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國故事】

又遲到了。我不著急。這于他是常態。況且，還有兩人也在等他。

電梯響了，我們不由自主張望。他來了。白大褂，文質彬彬，風塵仆仆，一如既往。他就是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同仁醫院（以下簡稱北京同仁醫院）副院長魏文斌。從醫35載，他榮譽加身，“全國醫德楷模”“白求恩獎章”“最美醫生”……疫情期間，他還是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布會上為人們介紹科學用眼知識的專家。在眼底病患者眼中，他是光明的守護者。

他的目光落在我們身上一秒，然后向我點一下頭。

我跟他進了那間略顯擁擠的辦公室。兩位同候者也趕緊跟了進來。

魏文斌剛坐定，其中一個立刻遞上咖啡。“我不喝咖啡，謝謝。”

另一個忙不迭呈上一張紙，“我們有個大會，想請您當主席。”魏文斌定睛看了一下，“我不當主席，沒時間。另請高明吧。”語氣堅定得不容置疑，但還是笑面相迎。

接連碰壁的年輕人只得恭恭敬敬退出。

“還有個會診。”他一邊語帶歉意望向我，一邊打開電腦，一場遠程會診開始了。

采訪魏文斌那天，他忙得忽略了午飯。早上八點出門診，下午四點結束，看了約60位患者。他推掉了各種名目的會議，但拒絕不了患者渴求的目光。他們有的攥著其他醫生寫的小紙條，有的來復診。無一例外，這些人的眼病都稱得上“疑難雜癥”。門診結束，又是查房。直到五點，我們才有機會面對面聊起來。

辦公室地上，各式“加餐”：兩箱牛奶，兩盒巧克力，一箱八寶粥，一盒點心。誰讓他常常吃不上正餐呢？

已近耳順之年的魏文斌還是常常被病人打動。2017年9月，來自全國各地的204位眼部惡性腫瘤患者聚集在北京同仁醫院。他們展開一幅三米長的錦旗，就是為了表達對魏文斌和他的團隊的感激。

“眼病患者是我們的老師。我們要發揮自己的專業優勢，不辜負患者期待，與他們一同‘追光’。”魏文斌說。

——引言

在雙目瀕臨失明的孩子眼中，0.03就是光明和黑暗的分界線

孩子家長一定要做這個手術。“做了，即便孩子還是看不見，我們也算對得起他了。”

術前，魏文斌對孩子父親說：“哪怕孩子有一只眼有一絲視力，我也不會給他做這個手術！”

“我看見你啦！”術后第三天，魏文斌輕輕為孩子打開紗布，孩子雀躍的表情讓他一驚。做完檢查，視力0.03。

“在旁人看來，0.03的視力所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但在雙目瀕臨失明的孩子眼中，0.03就是光明和黑暗的分界線。有了0.03的視力，孩子的人生道路也許會大不一樣。”魏文斌說，不是只有1.5的視力才叫光明，哪怕是0.01的視力，也會給很多眼疾患者帶來希望。

周二上午，是魏文斌出門診的時間。迎接他的，是桌子上摞起來的五六十份病歷。

十平方米的診室時常擠滿病人。對每位患者，魏文斌都會耐心解釋藥物的用法用量，雖然他已經寫得很清楚。“有的患者文化水平不高，或年紀偏大。你不跟他們講清楚，萬一藥物用法錯了，后果很嚴重。”

門診結束后，護士王晶雪發現，給魏文斌沏的那杯茶，又原封不動放在那兒。“再忙，您喝口水的工夫不能沒有吧？”魏文斌說，水喝多了，去衛生間的次數就多了。一去一回就得耽誤三五分鐘，騰出這工夫，就能多看病人。對于掛不上號的病人來說，就有可能讓他們少排一兩宿隊。

出門診苦了膀胱。做手術則比較費脖子。眼底手術，醫生需要頭戴1.5斤重的眼底燈。一臺手術下來，魏文斌的脖子往往僵硬得無法動彈。這時，助手就要及時給他按摩頸椎，他才能開始下一臺手術。常年如此，他的頸椎比實際年齡要老二十多歲。

魏文斌給自己定了一個目標：新近發生的視網膜脫離病人等候住院時間不能超過兩周，病人住院等候手術時間不能超過三天。“那些千里迢迢趕來的患者和家屬，少在北京待一天，就少一天的花費。”這也是他對團隊醫生的告誡。

