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端木蕻良1933年年底寫定、雪藏近六年方正式出版的長篇小說《科爾沁旗草原》，早已被公認為他最重要的作品。作為該著核心意象的“草原”以及“大地”“土地”，不僅在端木此后的作品序列里得到延展，也為當代論者提供了析讀其人其文的切口與坐標。一些較早期的研究傾向于剝離“草原”“大地”隱含的“狹義”地理屬性，并將其把握為抒情性的“象征符號”，它們寄寓著作者對于家族、鄉土、民族國家的復雜情結，與社會政治現實相關而又可以獨立自在［1］。這種符號化闡釋同圍繞端木小說史詩風格、抒情氣質的研討［2］桴鼓相應，在相當程度上已沉淀為公論或定論。盡管有研究者留意到端木“對人文地理懷有濃郁興趣”［3］，但這種“興趣”在其文本中有何具體呈現，文本解讀又該如何打開“大地”“草原”乃至“科爾沁旗”所包含的人文—歷史地理向度，使之成為切實推進既有理解的內部視野，皆有待進一步的研討［4］。

回顧端木蕻良的寫作，我們的確能發現其對于家鄉地理的持續關切和不懈言說，它們又每每以地圖或地理教本為媒介展開。在1936年7月18日致魯迅的信中，端木懇請后者“打開《申報》六十周年紀念地圖”，在繪有“東北草原”的頁面找尋“科爾沁旗草原”［5］。此后公開發表的長短文字中，端木或給出“我的家的所在地，你在地圖上可以找到”［6］之類提示，或不避繁冗地讓讀者到地圖冊中標繪“科爾沁左翼后旗、科爾沁左翼前旗、科爾沁右翼后旗、科爾沁右翼前旗”［7］的部分尋索他的故鄉遼北昌圖縣。而在1942年初夏，懷著喪妻之痛幽居于桂林的端木蕻良，將“科爾沁旗”的地圖學、地理學視線導入其童年記憶，借以追溯他全部文學生涯的隱秘源頭：

我生在一個大草原上，那個草原在地圖上或是地理教科書上都寫著“科爾沁旗”的字樣。科爾沁旗的地方非常遼闊，遠遠的望去，總看不到邊界。當我是一個很小的孩子的時候，我便拉著媽媽的手問：“媽媽，為什么那邊總望不到邊界呢？”媽媽說：“這是大片的土地呀；誰也看不到它的邊界！”于是我就不言語了，憂郁的看著那土地的邊緣，想無論如何看出一個邊界來。但是我不能夠。一直到現在我還未能走到那土地的邊緣，使我破除不了對于土地的神秘感。［8］

兒時對于科爾沁旗無垠土地的強烈視覺印象與心理感受，鑄就了端木追尋并走出這片土地之邊際的畢生執念，而寫作正構成他為“草原”劃定邊界、賦予其確定形體的思想實踐，同構于將“科爾沁旗”標定為明確實體的地圖測繪實踐。即便如此，端木依然“不能夠”走出或勘定這片介于無邊與有界之間、個體記憶與人文—歷史地理知識之間的“草原”。除卻傳達對故土、故人的思念，這段自白還留下一系列待解之問：作為實存地理范疇的“科爾沁旗”是否與“草原”的邊界完全重疊，二者的空間關系產生自怎樣的社會歷史進程，又在何種意義上表征了近現代東北歷史的綿延與斷裂？

帶著以上問題，本文擬對《科爾沁旗草原》重作釋讀，細繹其在家族史框架下展開的近代東北移民農耕社會興亡敘事，探尋“科爾沁旗”及“草原”內在于端木創作思想的位置，進而在更開闊的時代場景中重勘“草原”的時空邊界。

一、《科爾沁旗草原》：困于歷史的“新人”

《科爾沁旗草原》共十九章，逾三十萬言，由“直截面”與“橫切面”兩個敘事段落剪接而成，貫穿其間的則是科爾沁旗古榆城首富丁家（以端木蕻良本人的家庭為藍本）“不同年輪的歷史”［9］。從二百年前先祖丁半仙施咒庇佑災民自山東遷至關東的古老傳說（這是“每個鴜鷺湖的人都能指點的”“都如丁家后代一樣確信著的故事”），到四太爺大舉兼并土地、大爺守成之余廣辟商路的兩代“財源無限的膨脹期”，再到小爺丁元凱持家時遭逢日俄戰爭，家業付之一炬，丁府長達兩個世紀的興衰歷程，被高度濃縮于小說的頭三章［10］。第四章以降的主線故事集中發生于“九一八”前的數月間：南下三載學成歸來的小爺幼子丁寧，力圖用他的“新人”理念重振這衰颯的“草原”；長年流落江北開荒的丁寧表兄黃大山也于此時歸鄉，預備發動貧苦佃農推地退佃，沖決丁家的垂死統治。小說以這對表兄弟的重逢為“真正的故事的起頭”，二人正面沖突、對決后的再次離去則構成“一個結束的結束……和另一個開始的開始”［11］。

