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對于人類文明進程而言，一百年是一個重要歷史節點。站在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的歷史節點上回望便會發現：話劇創演始終是中國共產黨重視的文藝活動，在黨的政治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演劇活動：最早的藝術武器

早在上世紀20年代后半期，演劇活動就成為宣傳黨的政策、凝聚人心的藝術武器。

自1928年起，兩場話劇《打土豪》、獨幕劇《收谷》、大型話劇《彭素娥》、四幕話劇《年關斗爭》等就在紅四軍宣傳隊的推廣演出中起到了有力的凝聚人心的作用。1929年12月，福建上杭縣古田廖氏宗祠里通過的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明確了文藝宣傳工作在我軍建設中特有的地位和作用，并專門強調：“化裝宣傳是一種最具體最有效的宣傳方法”，要求在部隊廣泛開展演劇活動。從這時開始，之前有過的一些對于文藝工作者是“吃閑飯的”、宣傳隊是“賣狗皮膏藥的”議論漸漸消失，紅軍戲劇隊伍迅速發展壯大起來，不但有胡底、錢壯飛等文學藝術造詣頗深的人才致力于紅色戲劇創作，更有從莫斯科中山大學歸來的李伯釗、沙可夫等人加盟。

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這里成為中國工農紅軍中央革命根據地。為慶祝中央蘇區成立，胡底、錢壯飛、李伯釗等人接受中央局委派，成立“文娛小組”，承擔起組織娛樂活動的任務。“看戲”是“文娛小組”設計的最大的娛樂活動。注意，是“看戲”，不是“聽戲”。這個“戲”，不是傳統戲曲，而是在中國落地時間還不長的話劇。

1931年12月，董振堂、趙博生領導的國民黨26路軍在寧都起義，被改編為紅五軍團。這些官兵大多是北方人，對江西冬天室內的陰冷和很多生活習慣都不適應。一時間，部隊情緒很不穩定。毛澤東聽說這個情況，再次召集胡底、錢壯飛、李伯釗，讓他們組織去紅五軍團演出，“唱唱歌，演演戲”，安撫、穩定起義官兵的情緒。根據這一指示，他們組成了17人的文藝演出隊。出發前，毛澤東接見他們，說：你們這次去的任務是通過宣傳鼓動讓士兵懂得為誰犧牲？為誰打仗？唱歌也好，演戲也好，不要離開這個題目。從毛澤東那里回來，三人感到創作主題明確了、創作思路也清晰了。說干就干，三人連夜討論，很快合作了話劇《為誰犧牲》，并迅速完成了排練。作品描寫的是一個國民黨士兵的苦難遭遇和思想覺悟過程。紅五軍團從看戲過程中認清了為誰當兵、為誰打仗、為誰犧牲的道理。

專業劇團：發揮戰斗功能

一場成功的演出就是一次生動的教育課。若干“政治戲劇”的成功，將中央紅軍的戲劇創作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成立專業劇團越來越顯得必需。

1932年春天，瑞金的草木已經繁茂起來。在當時瑞金的“文化中心”紅校俱樂部基礎上，我軍第一個帶有專業性質的文藝社團“八一劇團”成立了。隨后，蘇區軍民的邀請接踵而至。在各個村鎮、戰斗前沿，或者臨時中央政府的各種會議和重要活動中，總能看到八一劇團活躍的身影。紅色戲劇愈發成為一種極具精神凝聚力和極受歡迎的文藝形式。

隨著斗爭形勢發展和政治文化工作的需要，經過三次籌備會議，1932年9月2日，臨時中央政府決定以八一劇團為基礎，成立工農劇社，社址在瑞金沙洲壩。劇社的任務是領導中央革命根據地戲劇創作、演出活動，同時兼負研究和演出職責。1932年11月18日《工農劇社章程》公布。章程第四條第四款規定：“在本社之下，可設分社，但必須經本社執委會及紅校政治部認可后方可成立。” 根據這一規定，紅三軍團于1932年底成立了“火線劇社”，紅一軍團于1933年1月成立了“戰士劇社”，紅五軍團1933年2月成立了“猛進劇社”，紅一方面軍于1933年11月成立了“鐵拳劇社”。

此后，中央蘇區的紅色戲劇更加蓬勃發展起來，《南昌暴動》《殺上廬山》《廣州暴動》《亡國恨》《血汗為誰流》《朱德在美國》《沈陽號炮》《武裝起來》《階級》《誰的罪惡》《最后勝利歸我們》等一批作品相繼發揮著獨特的戰斗功能和教育功能。在中國話劇史上，大概沒有另外一個歷史時期，戲劇與政治結合得這樣緊密，且如此有效。