魏文斌的心里有患者。患者也念著他的好。

一次，魏文斌腿摔骨折了。湖南的老張從護士王晶雪那里打聽到消息后，連夜坐火車趕到北京，趕到同仁醫院。將背簍卸下，是兩條一尺多長的黑魚。他囑咐王晶雪，務必把他現撈的黑魚交給魏大夫，讓他補補身體。

5年前，老張第一次來同仁。他知道這里有全國最好的眼科，又聽醫院旁邊包子鋪的老板說，看疑難雜癥得找魏文斌，但是他的號不好掛。

老張就跟著護士“闖”進了魏文斌的診室。他想讓魏文斌看看他兒子的眼睛。老家醫院的醫生都說要摘眼球，老張急得掉眼淚。同仁是他最后的希望。接過老張手中已經翻得掉頁的病歷本，魏文斌從頭到尾看了一遍。做了一系列檢查后，他說：“雖然現在還看不到腫瘤，但我初步診斷是腫瘤的前期癥狀。別太緊張，但一定不要大意，堅持定期復查。”

一切正如魏文斌的判斷。在兩年的密切隨診后，孩子的睫狀體真的長出了腫瘤，魏文斌立刻安排了手術，效果很好。手術后老張每半年就帶孩子找魏文斌復查，腫瘤沒有轉移。漸漸，一個素不相識的大夫，在老張心里成了放不下的親人。

老張送魚后第10天，魏文斌上班了。那幾天的門診比平時還要擁擠。有好多熟面孔，都是魏文斌的老病號。8點剛到，不知道誰說了聲“魏大夫來了”，人們立刻圍了過來。

大家焦急地往前涌，擠在前面的，看到拄著雙拐、吃力行走的魏文斌，突然止住腳步，攔著后面的人，生怕把他擠倒。分診臺上，除了病歷本，還有小米、雞蛋，還有內蒙古的患者扛來的一麻袋自家種的土豆。好多人跟老張一樣，不為看病，只為看看他們的恩人。

一位追光者的三個“十年”

距離腫瘤只有0.1mm了，腫瘤表面是視網膜血管，魏文斌正在將其與周圍組織充分分離……

以往的手術公開日，魏文斌無須親自上臺，他的學生足可以做出一場無可挑剔的手術。2019年8月30日，他被科里的年輕人從幕后推到臺前。這是同仁醫院首次進行全球眼科手術直播。

眼球直徑23mm，手術刀直徑0.6mm，在角膜緣外1mm做切口分離腫瘤，既要切除腫瘤，又要保證患者視力。手術室外，世界各地的8886位醫生在觀看直播。此刻，魏文斌成為全球眼科同行的焦點。兩小時后，腫瘤成功摘除，患者視力恢復到0.2。

后來，魏文斌收到一位外國年輕醫生的郵件，信里寫道：“我特別喜歡你做的手術，你在眼科干了多久？要練多久，才能到這個程度？”

這讓魏文斌想起他的三個“十年”。

他剛做醫生時，手術錄像極少，一個醫院也只有幾臺手術顯微鏡。魏文斌不僅找各種機會看身邊大師們的手術，還跑到全國各地的醫院拜訪名醫，觀摩手術。上海復旦大學眼耳鼻喉科醫院的王文吉和陳欽元教授，上海第一人民醫院張皙和吳乃川教授，都曾熱情邀請魏文斌觀看手術；在中山大學中山眼科中心，他第一次看到吳啟崇教授在直接檢眼鏡下做鞏膜扣帶手術……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白天只要手術室一開門，魏文斌就會進去，從早上站到晚上，直到手術室關門，他緩緩抬頭，轉了轉僵硬的脖頸，才覺察到真累了。

他也遇到過個別專家，真不讓年輕大夫看，手藝絕不外傳。“本來費了老鼻子勁兒聯系年輕大夫進手術室，可到了一看，這位教授今天停手術。白跑了。”他不甘心，下次不打招呼直接進，結果主刀教授立刻把手術停了。“醫生應該是包容的，我的手術，任何醫生都可以來觀摩。”魏文斌說。

這是他“勤學藝”的十年。

1995年，魏文斌在法國學習時，學到了一個白內障術后疑難問題的解決辦法。從法國回來不久，他遇到了同樣的病例——當主任讓他負責病人時，他竟有一絲竊喜：“我有辦法，我在國外學了一招！”手術該怎么做？哪兒可以放灌注？哪兒做切開放血？什么時候做玻璃體切除？魏文斌給了病人一個驚喜。

