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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史景遷來中國訪問 Muto攝

近日得知，著名歷史學家、漢學家、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榮譽教授史景遷（Jonathan D.Spence）先生，于當地時間2021年12月26日辭世，享年85歲。驚聞之際，往事歷歷。32年前，史景遷先生曾邀請我到耶魯大學歷史系演講，就此我與他有過一段學術交往。熱情、睿智、祥和、勤奮，是先生留在我腦海中的印象。

三定演講主題

1989年11月22日，我應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歷史系韓書瑞（Susan Naquin）教授之邀，到美國訪問并講學。那是我第一次乘飛機從首都機場出發，經上海虹橋機場跨越太平洋，到舊金山機場稍停，再飛向紐約肯尼迪機場，歷18個多小時。當時年輕，精神興奮，不知疲勞。下飛機后，在美國紐約大學讀書的女兒到機場接我。

我在紐約小住還不到一周，美國許多大學歷史系研究清史的教授，如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華盛頓大學、耶魯大學、馬薩諸塞州大學、達特茅斯大學、印第安納大學、加州大學、加州理工學院、夏威夷大學等，就紛紛向我發出邀請。美國學界學術信息傳播之迅速，對中國大陸學者之熱情，令我驚訝。曾任美國歷史學會會長、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的史景遷先生請我安排時間，到耶魯歷史系為教授和博士候選人做一場學術演講，我即答應。

我到耶魯大學演講的時間，因要通盤協調安排在美國東北部的幾所高校的時間，幾經協商，最后才確定下來。然而直到我去耶魯大學演講的時間已定，演講題目卻還在不斷變化，定不下來。起初，史景遷教授征詢我想講什么，我說，因為中美文化背景不同，學術信息多年不通，是否可以講“清史研究四十年”？他表示，這方面內容他們很需要，但要跟同仁商量一下。不久，他回電話說，這個題目太專，可否換一下？我請他提，他說，講講康熙怎樣？我知道此前他出版了Emperor of China：Self-portrait of Kang-hsi(編者注：中譯本譯為《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對康熙皇帝深有研究。當然，我看的有關康熙帝的文獻和檔案較多，講康熙帝是有信心的。

但時過不久，史景遷先生又來電話說：康熙的題目也太專，可否再換一個？我說再想一想。他說，他們建議我講“清史研究的新資料”。我當時第一反應是，這個題目不好講。什么算是新資料？我們認為是新資料的，他們可能認為并不新，這就出現認識差距，不會收到預期的結果。于是我問，是否可以再商量個題目？先生以肯定但和藹的語氣說：同仁們還是希望你講這個題目，我們期待你。意思很明顯：不必再商量，就這么定了。

我接到這個題目后，寢食不安，朝思夜想。因為當時我們中國大陸學者研究清史的基本資料是“一檔三實錄”，即《滿文老檔》和《明實錄》《清實錄》《李朝實錄》，這在當時算善本書，借閱手續極其繁瑣。而據我了解，此時大洋彼岸的美國清史學界，耶魯大學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教授，曾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看滿文檔案八年，后在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看滿文檔案三年；三個“實錄”在耶魯大學清史教授研究室都備有全套，無須去圖書館借閱。至于文集筆記，此時已影印出版四千冊，方志也影印出版五千余種，還有“方略”等，這些對美國學者而言，也都不是“新資料”。

那么，“新資料”是什么？所謂過去文人賦詩靈感出自“三上”，即馬上、枕上、廁上，一天如廁，突然想起“石刻資料”，可以補正史之闕、糾正史之誤、充正史之實。由是，立即回房間，打開資料袋，找出自己有關石刻資料的論文，摘錄編成卡片，講稿心中有數了。

按照耶魯大學歷史系學術講座的慣例，學術演講時限15分鐘，提問和回答限25分鐘，合計40分鐘。這與我們的習慣不同。但我仔細一想，把一個新觀點闡述清楚，15分鐘足夠了?；叵朐趯W生時代，一堂課45分鐘，真正重要而精彩、創新而必記的內容，15分鐘足矣。從中我體會到史景遷先生在學術追求上求新如渴、求精如金的旨趣。

耶魯講壇上的中國教授

到1990年3月20日演講那天，我見了史景遷教授后，送他北京燕山出版社新出版的我的第一本學術論文集《燕步集》，并簽名。他接書后，高興地說：“我們教授以能出版學術論文集感到榮幸！”

