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哈羅德·布魯姆在《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中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話題：“誰使彌爾頓成為經典？”他認為，盡管在彌爾頓之后直至18世紀和浪漫主義時代的幾乎每一位重要詩人和批評家都對其經典化作出了貢獻，但作家個人“直接戰勝傳統并使之屈從于己”才是檢驗其經典性的最高標準。[1]作為經典化路徑與方法的文學批評和文學史寫作固然重要，但原創性才是經典化的內在依據。圍繞上述話題，不妨進一步追問：在批評家和文學史家之外，被經典化的作家是否可能主動參與這一經典化進程？換言之，一個作家既具有明確的經典意識，追求布魯姆所謂“原創性”或“陌生性”，又主動通過文學批評或文學史寫作來確認、推廣自我的經典價值，這能否定義為一種“自我經典化”？事實上，盡管布魯姆并沒有明確提出“自我經典化”這一術語，但他從“影響的焦慮”出發，提出了經典的“競爭性”法則：“渴望寫出偉大的作品就是渴望置身他處，置身于自己的時空之中，獲得一種必然與歷史傳承和影響的焦慮相結合的原創性。”[2]這種“原創性”與“競爭性”的辯證統一，為我們理解與闡釋作家的“自我經典化”提供了理論依據。

現代中國文學的“自我經典化”，并非始于沈從文。此前，梁啟超、胡適、魯迅、郁達夫等人的自傳寫作就具有鮮明的“自我經典化”色彩，《中國新文學大系》編輯出版的原初意圖和實際運作情形更體現了一個時代的文學的“自我經典化”總體構想，但恰恰是這一對中國現代文學經典的確立產生深遠影響的出版工程，忽略了置身于同一歷史時空中的沈從文，這就帶給后者多重“影響的焦慮”：他不僅要與中外文學大家一爭高下，還要在與同時代作家作品的競爭中確認自己作為經典的價值所在；不僅如此，在政治文化語境急遽變化的1930年代，他對文學商業化、政治化趨向的雙重警惕與對文學經典的社會功能、時代價值的訴求，捍衛了“何為經典”“經典何為”的知識立場。就此而言，沈從文的“自我經典化”具有不容漠視的文學史意義。因此，本文擬從沈從文的小說選本、文學批評、文學教育等活動入手，考察其“自我經典化”的內在理路、策略方法及其成效。

一、小說選本的世界視閾與文學史訴求

作為文學批評的一種重要方式，選本不僅關涉文本的保存和傳播，還隱含選家對文學作品的價值評估。魯迅在《選本》中指出：“評選的本子，影響于后來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還遠在名家的專集之上。”[3]作為獨具慧眼的文學史家，魯迅看到了選本之于經典建構和作家聲譽的重要意義。小說選本在確立小說的價值、地位等方面具有鮮明的導向作用。小說選本的出版，一方面通過結集整理，作品得以流傳，免于散逸；另一方面又通過篩選評估，令入選小說聲譽鵲起，進而深刻影響作家作品在文學史上的定位。

小說選本也是沈從文進行“自我經典化”的重要途徑，而1935年7月問世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就是一個契機。該集由魯迅選編，收錄范圍為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之外的所有小說作品。沈從文原本對它滿懷期待：“我們很希望有人肯費些精力來用一種公正謹嚴態度編輯一部現代中國文學發展史，給這個新文學運動結一次賬。”[4]結果卻給了他沉重一擊，正如他后來所言：“看看《新文學大系》三厚冊小說集即可知道，我已寫了六十本書，卻故意不要選我的，這也是趣事！”[5]其時，沈從文已寫出《邊城》這“一顆千古不磨的珠玉”[6]，是名副其實的“京派”主將，并主持著《大公報·文藝副刊》這一國內舉足輕重的文藝刊物，《中國新文學大系》作為整理、保存新文學及確立新文學作家經典地位的重要選本，照理不該將其遺漏。

