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初為人母，對女性意味著什么？在我們的社會文化中，作為女性和母親意味著什么？生育，不僅是自然事件，更被我們的文化所定義。

英國社會學家安·奧克利以犀利的眼光與一個個追問，探討生育議題。她將被男權政治與專業人士所定義的“生育”的闡釋權，交還女性。1970年代，她采訪了66位女性，以她們的口述為主，記錄初為人母的真實感受。奧克利根據這些女性的真實故事，探討了包括懷孕的心路歷程、真實的分娩經歷、產后抑郁、養育日常、家庭中的勞動分工、經驗教訓等在內的話題。本文摘編自該書前言。

1974年，我開始從事一項聽起來還頗為高端的學術研究——“成為母親：初次分娩的社會和醫療問題”。研究計劃為期三年，樣本是初次懷孕的女性，主旨是希望揭露并闡明現代社會中成為母親會帶來的問題。

我對這一話題的興趣想來是源自我之前從事的“家庭主婦對家務所持的態度”的研究。我開始注意到，無論女性把家務事和其他工作分得再清，成為母親之后，她就自然而然也成了家庭主婦。50年前，甚至20年前，女性為了婚姻舍棄工作，現在她們在初次懷孕時依然要放棄工作。女性成為母親的時刻，正是她第一次意識到“在我們目前的社會中作為女性會意味著什么”這一完整現實。成為母親，隨之而來的是成堆的家務活——照顧孩子、保持孩子身體與衣服整潔、備上可口的飯菜。逐漸地，這些工作就與柴米油鹽醬醋茶不可分割。這是女人一生中的巨大危機，自此就沒有回頭路。自20世紀50年代起，關于性別平等理論在實際生活中如何發揮作用的例證不斷積累，其確切地展示了：女性在家庭之外可以獲得的工作機會，很受是否有小孩影響。這樣的例子很多。

由此，我選擇深入研究處于這一人生階段的女性，借助過來人的經驗捕捉、描述，并探索懷孕分娩。我對成為母親的每個方面都充滿了研究熱情：生活方式的改變——放棄工作，待業在家，與世隔絕或是結交新朋友；再到婚姻、母子關系、生產時的醫療管理帶來的影響等。我想表達的是，成為母親并不僅僅是某個女人的重要事件，更是全體女性歷史上的里程碑。

我是女權主義者、社會學者，也是孩子母親。在有孩子之前，我不算是女權主義者；我成為社會學學者，也是想從生孩子之后面臨的種種問題中逃脫出來。我的第一個孩子1967年出生，那時我22歲，已經本科畢業，做過各種小的研究，還寫了尚未發表的兩篇小說。我當時認為，成為母親是我作為女人的天職。兒子16個月大時，我的大女兒也出生了。兩個孩子都是那么可愛，他倆的到來，我喜悅之情難以言表。但接下來的日子就不可避免地被洗尿布、吃藥等煩心事罩上了陰霾，我意識到這不是我夢想的快樂家庭生活。我很沮喪，也很壓抑。我常常感覺很疲憊，且與世隔絕，我恨我丈夫如此自由自在，而我的人生仿佛到了頭。吃那些藥片并沒有讓我適應母親角色。20世紀60年代末，人們還不能接受女性公開表達自己的不滿。后來我終于醒悟（我都想不起來怎么明白過來的），或許我可以，也應該去做點別的事情。我開始投身于我的博士論文，和家庭主婦研究。幾乎同時，我在我的研究領域認識兩名女性，她們在建立一個女性自由的組織。加入她們之后，我開始明白，我個人的內心沖突，實際上是工業化現代社會所有女性繼承的共有遺產。

幾年之后，我才意識到生育本身的重要意義。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分娩過程中的醫療干預迅速發展，逐漸被公眾熟知。對家庭生活中諸多問題的研究，也愈發聚焦于早期母子關系上。基于常識，我覺得母職的開端是至關重要的，分娩會對日后整個母親生涯都有影響。閱讀有關生育的人類學記錄，并將其與工業化社會中的現實生育進行比較，我不由得感慨成為母親已然成了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啊！生孩子是一段醫療旅程。由于越來越少的人在自己成為父母之前接觸過分娩或者寶寶，這兩者已然成了謎。回顧過去，我可以看到這一切如何適用于我自己的案例。我所有的生產知識都來自書本，在我兒子出生之前，我幾乎沒見過，更別提抱過嬰兒了。我曾以為孩子是人類的快樂源泉，但我沒有意識到這得有一個大前提：首先你要將孩子哄開心了，而這可能意味著連續幾個月的不眠之夜和自顧不暇。我曾將生育想象成充滿強烈喜悅與成就感的時光，它將自動抵消徹骨疼痛。但當我回憶起初次生育時，那時的自己只是個情緒消極的病人，萎靡不振，孤單又恐懼，只覺得難逃宿命，全無掌控人生的成就感。他的降生不太像是我的成就，更像是其他人的。我一點也感受不到那種喜悅，嬰兒床里的小嬰兒更像是一個危險的陌生小人，而我看起來就像是維多利亞時代小說里面色蒼白的婦人，耗盡了最后一絲氣力，而我這還算是 “正常”的。幾個月過去，我還是不能完全理解之前所經歷的，我僅能指出的錯誤：不熟悉的人在陌生的環境中生活通常會面臨的問題，以及丈夫不能在旁看著孩子出生這個愚蠢規定。我生孩子時還沒意識到，與此同時，我擁有另一重身份——母親，因而在這樣一場我人生的重頭戲中，我并不是中心人物。兒子出生之后茁壯成長，但我過了好久才從我們的親密關系中消除他出生帶來的障礙。

