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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長篇小說的創作走向了盛大與豐富，也探入了其曲折與幽微，這既是時代精神的映射回響，又是敘事修辭的革故鼎新。地方書寫的推陳出新、革命歷史敘事的不斷接續、現實人生的隱喻象征等，拓開了現實的想象邊界；而隱秘內心的捕捉、情感倫理的透視，凸顯出心理人性的縱深開掘，表征并析解著當代人的精神巖層。縱使阻隔與裂變，世界依舊轟隆向前，長篇小說的創作時而與之攜行，時而顧自前進，全面深切地描摹現實之形狀態勢，也于呼嘯前行的時代保持自我之鏡像疆界。

當代中國文學的地方性路徑，既是尋向精神的歸處，也作為想象的中介，更代表著創生新天地的方法。而如何將一種地方性的命題匯入整體的視閾之中，實踐總體性的宏大思考，這是一個難題，亦是不可回避的命題，否則最終仍將走向瑣屑和分裂。由是不得不提到林白的長篇小說《北流》。北流地處亞熱帶的南方以南，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邊陲小鎮，小說不僅要回到北流——此為現實的返鄉，更是語言及其所形塑的象征意義的回歸——也試圖真正走出北流，從地方向無遠弗屆的自然與世界奔“流”。值得注意的是，小說真正具備了寫作的方言思維，也即方言成為其理解、闡釋并創造可能世界的重要媒介。楊慶祥在《新南方寫作：主體、版圖與漢語書寫的主權》中指出，“新南方”是具有不確定性和異質性的文學/文化地理概念，與其他地域形成互文性的張力。《北流》中自成一體的方言敘事，能夠在小說中形塑修辭與敘事的調性，其中不僅促成了風格的流變，還隱含獨特的個體理解和精神倫理。質言之，林白的《北流》中呈現出來的植物與自然、方言與話語、地方與世界，已不是既往那種簡單的地域書寫形態，而是以此注疏歷史及人心的“流”動，是要為彼一時間和此一時代、下一個別樣與異質的注腳。

林棹的《潮汐圖》以奇幻書寫與海洋敘事，形成了新南方寫作的異質性嘗試，其中聲色俱在的書寫，不乏世故人情和世俗人間的五色神迷、眾聲喧嘩，又如航船在大洋中漂流激蕩，描繪出一幅魚龍混雜而又氣勢磅礴的新世界主義圖景。小說以一種顛覆性的視角去觀“看”船艙、海洋及水岸之上。方言思維嚴嚴實實地包裹著整個小說的敘述，電光火石中的天馬行空，仿佛在桅桿上經歷語言的風暴。別具一格的敘事者在一個平行而時有交匯的世界中吞吐萬物，并于焉構筑批判性的眼光及視野，形成他釋與自闡的互文形態，如鏈鎖般串聯萬物，貫穿物世和人世。

陳繼明的《平安批》也代表著地方性敘事的延伸形態，故事圍繞潮汕人下南洋的百年滄桑，通過“平安批”——一種特別的家書——在主人公鄭夢梅等愛國華僑身上的百年流轉，凸顯了歷史激蕩下一代人的家國情懷，同時也意味著文化傳統在現代中國的轉圜與新變。此外，小說更是啟示出，在當代中國以至世界的文化語境中，如何探討全球文化的認同及其走向，其中包孕著中國文化自身存續的宏大命題，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之間不是截然分隔的，而是彼此參照與相互補充，在不同的闡釋序列和話語渠道中，克服自我/他者以求融通的過程。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平安批》作為獻禮之作，開創出了新的敘述空間。而朱秀梅的《遠去的白馬》寫的是東北解放戰爭時期及之后的軍隊戰士身上顯露的英雄主義與奉獻精神，塑造了樸質而飽滿的女性軍人形象趙秀英，將以她為代表的人民軍隊的犧牲與偉大和盤托出，他/她們以大無畏的斗爭精神從革命戰爭中走來，又在和平年代毫不徇私為己，如作者所言：“歸根到底，我還是為了我們這個時代——不是為了她和他們的那個時代——寫下了這樣一本書。”在驅策奔馳的軍中“白馬”那里，一邊是傳之久遠的愛國情懷，一邊是現實主義的凡俗人間，他/她們以自身的勇毅堅定，照亮了無盡的昏暗與渾濁，遠去的白馬重現當下，亦將澤被未來。不僅如此，建黨百年之際諸多的長篇主題創作，都不斷豐富著革命文藝的敘事譜系。

