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者不懼:一個真實的王安石
《晚笑堂畫傳》中的王安石,清代畫家上官周繪制
千百年來,圍繞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及其變法而展開的爭論從未停止。近日,在上海圖書館“冬日里的上海書香”名家系列講座中,同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王安石傳》作者崔銘為讀者還原了一個歷史上真實的王安石。
“勇者”的本義,是果敢、膽大的人。在儒家文化經典中,勇者與智者、仁者一起,作為最高人格典范,被賦予了遠超本義的道德內涵。
“勇者不懼”是王安石最鮮明的品格。激流勇進,急流勇退,從容主動,一切盡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多維視角下的王安石
說到王安石,我們對他最初的印象,基本上都來自中小學課本:他是一位著名的文學家,詩詞文皆擅,既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又與歐陽修、梅堯臣、蘇軾、黃庭堅并稱為“宋詩五大家”,寫下過“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墻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等名句名篇。此外,他還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主持了歷史上著名的政治改革運動——“熙寧變法”。
清末民初,梁啟超曾作《王荊公》一書,這是一部有關王安石的傳記。其中寫道:“其德量汪然若千頃之陂,其氣節岳然若萬仞之壁,其學術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設施之事功,適應于時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傳諸今日莫之能廢……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不僅高度推崇王安石的品性節操、文化成就,而且對他在政治領域的改革給予了肯定。在梁啟超看來,王安石是一位完美無缺的偉大人物。
那么,與王安石同時代的北宋文人又是如何看待他的呢?好友曾鞏在寫給老師歐陽修的信中曾這樣推薦王安石:“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不可失也。先生倘言焉,進之于朝廷,其有補于天下。”這一評價也得到了歐陽修的認可,歐陽修曾說:“王安石德行文學,為眾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王安石去世后,司馬光這樣評價道:“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肯定其道德學問,指出其個性缺點,并否定其政治成就。蘇軾稱王安石“名高一時,學貫千載”,黃庭堅也表示:“余嘗熟觀其風度,真視富貴如浮云,不溺于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同樣是褒揚其人品學問,而對其政治功業不置一詞。值得注意的是,曾鞏、歐陽修、司馬光、蘇軾、黃庭堅等人,都是王安石變法的反對者。
北宋之后至清代中期,無論是官方正史還是文人私家撰述,對王安石變法都是全盤否定,王安石本人也因此遭到貶低。在古代一些通俗小說中,對王安石甚至進行攻擊和丑化。
從朝廷旗幟到亡國禍首
那么,對王安石的過度貶低究竟是如何發生的?讓我們來回顧一下北宋歷史以及王安石生前身后在政壇的起伏升沉。
王安石于慶歷二年(1042)步入仕途,這一年他22歲。此時,北宋積貧積弱之勢已經形成,社會危機日益加劇。慶歷三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主張革新的大臣,進行政治改革,史稱“慶歷新政”。但是,改革持續僅一年多就草草收場。隨后的二十多年,舊問題沒有解決,新問題不斷疊加,危機更加深重,人心思變,改革思潮風起云涌。在此期間,王安石歷任多地地方官,又先后輾轉朝廷多個部門,很快在政治、思想、學術、文學等諸多領域嶄露頭角。
宋神宗熙寧二年至熙寧九年(1069—1076),王安石先后擔任參知政事(副宰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主持改革。改革造成了士大夫群體的分裂,朝廷形成變法(新黨)與反變法(舊黨)兩派。在主政期間,王安石多次遭到反變法派彈劾。熙寧九年十月,王安石辭去相職,歸隱江寧(今江蘇南京)。但改革沒有停止,熙寧十年至元豐七年(1077—1084),宋神宗繼續推進改革。
元豐八年(1085),神宗去世,年僅10歲的哲宗繼位,高太后垂簾聽政,起用舊黨,廢除新法,停止改革。舊黨主持撰修《神宗實錄》,否定新法,但不能否定神宗,于是將變法之責歸于王安石一人。這個時期的基調正是司馬光定下的——肯定王安石的人品學問,但否定其政治思想。
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哲宗親政,改元紹圣,即繼承神宗朝施政方針,并重修《神宗實錄》,肯定新法。此后直到徽宗宣和年間(1119—1125),王安石始終被奉為朝廷旗幟,在政治、思想領域獲得高度推崇。
靖康之變后,北宋滅亡,南宋建立。宋高宗為開脫父兄亡國罪責,將王安石定性為亡國禍首,并再次重修《神宗實錄》。從此,王安石的政治、思想地位持續下降。
《神宗實錄》在南宋初定稿,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和政治立場,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歷史真相多有遮蔽和扭曲。由此造成現存文獻中變法派基本處于失語狀態。所以,承續南宋初定下的這個基調,元明清三代對王安石及其變法極盡貶低。
一位令人崇敬的勇者
