了“統一戰線”內部的“斗爭”：“自然，中國要變為社會主義的社會，還不需要經過一個相當的過程。雖然社會主義經濟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并正在以可驚的速度發展著，但在廣大范圍內，中國目前仍可以說是一個小生產者的國家。在中國還有資產階級存在，這種情況反映到文學上，就是文學中資產階級、特別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廣泛影響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者對于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影響的強烈斗爭。”[14]這一闡釋解釋了當時和此后一些文學事件產生的原因。

兩種文學的“并存”在消長中發生變化。1953年9月第二次文代會召開，周揚在報告中對第一次文代會召開后整整四年的文學做了這樣的估價：“新的人民的文學藝術基本上代替了舊的、腐朽的、落后的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整個說來，新的文學藝術創作還是貧弱的。”[15]關于“社會主義”與“新中國文學”的關系，周揚報告的提法是：“為滿足群眾的日益增長的文化需要，創造優秀的、真實的文學藝術作品，用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崇高思想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向著社會主義前進，這就是文學藝術工作方面的莊嚴的任務。”[16]隨著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加速與深入，在人民生活中社會主義因素在迅速增長并起著決定性作用。1954年5月周揚《在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發言》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新文學”概念：“……所以創造社會主義新文學、新藝術是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的一個極其重要的部分。所以文化工作是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一個重要方面。”因為是“過渡時期”，從之前的用社會主義思想教育人到現在命名社會主義新文學，周揚用斟酌的口吻接著說：“我們認為這樣講時候適當的。”[17]在這個發言的結尾，周揚又用了“社會主義文藝”這一概念。發言的第三部分是講黨如何領導文藝工作，和他《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中加強文藝工作的黨的領導相一致。

1956年3月，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會議（擴大）召開，這次會議的任務就是正式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文學。茅盾在《開幕詞》中說：“我們希望這次會議能夠對兩年多來的思想斗爭做出總結，同時對和這時期的文學發展作全面而深刻的分析，肯定成績，指出缺點，反對保守思想，使得我們的社會主義文學事業能以更加充沛的活力向前進展。”[18]周揚在會議上的報告《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任務》認為：“我國生活中正發生這從基礎到上層建筑的一連串的變化，其中最深刻的一個變化，是人的變化。人民在改造生活的斗爭中同時改造自己。”周揚將這種變化看成是“新的社會主義個性形成的過程”，文藝的使命，“就正是要反映人民改造的斗爭和建設新生活的熱情，培養新的社會主義的個性”[19]。特別重要的是，這次會議通過了《中國作家協會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的工作綱要》，這個綱要作為工作依據和奮斗目標，全面完成了文學制度的設計。這次會議還作出了成立中國作協書記處的決議。工作綱要涉及文學發展創作、文學理論研究和文學批評、培養青年作家、發展各兄弟民族的文學、國際文學交流、編輯出版和作家協會的工作等七個方面，對1956年至1957年文學作了全面系統的規劃，后來命名的“中國當代文學”因為這份工作綱要而完成了最初的制度建構。

確實如費孝通所感受到的那樣，“早春”到來了。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總結講話中，專門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為八個問題中的第五個提了出來。1956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黨的工作重點轉向社會主義建設。大會提出，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國內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而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對中國階級關系和國內主要矛盾變化的正確判斷，對“新中國文學”產生了深刻影響。

1959年，在新中國成立十周年時，時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的邵荃麟發表了《文學十年歷程》。如果說《新的人民的文藝》論述了新中國文學的方向，那么《文學十年歷程》則在十年實踐的基礎上呈現了在這個方向中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發展”的結果則是從“新民主主義文學”到“社會主義文學”。邵荃麟將十年來的文學定性為“年輕的社會主義文學”，論述的核心概念則是“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文學”，從而區別于“新民主主義”和“新民主主義文學”。也正是在這個“變化”和“發展”過程中，對“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學”的認識決定了“中國當代文學”的最初建構和論述特征。這篇文章可以說是《新的人民的文藝》的答卷。邵荃麟這篇文章之重要不僅與他的身份有關，還在于這篇文章建構了我們后來稱為“中國當代文學史”的論述框架。不夸張地說，1960年代以后出現的當代文學史著作是以此為基礎的鋪展，我們需要在“學科史”或“學術史”的層面上重新認識這篇文章的重要意義。