朱秀海有著四十余年的軍旅生涯，對中國人民革命的戰斗歷史了如指掌，而陳彥則深諳舞臺藝術，此前以《主角》《裝臺》蜚聲文壇。2021年，作為“舞臺三部曲”收官之作的長篇小說《喜劇》，既是對于現實人生的書寫，同時也是立于藝術本體的文化反思。小說圍繞著賀家父子演藝生涯的起伏跌宕，尤其在父親賀少天辭世后，賀加貝與賀火炬兄弟倆分道揚鑣，演繹出喜劇的兩重人生，同時也是文化延續的不同路徑。小說寫盡了丑角的喜怒悲歡，其中既有流俗的一路，也有堅守的脈絡，最終在時間和生命的灌注中見出了分曉。正如陳彥所言：“我想寫一寫我們這個民族的文化里，到底應該堅守什么，哪些需要反思。”因而，小說中的“丑角”事實上不僅是指向某一個體或群體，而是形成了總體性的象喻，甚而映照整個民族的文化處境與出路。

與《喜劇》相對，魯敏的《金色河流》也流露出了強烈的反思意識，小說敘寫民營企業家穆有衡在病榻中如何處理遺產，以及圍繞此生成的回憶和現實，通過作為父輩的有總及其子嗣和周遭人等，托出對金錢與物質的省思；小說重要之處不僅在于遺產的分配，更有關如何處置改革開放四十年所遺存下來的精神價值及倫理觀念。羅偉章的《誰在敲門》，同樣牽涉到父輩及其精神延續，與《金色河流》形成鄉土與城市的兩極，“敲門”既是開端，也可以是終結，萬物自然皆如是，父親之死封閉了一種生命的存續，也揭示出一代人甚至是整個鄉土世界的命門。凡一平的《頂牛爺百歲史》延續了作者一直以來對家鄉上嶺村的書寫，小說將鄉土世界的快意恩仇演繹到了一種極致，人物在生命沉浮曲折里始終保持性情的純粹，在披荊斬棘中看盡善惡仍守護精神的質地，可以說，小說在頂牛爺的年歲長壽及其品格永存之間，形成了深刻的互文。

東西的《回響》鋪設了兩條線索，奇數章寫警察冉咚咚偵破大坑兇殺案，偶數章寫冉咚咚與丈夫慕達夫之間的情感現實。吳義勤將之視為一部“心理現實主義”小說，其意義不僅在于實現對當代主體的內在洞察，更在于詢喚情感心理的真切回響。不得不說，《回響》這部長篇突破了東西以往的慣性表達，密集地表述當下情感生活及精神心理，對我們正在經歷的現實困境甚至人生痛楚加以關切。其中對于人物的心理縱深的開掘，事實上是為了提供一種深刻、完整而真切的鏡鑒，能夠讓人真正地去發現那個隱藏著的或容易被遮蔽的自己，那是一個真實的與真誠的自我，如果沒有這一切，那么情感的生活再喧囂亦皆為虛妄，容易走向一戳即破的虛幻，這個過程也極易造成破滅或扭曲。也就是說，真正能夠“鏡”見自我并觀“照”他者的情感，且于焉打開自悟悟他的通路，方足以形成小說所喚求之“回響”。