我對王安石的興趣,始于1997年秋至1998年春夏。當時我和王水照先生合著《蘇軾傳》,王安石令我迷惑,又令我好奇。他和蘇軾是政敵,曾多次阻撓神宗重用蘇軾,但是晚年退居金陵,又與蘇軾有過非常密切的交往,彼此推崇,惺惺相惜。對我而言,王安石始終是一個未解之謎。
2014年到2020年,我系統地研讀了王安石文集及相關史料,并撰寫了《王安石傳》,對王安石的認識越來越深入。我認為,王安石是一位令人崇敬的勇者。
“勇者”的本義,是果敢、膽大的人。在儒家文化經典中,勇者與智者、仁者一起,作為最高人格典范,被賦予了遠超本義的道德內涵。具體到“勇者”,后世儒者也有諸多闡釋。概而言之,儒家文化經典中的“勇者”,應具備知羞恥、懂榮辱的道德尊嚴感,知行合一的行動力,安于貧賤憂戚的平常心以及獻身偉大事業的犧牲精神。
王安石的一生,始終閃耀著“勇者”的光芒。
15歲之前,王安石的人生理想和大多數讀書人一樣——以知識學問為工具,贏取功名利祿,就像宋真宗在《勸學詩》中所寫的“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
15歲之后,王安石讀了很多書,有了很多思考,在17歲那一年確立了新的人生理想,那就是:持己守正,修養德性,成圣成賢,進而濟世安邦。這是儒家所謂的“為己之學”,即通過知識、學問來實現自我德性的完善。
他勇于自我否定,跨出了“勇者”的第一步。
北宋中期的政治體制與官衙設置比前代更規范、更完備,在施政風格上崇尚老成持重,寬簡為政,不擾民。但也由此帶來一些弊端:各級機構互相掣肘,人浮于事,互相推諉;敷衍塞責,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安常習故,以含糊為寬厚,以因循為老成。在這種風氣之下,對勇于作為者,輕則譏刺謗議,重則打擊壓制。
但王安石不隨波逐流,從他所作《鄞縣經游記》一文,即可真切地了解他的工作狀態。那一年,他不到30歲,在鄞縣任知縣。這是他的一篇工作手記,其中記錄了他從慶歷七年十一月丁丑(初七)到戊子(十五)9天的調研經歷。這些天,他分別借宿在慈福院、廣利寺、旌教院、開善院、景德寺、資壽院等寺院里,吃的是素食。每天一早出發,有時半夜才回到廟里,一天往往走好幾個地方。“凡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已受事,而余遂歸云。”在9天時間里,他走遍了鄞縣下屬的14個鄉,工作作風真是非常扎實。
宋人邵伯溫在《邵氏聞見錄》里也記載了王安石治鄞縣的情況:“王荊公知明州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谷于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王安石主要做了幾件事情:第一是興建水利。第二是救濟災傷。宋朝設有常平倉,用于調節物價。豐年糧價低,官府以高于市場價收購糧食,儲備在常平倉中;災年糧食漲價時,再以低于市場價售賣給百姓。由于許多官員不作為,常平倉名存實亡,沒能發揮實際作用,一旦遭遇饑荒,貧窮人家往往不得不賒借高利貸,甚至賣兒賣女賣田地。為了改變這種狀況,青黃不接時,王安石將常平倉里的糧食借給衣食不濟的百姓,等到秋天收獲季節,百姓再加一點利息還回來。第三是興辦學校。第四是保障地方治安。因此,鄞縣百姓都非常擁戴他,甚至在他離任之后,還為他建造生祠,世世代代懷念他。
“雖千萬人吾往矣”,推進改革
在聲名鵲起后,王安石還勇于拒絕名利的誘惑。
宋代崇尚文治,建國之初,即設有昭文館、集賢院、史館,稱為“三館”。后來又建秘閣,合稱“館閣”,負責修史、藏書、校書等事務。館閣之職,相當于朝廷的人才儲備庫,是通往高級官員的必由之路。進入館閣任職,須經過嚴格選拔。通常進士第三名以上及第者,地方任職一任可申請考試館職;進士第四、第五名,經兩任可申請考試館職。
從皇祐二年(1050)到至和元年(1054),王安石在地方連續任職3屆,不僅沒有主動申請考試館職,而且3次力辭朝廷召試。至和二年(1055),朝廷特詔讓他免試入館,但他4次上書固辭不受。直到嘉祐四年(1059)才進入館閣,那時他已39歲。
此后的近十年間,他還有多次拒絕升遷的記錄。人們不禁要問,王安石為什么一再辭官?我認為,可從三方面來看。首先,他在辭官表中陳述的理由是:“家貧口眾,難住京師。”這確是實情。他19歲時父親去世,上有年邁的祖母,下有3個妹妹、4個弟弟,最小的才出生不久,生活十分困窘。步入仕途后的最初十年間,兩個哥哥又先后病逝,家庭重擔全都落在他的身上,京城物價高昂,攜家帶口,難以生存。其次,從他的詩文作品中可以隱約看出,他對中央機關人浮于事、無所事事非常不滿,寧愿在地方干實事。第三,根據王安石一生的行為處事推測,也可能是審時度勢,等待機會。
治平四年(1067),宋神宗繼位,決心銳意求治,富國強兵。熙寧元年(1068)九月,任命王安石為翰林學士。翰林學士既是皇帝的顧問、老師,又是皇帝的機要秘書,唐宋以來一直被視為“將相之儲”。這一次,王安石沒有推辭。
熙寧二年(1069),在神宗的大力支持下,王安石開始推行“熙寧變法”。改革過程中遭遇重重阻力,他的對立面,既有韓琦、富弼、文彥博等元老重臣,也有以太皇太后曹氏、太后高氏、皇后向氏及其家族為代表的皇親國戚,還有同僚舊友、門人弟子甚至兄弟至親,更有全國上下因改革而利益受損的官員及各階層民眾。但是,王安石以“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堅定地推進改革。
對于王安石變法,雖然古今爭議不斷,但王安石在這場政治改革中所表現出的非凡勇氣,讓人心生敬佩。
熙寧九年(1076),因變法派內部矛盾以及長子病逝,王安石心灰意冷,辭去相職。此后,他不僅辭謝了判江寧府之任,也辭謝了“使相”之職(即宰相待遇),還辭謝了神宗額外賞賜的金銀財物,甚至連自己所居半山園也捐為佛寺,在租住的江寧秦淮小宅里度過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兩年。
“勇者不懼”是王安石最鮮明的品格。激流勇進,急流勇退,從容主動,一切盡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解放日報記者徐蓓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