而在全國范圍內左翼戲劇運動的浩大聲勢中，共產黨團結的戲劇人在工廠建立的藍衣劇社、在農村以“露天劇場”形式實驗的“農民戲劇”等，迅速將劇場戲劇推向廣場。抗日戰爭中，共產黨進一步倡導走向廣場的抗敵宣傳劇，街頭劇《好一計鞭子》就在這種語境中產生。到了上世紀40年代，廣場戲劇蓬勃發展，這種戲劇大眾化實踐，更為有效地發揮了戲劇的戰斗功能。

延安文藝座談會后，積極響應黨的號召的文藝工作者們走向前線、走進農村、深入敵后，創作了一批貼近生活群眾的劇作。尤其1942年下半年，延安魯藝、魯藝實驗劇團和青年藝術劇院等單位，推出《我們的指揮部》《劉家父子》《神手》《軍民之間》等獨幕劇，八路軍120師戰斗劇社奔赴延安演出了多幕劇《豐收》，更是反映了共產黨領導的戲劇事業的新成就，也為話劇創作帶來了新氣象。隨后，《把眼光放遠一點》《糧食》《抓壯丁》《同志，你走錯了路》《虎列拉》等劇作，都成為延安文藝的代表劇目。作為新中國文學藝術的源頭，為新中國更為豐富多樣的話劇創作提供了養料。

原創作品：顯示勃勃生機

新中國成立后，原創劇作如雨后春筍般生機勃勃。無論講述戰爭年代故事還是表現和平建設時期生活，塑造黨員形象，傳承革命傳統，堅定精神信仰，都成為新中國原創話劇的重要任務。具體看，這一領域的創作又可分為表現黨的領導、塑造黨員形象、反映黨自身建設等幾大類。

表現黨的領導的劇作數量最多，具有多角度、多側面等特點，產生的影響也最為廣泛。在這一創作領域，有的作品再現黨領導的革命戰爭，如《沖破黎明前的黑暗》《萬水千山》《金沙江畔》《秋收霹靂》《馬蹄聲碎》《從湘江到遵義》《歷史的天空》等；有的作品反映黨領導的地下斗爭，如《無名英雄》《野火春風斗古城》《井岡山》《刑場上的婚禮》等；還有的作品聚焦黨領導的和平建設生活，如《龍須溝》《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霓虹燈下的哨兵》《風雨同舟》《激流勇進》《代代紅》《未來在召喚》《中國，1949》《我在天堂等你》《香山之夜》等。其中，《沖破黎明前的黑暗》《萬水千山》《龍須溝》《霓虹燈下的哨兵》等產生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作品，已經成為跨越時代的經典；《馬蹄聲碎》《從湘江到遵義》《我在天堂等你》《香山之夜》等新世紀佳作，正在產生影響。

塑造黨員形象的劇作是當代原創話劇的另一重要題材領域，為當代舞臺提供了一系列精神先驅、革命領袖、英模人物。《陳毅出山》《陳毅市長》《朱德軍長》《人民的毛澤東》《周君恩來》《虎踞鐘山》《突圍》《毛澤東在西柏坡的暢想》，哪一部不是既求準又求新地再現了革命領袖的雄才偉略？《李大釗》《尋找李大釗》《誰主沉浮》，甚至2021年牟森導演的新作品《輔德里》等，哪一部不是角度獨特地表現了革命先驅的理想信仰？而《劉胡蘭》《楊開慧》《雷鋒》《焦裕祿》《孔繁森》《生命檔案》《谷文昌》等英雄戲、模范戲，更因塑造了真實的、有信仰的共產黨員形象而令人動容。

如果說上述兩類作品藝術效果感人，反映黨的自身建設的作品則可以用“驚人”概言。世紀之交和新世紀以來，講述因射殺戀人而受到黨紀處分并被判死刑的黨員故事的《愛的犧牲》，提出金錢挑戰人道德操守的嚴峻問題的《“厄爾尼諾”報告》《這是最后的斗爭》《叩問》等作品，都以寶貴的問題意識、新穎的構思角度、精巧的藝術結構，成為不可多得的具有“刮骨療傷”價值的劇作。這類劇作雖不多，但其富含的反思精神和起到的警示作用，卻照亮了當代舞臺。

不難發現，在以上類型豐富的創作中，出現了很多觀眾耳熟能詳的優秀作品。很多作品不僅具有題材價值，而且具有史學、美學意義。它們不但藝術地再現了黨的歷史，而且深遠地影響了我們的精神生活。

站在百年節點回望，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歷史，與1907年在中國落地生根的話劇藝術的發展歷史高度重疊。共產黨領導下的演劇活動，已經是中國話劇發展歷史的重要脈絡；在中國話劇史上，那些反映共產黨建設成就的一段段故事、一個個人物、一次次藝術嘗試，也已在百年歷史刻度里，成為時代與藝術的深刻印記，成為我們黨百年夢想的歷史見證。

（作者系原國防大學軍事文化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