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如何狀寫革命史與革命者，如何書寫“普通人”以及如何創作精彩故事，是三個源遠流長的文學問題，2021年的長篇小說給出了不同程度的回答。

如何塑造革命者形象？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在這一重要時間節點，涌現出一批描寫百年歷史的主題性作品。朱秀海《遠去的白馬》、余之言《生死疊加》、老藤《北地》、黃孝陽與陶林合著《隊伍》、鐵流《靠山》、溫燕霞《虎犢》、龍先平《覺醒年代》、鄭欣《百川東到海》、蘭曉龍《冬與獅》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中國文學素有“文以載道”的傳統，“五四”新文學更是從誕生之日起，就承載了參與國家大事、介入社會現實的天然使命。在革命、建設、改革的不同社會階段，文學都發揮著重要作用。然而，如何處理宏大歷史書寫與文學審美原則之間的關系，一直是作家不容回避的問題。幸運的是，近幾年，尤其是2021年的長篇小說創作，隨著一批有突破性的新型革命者形象的集中出現，讓人看到了處理好這一關系的可能性。《遠去的白馬》就是一部這樣的作品，它寫的是“千千萬萬當年為勝利付出了犧牲的代價”的人，卻有著同題材作品罕見的浪漫與含蓄。主人公趙秀英為了戰爭勝利放棄了愛情、家庭，小說寫清了對那一代人而言，“大我”和“小我”為何渾然一體，為親人復仇、追求安穩的生活和國家民族層面的革命事業為何高度統一。革命者的行為與意志以今人能夠理解、共情的方式出現在了文學敘事中。

余之言將“先鋒”與“主旋律”結合，用“編密碼”的敘事形式寫下《生死疊加》。小說中特情人員余元謀、王小嬌、彭寂將密碼破譯視作生命，在成就偉大的同時也承受了外人難以體會的艱辛、孤獨、殘酷。作品塑造了隱形戰線、密碼戰場上多個少見而獨特的敵對人物、赤誠戰士，從全新角度賦予編碼師、破譯師以奇崛的文學形象，實現了密碼破譯職業行為、使命特性與文學性表達的深度融合。

老藤的《北地》用兒子重走父親人生路的方式結構全篇。父親留下的囈語讓兒子費解，解謎之路上逐漸清晰的是父親常克勛的人生，更是那個遠去的火熱年代。

這些革命者形象，讓人想起上世紀60年代，柳青的《創業史》因塑造出了梁生寶這一“新人”形象而廣受贊譽，但同時也引發了梁生寶和梁三老漢，哪個形象塑造得更成功的討論。這個經典的文學史問題在今天看來，并不只關乎真偽，更意味著文學應有先現實一步，找到理解歷史、通向未來路徑的能力。革命歷史與文學創作，并不僅是后者表現前者的關系，前者更給予后者豐厚的靈感源泉。

“普通人”怎么寫？

在中國古典小說中，帝王將相、神佛妖魔、江湖兒女、才子佳人是作家筆下的“常客”。身為“普通人”，讀者樂得旁觀“不普通”者的逸聞軼事，在虛擬的投射關系中獲得審美愉悅。隨著現代文學觀念的建立，文學如何處理“普通人”的生活，該給讀者帶來怎樣的影響，成為經典的創作問題。2021年，劉震云《一日三秋》、魏思孝《王能好》、黎紫書《流俗地》、劉慶邦《堂叔堂》、陳集益《金塘河》等作品，無不展現普通人生命的沉重與漫長，但仔細分析，它們在堅實的生活質地中，不乏暖暖溫情與真誠的生活態度。

劉震云擅寫“沒緣法，轉眼分離乍。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的孤寂，《一日三秋》主人公明亮的成長史，也同樣如此。小說里前世今生的因素相當動人，在延津人夢中出現、孤寂千年的花二娘亦可圈可點。最后，明亮歷盡滄桑，撫平了內心的裂痕，花二娘也某種程度上與命運達成和解，小說總體上是“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人物對命運的接受中蘊含著進取心態，孤寂的氛圍中也有淡然的心境。“普通人”的命運帶給讀者共情、撫慰，就是文學面對時代應有的姿態。

