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無論是從文學史的角度，還是從政治史、社會史的角度來看，2021年都是具有節點意義的特殊一年。回望2021年的文學研究，我們會發現，中國文學研究在整體上呈現出一種“鑒往知來，向史而新”的風貌，在研究對象、研究路徑、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上，表現出一定的總結性、創新性、當代性和多樣性。

年度文學研究的整體風貌

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社會生活的深刻變化、世界范圍內的技術革命、文學創作的新變與研究理念的創新，深刻影響著2021年文學研究的問題關注、價值取向、路徑方法，影響著文學研究更新迭代的內在邏輯。

學術熱點的形成往往與現實密切相關，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總是直接間接地對文學研究形成深刻影響。這一年，我們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意氣風發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總結了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全國文代會、作代會召開，習近平總書記號召廣大文藝工作者“把握民族復興的時代主題”。在這些重大事件的影響下，文學研究的中國特色、中國氣派明顯增強。用更宏大的歷史觀審視文學史和文學研究的問題，用更開放的學科觀建立文學研究和生活實踐的關系，用更包容自信的文明觀刷新學術研究的視野，在歷史、現實、未來有機結合中總結歷史經驗、闡發當代價值，正在成為文學研究的自覺追求。

社會生活的深刻變化深層次影響著文學研究的基本圖景。這一年，國內生產總值首次突破100萬億元大關，載人航天從量的積累邁向質的飛躍，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又躍上了新的大臺階；中國抗疫取得巨大成就，堪稱奇跡，為世界各國防控疫情提供了重要借鑒和支持，讓中國人民倍感自豪。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文學研究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明顯增強，立足中國當代社會實踐，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研究中國問題、時代問題，研究系統性問題、原創性問題，積極構建中國特色文學研究“三大體系”，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理論成果。

這一年，科學技術更加深入地影響到文學形態和文學發展，也更加深入地滲透進文學研究的對象、資源、觀念和方法中。網絡文學、科幻文藝、媒介文化、后人類、技術與人文等，進一步拓展了文學研究的視野和疆界；數據庫建設、大數據方法、數字人文、人工智能，吸引了越來越多的青年學者，新文科概念和跨學科理念深入人心。

年度文學研究的重要方向和成果

2021年，文學研究成果豐厚，創新的理論構建、廣闊的學術視域、豐富的問題視角、多樣的研究方法，在文藝學、中國古典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等學科中都有體現，集中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建黨百年偉大歷程、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回顧與總結成果斐然

在歷史的重要交匯點，以百年視野回顧和總結文學發展偉大歷程、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和鮮明現實意義，這是2021年度中國文學研究的熱點和亮點。從年初開始，《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文藝研究》等學術刊物和一些學術社團，圍繞“中國共產黨100年的理論與實踐”“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黨的領導與百年文藝”等主題開設專欄、召開研討會，一方面從百年視野總結和反思文學自身的根基、特質和走向，另一方面深入解析復雜文學場域，努力尋求研究新變，呈現出歷史性和當代性、創新性和包容性、批評性和建設性相融合的鮮明姿態。

總結黨領導文藝經驗，探求新文學精神文化價值。文學研究界將百年黨史和文學史聯系在一起，以百年視野回顧和總結文學發展歷程，反思文學的本質內涵和文化價值，彰顯文化自信。陳思和梳理了黨在不同時期領導文藝工作的不同方法，對文學批評功能和性質的變化做出細致勾勒，指出新文學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天然盟友，還是整個革命事業的有機組成部分。陳曉明從傳統轉向現代的面向、世界性的面向、大眾化的面向、倫理建構的面向、民間再發現的面向、網絡與視聽開啟的新媒體面向六個方面，梳理了百年中國文學建構的精神價值。張清民對中國共產黨領導文藝百年發展與成功經驗進行了總結，黨在領導文藝工作中始終堅持為人民服務，走馬克思主義文藝中國化道路，正確處理政治與文藝的關系，積極探索創新，積累了豐富經驗。趙學勇探討了延安文藝與百年中國文學發展的歷史經驗，結合當代文學面臨的問題解讀延安文藝精神的當代性。蔣述卓研究“愛國主義精神”“改革開放精神”等新中國精神與文學經典生成的互動關系。李永東從“解放”這一主導性觀念出發，總體呈現中國現代文學的“解放”書寫。謝剛、江震龍研究現代中國民族文學觀，闡發了民族共同體詩學的概念。王兆勝認為，百年來的中國散文離不開作為主體的“國體”規約，應更多地從國體散文角度審視中國式現代化在散文中的行程、特點、規律、價值和意義。