我先參觀了耶魯圖書館，史景遷宴請午餐。到了下午4時，廳堂肅靜，聽者就位，史景遷教授登上講壇，說：今天，我們聚集在本系學術講壇，進行學術交流。在這座講壇，前有錢穆教授，他著長袍，穿布鞋，在此演講；今天有閻崇年教授，也在這座講壇，所不同的是，閻教授身著西服革履。好，現在請閻教授以“清史研究的新資料”為題，做學術演講！

我的演講，先用一分鐘點出要講的主題，然后用三分鐘簡略排除檔案、實錄、官書、文集、筆記、方志、譜牒、家乘等大家所共知的史料，這些自然不算是清史研究的新資料。這時，臺下的教授們都認真地注目于我——那么，“清史研究的新資料”到底是什么？我提出，清史研究的新資料是“石刻資料”，隨之闡述石刻之題記、碑記、墓志銘等對清史研究的五個資料價值，每條各闡述兩分鐘。最后一分鐘總結。

我講完鞠躬就座后，史景遷先生登臺，請大家提問。等了很長時間，沒有一個人提問，也沒有一個人反問。最后，先生簡要小結。

會后，我們到一家湖南飯館餐敘。白彬菊教授點菜，她問我吃辣子嗎，我說不吃，雖然心里想吃，但吃了就咳嗽。她風趣地說：我也一樣，我喜歡吃辣子，辣子不喜歡我。這位美國女教授的辯證思維和風趣談吐，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席間，有的教授說，我們研究一輩子清史，怎么沒有就想到石刻資料是研究清史的新資料呢！當年暑假，耶魯大學歷史系就派出三四位博士生到北京，在今國家圖書館善本部金石組查閱清代石刻拓片。

后來我幾次去美國做學術交流，因時間短促，又多在紐約，未能與史景遷先生謀面。到2014年，犬子在耶魯大學法學院博士畢業，我同夫人去參加畢業典禮，遺憾的是史景遷先生休假，沒有在校。雖未能見面，但我還是回到當年做演講的講堂，照相留念。

用故事講述中國歷史側面

史景遷先生在教書與著書兩項事業上，均做出杰出的貢獻。美國大學歷史系的教授，是必須親自授課的。史景遷教授具有教書的天才，思維睿智，學識淵博，語言生動，饒有情趣。他講課，在耶魯，在美國，都是出了名的。美國教授柯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跟我講：聽他課的學生有三百多人，有些學生沒有座位就站著聽，課講完了，全場鼓掌，達10多分鐘。先生講課精彩的原因之一是，他對歷史的研究根深葉茂，又融會貫通。

史景遷先生一生都致力于中國史的研究，尤其是晚明入清以來的中國歷史，成績斐然，影響深遠。他完成了14部有關中國的歷史著作，包括《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曹寅與康熙》等。他跟我說，他的漢文名字是房兆楹先生給起的，房先生對他說，你學中國歷史，名字第一個字母S諧音“史”字，學歷史要景仰司馬遷，你就叫“史景遷”。后來，“史景遷”三個字，在世界清史學界和文化界廣為人知。

《康熙》和《曹寅與康熙》兩書，在中國影響很大。前一本書中，史景遷化身皇帝本人，以第一人稱的大膽敘事方法，寫出一代康熙大帝的身世、歷史、性格、情感、心理、生活，發揮歷史想象，充分展現康熙大帝的喜怒哀樂。這種方法，他稱之為“自畫像”（self-portrait）。用第一人稱，以自己的言行表述，這在清史研究領域尚屬空前，讓讀者看到一個有血有肉的中國皇帝。后一本書中，史景遷先生重點從康熙和曹寅君臣兩個人物入手，展開一個時代的歷史風貌。

史景遷先生一直堅持用一個個故事講述著中國的歷史側面，他在中國讀者中影響之大，外國史學家中難覓其二。有評價說他是以“講故事”方式寫作，是學術暢銷書高手，這固有其所長，但也有其不足。

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孔飛力（Philip Alden Kuhn）教授有一次跟我談到史學研究方法，他謙虛地說：我們美國人研究清史最大的困難是漢語言文字，因其局限，讀史料少，那就只能發揮我們所長，富于想象，長于思維。我說，中、美學者應當互相取長補短，中國歷史學者長于史料多，卻短于墨守史法，美國史學家短于史料少，卻長于思維創新，不能揚此抑彼，而要互補所長，共同推動歷史科學發展，增進中美人民友誼。史景遷教授就是這樣一位學者，他為中國史的教學與研究，為向西方介紹為中國歷史文化，數十年來，苦心竭力，貢獻卓著，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