邵荃麟首先將“和群眾最廣泛地聯系的文學”作為文學十年的重要成就，其次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發展、群眾創作運動的高漲和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多民族文學的共同繁榮等。邵荃麟還以相當的篇幅論述了文學十年的基本經驗：沒有思想斗爭，文學不能前進；作家與群眾相結合是實踐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基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推陳出新是我國社會主義文學發展的基本途徑。在概述文學十年歷程時，邵荃麟以“十年來文學巨大的變化和發展”為題，其中的“變化和發展”應該是審視后的措辭。“變化”是之于新民主主義文藝（新文藝）而言的，邵荃麟使用了“革命民主主義文學”這樣的表述，對文學十年的淵源作了更詳盡的論述：“這年輕的社會主義文學是繼承過去三十年革命民主主義文學而發展過來的，我國革命民主主義文學，一開始就由無產階級所領導，因此在當時的文學中，就已經包含著社會主義思想的主導因素。三十年來黨領導下的革命文學運動的豐富經驗、偉大的魯迅傳統、國際社會主義文學的影響以及在那個階段中就逐漸形成的無產階級文學隊伍，都為現階段的社會主義文學準備了充分的條件；特別是1942年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我國社會主義文藝奠定了卓越的理論基礎，指出了為工農兵服務的實踐方向。社會主義文學在前一階段的末期中已經孕育成熟了，當革命一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它就立刻以一種生氣勃勃的姿態，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量。”[20]邵荃麟的文章統計了一組新文學出版的數據“十年來，我們出版的新文學讀物，從1950年的156種增加到1958年的2600種，為1950年的16.66倍；發行數從1950年的214700冊增加到1958年的39364094冊，為1950年的18.51倍”[21]。他對比了這十年和現代文學三十年后得出的結論是：“十年來我國文學，無論從內容和形式上，從文學運動的規模上，從文學對于人民群眾所產生的影響和作用上，都有了極其巨大的變化；其進步的速度是超過以前的三十年的。”[22]

正是由于出現了這種變化和發展，“中國當代文學”才得以命名并逐漸相對獨立而成為一門學科。從周揚到邵荃麟，關于方向、方針、領導、性質、任務、成就和經驗的論述，既是對當代文學的建構，也是關于當代文學的論述。這些最初的建構和論述，成為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和寫作的框架、脈絡和基本理論。“新文學”也因此被“現代文學”替代。直到八十年代以后，“當代文學”被納入到“新文學”框架中加以研究，這個時候的“新文學”已經不是“現代文學”的新文學，對以魯迅為首的一切進步的革命的文藝也做了新的闡釋。這就出現了“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相互定義的問題。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

注釋：

[1]“偉大的開始”是周揚《新的人民的文藝》第一部分的標題。

[2][6][8][9]周揚：《藝術教育的改造問題》，《周揚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411頁、401-411頁、418-419頁、407-408頁。

[3][4][5]周揚：《新的人民的文藝》，《周揚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513頁、513頁、512-513頁。

[7]周揚：《關于“五四”文學的二三零感》，《周揚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319-320頁。

[10]周揚：《怎樣批判舊文學》，《周揚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1頁。

[11]周揚：《堅決貫徹毛澤東文藝路線》，《周揚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63頁。

[12][14]周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中國文學前進的道路》，《周揚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86頁、187-188頁。

[13]周揚：《在全國第一屆電影劇創會議上關于學習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問題的報告》，《周揚文集》（第二卷），第194頁。在這篇報告中，周揚再次作出判斷：“中國的實際狀況，就是在今天，中國不是社會主義社會，而是在建設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我們國家的基本情況就是這樣。社會主義的因素在我們國家的生活中，在人民的生活中起決定作用的，是一天一天增大的。不能設想若干年以后，中國來一個突變，成為社會主義社會，而是社會主義因素在今天增加著。”第193頁。

[15][16]周揚：《為創作更多的優秀的文藝作品而奮斗》，《周揚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35-239頁、234頁。

[17]周揚：《在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發言》，《周揚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83頁。

[18]茅盾：《開幕詞》，《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議（擴大）報告、發言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2頁。

[19]周揚：《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任務》，《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議（擴大）報告、發言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4頁。

[20][21][22]邵荃麟：《文學十年歷程》，《文藝報》1959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