反思文學研究歷程，深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內涵。張福貴對百年黨史與中國新文藝的邏輯演進及藝術呈現進行深入探討，認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新文藝在歷史邏輯和思想發展上具有一致性，“黨史精神”影響著中國新文藝的內在品質。蔣述卓認為，國家話語各元素之間存在相互牽制、相互補臺、相互對話協商的關系，是中國共產黨對文藝進行國家治理的重要手段。譚好哲認為，百年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價值觀經歷了宣教、認識、審美、文化四個階段。高建平認為，“他律”“介入”“為民”三個概念構成了百年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的發展線索。傅其林認為，中國共產黨文藝思想的三個經典文本形成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三次高峰。董學文認為，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從引進形態推向創造形態，從理論形態推向實踐形態，從實踐形態推向制度形態，逐步形成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

（二）“兩個結合”成為文學研究的重要面向

“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大創新，是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得出的歷史經驗，蘊含著豐富而深刻的思想內涵。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當代化、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結合、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學實踐的關系，成為2021年文學研究的重要面向。人民文藝、民族形式、文化自信、理論自覺、現實主義、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成為高頻詞匯。

學習研究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重要論述的深刻內涵。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重要論述，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最新成果。2021年，關于習近平總書記文藝工作重要論述的研究不斷深化。中共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新時代文學要牢記“國之大者”》一文強調，新時代文學必須高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偉大旗幟，牢記“國之大者”，把握歷史主動，勇于擔當作為，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新時代文學的強大力量。李屹認為，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提出一系列具有原創性、時代性、指導性的重大思想觀點，蘊含著鮮明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認識論方法論層面實現重要突破。董學文、王一川、張德祥、丁國旗、王列生、李西建、范玉剛等專家從人民性、時代性、科學體系、批評標準等方面進行了深入闡發。

探索馬克思主義文論當代化、中國化的價值和路徑。馬克思主義文論在中國的發展，最重要的是與中國文藝發展的實踐相結合，實現當代化和中國化。賴大仁考察了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的發展歷程，認為“人民文藝”是百年來在黨的領導下和文藝實踐進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先進文藝觀念，引領文藝實踐，促進文藝事業蓬勃發展。張永清提出，在反映論這一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根本觀點確立與鞏固的過程中，蘇聯化漸趨弱化、中國化逐步強化，表明了新中國話語體系構建中的理論自覺、文化自覺、民族自覺。段吉方分析了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經典文藝思想中國化的文本傳播的“三大主線”，即馬克思的“經濟學思想”“唯物史觀”“社會主義思想”。胡亞敏認為，馬克思晚年摘編的《歷史學筆記》是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拓展和深化，其觀念和方法對于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具有指導意義。

深化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趙敏俐認為，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將古代文學研究的視角由傳統的重視教化與陶冶性情，轉向對社會現實的關注和文學本體的認識，建構了一個以“批判繼承”為主導的闡釋體系。黨圣元認為，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對中華傳統文化進行反思批判，形成了從建設性批判到創新性轉化的傳統文化觀。韓高年認為，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影響下的文學觀和社會歷史觀成為20世紀文學研究中的主導性思想和方法，古典文學研究面貌為之一變。泓峻認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對民間文藝傳統的重視，與儒家“觀詩”“怨刺”“詩教”“樂教”等民本思想存在一定的繼承關系。廖可斌通過對俗文學研究的百年回顧指出，俗文學研究具有鮮明的人民性。

（三）文學研究的歷史維度和當代關懷日益凸顯

“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文學隨時代變遷而發展，文學的魅力和活力也在時代變遷中被不斷定義和重構。文學研究首先要把握文學的歷史維度，盡可能客觀地還原其賴以產生的歷史語境，以歷史主義的眼光審視和評價作品、作家和文學現象；同時，文學研究從來都是一個現實與歷史對話的過程，在對話中發現歷史意義，在對話中實現當代價值。2021年，文學研究的歷史維度和當代關懷日益凸顯，“有史料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史料”成為共識。

