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關于純文學的討論是上世紀80 年代以來就一直爭論不休的話題。眾所周知，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們經歷的每一次時代變革幾乎都會牽一發而動全身，特別是對于具有“國家意識形態機器”功能的文學而言尤為明顯。“一種新的歷史語境形成，文學肯定會做出必要的呼應。這時，文學不僅作為某種文化成分參與歷史語境的建構，另一方面，文學又將進入這種歷史語境指定的位置。二者之間的循環致使文學出現了顯而易見的歷史特征”[1]，于是純文學這一概念便從某個特定的歷史語境（從“革命時代”到“后革命時代”）應運而生。純文學雖未曾有過明確而統一的概念闡釋，但卻成為眾人心領神會的共有觀念，甚至一度左右著文學創作與批評。可讓人大跌眼鏡的是，在歷經了大眾商業文化的席卷后，純文學被迅速邊緣化也讓人始料不及。如果說純文學“是以往所有世界文學經典的總和”，是一種文學的至高追求，可當耶魯四君子之一的希利斯·米勒在2001 年發出“文學死了嗎”的驚世一問之后，我們心中也會產生一些疑問：如果文學真的死了，還有必要在當下這樣一個信息爆炸、消費主義彌漫的時代重提純文學嗎？如果它的邊緣化是歷史、時代與文化轉型的必然，那么這是不是意味著文學經典已不再重要？或者說會有一種新的文學經典出現？

一

在討論這些問題之前，我們有必要對純文學這一概念的生成、屬性和意義進行重新辨析、總結與反思。

首先，必然不能繞開的是在1980 年代叱咤風云的先鋒文學主將李陀先生在2001 年第3期的《上海文學》發表的一則《漫說純文學》的對談，其中就對純文學這一概念予以詳細的梳理，尤其提及了產生純文學特定的時代語境——1980 年代的“思想解放”與“新啟蒙”運動，以及稍后的文學集體“向內轉”。可以說，純文學其實是當時的人們以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為模板而設想出的一種擺脫“政治、國家、革命、階級”等外部負載的一種“純粹”文學，這種文學是從“文以載道”與“政治傳聲筒”的從屬物中解脫出來，還原文學本身的藝術規律和主體價值。因此它最直接的意義在于，通過刻意強化“純粹的文學性”以達到對過往“大一統”政治意識形態的清理和反叛。何為“純粹的文學性”？當時提出了兩條實踐方向的設想：一是對內心潛意識的挖掘，側重于展露個體心理的幽微悸動甚至荒唐變態等，如殘雪的“新實驗小說”、余華在1980 年代的“暴力美學”等；第二條則是由馬原、格非等先鋒作家引領的“形式變革”，關注文體的實驗與創新，主張“形式即內容”。應該承認，純文學的觀念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中確實發揮了推動文學現代性的積極作用，“在某種意義上‘純文學’概念正是當時‘新啟蒙’運動的產物，它在敘述個人在這個世界上的存在困境時，也為人們提供了一種現代價值選擇的可能。”[2]

然而當歷史的車輪步入1990 年代， 曾掌握文化領導權的純文學卻在市場化浪潮的沖擊之下漸漸失效，流露出了它的負面性：打著“回到文學自身”的旗號，逃離公共領域，退守私人空間與學術的象牙塔里，滿足于臍下三寸的欲望凝視和曲高和寡的語言工藝。于是，關于純文學的質疑和不滿蜂擁而至。千禧年初的《上海文學》組織了關于純文學的討論，這場討論的基本觀點有二：其一是對純文學缺乏介入精神的批評……其二是消解“純”與“不純”的二元對立，主張拓寬‘純文學’的包容度[3]，甚至當時的思想界也曾炮轟文學界，指責中國當代文學脫離現實，當代作家居于個人書齋，遠離時代漩渦。這些對純文學的質疑，歸根結底在于他們認為純文學已然喪失了曾經具有的對抗性和解放人性的能力, 越來越成為背對讀者、遠離現實政治、不再對現實生活產生影響的專業主義寫作，它與市場化文學、新媒體文學將曾經文壇大一統的格局一分為三[4] 并延續至今。

當然，也有部分學者竭力為純文學辯護。批評家王干認為：“純文學有讀者而且擁有廣大的讀者, 因為有純文學的存在, 在知識分子和意識形態之間才會出現自由的審美空間”[5]，顯然他將純文學理解為是一種對藝術的自由追求, 這種創作指向也是自五四以來新文學的優良傳統之一；作家殘雪則不認為純文學具有廣大讀者，“純文學本來就是小眾文學…… 在文學家中有一小批人，他們不滿足于停留在精神的表面層次，他們的目光總是看到人類視界的極限處，然后從那里開始無限制地深入。寫作對于他們來說就是不斷地擊敗常套‘現實’，向著虛無的突進，對于那謎一般的永恒，他們永遠抱著一種戀人似的痛苦與虔誠……”[6] 總之，他們對于純文學的推崇依然延續的是1980年代關于純文學兩條路徑的理想化設想。

二

當我們回看這場聲勢浩大的文學爭辯時，筆者以為，如果今天仍然只是一味地推崇純文學其實是沒有太多意義的，而是應該重新審視純文學寫作在當下這個時代為何會被邊緣化，它是否還存在著新的可能性。