作為回應，1936年5月，沈從文將自己選編的“十年創作紀念集”——《從文小說習作選》交由良友出版。這個精心策劃的自選本，對于正處于創作成熟期的沈從文而言，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事實上，早在1934年初，沈從文便已萌發編印自選集之意。就在從北京返回鳳凰途中校對《月下小景》之時，他對自己的創作水平有了新的認識：“細細的看，方知道原來我文章寫得那么細。這些文章有些方面真是旁人不容易寫到的。”[7]他隨即又致信張兆和，表達了想要編印選集的強烈意愿：“我想印個選集了，因為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文章，說句公平話，我實在是比某些時下所謂作家高一籌的。我的工作行將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會比這些人的作品更傳得久，播得遠。我沒有方法拒絕。我不驕傲，可是我的選集的印行，卻可以使些讀者對于我作品取精摘尤得到一個印象。”[8]他在信中羅列了具體篇目，且預備為選集寫一篇介紹性的文章，以向讀者全方位展示自己的創作實績。可見，沈從文想要編印自選集絕非一時沖動，而是經過反復考慮之后的結果，也體現了他的高度自信。

對于自己不同時期的創作水平，沈從文了然于胸。這在其傳記中有明確呈現：“在十六年左右，我只能說是百十小說作者其中之一員，到廿年以后，我應當說是比較優秀的一員了。”[9]自1929年9月經胡適推薦入職中國公學后，他的物質生活漸趨充實，也開始以更為積極的態度進行知識積累和寫作訓練。校改《月下小景》時，恰逢寫作《邊城》之際，對于小說創作已然有會于心的沈從文，自能意識到這些作品潛在的價值，故萌生編印選集之意，《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則直接刺激并促成了《從文小說習作選》的出版。這表明，編印《從文小說習作選》是沈從文在其創作成熟期自覺進行的一次“自我經典化”行動[10]，趙家璧在《良友》廣告詞中聲稱該書選入了沈從文“自己所認為最滿意的作品”[11]，亦可從側面印證這一點。

沈從文通過編印自選集的方式來進行“自我經典化”，也與他的文學史訴求密不可分，這在1947年出版的《中國大地：沈從文小說集》（以下簡稱《中國大地》）中體現得更為明顯。該書由西南聯大英籍教師白英（R·Payne）和學生金隄選譯，內收《從文小說習作選》中部分短篇并加入《邊城》，代表了沈從文小說創作的最高水準。對這一選本，沈從文自己是相當滿意且有所期待的。他在1944年9月16日致信胡適說：

這本書幸而能譯成英文，內中多涉及中國農村與兵士平凡哀樂，給英美讀者印象，很可能與其他現代中國小說（如林語堂、熊式一及其他人寫的）內容不大相同，要國外讀者相信這也是中國的事情，最好的一個介紹者、說明者，也只有先生。所以希望先生能高興為寫個短短英文序言，放在書上，讓這本書因您的序文，給英美讀者一個較新也較正確的印象。 [12]

這段話折射了沈從文“自我經典化”的世界視閾，看似平淡無奇，實則蘊含深意。胡適早年游學美國，1938—1942年間又受國民政府委派擔任駐美大使，在英美頗有影響。沈從文請求胡適為《中國大地》作序，或基于三個方面的考量：其一，在物質生活層面，借助胡適的力量擴大選集的影響和發行，使譯本能在國外暢銷，以此改善自己的生活處境；其二，在學術層面，通過發行譯本這一契機前往美國，向西方介紹“現代中國文學”的得失；其三，在文學史訴求層面，沈從文意識到自己的小說和時代、現實的距離，在共時性的意義上很難成為“時代經典”，但他又對其超越時空的藝術價值充滿信心，遂將目光轉移至國外，把它置于世界文學的視閾中加以觀照，在強調藝術獨創性的同時掙脫時代語境的藩籬，以期在世界文學經典領域占據一席之地，這也凸顯了沈從文在文學創作上的自信與雄心。