史料研究和文獻學凸顯文學研究的歷史維度。出土文獻為古代文學研究提供新的學術增長點。廖群利用清華簡《系年》論證《史記》稱引左氏《春秋》的原貌，程章燦從永州摩崖石刻看文獻生產的地方性，劉成國以新出墓志探討宋代文學研究的拓展等，皆是利用新出文獻對傳統問題作出新開掘。在現當代文學領域、文藝理論研究領域，對史料的發掘和整理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史料研究和文獻學研究成果頗豐。嚴家炎、洪子誠、吳俊、吳義勤、王堯、劉福春、黃發有、金宏宇、楊慶祥、黃平、斯炎偉等，通過不同方式推進了“有史料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史料”的研究進展。除了一般的作家作品考證等外，與當代文學相關的會議、學習班、編輯部等看似“邊緣”的史料研究也深受重視。

經典重讀和重寫文學史深化文學研究的當代關懷。經典重讀被置于更為廣闊的文本群落之中，闡釋力求與時代和文本展開多重對話。張新科認為，把握古代文學經典的建構途徑，有助于我們當下對“兩創”的理論認識與實踐探索。莫礪鋒通過對辛詞陸詩的重讀，揭示中華民族的愛國情懷。許子東、李繼凱、張麗軍、李建軍等對《紅旗譜》《青春之歌》《創業史》《平凡的世界》等文學經典的重讀深入具體語境之中，又站在歷史之外，呈現出面向當代的關懷意識。《文藝爭鳴》討論當代性的外延和內涵、當代文學作品如何經典化等問題，《當代文壇》就當代文學史的書寫問題展開討論，凸顯文學史書寫的當代意義。

此外，呼吁重建文學批評、強化批評功能，探索社會生活變遷、新技術革命對文學生產、消費以及學術生產的全方位影響，都使文學研究的現實訴求日益強烈。

（四）研究方法、研究資源的拓展成為文學研究新的生長點

學術創新往往伴隨產生研究方法和研究資源的拓展，而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資源又必然推動學術研究產生新的增長點。2021年，文學研究方法和研究資源的拓展取得重要進展。文學研究在量化研究和質性研究方面齊頭并進，數字人文和多學科交叉的方法在文學研究中越發普遍。

數據庫、文獻平臺等電子文獻為古代文學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視角和方法。中華經典古籍庫、浙江大學智慧古籍平臺等，正在成為學術研究的新基礎設施。以數據為基礎的量化分析方法為古代文學研究帶來新的視角和思路。劉石等認為，大數據技術引發了傳統文獻的生產方式創革、結構形態新變，可以革新傳統文獻學的實踐路徑，催生新的研究范式，促進傳統文獻學現代轉型。王兆鵬等分析了宋代詩文詞作者的層級與時空分布，通過對宋代詩文詞作者和作品的統計數據，細化了對宋代文學發展進程的認識。趙耀鋒以《文心雕龍》研究為例，證明數據挖掘技術可以形成新的文學解釋視域。

多學科交叉研究方法受到廣泛關注。語言學為古代文學研究提供了基本的觀念和方法，學界尤其關注語言學角度的古代詩歌研究。葛曉音、韓經太、馮勝利討論了中國詩歌語言藝術研究的邏輯起點、節奏與音步的對應機制、語言的“詩化”與詩歌的“語法”等問題。史偉認為，以歷史比較語言學為工具的文學研究傳統和以英國瑞恰慈為代表的語義學研究為傳統文學研究增加了新的學理基礎。王懷義、程國賦重視圖像和文字性視覺文本的深刻影響。龔宗杰、胡琦認為，傳統文論對音樂性的認識非常有價值。王立新結合文本和語境分析外國文學跨學科研究的有效性。陳躍紅討論數智時代的跨學科研究。金衡山認為，外國文學的跨學科研究不能離開文學的本體性。

域外漢籍以及傳統文獻的持續挖掘與集成研究促進了研究領域的拓展和研究視角的轉換。張伯偉認為，學者應將漢文化圈和漢字文獻當作一個整體，注重不同語境下相同文獻的不同意義。陳伯海、陳尚君指出，域外漢籍的發掘和整理已成為唐詩學研究的新動力。孫遜認為，由古代韓國學者和作家撰寫的大量漢文小說，為了解和認識東亞儒學提供了鮮活的文本。《古本戲曲叢刊》第十集、《清代蒙古族別集叢刊》等文學文獻匯編，《石門文字禪校注》《呂本中詩集箋注》等古籍整理成果陸續面世，裨益學林。