1998年，在第二屆中華醫學會眼科中青年醫師大會的優秀論文擂臺賽上，魏文斌題為《脈絡膜上腔出血的手術處理》的論文獲得優秀論文一等獎第一名。

為了探尋眼底腫瘤的奧秘，魏文斌恨不得鉆進眼球內從睫狀體后面一探究竟。每切除一例眼腫瘤，魏文斌首先要搞清腫瘤病理。他細數著曾在他手上經歷過的罕見腫瘤：脈絡膜平滑肌瘤、脈絡膜畸胎瘤、視網膜的色素上皮腫瘤、脈絡膜神經鞘瘤、脈絡膜神經纖維瘤、錯構瘤……視網膜色素上皮腫瘤，教科書上介紹的都甚少，可魏文斌已經局部切除病理證實了27個病例。

“那是真著迷啊！”他不禁感嘆著，“著迷以后，遇到問題時你才會去想盡辦法。”

這是他“真著迷”的十年。

做醫生愈久，魏文斌愈發現，即使他和同事經常無休止地加號、沒日沒夜地出門診、做手術，對于全國的眼科醫療需求而言，依然杯水車薪。

“只有在全國培養更多的眼科醫生，才能解決看病難的根本問題。”為了把同仁醫院的經驗傳播給更多的基層醫生，多年來，他將工作的經驗、體會進行總結、整理，主編了29部專著。

“魏老師，終于見到您了。我讀過您寫的書。”2014年，魏文斌和同事們去貴州畢節做公益扶貧項目，有位醫生一邊熱情地說，一邊拿出一本《同仁玻璃體視網膜手術手冊》，書中記錄了魏文斌幾十年做玻璃體視網膜手術的經驗。

曾經有人對魏文斌辦學習班表示不解。“你把人家都教會了，你吃什么？”

魏文斌笑了笑。把手藝當成自家寶貝秘不示人，那是舊時代醫生的思想。掌握技術的人越多，得到規范治療的病人就越多，怎么能只想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呢。魏文斌想，況且，要把自己鉆研幾十年積累的醫術全學會，也并非易事。

最近十年，他組織同仁眼科講師團專門到邊遠地區為當地醫務人員授課，“他們需要什么，我們就講什么。需要開展哪些手術，馬上對口安排。”現在，在同仁醫院的重點專科醫聯體中，全國各地醫院累計已達100多家。

魏文斌難以忘記同仁眼科前輩的教誨。他還記得，一次張淑芳教授出門診，看到一例ICE綜合征（虹膜角膜內皮綜合征），她“蛙泳”般穿過擁擠的眼科門診，來到魏文斌身旁，“小魏，這個病你沒見過，你仔細看一下。”魏文斌因此記住了ICE綜合征。“如果一個人走完一生，還把你的技術也帶到棺材里去，那是沒意義的。”

這是“再傳承”的十年。

“造福盲人，讓光明充滿人間”

2014年初，北京同仁張曉樓眼科公益基金會正式成立。這是北京市第一家眼科公益基金會，以國際著名眼科專家張曉樓的名字命名。

60多年前，張曉樓與著名微生物學家湯飛凡合作，在國際上首次用雞胚分離培養沙眼衣原體成功，震撼了世界眼科學界和微生物界。他與同事一起率先把利福平應用于沙眼治療，讓沙眼這個流行幾千年、致盲率極高的難治性眼病終于搞清了致病原因，也有了解決辦法。在研究中，張曉樓還與湯飛凡冒著失明的風險，將沙眼病原體接種到自己的眼睛里做驗證試驗。

晚年時，張曉樓看到我國眾多因角膜病失明的患者對眼角膜的迫切需要，積極倡導建立死后志愿捐獻眼角膜的眼庫，1990年6月12日，北京同仁眼庫成立，張曉樓實現了夙愿，強撐病體為眼庫題字：“造福盲人，讓光明充滿人間。”

3個月后，這位奉獻半個世紀的國際著名眼科專家去世了。當時有媒體報道，他的同事和學生懷著崇敬的心情，強忍悲痛，遵照他的遺愿，取下了他的角膜，移植到了北京順義化肥廠、義利食品廠兩位患者的眼睛上。為張曉樓取下眼角膜的同事和學生，正是年輕的眼科醫生魏文斌。

同仁眼科，正是有像張曉樓這樣一大批閃亮的名字，讓追光的事業代不乏人。

1952年，鄭邦和在國內首先開展角膜移植手術；20世紀70年代以來，金秀英在實驗室證實利福平殺滅衣原體作用，并首先應用于臨床治療；王光璐在國內率先開展眼底病激光手術治療，并開展了眼底熒光造影技術；傅守靜等在國內率先開始使用雙目間接眼底鏡。80年代劉磊、張淑芳在國內首先開展了顯微鏡下青光眼小梁切除術。1988年，世界衛生組織確認北京市眼科研究所為世界衛生組織在我國的防盲合作中心；同仁眼科開始施行人工晶體植入術，采用激光治療早期閉角型青光眼和青少年白內障……