由“直截”的家族前史轉入以“新人”丁寧為軸心的“橫切”敘述，《科爾沁旗草原》看似在“新/舊”“現代/歷史（傳統）”等明快的對壘格局下推進故事。丁寧不僅試圖將大山以及表妹春兄、婢女靈子等年輕人也培養為“新人”，還運用（較粗淺的）現代經濟知識輔佐父親打理家族生意，甚至有意引導后者“放棄大地主的王位”，“跨進新興資產階級之群”［12］，凡此種種，俱可認定為把“作為新血的外來文化”［13］輸入“草原”垂老肌體的實踐。然而，所謂“新/舊”“現代/歷史（傳統）”之對峙是否確如其看起來那般斬截？端木從“橫切面”一開始即給出了別樣的暗示。

端木蕻良（1912-1996）與《科爾沁旗草原》初版目錄

丁寧在中學時接觸并信奉的“新人”思想，強調自然山水必定造就健康人性，家鄉的“草原”則為他提供了最完美的“自然”原型：“他覺得只有這樣的無涯的原野才能形容出自然的偉大來，只有這樣的曠蕩的科爾沁旗草原，才能激發起人類的博大胸懷，使人在這廣原之上的時候，有一種向上的感覺，使人感受，使人向往……他是這樣的深信著”［14］。對于這片“無涯”“曠蕩”的“草原”，小說在第二章中后位置有過一大段正面描寫：

天氣是火燒云的秋陽天，大爺騎在馬上，還嫌發燥，便把銀灰庫緞的小開衩袍的懷兒都敞開來兜風。……

地氣開飯鍋似的向上翻，震蕩的，波動的，千萬條云卷，在關東沃野上有節奏、有音色地跳躍，十里外的小村子，巧妙地翦貼在水玻璃綠鋪就的天地里，像隔著彩虹一般在太陽光里浮耀。

這幾天大戶人家的地差不多都割完了，從壕邊向外平望，至少也能望出去三四百里。大地像海浪似的起伏著，有高粱茬子的地片薄薄地蒙了一層銀灰色，谷地里的秧草堆，像柞絲窠似的堆在田里，東一堆，西一堆。［15］

以秋收后袒露本來面貌的大地為襯景，端木蕻良勾勒了方圓百里內的野物、谷堆乃至“地氣”，它們由近及遠地畢現于丁家大爺眼底，后者此時正趕赴佃戶家察驗秋糧，觀景只是他巡視自家領地的順帶行為。如端木所云：“地主是這里的重心，有許多制度，罪惡，不成文法，是由他們制定的、發明的、強迫推行的。用這重心，作圓心，然后再伸展出去無數的半徑，那樣一來，這廣漠草原上的景物，便很容易的看清了吧。”［16］借由土地據有者的透視點寫景，勘定其空間關系，是為了揭橥“景物”所依存的隱性權力秩序，進而“看清”所謂“自然”風景已是由“不成文法”形塑的“第二自然”［17］。

耐人尋味且極易被忽略的是，以上引文也是全書第一處全景式描繪科爾沁旗“廣漠草原”的段落。撰寫初稿期間，端木曾在第一章用兩萬字篇幅狀寫山東水災場面，在流民進駐科爾沁旗之后“還有一章寫洪荒時代的關東草原的鳥瞰圖”，但臨近定稿時，他完全刪去了這兩章內容［18］。換言之，原應呈現于“鳥瞰圖”視角下的“草原”歷史地理總形勢，被分散、隱匿在移民家族史的線性敘述之中。從最初山東難民渾茫想象中“神秘的關東草原”“禁閉過的王國”，到丁半仙在關東重拾“從前在山東時候的地主架勢”，攫取全境最旺的“從正南向正北”的風水，再到丁四太爺與家奴黃大爺（大山的祖輩）設計扳倒同城勁敵北天王并盡吞其地產，幾乎把“全城的王荒熟地”都列入掌握［19］——以上當然是科爾沁旗大地主巧取豪奪的發跡史，其字里行間又穿插著以風水之優劣來估價、以“天”為丈量單位［20］、因形狀而得名“金鑲玉”或“一塊豆腐”的田畝地塊，它們碎片化地標示了“草原”被圈占、開墾、兼并、整合的空間轉換進程。因此，大爺秋后察糧時看到的，乃是這一轉換進程完結后大片田地毗連相接所（重新）造成的“廣漠”景象。

從掩映于移民家族史間隙的“草原”開發史再行著眼，我們不難發現，丁寧以為是“自然”原型的“草原”，實為早在其祖父時代即已完全轉為農地，亦即“第二自然”。他對“自然”的禮贊看似來自“新人”的自我教育，實則筑基于世襲的地主權力，亦即將“草原”視作風景而非勞動場域的特權；他對所謂“無涯”“曠蕩”等視覺印象的“深信”，更令他始終無法“看清”深嵌于“草原”的歷史性地權烙印，以及自身與“草原”的真實關系。他的中學好友戲稱所謂“丁寧主義”即“虛無主義加上個人主義再加上感傷主義”，“主義”的過載把他變成了“一架沓亂的思緒的沒有圓心的機器”，而層層思想裝裱下的主體中空，則同構于他身在“草原”卻虛浮于“草原”的混亂糾結［21］。丁寧出于人道主義情感，悲憫故鄉的貧苦大眾，但又“對他們并無好處”，“只不過是很形式地位置在他們之上”［22］，以至于不得不屢屢從現實紛亂中遁離，到私密空間（古榆西郊小金湯）或個人想象中尋找“自然”，謀得片刻寧靜或享樂，勉強維系“新人”的主體想象于不墜。他著手在古榆城再造“新人”，是為了彌合想象與現實之間的斷裂，通過實踐印證其信條的價值；但這一實踐僅僅觸及與丁氏有血親關系的極少數幾人，從未切實深入到雇農群體中去，遑論改易古榆城貧富嚴重分化的結構性現實。表面看來，丁寧的虛無源自“新人”難以在“草原”空間找到位置，然而恰恰是“新人”這一心造的幻影掩蔽了社會歷史結構賦予他的坐食階級地位，除非把反思的矛頭對準自身，否則一切“新”的試驗都注定被“舊”秩序回收、吞噬。