（五）新的文學文化現象不斷拓展文學研究的邊界和視野

網絡文學、科幻文藝、媒介文化、后理論、后人類，不斷拓展文學研究的邊界和視野，使得文學研究與文學文化新形態同頻共振，持續吸引學界的興趣。

當代文論的新趨向。通過對新時期以來的文學理論與文學實踐關系的反思，周憲認為，未來的文學會呈現更多的可能性，文學研究始終是回應文學變化所提出的問題。朱國華認為，文學研究現在變成了一種有效的社會批評方法，在整個西方人文學科衰落的背景下，中國的文學研究一枝獨秀。劉方喜從物質性工藝史視角進行考察，認為人工智能正把人從非自由勞動中解放出來，啟動人類邁向自由王國三級跳的最后一躍。湯擁華則提出了一種后人類敘事的形式與倫理，強調虛擬身體對身心關系的深刻影響。

文學與文化的交融。當代文學與文化的日益交融，帶來了各種反本質主義以及“后理論”思潮。金惠敏認為，“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并不一般地反對“文學性”和“審美”，而是反對文學本質主義、審美本質主義。邢建昌認為，后理論不是理論的終結，而是一種對大理論的懷疑態度，一種理論反思傾向或轉折趨勢。汪正龍認為，后理論與其說是一種獨立的理論或者派別，毋寧說是文學理論新的存在形態，跨學科、小寫的理論、自反性是其基本特征，“在之間”、文學的擴容等是其發展趨向。趙憲章認為，文學既是語言的藝術，也可以延異為書寫的藝術，“語象”“字像”和“書像”串聯起兩種藝術的圖像關系，對此關系的理論研究即為“文學書像論”。姚文放認為，晚近以來，從“新批評”的“細讀”走向“理論”的“粗讀”已成為文學批評閱讀狀況的大勢，文學批評的閱讀從文本閱讀向社會政治分析轉移，在文學社會學中有著集中體現。

（六）學術基本理論、基本問題、基本概念的反思性和創新性研究穩步推進

對基本理論、基本問題、基本概念的反思性和創新性研究，從來就是文學研究的基礎和重心。在這些問題上不斷取得的成果和突破，顯示出文學研究的理論深度和歷史厚度。2021年，除了前面論及的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當代化、中國化問題，經典作家、作品的再認識、再闡發，文學研究的“歷史化”等問題外，以下幾個方面也取得重要進展。

闡釋學作為當代文論建構的方法論。中國文論要獲得當代性，首先必須對文論的基礎性命題進行前提性的反思和方法論的革新。張江再論強制闡釋，將“強制闡釋論”擴展為一種更具普遍性的闡釋理論，提出建構當代中國文論的方法和路徑。泓峻認為，“強制闡釋論”的理論建樹主要體現在對闡釋倫理的強調、對闡釋公共性問題的深入思考以及對中國闡釋學思想的總結與借鑒等方面。高楠認為，“對象的確定性”被邏輯地置于闡釋起點位置、期望與動機等心理學理論的引入，使闡釋學得以在更高層次的具體研究中展開。李春青認為，闡釋對象的確定性不能理解為意義的唯一性，它還包括文字背后隱含的豐富意蘊。曹順慶、丁國旗、谷鵬飛、卓今從闡釋學與當代社會實踐聯系的角度，為思考強制闡釋問題提供了新視角。

中外文藝理論資源的重新闡釋。《中國文學批評》開設的“中西關鍵詞比較”欄目，深化和推動了比較詩學研究。此外，錢中文考察巴赫金的詩學與哲學的主題，張政文研究德國古典美學中心場域中的邊緣問題，陸揚關注當代西方文論中的空間轉向，趙勇考察阿多諾內在批評的內涵和路徑，曾軍討論西方敘事學知識體系中的中國因素，傅修延提出聽覺敘事的視角問題，這些研究為我們建構當代文論提供了新視角。

文學研究中的“原發性問題”和基本觀念的重新審視。左東嶺認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的“原發性問題”，主要表現為現代純文學觀念與傳統文章學觀念的沖突矛盾。張伯偉重審中國的“文學”概念，認為不宜將概念的演變簡化為名詞的演變，用文獻的臚列取代意義的剖析。趙敏俐主張建立一個符合中國早期經典生成實際的動態作者觀，揭示其在經典生成和中華文化建構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存在的意義。程蘇東認為，“天籟說”和“作者說”兩種文本生成觀念對中國文學史的發展具有源頭性影響。歐明俊主張重新建構傳統“大文學”散文觀念，走“返本開新”之路。吳周文、陳劍暉認為，散文理論話語的自主性、本土化構建，需重新辨析散文文體的核心概念，辯證處理“載道”與“言志”等多重功能，把握堅守“天人合一”的“原型”精神。