事實上，自從1948年被郭沫若公開斥責為“反動作家”之后，直至1970年代末，沈從文的作品在國內屢遭冷遇，相關研究在國內也幾乎處于停滯狀態。但與之形成對照的是，海外對沈從文作品的譯介、研究仍穩步發展，有多種小說譯本及研究專著問世。1961年，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以“文學性”為核心，對沈從文作品價值加以重估，稱他是“中國現代文學中一個最杰出的、想像力最豐富的作家”[13]，明確了其文壇大家的地位。其后，司馬長風在《中國新文學史》中也盛贊沈從文為現代中國“短篇小說之王”[14]。諸如此類的評價及定位，都與《中國大地》等作品在海外的成功出版有關，而沈從文對這一過程的積極參與，彰顯了其“自我經典化”的隱秘意圖。

沈從文“自我經典化”的世界視閾究竟生成于何時？答案要到《活的中國》中去尋找。這本由埃德加·斯諾主編的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譯本，在1936年出版后頗受好評，多次再版。斯諾通過這一譯著為西方國家了解中國架構了一道精神橋梁，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活的中國》收錄了沈從文短篇小說《柏子》，文前作者小傳乃是沈從文根據斯諾的要求而作，其中有一句話頗值得玩味：“沈從文最著名的作品是《阿麗思中國游記》，這是一部長篇諷刺小說，在中國，這種形式是別開生面的。”[15]作為沈從文的長篇小說處女作，《阿麗思中國游記》固然不失為一篇佳作，但《丈夫》《邊城》等作品在當時的聲名遠在其上，沈從文卻為何要將它視為自己“最著名的作品”呢？這一說法涉及該書的生成模式與價值設定。《阿麗思中國游記》是沈從文在英國女作家劉易斯·卡羅爾的《阿麗思漫游奇境記》一書的啟發下創作而成，本意在戲擬與模仿，兩位主角阿麗思和兔子也都源自《阿麗思漫游奇境記》，但沈從文后來卻說：“我已把這一只兔子變成一種中國式的人物了。同時我把阿麗思也寫錯了，對于前一種書一點不相關連”。[16]《阿麗思中國游記》當然不至于跟《阿麗思漫游奇境記》毫無關聯，書中的兩個主角也并非完全是“中國式的人物”，但又的確與《阿麗思漫游奇境記》里的角色迥然不同。準確地講，這兩個角色表征著沈從文對西方的想象，此即關節所在。“最著名的作品”一說，暗含他想要快速進入西方主流文學視野的意圖與機智。這一論斷本身蘊涵有沈從文的雙重預設：其一，《活的中國》在美國出版后或將引發西方文藝界對中國現代文學的關注和探討；其二，《阿麗思中國游記》若能借助《活的中國》在海外出版這一機遇傳播到西方，將比自己其他任何作品產生更大的沖擊力和話題性。沈從文此舉實屬隱秘，其中透露出來的“自我經典化”意識，可謂別出機杼。

二、文學批評與自我闡釋

進入20世紀30年代，沈從文的創作日趨成熟，但他很清楚自己的那些“與一般說法不同，與流行見解不和”[17]的作品，同時代語境、社會情狀之間的鴻溝并未消弭，難以成為公認的“時代經典”；同時，他對自身創作超越時空的藝術價值又充滿信心。隨著自我認知的逐步提升，沈從文在創作之余反復闡述自己的文學理想，對自己感興趣的或影響過自己的作家作品發表看法，甚至對自己的小說進行評價。這從文學批評層面體現了沈從文所具有的創造經典的自覺。

在為數眾多的引言、序跋、書評、時論和文學專論中，沈從文常常結合具體文本對自己開拓的小說領域或藝術技巧發表看法，并通過自我闡釋為自己的小說定位。這些申說帶有明顯的意圖：一方面，它體現了沈從文對自己創作的肯定；另一方面，也展露出沈從文對具體作品的藝術追求與自我期許。這種自我期許和文本的最后實現也許并不完全一致，但滲透其中的創造經典的自覺意識表明：這些引言、序跋、書評、時論和文學專論具有突出的經典批評話語功能，是沈從文實現“自我經典化”的有效路徑與方式。