黑暗中修煉光明，再讓光明照亮黑暗

成立第一年，作為基金會秘書長，魏文斌就帶領包括青光眼、眼底、角膜、眼外傷等專業的19位專家深入西部偏遠地區，幫助當地醫生提高眼科專業水平。

多年來，基金會不間斷組織眼科專家走入老少邊窮地區，關愛留守兒童眼健康，開展眼病篩查，為青少年驗光配鏡，針對基層常見病和多發病，給基層醫生進行系統授課培訓。“在基金會幫助下，西藏眼科醫生從20多名增加到70多名，能力得到極大提升。”魏文斌說。

有一次，魏文斌帶團隊來到云南的學校為學生篩查視力。臨走時，班主任突然想起班上有個學習優異的孩子，總是把臉貼在書上看。團隊醫生王聰在檢查儀器下發現，孩子的兩眼裸眼視力只有0.04、0.02，根本沒有合適的眼鏡讓他矯正視力。臨走，王聰悄悄給他留下了300塊錢，建議他來北京進一步檢查。

在北京，魏文斌團隊醫生為他配了高度數助視器，戴上后，眼前的字跡清晰了，走路再也不用弓著腰，他終于可以挺起胸脯了。時隔多年，現在，坐在大學圖書館里的少年仍能回憶起第一次見到魏文斌團隊醫生時的感覺，“遇到高人了”。

20年前，張紅言第一次參加扶貧工作時還是個年輕大夫。在西藏日喀則市，她協助老大夫給病人做手術的手術室是檢查室改造的，手術床是兩張檢查床拼湊的，窗戶要用窗簾擋上，屋外刮大風，屋內刮小風，幾天時間他們做了上百例手術。

20年后，張紅言作為醫療隊主刀醫生再次進藏。她發現，藏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標準的外科手術大樓，層流手術間里有兩臺顯微鏡，一臺蔡司、一臺徠卡，這讓張紅言很吃驚，“很多東西都不用從北京再帶了”。但她又發現了新的問題，設備雖然是頂級的，但醫生都不會使用。

西藏的高血壓糖尿病病人較多，隨之帶來的眼病問題也多。2017年，魏文斌帶著從北京托運去的儀器設備在西藏開展微創玻璃體手術，機器嬌貴，每次托運要很費事，2019年，魏文斌協調設備公司為西藏地區捐贈了第一臺價值300萬元的微創玻璃體設備。

后來這臺設備幫了大忙。那年，西藏自治區藏醫院眼科中心大樓蓋了起來，科室內眼科醫生越來越多，醫生不僅可以用頂級設備做手術，還能幫助大部分眼科疾患在藏區解決問題。魏文斌帶領團隊編寫了各種診療常規和治療指南，巴掌大的書，隨時就能翻開看看，這些書被送往基層醫生的桌前，作為他們臨床治療的指南。

“高度近視為什么會導致視網膜脫落？”“為什么糖尿病會導致失明？”“為什么視網膜脫落前眼前會有飛蚊和閃電影？”這幾年，魏文斌團隊做了不少公益科普。一次一位患者聽了講座后對應癥狀去醫院一查，在眼底發現了裂孔，避免了視網膜脫離。

魏文斌辦了十幾期玻璃體手術學習班，他發現，很多人不愛提問，往往聽完課就結束了。后來，他改變了策略，每次講座后讓學員寫紙條提問，最多的一次收到100多張，每個紙條上有三四個問題。講課一小時，回答問題竟要三小時，“一天下來，都失聲了”。

一次，魏文斌在蘭州講學時，聽課的人群中有一位80歲的老人。魏文斌從早9點講到晚5點，老醫生也從早9點聽到晚5點，一絲不茍記筆記。他兩次到西寧講學，這位老人都跟到西寧。同年，魏文斌的一本眼底病學新著出版了，他恭恭敬敬簽上自己的名字，給這位年逾古稀仍扎根基層的老醫生寄了過去。

追光者自身也是溫暖的發光體。魏文斌常說：“眼科醫生，就是要在黑暗中修煉光明，把光明帶給那些生活在黑暗中的眼病患者們。他們，是真正的追光者。”

（作者：李琭璐，系中國作協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