重要文學現象和經典作家作品研究呈現新局面。現當代文學研究中宏觀性、長時段、整體性與微觀性、短時期、局部性研究互補融合的格局逐步形成。現實主義文學作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主流，在理論和價值取向上得到充分重視。賀紹俊、劉瓊等對當代小說中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進行深入解析。白燁強調現實主義的精神堅守與獨特表達。張清華強調中國當代文學要向古老的敘事致意。張均著力于呈現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新文化創造中蘊含的價值追求。左翼文學和延安文藝研究中，對人民、工農兵、大眾等概念的關注持續成為研究熱點。尤其是，2021年恰逢魯迅誕辰140周年，魯迅研究繼續推向深入。邱煥星提出文學政治作為國家政治、文化政治以外的第三種視角，用以分析魯迅思想的政治向度。孫郁分析魯迅作品與中國文化中佛教因素的聯系。黃喬生、張麗華從文體和敘事層面深入討論魯迅經典文本的文學復雜性。袁先欣、陳潔突破傳統文本研究方法，從語言、聲音和視覺性入手，對魯迅作品進行多側面解讀。

此外，張隆溪、方維規、高旭東對世界文學的論述，王向遠、黎躍進對中國“東方學”的研究，紀建勛對中國比較文學研究史的梳理，均值得關注。

今后文學研究展望

縱觀2021年的文學發展動態，可以看到，理論與時代之間的張力正凸顯出來，理論建構的當代意識不斷增強。文學研究與文學實踐的結合更加緊密，學術研究的思想性和創新性正成為一種自覺的追求。今后的文學研究應當繼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扎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深刻把握文學研究更新迭代的內在邏輯，強化主體性，擁抱多樣性，不斷推進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建設與創新。

加強基礎研究，著力突破重點。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強化基礎研究，實現前瞻性基礎研究、引領性原創成果重大突破”。基礎研究是學科體系的源頭，具有獨特地位和重要作用。沒有基礎研究的扎實根基，學術研究就缺乏穩健發展的根本保證；沒有基礎學科的持續創新，學術研究就缺乏緊跟時代的充足動力。文學研究作為基礎學科，尤其需要持之以恒加強基本理論、基本問題、基本概念的研究，尤其需要在重大理論問題上重點突破，使研究成果具有前瞻性和引領性。

打破學科壁壘，推進融會貫通。學科構成了知識生產的結構，規定著學術生產的理念、方法和目標。學科的劃分既是理解和探索世界的一種方式，也在有意無意間重新分割世界、重塑世界。就文學學科而言，一方面學科整體規范清晰，自成體系；另一方面，不僅文學研究與其他學科壁壘森嚴、難以對話，文學二級學科之間同樣相互隔膜、故步自封。面對紛繁復雜的文學現實，面對時代對文學和文學研究的現實召喚，必須打破學科壁壘，在一種既堅守又開放的研究態度和學術格局中，尋求理論高度、思想深度的新突破。

篤行守正創新，鍛造學術精品。創新是文學研究的永恒主題和第一動力。創新的前提是守正，就是要遵循文學研究的基本規范、基本規律和基本價值觀；創新的路徑是互鑒，就是要以開闊的胸懷和視野面對多樣性，在交流中迸發光芒；創新的目的是鍛造學術精品，服務于學術發展和社會進步。文學研究應該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善于提煉標識性概念，勇于主動設置議題，推進“三大體系”建設，用具有中國特色和世界視野的學術話語解讀中國文學，提煉中國經驗，弘揚中國精神，展現中國形象。

胸懷“國之大者”，回應時代召喚。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新時代新征程是當代中國文藝的歷史方位。廣大文藝工作者要深刻把握民族復興的時代主題”，“以文弘業、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鑄魂，把文藝創造寫到民族復興的歷史上、寫在人民奮斗的征程中。”這是對文藝工作者的召喚，也是加快建設文學研究“三大體系”的基本遵循。只有樹立大歷史觀、大時代觀，胸懷“國之大者”，才能從時代的脈搏中感悟文學研究的脈動，把文學研究真正融入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和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創造中，融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中，融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真正無愧于時代、無愧于人民。

（執筆：張跣、李琳、馬濤、陳凌霄、馬征、楊瓊、范利偉）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文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