這些批評話語，有一部分是對文學理念的傳達和創作經驗的描述，如《作家間需要一種新運動》指出：“作者需要有一種覺悟，明白如果希望作品成為經典，就不宜將它媚悅流俗，一切偉大作品都有它的特點或個性，努力來創造這個特點或個性，是作者責任和權利。”[18]沈從文認為經典應該是獨特而有個性的文學，創作經典不可急于求成，唯時代趨勢是從，而要尊重實踐，不媚流俗，言簡意深，誠實地去描寫和表達。這看似傳授寫作經驗，實則通過批判左翼作家創作中的概念化傾向，來張揚自己的創作理念與藝術追求。與此相應，小說集《石子船》“后記”有云：“我還沒有寫過一篇一般人所謂小說的小說，是因為我愿意在章法外接受失敗，不想到在章法內得到成功。”[19]這一評斷隱然有一種示范意味：那些與時人不同的有個性的文學，可能不符合一般人的欣賞口味，卻是在“章法外”的藝術創造。他甚至覺得，關于“短篇小說”的最好界說，“應當是我作品所表現的種種”[20]。而所謂“不想到在章法內得到成功”，就是在不斷突破既有模式的基礎上，創立自己獨特的藝術表現形式，是一種對作品原創性的自覺追求，并通過對作品結構、形象、語言等方面的試驗和創新，將這種藝術追求實踐化，從而在文學史的脈絡中為自己尋找一個合適的位置。

基于上述立場，沈從文一再強調自己并不注重作品的時代轟動效果，寧愿主動放棄多數讀者也要追求作品的恒久性。沈從文對讀者或批評家的預設頗能說明問題。他在《邊城》“題記”中坦陳自己存心要放棄那些“領導多數的理論家與批評家”和“被領導的多數讀者”[21]；在《〈阿黑小史〉序》中勸說已經厭倦了商業文學、古典主義和革命文學的讀者，可以讀一讀自己的作品，從中“能得到一點趣味”[22]。在他看來，批評家劉西渭和音樂家馬思聰是《看虹摘星錄》這部小說的最佳讀者，能夠看到作品中“用人心人事作曲”[23]的大膽嘗試。但這樣的讀者畢竟難覓，只能寄望于時間，因為“最好的批評家是時間”[24]，不妨“期待那另一時代心與心的溝通”[25]，“也許再過五十年，一個年輕讀者還希望從我這些仿佛艷而不莊作品中，對于某種女人產生一個崇高優美的印象”[26]。沈從文在這些序跋中反復為自己的作品預設“理想讀者”，不但顯示出一位成熟作家的勇氣和膽識，表達了想要創造永恒經典的自主愿望，也表明他對自己作品超越時空的藝術價值充滿信心。

不過，要使人真正理解經典的意義，還得從具體作品出發。沈從文擅長通過與同時代作家的作品進行對比，來展現自己作品之獨特價值。在《論馮文炳》一文中，他首先表明自己是與廢名風格最為相近的現代中國作家，在“牧歌文體”與“詩性風格”上具有同一性，但同時，他也強調二人在細微之處有較多分歧。隨后，他更以《雨后》為憑，認為自己比廢名稍勝一籌：“用矜慎的筆，作深入的解剖，具強烈的愛憎有悲憫的情感，表現出農村及其他去我們都市生活較遠的人物姿態與言語，粗糙的靈魂，單純的情欲，以及在一切由生產關系下形成的苦樂，《雨后》作者在表現一方面言，似較馮文炳君為寬而且優。”[27]這種現身說法，實際上是在為自己的文學理念作注腳。沈從文將自己作品置于特定的文學批評場域中，從人物塑造、語言文法、思想情調等多個層面，與廢名的作品進行深入細致的對讀，表明自己優于廢名之處主要在于原始而又生動的“鄉下人經驗”。這種對比基于對文學史的深刻理解，具體而富有說服力，彰顯了一種清醒的自我定位。同時，這種自我定位也體現了沈從文對自己作品能夠進入經典序列的高度自信。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首先是其蘊含的審美價值，其中最突出的是文學作品的“原創性”。沈從文對自身創作的“原創性”自覺，以及在文學批評中通過自我闡釋而形成的“前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敞開了理解、闡釋其作品“經典性”的空間和路徑。