我心里清楚自己不能再承受一次醫院分娩了——主要是作為孕婦會有的情緒，產科醫生根本就不能感同身受，他們只關心是否存在生命危險。我趕上了最后一波在家分娩的潮流，1968年，我在家里生下了一個女兒。與第一次分娩相比這只算是件小事，當時對我來說，在家分娩是極為正確的選擇。女兒剛生下來的時候，我也沒有立即滋生多大的愛意，但我很快和她建立了很舒服的關系，也沒有像第一次時那樣，因為要與她分離而感受到強烈的痛苦。

在做生育研究的同時有了孩子，這可以說是標準的社會學和醫學上的笑話。在早些年的研究中，我帶著一個秒表和一個筆記本追蹤一位醫生，他說“我打賭你還會再生一個孩子的，估計這項研究你也弄不完”。確實是個挑戰：女人沒法左手事業右手孩子，只能二者選一。生下女兒9年之后，我又生下了第三個孩子，當時形勢所迫，我只能在醫院進行生產。但那是我唯一一次全程沒有用藥物，完全依靠我的知識儲備和堅定信念的生育經歷，我感覺自己在“指點江山”，掌控全局。我從來沒有觀摩過一次自然分娩或是參加過放松課程（只因為我太懶惰）；但我也不得不承認（噩夢般的發現），生孩子真的很痛，這是事實。但也不至于過分痛苦，畢竟最終孩子的出生就是對母親莫大的安慰。

當然了，我個人的經歷并不能作為權威定義，生孩子的方式有很多。關鍵在于，不論一個社會學者聲稱自己多么 “科學”，學術研究課題都會與研究者的生活有著緊密聯系，個人的經歷也是著作和研究課題的靈感來源。顯然，我們可以為出一本書或是做一個課題尋找出各種各樣的其他理由，從而更容易通過委員會的審批，并出版作品，但這些理由并不能完全解釋它們為何存在。在這項研究過程中，曾經有段時間，我開始搞不清自己的角色——研究者、孕婦、母親、女權主義者、觀察員等。有時這會讓我很困擾，但也是件好事，因為這實際上表明：我們總是會人為地為自己設定界限。但事實上，人類經驗往往不像我們希望的那樣井井有條、區分清晰。

在我開始采訪懷孕媽媽之前，我在采集樣本的那家倫敦醫院做了6個月的觀察員。我想弄明白婦產科醫院中的流程，尤其是醫患之間的交流情況。本書使用的數據主要來自對66名第一胎預產期在1975—1976年的女性的采訪。因為當時逐漸不流行在家分娩，想要比較在家分娩和在醫院分娩不太現實，單是想要觀察在家分娩都很難實現。我選擇預約在同一家醫院分娩的女性作為樣本，這樣就不用再去比較不同醫院的操作，而這很可能會混淆研究的核心問題——我希望通過這個課題描繪出所有女性初為人母的經歷。

這些女性分娩時年齡在19—32歲。我希望觀察到社會上大多數女性的初次分娩情況。在英國，女性平均在25歲時有第一個孩子，在美國平均年齡則是22歲。樣本中的女性出生于英國、愛爾蘭、北美地區，我沒有選擇少數族群樣本，因為據已有研究顯示，不同文化群體對于生育的態度不同，光是比較這個，就足以單獨做另一項完整的研究了。以丈夫的職業作為劃分依據，根據常規的社會學指標，采訪中64%的女性是中產階級，36%是工人階級。若以女性自身的職業作為劃分依據，91%是中產階級，9%為工人階級。有2/3的“中產階級”母親處在社會層級Ⅲ非體力勞動的工作崗位，高于全國人口中中產階級比例。這也反映出那家醫院病人的人口模式。第一次訪談時，11%為未婚女性；直到上一次采訪，7%的女性仍未結婚。我認為沒有理由排除未婚母親，原因在于，1976年英國9%的嬰兒、1975年美國14%的嬰兒都是未婚媽媽所生。當我在接下來的幾章中提及“丈夫”“妻子”“婚姻”這類詞時，我知道可能會給未婚媽媽們帶來無形的傷害，但我真心希望她們能原諒我。

《初為人母》這本書描繪了20世紀70年代末，在一個工業化大城市中初為人母的體驗。本書從女性視角來談為人父母。也有一章從男性角度來談；書中也有男性對女性回答的評論補充。但主要還是采訪女性：女性在描述自己經歷時，父親/丈夫的角色在多數情況下作用是微乎其微的。最為關鍵的是，女性的身體、身份、生活方式上所發生的一切改變，父親或多或少有所參與、有所支持，但是他們并非處于核心位置。從這一角度或是其他來看，這本書立場強硬：它明確展現真實情況，而非人們所希望的那樣。

有些讀者可能會覺得本書對為人母的描述過于暗淡壓抑，并沒有真實記錄很多女性從生孩子、照顧孩子中獲得的滿足感。我也嘗試過展現更積極的一面，但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壞消息才是最好的消息：幸福因其單調枯燥從來不會上頭條。所以這樣來看，本書有意將這一圖景設計得暗黑一些。受訪中很多女性說，她們當時受到誤導，以為生孩子小菜一碟，生育就是鋪滿玫瑰的幸福溫床。她們覺得，如果對即將面臨的情況能有更清晰的認知，其實會更好。我圍繞這一結論構建了這本書，或許某種程度上放大了它，不過這樣才會更加令人印象深刻。這一洞察本身是真實的——是來自受訪者，并不是我隨意編造出來的，不過確實也說出了我1967年初為人母時的感受。

《初為人母》，[英]安·奧克利著，王瀛晨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