從第十章開始，小說前期蓄積的重重矛盾連續引爆。小爺在大連投機失敗，背著巨額欠款墜海身亡；不堪忍受逼榨的農戶一把火燒盡東家財產，逃奔江北；土匪“天狗”率眾旋風般劫掠周邊大小農莊，逼近古榆。這一系列事變讓圍繞丁府建立的借貸資金鏈瀕臨垮塌，而大山在丁家佃戶中策動的“推地”也于此際發難。被推到漩渦中心的丁寧，身不由己地擔起丁氏家主之責，吊詭的是，他彈壓農民反抗、修補家產虧空的手腕竟遠遠勝過栽培“新人”的實績，這也令他終于省悟自己仍是本欲反叛的“歷史”的一部分，仍是家奴心目中“一個優良的魔法的手段者，一個超越的支配者的典型，一個為歷來他們所歌頌、所贊嘆的科爾沁旗草原的英雄地主”［23］。“丁寧主義”的核心混沌至此澄清，丁寧拋下將傾的家業，再度南行，在離鄉的馬背上，他第一次俯察到鏤刻于“草原”深處的產權紋理：“大地像放大鏡下的戲盤似的，雕刻著盤旋的壟溝，算盤子似的在馬蹄底下旋……大地里有著半破的壟，橫躺著的地頭，抹牛地，乳白色的界石……種種的私有財產制度下的所產生的特異的圖案。”［24］先丁寧一步出走的大山，則于“九一八”之夜隨揭起“天下第一義勇軍”大旗的胡子武裝“老北風”重返古榆，“草原”的古老地殼徹底崩毀，浴火而生的“新人”大山在洶涌人潮中迎接破曉。

二、從“科爾沁旗”到“江北”：《草原》內外的“草原”

小結上述，《科爾沁旗草原》在“新/舊”對立的外部框架下，講述了背負百年家族史的“新人”如何逐漸洞曉自己似新實舊的本質、再度覺醒并召喚出真正“新人”的故事。小說標題中的“科爾沁旗草原”，既充當了這出家族悲喜劇從“直截面”推演至“橫切面”的主舞臺，亦提喻了一個內部肌理有待深入剖明的社會空間。兩個世紀以來，以古榆城——對應于現實中的昌圖縣——這座中等規模的、兼具濃厚鄉土氣息與商業氛圍的縣城為中心，“草原”已被移民帶來的農耕生產方式重塑。在端木蕻良的理解中，唯有不懈探尋埋藏于“自然”深處的“第二自然”印跡，剖析“這草原上所有的社會機構”［25］，方能“在這廣厚的草原上，測出她的社會的經濟的感情的綜合的闊度，再賦以思想的高度和理想的深度，使之凝固，作出那大地之子的真實的面型”［26］，從而探明“新人”走出結構性歷史僵局的正確路徑。

端木蕻良曾自陳“興趣著重風土志方面”［27］，其中所謂“風土是地方志，是歷史，是活的社會經濟制度，是此時此地的人們的活動的總和”［28］。王富仁則在比較《科爾沁旗草原》與同時期的《子夜》等左翼社會剖析小說時注意到，端木蕻良并未像后者那般置身剖析對象外部，施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工具，而是“在它內部的一個確定的位置上環顧這個世界”，因為“早在端木蕻良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影響之前，科爾沁旗草原的歷史和現實就已經進入到端木蕻良的內心世界中”［29］。概言之，某種先在的“風土”感覺構筑了端木對古榆—昌圖地方社會的最初認識，他后來引入的政治經濟剖析不曾逾越這一認識前提，甚至可能反被其規定、形塑。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詮解作為“風土”基體的“草原”。在進入“科爾沁旗草原的歷史和現實”的具體研討之前，有必要先對端木筆下“草原”的總體特征加以說明。

《大地的海》1938年初版書影

應該看到，“草原”不僅涵攝了“科爾沁旗草原”內部的自然環境與農業秩序，更指向“科爾沁旗”以外更為宏觀的“東北草原”或“關東草原”。幾乎沒有論者專門提及的是，《科爾沁旗草原》第四章伊始即全景式展現了另一處更為“原始”的“草原”空間——“江北”：

轉眼又是二十年過去了。大山已經長大成人，背井離鄉，在江北開荒打草。

那夜，白草隨著北風轉黃。風箏弦一樣粗的葉子，小豬倌一樣高的葉子，剪刀剪的一樣整整地鋪出去一萬里。一萬里的一條駝絨地氈，沒有剪短一根毛絲，也沒有落上一顆土星，一馬平川地鋪向天邊去。