魏思孝近些年的創作令人印象深刻，他觀察生活的獨到眼光、厚重的民間情懷、若隱若現的社會學視野，讓他的創作在一眾青年作家中脫穎而出。《王能好》用不無荒誕、幽默的語言，在家長里短、紅白喜事中描寫著鄉村世界中的男女老少。在這個城市敘事逐漸占據文壇主流的時代，他腦海中那些即將謝幕的鄉村人事奔涌、翻騰著，以至于他的長篇小說總有遠超一部作品的內容含量，每個配角都可以單獨成書。黎紫書的《流俗地》也是這樣的寫法，這部作品的扎實厚重在近些年難得一見，以盲女銀霞的命運為經，以聽覺、嗅覺、觸覺相融合的敘事為緯，我們看見了錫都怡保的眾生相，也看到了流俗如何不俗。銀霞在不幸的人生中有令人嘆服的柔韌、淡然，以此為例，2021年的現實題材長篇小說雖也表現了人生中的困苦，但與其說是否定人生、批判社會，更多是對人生本相的呈現，對走過這漫漫長路的你我、眾生心懷的敬意。

除此之外，2021年也有一些調性相對輕快的現實題材作品值得關注，如王蒙的《猴兒與少年》借學者施炳炎的往事，傳達作者對現實、社會、人生的深刻認識；陳彥的《喜劇》借丑角賀加貝啼笑皆非的人生，討論喜劇的意義和未來、藝人的選擇與浮沉；林白的《北流》用志、詞典、注、疏、箋、異辭等形式，書寫廣西生活史；張檸的《春山謠》以知青下鄉為背景，寫出了特殊年代里人性和世事不無幽默的嬗變；石一楓的《漂洋過海來送你》用一樁錯拿骨灰盒的奇事，展現了新老兩代北京人的精神氣質；方磊的《世道》則借一個專門收容社會邊緣人的“臟老太”形象，表達了面對生活，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豁達態度。

我們今天還需要好故事嗎？

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到底應不應該把“講故事”放在重要位置？好的故事又從哪里來？受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思潮影響，糅合著因文學專業化、小眾化產生的精英意識以及對影視劇等敘事藝術的距離感，不少作家并不熱衷講故事，更對“好讀”的小說充滿戒心。但平心而論，相比形式探索，寫出真正精彩的故事并不容易，而且這種追求也并不過時。

馬伯庸《長安的荔枝》就講了一個精彩紛呈又不落俗套的故事。沒有機械運力的唐代，將新鮮荔枝從嶺南送到長安近似“不可能的任務”。作者將史書記載的唐代政治體制、行政區劃、海陸交通、社會生活都變成了情節前進的框架，在不斷“加速”的敘事中，讓讀者酣暢淋漓地看著“不可能”如何“可能”。那些曾經聳人聽聞、如今化作歷史塵埃的人和事，其實對每一個尋找故事的作家都敞開懷抱，馬伯庸多年來勤勉、巧妙的創作就是證據。王松《飛花調》也是2021年長篇小說中的一抹亮色，如果說馬伯庸常從“正史”入手，王松則是天津民間生活、江湖史的專家。這部專寫“調門兒”（騙子群體）的作品，展示了民國時期江湖行業的秘密，小說中大量的俚語、切口，以及類似“粘糖人兒”“千年棺材對口兒菌”等只在江湖口口相傳的絕活、秘聞被作者記錄下來，小說有了地域史、文化史的意義。“金皮彩掛評團調柳”（指說評書、變戲法等8種傳統行當），《飛花調》僅寫其一，文本背后仍留有巨大的創作空間。

東西《回響》、范穩《太陽轉身》以刑事案件開篇，海飛《江南役》、余之言《生死疊加》從諜戰角度展開，魯敏《金色河流》寫民營企業家和“金錢觀”變化，秦北《歸心》寫芯片制造業風云變換……這些長篇小說集中展示了歷史或行業史中蘊藏的豐富故事，這不僅是一種文學現象，更為今后的小說創作揭示了方法與路徑。

文學的變化通常并不以“年”為單位，但2021年是特別的一年。前不久閉幕的中國作協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新時代文學”概念得到了系統闡釋，其背后是近些年的文學創作正在生成有別于過去的質地。對老問題的回答，是進入新階段的象征，當我們將視角拉遠，眺望未來，也許就會發現，從2021年開始，文學史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作者系中國作協創研部助理研究員，遼寧作協特聘簽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