三、文學教育與經典重造

文學經典的生成是一個歷史化過程，一部作品能否成為經典，還需要經過時代淘洗，得到他人尤其是后人的認可。“自我經典化”得不到文壇的回應，沒有讀者的體認與接受，則作品依然是孤立的文本，無法成為公認的經典。沈從文對此有著清醒認識并持續發力：通過師承授受與文學交游，對青年進行文學教育，以傳播自己的美學觀念，實踐自己的文學理想。

說到文學教育，便不得不提及收錄在《從文小說習作選》中的《從文自傳》。就文體而言，將自傳作品納入小說選集，不免顯得突兀。對此，沈從文這樣解釋：“既然是自傳，正不妨解除習慣上的一切束縛，試改換一種方法，干脆明朗，就個人記憶到的寫下去，既可溫習一下個人生命發展過程，也可以讓讀者明白我是在怎樣環境下活過來的一個人。”[28]《從文自傳》記錄的不過是作者早年在湘西的凡常經歷，并無特別之處，但細讀傳記，可窺透其深層動機在于昭告讀者“一個作家需要具備哪些素質，接受哪些‘教育’”[29]。這就使得《從文自傳》與傳統的自傳有所區別，顯出教育小說的某些特質。而文學青年，正是沈從文選定的最佳教育對象。何以如此說？在《文學與青年情感教育》一文中，沈從文指出：“一個優秀作家在年青讀者間所保有的抽象勢力，實際上就永遠比居高位擁實權的人還大許多。”[30]他顯然意識到：文學在參與塑造青年的人生態度和情感結構方面意義重大，而青年在文學傳播甚或經典生成過程中的能量亦不可小覷。自1930年代開始，沈從文非常注重與文學青年之間的交流互動，在各種文學對話的場域中也特地將青年設定為談話對象。比如在《從文小說習作選》“代序”中，他預言青年會是自己作品的重要讀者——“我敢說你們大多數是青年學生”[31]；在《蕭乾小說集題記》中，他強調要“占有這一世紀所有青年的心”[32]。這些跡象表明，沈從文關注到了文學之于青年以及青年之于文學的重要意義。他將自傳收錄習作選，正是為了現身說法，以自我經歷作為美育教材，向廣大青年讀者呈現一個作家的成長路徑和文學理想。

沈從文重視對青年的文學教育，既與他此時文壇地位的變化有關，也是他進行“自我經典化”并實現文學理想的一種途徑。就文壇地位的變化而言，沈從文在1930年代逐步進入現代文壇的中心地帶。1933年9月，沈從文開始擔任《大公報·文藝副刊》編輯，此后長期參與或主持各類文藝刊物。文藝刊物成為沈從文向文學青年宣傳其文學理念與審美追求的平臺。一方面，他鼓勵青年作家踴躍投稿，對其中的優秀作品加以修改并發表，王林就是一個直接受到沈從文提攜的青年作者：“中國倘若需要所謂用農村為背景的國民文學，我以為可注意的就是這種少壯有為的作家。”[33]初入文壇的寫作者能得到名師指點十分難得，正是在沈從文的不斷鼓勵之下，王林走上創作道路并寫出了許多精彩篇章，其小說大多選取獨特視角，對人性進行深刻的剖析與揭示，頗得沈從文真傳。另一方面，沈從文常年同文學青年保持書信往來，或對他們的寫作態度進行批評教育，或結合具體作品對他們的寫作技巧加以指導。在《致大牛先生》的信中，他對大牛玩世不恭的寫作態度提出了嚴厲批評，言辭激烈懇切，強調寫作最忌虛妄和世故，需用“誠實學習”代替“虛偽激烈”。在給李寒谷尋求寫作指導的回信中，他指出誠實的寫作態度和豐富的人生經驗對于文學創作至為關鍵：“我們要終身忠實于寫作，努力于寫作。還有一層經驗要多，寫作經驗極寶貴，它不能由任何人告訴你”。[34]這些書信，通過《大公報·文藝副刊》“廢郵存底”和《益世周報·文學副刊》“新廢郵存底”登載后，正如沈從文多年后在自傳中所言：“對國內一部分作者的寫作，把握工作的單純態度，是有過影響的。” [35]