是誰在地平線上切了一刀，劃然的，上邊青藍，下邊淺綠。

藍的是那么靜，綠的也那么靜，好像什么都滅絕了聲息。

但是，當著太陽快要走進山坳的時候，那地氈上的西南角，忽地裊起了一縷白煙，溜直的，白蠟桿子樣的一縷白煙。

草原上，遠遠地，只有一架江北的打草窩棚。［30］

正如此章小標題“萬里的草原上一只孤寂的影”所暗示的，上述意在烘托大山“自然”之子英姿的環境描寫，隱秘地復活了“直截面”部分被家史敘述遮沒的“鳥瞰”視圖，該視圖不但在“一萬里”（數十倍于方圓三百里的“科爾沁旗草原”）的恢弘尺幅中標記一人之所在，更儼然將此等“開荒打草”情境自現時推離至天地初分（“誰在地平線上切了一刀”）的“洪荒時代”。在與《科爾沁旗草原》同時構思、寫畢于1935年年底的《大地的海》書首，端木更事鋪張地描畫了北荒地帶“頂頂荒涼、頂頂遼闊”的、“比一床白素的被單還要樸素得令人難過的大片草原”［31］；而在《雪夜》《柳條邊外》及《早春》等后續作品里，他又多次直接或間接寫及“江北”，失地農民與拓荒者聚集到這片兇險莫測之地，落草為寇或另辟基業。集以上兩類人特征于一體的大山，不啻“江北”的血肉化身，自詡科爾沁旗之子的丁寧在他身上看到了無緣親見的純正“自然”。

所謂“江北”（或“北荒”）并非以松花江等河流為明確分界線，而是含混地指涉東北偏北部地區。這片待墾或初步開墾的化外之地，不僅是端木的“草原”想象的延伸部分，更顯示了他心目中“草原”最為精純的“史前”形態。可以推論，在人地互動中生成的“風土”，構成了既區隔又銜接“江北”與“科爾沁旗”的中繼環節，“科爾沁旗”曾為“江北”，“江北”經過高度開墾即成“科爾沁旗”，兩處“草原”空間由此被時間化，或者說被錮鎖于移墾歷史軸線的兩個特定時刻。統攝了“科爾沁旗”與“江北”的“草原”可稱為典型的“無時間性”（timeless）場域，它依附于“自然”循環節律及前現代的“第二自然”［32］，無論“自然”還是“第二自然”，俱被唯一的現代性尺度標刻為“原始”；昌圖（古榆）、“科爾沁旗”與“江北”在近代東北移墾進程中參差各異的“風土”狀態，以及社會生產、流動所造就的地緣關系，則被淹沒于上述（無）時間化書寫之中。

“科爾沁”本為蒙古部族名稱，清崇德元年（1636），歸附清廷的嫩江科爾沁部十旗分左右兩翼組成哲里木盟，其屬地構成今日所稱“科爾沁地區”的主體，后者涵蓋了大興安嶺東南麓以通遼（前身即哲里木盟）為中心、以興安盟及赤峰為展開部的廣闊區域［33］。昌圖位于科爾沁左翼后旗的東南邊緣，雖屬“邊外”，卻距離新老柳條邊的交接點頗近，不少內地移民翻越邊墻后以此為“第一個理想地”［34］，至乾隆朝中后期已成有規模的聚落。嘉慶七年（1802）清廷準允科左后旗“借地養民”，在古榆城置常突額爾克［35］理事通判，越四年設昌圖廳，同治三年（1864）昌圖廳理事通判升為撫民同知。光緒三年（1877），昌圖廳與科左中旗東部兩個新設縣治奉化、懷德合組為昌圖府，轄域擴充數倍，也由此成為柳條邊外最早升府的民人行政單位［36］；同年，以府境西端通江口碼頭開放為標志，昌圖嵌入營口開埠（1861）后逐步深入東北內陸的遼河航運體系，這座關內移民生聚而成的鄉土性集鎮從此加速商業化［37］。

“在人類歷史中，區域雖然以地理為條件，但并不是一個自然的概念。也正由于此，區域的穩定性必然以流動性為前提，而流動性又是區域形成的動力。”［38］回顧昌圖的建置沿革，可以注意到，這里之所以成為科爾沁六旗中“開墾最先、設官最久”［39］的區域，與其作為東北移民向北流動路線之中繼點的地理位置存在直接關聯，沿陸路或水路進入遼河中下游平原的關內農民以之為北部邊界，繼續往北者則由此深入科爾沁旗及更廣袤的“江北”腹地。在移墾進程中日漸廢弛的柳條邊之兩側，形成了介于草原（游牧）和平原（農耕）之間的過渡地帶。在尚未全面開放的北部科爾沁蒙地，蒙古人棄牧務農的比例愈趨升高［40］。而對于邊墻另一側的昌圖而言，其“過渡性”則表現為地貌和建置劇烈變動、地權關系基本維持不變的雙重狀況。招墾前期，漢族移民通過兌倒、倒賣、典當等多種手段，從蒙旗王公與牧民手中取得耕種權，這一過程催生了擁有大片土地永佃權的大地主及承攬土地轉賣生意的攬頭（地商）［41］，但土地所有權始終為王公札薩克所壟斷，田賦亦全由王公府下設地局征收，各級官府無權染指。在設治已逾百年且經歷了縣、廳、府多次建置更動的昌圖，地權領屬結構較諸放墾前竟無本質差異，因而同其他未“開放”地域一道共享了“蒙古科爾沁地”的自我定位［42］，這大概也是端木蕻良仍用“科爾沁旗草原”的全稱代指昌圖的原因之一。歷史中移民開墾的“流動性”在多民族邊疆造成的“區域的穩定性”，由此可見一斑。