正如賀桂梅在《“新啟蒙”知識檔案》里指出：“回歸文學本身”的純文學本就是一種意識形態，具有意識形態的抗爭意義[7]。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純文學，在1980 年代便依靠對“藝術的純度”的信仰，承擔起了“去政治化的政治”的時代意義，這與當時的社會語境和主流思潮不謀而合——急于擺脫政治對文學的干預的普遍心理，因此它天然地攜帶著對抗性和批判性。但在步入1990 年代以后，隨著時代與文學觀念的轉型，純文學這一概念原本所應用于對抗和批判的那個革命意識形態一統天下的局面已經不復存在。相應的，純文學也便失去了支撐它繁衍生息的有利條件。特別是伴隨著中國高速發展的經濟增長與全球化進程的日新月異，對市場與資本的渴望已經成為上至權力階層下至市民百姓共同的“非政治化”政治訴求。那么，在這樣一個“不管黑貓白貓，能捉老鼠的就是好貓”的市場經濟時代，仍然堅持陽春白雪，堅持“藝術的追求”，堅持“文學的純度”，以此抵抗商業化的侵蝕的純文學，也便極容易成為一種“保守”的意識形態而腹背受敵。

當裹挾著人之欲望的消費主義君臨天下的那一刻，瞬間便俘獲了一切，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最信賴的普遍價值，所有人都在消費，所有人也都需要消費，消費主義的彌漫讓時代喪失了歷史和時間的縱深感，大家都沉浸于此時此刻體驗著資本給予我們的某種虛幻的自我價值。可以說，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構成了當下日常生活的基石，而在過去的啟蒙主義話語體系下被忽略和壓抑的日常生活趣味，也隨著消費的力量漸漸浮出了歷史地表，被人們重新肯定。這種消費主義話語在中國社會已然變成了一種具有支配力的核心理念。可純文學的問題在于，它并沒有選擇直面新的意識形態并發揮相應的價值判斷和引導職能，而是直接關起門來在藝術的國度里自我陶醉，幻想著以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孤傲清冷，拒絕著消費之手的入侵，這無異于螳臂當車。殊不知全球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已然確立，它猶如歷史的車輪迎面而來，人們都渴望搭上這輛順風車，而文學雖然回到了自身，但也疏離于人民大眾和時代意志——這便是許多以純文學為主打的傳統文學期刊在市場化轉型過程中迅速失去影響力甚至停刊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說，與主流意識形態的漸行漸遠，拋棄了人民大眾的純文學只能無奈地寄生于作協體制內孤芳自賞，最終被人民大眾所拋棄。

從啟蒙文學到革命文學再到純文學，文學的蛻變既是時代的偶然，也是時代的必然。“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特別是“電信時代”的到來，希利斯·米勒將其視作是會使沉浸于其中的人類發生“感知經驗的變異”[8]，從而導致文學的終結。這一觀點如驚雷般在新世紀之初的中國學術界引發了爆炸，但事實勝于雄辯，純文學的危機伴隨著消費主義與大眾文化的膨脹如約而至，“純文學正是在大眾文化的強大攻勢中陷入了困境”，而大眾文化之所以能迅速崛起又跟電子技術的日新月異密切相關。

“作為‘文字的藝術’，它本質上是印刷文明的遺腹子。幾百年來，文學居于文藝的核心位置，實際上是對印刷文明技術局限的迫不得已”[9]，而電子技術將人們的感知能力從識文斷字的抽象想象中解放出來，感官被全面打開，使得人類“渴望整體把握、移情作用和深度意識”[10]，于是代表著大眾文化的影視、動畫、有聲讀物、電子游戲等便成為當今時代的傳播寵兒。它們與純文學最本質的差異在于，放棄了“為藝術而藝術”的創作理念，而是以商業利益為最終目的，依靠時代熱點與時髦話題吸引眼球，最關鍵的是，這些熱點和話題又與當下人們的社會生活息息相關。因此，大眾文化并不追求在藝術與精神領域里高屋建瓴，它們緊緊貼合著當代人的欲望訴求和生存狀態。

特別是隨著互聯網的應用和普及，大大降低了信息生產、傳播與接受的門檻，人人都能在互聯網上成為信息的生產者與傳播者，同時也是信息的接受者，從而構成了如今這樣一個眾神狂歡的信息時代。而信息炸裂式的生產與光速傳播，又直接影響了人們對于信息更為深層的吸收與消化，造成了一種普遍的“淺閱讀狀態”。有人把當下命名為“刷時代”：刷微博、刷抖音、刷新聞、刷朋友圈、刷流量、刷數據……年輕人幾乎每天都是從“刷”開始，也是在“刷”中結束。大量碎片化的信息無論真假對錯，都在手指刷屏幕的那一刻一一呈現，直接影響著人們閱讀的耐心和專一程度。一旦我們習慣了在互聯網中通過“刷”的方式獲取信息和消化知識并對其產生依賴感后，這時如果再讓我們安靜坐下來讀一本晦澀的純文學作品，則會如坐針氈。所以，正是在這樣一個大環境之下，信息生產者盡可能地制造個性化、碎片化、場景化的信息吸引用戶眼球，而讀者也不再需要那種宏大、深度、整體性的信息以及由信息引發的深度思考，更希望獲得的是與眾不同的、共情式的信息體驗，這種信息體驗又必須符合當下碎片化的淺閱讀習慣，從而便造成了一個死循環，而以娛樂為目的的大眾文化又恰好能與這種淺閱讀習慣一拍即合、水乳交融，可以說，大眾商業文化在互聯網時代如虎添翼，它們是壓死純文學生機的最后一根稻草。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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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青年作家》202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