沈從文對待文學的態度潛移默化地影響了一大批文學青年。青年作家感念其獨特的人格魅力與文學品格，對其作品大加推崇，客觀上推進了沈從文文學的經典化。這其中不乏蕭乾、汪曾祺等一大批后來蜚聲文壇的“京派”名家，他們的解讀和評價具有相當的權威性，對于挖掘沈從文創作中的經典因子意義重大。比如汪曾祺在《沈從文和他的〈邊城〉》一文中便不吝溢美之詞，以《邊城》為例，從人物塑造、風景畫筆法、語言、結構等方面，全面呈現沈從文作品中所蘊含的蓬勃持久的藝術生命，在沈從文文學經典化的過程中無疑扮演了重要角色。

沈從文如此煞費苦心地對青年進行文學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傳播自己的藝術追求與美學理念。與文學青年之間的師承授受、文學交游，實際上寄托了重造經典并重塑“新文學”的文學理想，這種愿望在《新文人與新文學》中體現得格外明顯。沈從文在文中對時下一些所謂的“文學作家”大加撻伐，指出他們身上兼具現社會與舊文人的雙重惡德，致使許多青年作家深受其害。他對青年作家寄予厚望，認為只有青年作家保持思想的活躍與精神的獨立，經典重造的目標才有可能實現。那么，如何重造經典？沈從文在談及“這個社會真正所希望的文學家”時提到，新文學（新作家）應該具有三個特征：一是要表現人的生命與情感，不能脫離人的問題來談天說鬼；二是要針砭社會，表達作家的愛憎與理想；三是要誠實地去寫作，用作品說話。[36]這與他通過文學教育傳達給青年的文學觀念是一致的：所謂文學經典，既要強調文學的獨立、健康與尊嚴，又要注重文學的社會功能。在言傳身教之外，沈從文特別注重文學陣地的引領作用，通過《大公報·文藝副刊》等文藝刊物不斷拓展自己的教育對象，但文學青年不只是教育對象，更是他文學理想的實踐者和傳播者。他對青年進行文學教育，培養作家倒在其次，更重要的是為了實踐自己重造經典、重塑“新文學”的文學理想。

結語

沈從文初登文壇時便懷抱了一種“野心”：“不僅想要做作家，一起始還希望做一個和十九世紀世界上第一流短篇作者競短長的選手。”[37]1928年以降，伴隨著《柏子》《丈夫》《邊城》等作品的問世以及入主《大公報·文藝副刊》，他對自身作品進入經典序列的愿望與日俱增，也有意尋求自己的文學史定位。1933—1934年間，沈從文陸續發表《文學者的態度》《論“海派”》《關于“海派”》等文章，引發現代中國的“京海之爭”。1936年，他又發表《作家間需要一種新運動》一文，引發一場激烈的“反差不多”論爭。此外，他還孜孜以求創造“偉大中國文學作品”并借此“重造中國”。[38]在這些文學活動與文學主張的背后，洋溢著一種執著、熱誠的經典意識，也正是這種經典意識與“自我經典化”訴求的綰結糾纏，孕育出強大而持久的文學內驅力，并令其風格獨特。