宣統《昌圖府志》第一章《疆土志》

昌圖作為已墾辟的“科爾沁旗地”在地權方面的混雜狀態，潛在而有力地影響了《科爾沁旗草原》對于蒙古人、滿人的塑造。小說中少數有較明顯蒙古標識的角色，都屬于已破落的封建主：從未正面現身的金大老爺和金五老爺，影射現實中的達爾罕王及其地局管家；丁寧的生母和二十三嬸（有一個“好稀罕的哥哥，在蒙藏委員會里給人家當幌子”［43］）這兩位身世顯赫的蒙古族女性，也都被刻畫為封建大家庭的犧牲品。小說對滿漢關系的敘述更為隱晦，僅透過丁半仙在關東續娶之妻不會裹腳、丁四太爺打過“黃帶子”（即滿人宗室）等細節，暗示著雙方界限分明卻又隱含血脈糾葛［44］。端木蕻良傾向于將族群間的沖突與合作把握為階級矛盾的一種表現形態，土地的“不成文法”給予了蒙、滿、漢地主共同的政治經濟利益，故而“旗人的貴族是異族，民人的貴族，對滿洲帝王也是奴才，他們對于人民的感情是絕對的”［45］。

綜上所述，端木蕻良之所以仍把已形成農業社會的原有草原地帶稱為“草原”，與其家鄉昌圖歷經行政沿革、政局簸蕩而基本未變的封建土地制度有密切聯系，昌圖的“風土”歷史影響了《科爾沁旗草原》對于蒙古沒落地主的刻畫，亦導致游牧性的“草原”從未真正進入端木的創作視野。而在指向北方的移墾路線上，以未形成穩定農耕生產方式及社會組織為特征的“草原”，稍顯吊詭地曼衍為一個包攝性極強的漂浮能指，它涵納了（不限于）“江北”的濕地、凍原乃至山區、林地［46］。在“科爾沁旗草原”與“江北”之間，形成了“東北草原”的連貫性整體空間表述，端木統合其中的“自然”與“第二自然”，將“草原”轉寫為無時間性的“原始”范疇，從而遮蔽了這一空間表述所蘊藉的歷史性地緣關系，也使其預想中的“鳥瞰圖”視野不可能充分施展。那么，在講述20世紀東北的歷史巨變時，端木的“草原”敘述遇到了哪些挑戰，我們又能從中獲得哪些啟示？

三、“草原”的進退：20世紀東北的歷史轉折與地緣巨變

《科爾沁旗草原》出版約半年后，評論家巴人發表長評《直立起來的〈科爾沁旗草原〉》，全面評騭是著得失。他指陳端木蕻良未能全然實現自擬的寫作目標，即解剖并闡明土地資本、高利貸資本、商業資本這三大科爾沁旗地主經濟的“動脈”［47］。小說固然詳述了丁家出地套利、倒賣日俄紙幣、建立連鎖借貸網等投機性經濟活動，且不時穿插20世紀20年代東三省官銀號濫發紙幣、奉票毛荒等背景信息（集中出現于第十、十一兩章），對于日本的經濟侵略也借由點綴了丁府內宅、危害了佃農生計的種種日貨有所表現；但在巴人眼中，這些都只是作者為了拼湊出古榆“橫切面”而掇拾的碎片，不足以撐起對高利貸、商業資本的立體展現。在沒有得到另兩大“動脈”有力支撐的情況下，小說關于土地資本崩潰的記述與急驟變動的時勢脫節，被回收到無時間性的“自然”中去，巴人由此發問：“時代是20世紀的20年代到30年代。東北決不是土著的中國的東北。這典型的東北的草原——科爾沁旗，該不是永遠僅僅流著自然的蒼莽的潛力了吧？”［48］

對于巴人的質疑，端木曾在稍后的《科爾沁前史》一文中有所回應。他從自己的家世著筆，在補敘《科爾沁旗草原》“本事”的基礎上，詳敘曹家如何在關東以“現代資本家的兼并方法”完成土地原始積累，漸成“小的墾殖公司”式形態，又如何把其間的商業和高利貸獲利大都用于追加土地投資，此等土地優先的經濟模式與巴人的判斷完全相反，亦“可以充分地說明東北社會的原始性”［49］。日俄戰后修鐵路、開商埠帶來的貨幣流通增強及農業商品化趨勢，本可能激活上述“原始”經濟模式潛藏的資本主義特性。端木甚至設想，倘使東北當局“能夠建立起一個大規模的墾殖公司”并“充分地開發營口”，那么“東北的資本主義性會機動起來、活躍起來”［50］。然而在日本的經濟殖民與武裝侵略之下，“東北草原”錯失了這一歷史契機，最終陷于總崩潰。