蔡駿的《春夜》同樣具備懸疑色彩，而且與東西的《回響》相類似，試圖打通雅與俗之間的壁壘，在嚴肅文學和通俗文學之間架設通道，實現文體與修辭的革新。小說從20世紀初的1926年王若拙法國留學歸來，在上海創辦春申廠開始，講到2008年機械廠破產清算，圍繞兩重懸案展開：一個是尋覓攜款私逃的新廠長“三浦友和”的蹤跡，另一個是王建軍如何離奇身亡。在世紀末的頹唐與世紀初的曙光之間，塑造了“保爾·柯察金”“神探亨特”“冉阿讓”等工人形象，可以說，小說燭照一個群體的起落。不僅如此，其中還展現出了一種世界主義的現實圖景，上海春申機械廠的愛恨情仇，最終走向了一種精神的大融合，工人以各自的包容與寬恕，實現了群體的團結與回響。小說最后設置“重逢”一節，人物之間打通了死生的區隔，以完成想象性的和解。

余華的《文城》同樣將故事背景設置在20世紀初，在禮失求諸野的充滿文化猶疑的清末民初，思索文化的失落及衍變。林祥福一生找尋失落的愛人紀小美，最后被土匪張一斧所害，死前托孤顧益民；“文城補”部分則補敘了紀小美的經歷與心跡，也顯露出了小說的另一種視角。當然，小說不是簡單的控訴人性幽暗與軍閥混戰，同時也是精神的與文化的象征性探尋，又或許可以將其視為一種寓言式寫作。對于林祥福而言，這是一場情義的背負與行旅，也是關乎尋求自身精神意緒之延續的一種嘗試。林祥福既是在尋覓，也是證見和探詢，寄身其中的際遇代表著一種靈魂的苦行，是生命路徑里的阻滯抑或重生，在無數的寂寥冒險中延續某種可能性。不僅如此，小說中遙不可及的“文城”作為歷史的客體，在不斷被召喚出來的過程中，那些蒙塵的物質與時間逐漸“主體性”化，也由此參證新的人性/命運序列，在坍塌中探尋生命的生機及其所創造的情感/文化可能。

此外，閻連科的《中原》、張檸的《春山謠》、劉震云的《一日三秋》、李銳的《囚徒》、阿瑩的《長安》等，亦頗多可觀之處，限于篇幅，未及詳述。值得一提的是，這里談及的很多小說耐讀、好看，又有著嚴肅文學的人性與時代之思，成為當下長篇小說寫作的一種重要趨向。當然，雅俗之間并無根本性區隔，只有好小說與壞小說之分。無論是嚴肅文學類型化，還是類型文學嚴肅化，都指向當代中國文學雅俗的共賞與合流。當然，2021年亦有不少純然嚴肅的小說文本，探索的是修辭之義理及精神，知悉人間法度，感應自然天地。毋庸諱言，如若試圖由此探向開闊的現實與縱深的內部，需要的是構筑開放的文體觀念和價值辨知。

綜觀2021年長篇小說創作的狀況，一定程度上提示了當代中國文學重要的價值與方向，關鍵在于是否能夠探向深遠廣大的內外世界，這個過程不是敘事策略的形式翻新所能完成的，到底要切入時代與人性的肯綮之中，于文本肌理間滲透現實歷史的精神境況與文化圖景。宕開一處說，假若付諸更為宏大的訴求，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及后全球化大背景中已然凸露的種種現實障壁，則有待新的現實呼應與情感出口加以化解，這是建基于人類的共同需求之上的，追尋的是更為宏大的“回響”，在新的共同體意識中理解當代中國乃至世界的文化進路，由此沖決出浩蕩磅礴的境界，無論是走向開闊的現實還是探詢深層的心理，都是為了敲開一扇未來之門，那里眾聲喧嘩且一呼百應，那里森羅萬象而豁然坦蕩。

作者：曾攀，《南方文壇》雜志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