但問題在于，主張自然、健康、優美、人性的文學經典觀，明顯同社會時代語境和文壇主流相抵牾。個人藝術追求同時代政治文化語境之間難以彌合的沖突，使沈從文深刻認識到自身作品的限度與困境，幾度萌生時不我與之痛、力有不逮之憾。在此情境下，他通過設計小說選本、撰寫序言后記、發表文學評論、開展文學教育等方式，主動推廣文學經典并努力將自己納入經典體系之中。沈從文的“自我經典化”，不但拓展了中國現代文學關于經典的思考與認識，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其文學經典地位的最終確立，更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標本：在文學經典的生成過程中，作家并非無可作為，自我闡釋可有效影響讀者和批評家的價值評判，也為后來者進一步挖掘其作品的經典意義指明了方向。

注釋：

[1][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年，第20頁。

[2][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年，第8頁。

[3]魯迅：《選本》，《魯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139頁。

[4]沈從文：《介紹〈新文學大系〉》，《沈從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228頁。

[5]沈從文：《19700924致張兆和》，《沈從文全集》（第22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389頁。

[6]李健吾：《〈邊城〉》，《咀華集·咀華二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8頁。

[7]沈從文：《湘行書簡·泊纜子灣》，《沈從文全集》（第11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139－140頁。

[8]沈從文：《湘行書簡·橫石和九溪》，《沈從文全集》（第11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181－182頁。

[9]沈從文：《總結·傳記部分》，《沈從文全集》（第27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86頁。

[10]劉奎：《〈從文小說習作選〉：自我經典化與文壇形象重塑》，《當代文壇》2018年第5期。

[11]參見《良友》第113期刊首廣告詞，1936年1月15日。據趙修慧回憶，廣告詞為其父趙家璧所寫，見趙修慧：《趙家璧與沈從文》，《新文學史料》2010年第4期。

[12]沈從文：《19440916致胡適》，《沈從文全集》（第18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433頁。

[13]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36-137頁。

[14]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中卷），中國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年，第70頁。

[15][美]埃德加·斯諾編：《活的中國》，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2頁。

[16]沈從文：《阿麗思中國游記·后序》，《沈從文全集》（第3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3頁。

[17]沈從文：《短篇小說》，《沈從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501頁。

[18]沈從文：《作家間需要一種新運動》，《沈從文全集》（第17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107頁。

[19]沈從文：《石子船·后記》，《沈從文全集》（第5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318頁。

[20]沈從文：《短篇小說》，《沈從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492頁。

[21]沈從文：《邊城·題記》，《沈從文全集》（第8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58頁。

[22]沈從文：《〈阿黑小史〉序》，《沈從文全集》（第7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231頁。

[23]沈從文：《〈看虹摘星錄〉后記》，《沈從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343頁。

[24]沈從文：《〈一個母親〉序》，《沈從文全集》（第7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289頁。

[25]沈從文：《阿麗思中國游記·后序》，《沈從文全集》（第3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6頁。

[26]沈從文：《〈看虹摘星錄〉后記》，《沈從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347頁。

[27]沈從文：《論馮文炳》，《沈從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150頁。

[28]沈從文：《從文自傳·附記》，《沈從文全集》（第13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367頁。

[29]汪曾祺：《與友人談沈從文》，《汪曾祺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第140頁。

[30]沈從文：《文學與青年情感教育》，《沈從文全集》（第17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177頁。

[31]沈從文：《習作選集代序》，《沈從文全集》（第9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3頁。

[32]沈從文：《蕭乾小說集題記》，《沈從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325頁。

[33]沈從文：《〈幽僻的陳莊〉題記》，《沈從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332頁。

[34]沈從文：《19350828致李寒谷》，此信未收錄《沈從文全集》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參見吳世勇：《沈從文年譜》，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2頁。

[35]沈從文：《總結·傳記部分》，《沈從文全集》（第27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87頁。

[36]沈從文：《新文人與新文學》，《沈從文全集》（第17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85頁。

[37]沈從文：《我怎么就寫起小說來》，《沈從文全集》（第12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416頁。

[38]羅義華：《夢斷：沈從文“偉大中國文學作品”理想的寂滅及其內因》，《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