正如標題中的“前史”所示，《科爾沁前史》更多地矚目于“直截”的、自19世紀初延伸至20世紀30年代的縱向歷史。身為科爾沁旗老一代移民后裔的端木蕻良，在重申移墾社會經濟形態的“原始性”之余，特別指明其蘊藉的資本主義潛能［51］。如果說東北在20世紀初的歷史轉折包括連續與斷裂兩個方面，那么在端木的闡釋中，移墾造成的土地制度及“草原”空間變動趨勢構成其連續，“原始資本主義”向現代轉型過程中的挫折則為其斷裂。但是，端木并未將1903年中東鐵路通車后東北規模空前的新移民潮流，真正納入他基于老移民社會歷史的敘述，因而也沒有真正回答：20世紀東北的歷史巨變，如何永久性改變了沿承自20世紀之前的地緣狀貌，又給巴人所說的草原“自然的蒼莽的潛力”注入了哪些新內容、新活力？

歐文·拉鐵摩爾指出，東北從19世紀后半葉才開始被“看作一個完整區域”，其內部各地區被實質性地“結成一個新的統一體”則是在以中東—南滿鐵路為開端的鐵道工程廣泛鋪開以后［52］。在此進程中，清中期以來東北在邊禁、移墾的雙重作用下形成的南北格局被徹底重寫，俄、日帝國爭霸所刻下的“北滿/南滿”界標支配了時人的地緣政治觀念［53］。鐵道附屬地的勃興直接或間接導致的原有城關的衰敗，成為“中東鐵路及南滿鐵路沿線的東北古城在現代轉型中的一種普遍經歷”［54］；與之同步，19世紀最后三十年興起的遼河航運在與鐵路的競爭中急劇衰落，其沿岸城鎮紛紛墮入逆城鎮化頹勢［55］。傍遼河而旺、中東鐵路過境的昌圖，不幸遭逢這兩重激變的同時打擊，于民國建元后自昌圖府降為“交通梗塞”的邊僻縣份［56］，關內移民不再以此為北上的必經中轉站，其與東北西部草原腹地的經貿關聯也明顯減弱。在殖民侵略的對立面，頻繁更迭的清季民初中央政權及東北地方當局一貫力推移民實邊政策，自主的鐵路、公路建設則在20世紀20年代臻于鼎盛，其中相當一部分選址于“江北”及東北西部內陸蒙地，隨之大量涌入的新移民中有七成以之為目的地［57］。大面積開墾導致“草原”不可逆的退卻，據陳翰笙等人編譯的報告，黑龍江省南部甚至出現了“地力漸乏，已非用肥料不可”［58］的情形。

隨著交通形勢改變、新一波移墾浪潮向北推移以及國族危機的日益深重，既有的草原—平原過渡地帶退居邊緣，“北荒”成為國內外多重勢力角逐、沖突的新的風暴中心。1929年冬，科爾沁左翼中旗爆發嘎達梅林起義，抵抗蒙古王公和張學良當局對草原的放墾；1931年中，興安屯墾區和長春近郊先后發生中村事件、萬寶山事件，從事后視角看來皆構成日本武力侵占東北的前奏。這些社會政治震蕩，不同程度地印刻于彼時一些東北籍青年作者的創作當中。在《科爾沁旗草原》完稿同年出版的李輝英的《萬寶山》，即是對同名事件的迅速反映；嗣后端木創作的《大地的海》以及宇飛《土龍山》和梁山丁《綠色的谷》等作品，也都將民眾阻擊日本修筑鐵路、移民拓殖的真實事件作為原型。《科爾沁旗草原》的主要時間段雖在“九一八”以前，卻也片斷式觸及了“北荒”的緊張局面。在第十二章丁家佃戶聚議推地一節，率先發話的貧農張大白話竭力鼓動眾人隨他一道去“江北”開荒，其他人對此反響不一，有一位白老大的反饋尤為耐人尋味：

“光上江北也不行，我大姐在那邊水土不服死的，我大姐夫一氣回來了，在這邊過了一冬又去的，去了之后，人家的地都開完了，他置的那塊荒，連個邊欄四至都找不著了，他冒冒失失地到局子一問，人家把眼睛一瞪，他迷迷地就出來了。后來仔細一打聽，又讓人家荒局子放了二插了，他算白填火，現在，是人、信皆無，人要到那邊就算是抱到草上的孩子了，別想好！”［59］

這一次，端木不再把“江北”描述成萬里無人的“原始”荒野，而是在“荒”與“局子”的彼此限定中交代了佃戶北上墾荒的制度性背景。所謂“局子”本指蒙旗王公為管理移民買賣土地使用權、繳納租稅等事宜而開設的地局，但在小說語境中更有可能指代東北地方政府設立的荒務局，即丈放蒙旗荒地的官方機構［60］。張大白話之所以打定主意到“江北”去，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當局招墾政策和同鄉攬頭的利誘，孰料小農的發家美夢被白老大揭開了一角，露出前途未卜的實相。在場的另一青年貧農楊大順依照大山的指示，以“在這兒”繼續抗爭的覺悟說服張大白話等人，也使這場針對丁氏家族的“推地”斗爭沾溉了反抗張氏當局統治的色彩。白老大所言“荒”地丈放中出現的混亂、爭奪、強占等狀況，在現實中構成了“北荒”蒙古人抗墾的一部分起因，端木雖未直敘發生在另一片“科爾沁旗草原”的嘎達梅林起義，卻仍然敏銳地捕捉到了“荒”的當下矛盾。

從《科爾沁旗草原》到《科爾沁前史》，端木蕻良不曾改變他對于“草原”的無時間性表述，這種表述雖適用于對古榆—昌圖社會自身“原始性”社會經濟構造的分析，卻已不足以概括20世紀東北在內外力量推動下的地緣重組。另一方面，端木1933年急就初稿時未及鋪開的大量碎片式敘述，折射了他自覺追蹤、記錄上述時空進程及其最新狀態的努力，也為我們提供了在動態時勢中重新理解“草原”的契機。

興安屯墾區實景照片，載1929年5月《國聞周報》第6卷第18期

結語

作為一部為關東“草原”社會勘界的“風土志”，《科爾沁旗草原》通過講述“新人”在家族史羈絆中的沉淪與再生，剖示了近代東北移民農耕社會的歷史斷面。構成全書題眼的“草原”內嵌于小說的敘事機制，潛在規約著小說中人物的思想與行動。端木蕻良將農業秩序與自然環境縫合進“草原”這一單一能指，意在剖析封建土地制度宰制下東北社會停滯于前資本主義階段的“原始”狀況。小說對“草原”這一無時間性空間的描述，不單是一種詩化或抒情化的文本策略，更根植于端木身為老移民后裔的地方性風土感覺。已墾、未墾地域之間并無絕對邊界的過渡狀態，則表征了清中葉以降東北移墾進程所生成的地緣關系。

終其一生，端木都試圖為個人經驗中的無邊場域定位、劃界，地圖學視覺只是這些嘗試中的一種觀察方式，卻聯系著如何把握在時勢中生成與變遷的地緣關系這一重要思想命題。在20世紀的時勢激蕩中，“草原”上一切歷史性的地權關系、經濟形式與族群政治皆需要在新的地緣構圖中重獲認知。端木的“草原”視野有其局限性，但通過對于“第二自然”的政治經濟剖析，以及對于鐵路修筑引發的新移民開墾浪潮、殖民侵略與反侵略等重大事變的追蹤與記述，他和同時代其他東北作者的寫作已然包孕了重新理解近現代東北時空進程的契機。在《科爾沁旗草原》全書最末尾“九一八”事變驟發的時刻，端木用草原地層的崩坼明喻東北地理空間的震蕩重組，也以此昭示東北民眾再度進入大流動狀態，但這一次不再是兩百年來關東移民浪潮的歷史延續或循環重演，而是自發組織起來的、通過行動而愈加具備政治自覺的國族救亡與階級抗爭，它們同樣構成了推動“草原”內外時空邊界變易的強大力量。

注釋：

［1］趙園：《來自大野的雄風——端木蕻良小說讀后》，《十月》1982年第5期；沈衛威：《東北流亡文學史論》，第152—153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稍后有學者對“土地”和“草原”意象分別加以討論，深入開掘前者所承載的多重歷史政治張力，又將后者視為“并非實有”的、交織著主人公記憶與幻想的“復合意象”，參見秦弓《端木蕻良小說的敘事特點》，《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9年第2期。

［2］ 有代表性的論述可參見邢富君《史詩：端木蕻良文學起步的選擇——論〈科爾沁旗草原〉》，《文學評論》1987年第6期；聞敏《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7年第3期；逄增玉《史詩、傳奇與浪漫——端木蕻良小說詩學研究之一》，《民族文學研究》2013年第4期；馬宏柏《端木蕻良小說與中國抒情傳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12期。

［3］ 楊義：《端木蕻良：土地與人的行吟詩人》，《中國現代小說史》第3卷，第202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

［4］ 較近期有研究者移用布迪厄、巴赫金理論，分別探討《科爾沁旗草原》中的社會實踐空間及空間化敘事。閻麗杰：《布迪厄的“場域”與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湖南社會科學》2011年第5期；朱濤：《端木蕻良小說空間敘事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2015年。

［5］ 端木蕻良：《致魯迅》，《端木蕻良文集》第8卷下冊，第5頁，北京出版社2009年版。“《申報》六十周年紀念地圖”即丁文江等人主持編繪的《中國分省新圖》，標繪了科爾沁諸旗的部分,參見《中國分省新圖》（第二版），丁文江、翁文灝、曾世英編纂，第38頁，申報館1934年版。

［6］［17］ 端木蕻良：《有人問起我的家》，《中流》第2卷第5期，1937年5月20日。

［7］［34］［49］［50］ 端木蕻良：《科爾沁前史——開蒙記》，《端木蕻良文集》第1卷，第528頁，第527頁，第532頁、第534頁、第564頁，第565—566頁，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8］［18］［28］ 端木蕻良：《我的創作經驗》，《文學報》第1期，1942年6月20日，第13版，第14版，第30版。

［9］［16］［25］［47］ 端木蕻良：《〈科爾沁旗草原〉初版后記》，《端木蕻良文集》第1卷，第411頁，第409頁，第409頁，第410頁。

［10］［11］［12］［14］［15］［19］［21］［22］［23］［24］［30］［43］［59］端木蕻良：《科爾沁旗草原》，《端木蕻良文集》第1卷，第18頁、第19頁，第84頁、第378頁，第140頁，第127頁，第49頁，第5頁、第17頁、第18頁，第314頁、第170頁，第169頁，第311頁，第376頁，第84頁，第161頁，第261頁。

［13］ 與丁寧相對的大山，則象征著“覺醒中的中國人民的靈魂”。施本華：《論端木蕻良的小說》，《大地詩篇——端木蕻良作品評論集》，鐘耀群、曹革成編，第155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

［20］ “天”作為近代土地丈量單位，在沈陽以北地區與“晌”（“坰”）同義，1天等于10小畝、0.6114公頃。衣保中：《東北農業近代化研究》，第448頁，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26］［31］ 端木蕻良：《大地的海》，《端木蕻良文集》第2卷，第208頁，第1頁。

［27］ 端木蕻良：《致茅盾》，《端木蕻良文集》第8卷下冊，第8頁。

［29］ 王富仁：《端木蕻良》，第68頁，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

［32］ PrasenjitDuara, Sovereignty and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p.210.

［33］ 孛兒只斤·布仁賽音：《近現代蒙古人農耕村落社會的形成》，娜仁格日勒譯，第3—4頁，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35］ “常突額爾克”系蒙語轉寫，意為“掛霜的崖壁”，感謝烏日娜、代啟福老師為筆者解惑。

［36］ 范立君：《近代東北移民與社會變遷（1860—1931）》，博士學位論文，第162頁，浙江大學人文學院，2005年。

［37］［55］ 曲曉范：《近代東北城市的歷史變遷》，第30—35頁，第266—278頁，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38］ 汪暉：《跨體系社會與區域作為方法》，《東西之間的“西藏問題”（外二篇）》，第167頁，三聯書店2011年版。

［39］ 吳俊升：《昌圖志序》，民國《昌圖縣志》，《中國方志叢書》東北地方第二五號，第9頁，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版。

［40］ 王玉海、王楚：《從游牧走向定居——清代內蒙古東部農村社會研究》，第35頁，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41］ 珠颯：《18—20世紀初東部內蒙古農耕村落化研究》，第108—109頁，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2］ 昌圖兼為“科爾沁地”的雙重狀態，一直持續到1939年偽滿當局實行“蒙地奉上”、舊蒙王公完全上繳蒙地管轄治理權為止，參見佟佳江《偽滿時期“蒙地奉上”研究》，《民族研究》2003年第4期。

［44］ 關紀新先生認為，端木蕻良在小說中多處用曲筆表示自己的滿族身份。參見關紀新《抗戰期間的滿族作家端木蕻良》，《承德民族師專學報》2011年第4期。

［45］ 端木蕻良：《論懺悔貴族》，《時代批評》第3卷第69期，1941年4月16日。

［46］ 試補充一例：在《渾河的急流》中，端木把故事發生地“渾河左岸”（現實中屬于沈陽近郊）描繪成山高林密、野獸成群的“草原地帶”。端木蕻良：《渾河的急流》，《文學》第8卷第2期，1937年2月1日。

［48］ 黃伯昂（巴人）：《直立起來的〈科爾沁旗草原〉》，《文學集林》第2期，1939年12月。

［51］ 楊慧的最新研究表明，端木在天津南開中學讀書時，曾積極參與校長張伯苓組織的“東北研究會”，由此鑄成了把關東移墾農民與美國西部“開拓者”（pioneer）等量齊觀的牢固認知，東北“原始資本主義”的定位也部分來源于此。楊慧：《“東北與南開”——再論端木蕻良〈科爾沁旗草原〉的寫作》，《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期。

［52］ 歐文·拉鐵摩爾：《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唐曉峰譯，第70—71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3］ 時人有云：“南、北滿之稱，起于日、俄戰役，別無確然之區劃。”“南滿指日本勢力圈，而北滿則指俄國。”《北滿概觀》，哈爾濱滿鐵事務所編，湯爾和譯，第1頁，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

［54］ 劉巖：《作為“現代”紀念碑的老城——歷史化邊緣視角下的東北區域變遷及現代性問題》，《開放時代》2019年第6期。

［56］ 民初昌圖縣曾建立電力工廠，鋪設電話線，修筑馬車路等，但都無力逆轉當地經濟、交通凋敝之頹勢。民國《續修昌圖縣志》卷一《區域》，第五頁b。

［57］ 曲曉范：《近代東北城市的歷史變遷》，第235—241頁；易丙蘭：《奉系與東北鐵路》，第364—367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

［58］ 陳翰笙、王寅生：《黑龍江流域的農民與地主》，《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專刊》第壹號，1929年。

［60］關于張學良主政時期東北地方政府的招墾、催墾政策，以及荒務局在此間發揮的作用，參見范立君、鄭吉茜《20世紀20年代東北地方政府的移民政策及其成效》，《中州學刊》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