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摘要：作為中西方文化的重要原型，“混沌” 在中西方神話傳說和文學經典中都有記載和描述，但就 “混沌” 概念與混沌理論的聯系來看，中國傳統文化對 “混沌” 的認識卻走在了西方文化的前面，更接近混沌理論對世界本原的認識。混沌理論對世界呈非線性、不確定性、復雜性、整體性和互聯性等的認識，為我們認識世界提供了新的思維范式，更對當今 “新文科” 背景下跨學科研究美國文學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關鍵詞：“混沌” ；混沌理論；美國文學研究

文學作為人類掌握世界的方式之一，是對客觀現實的能動性反映。恐怖主義、環境災難、地產泡沫、國家債務、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等一系列問題始終困擾美國及人類社會，建基于網絡和高科技基礎之上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全球化一體化趨勢，使得世界前所未有的萬物互聯并呈現總體上的不確定性。當代美國文學融合了后現代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寫作風格和敘事策略，并將科學和藝術話語有機結合，甚至轉向東方文化尋求精神支柱，對人與人、人與物、人與世界以及人類與后人類等關系都做出反思和呼應，有利于我們完整地認識世界和改變世界，但在一定意義上對于我們把握美國文學發展趨勢與律動提出了新的挑戰。“混沌” 是當代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研究的重要概念，混沌理論提供了新的認識世界的方式方法，使得我們能夠接受這個復雜、動態、多元、隨機和 “混沌” 的世界，從而在變化中抓住機遇，審視和研究美國文學，提升外國文學研究。混沌理論與后現代主義以及空間等相關理論交叉融合，也與中國傳統文化有多維關聯。因而，討論、思考和研究 “混沌”，挖掘中國傳統 “混沌” 思想，發現 “混沌” 對我們認識世界的啟示，運用 “混沌” 思維進行跨學科美國文學研究，促進文學批評中國話語的構建，有著重要的意義。

1、從 “混沌” 說起

“混沌” 與 “混沌理論” 極易被人混淆。實際上，“混沌” 是一種狀態，而混沌理論卻是 “一系列賴以處理和解決不能準確求解的非線性數學、運算以及幾何技術的集合體”。[1] 作為專業術語，混沌理論常被稱作非線性或非平衡動力系統理論，研究的是非線性動力系統中事物運行的行為。盡管非線性動力系統理論較非平衡動力系統理論使用廣泛，但由于 “非線性” 概念本身的模糊性，用 “非線性” 來限定動力系統也不完全準確，人們習慣用混沌理論指稱非線性動力系統理論。從1960年代起，混沌理論逐漸成為不同學科與領域的熱議話題，并在1980—1990年代末一躍成為眾多學科和研究領域的 “新寵”。當下混沌理論已然是一種交叉學科，并與眾多學科交叉融合，形成新的跨學科研究方向。當然，混沌理論的核心學科永遠是數學和物理學。由于對傳統的宇宙觀以及生命傳統認識論的顛覆，混沌理論引發了物理學領域范式的改變，被譽為繼愛因斯坦相對論和量子力學之后人類科學史上的第三次革命。混沌理論讓人們重新審視宇宙，發現世界充滿了復雜性，充斥其中的遠非簡單的機械鐘等呆板意象而是類似 “分形” 和 “奇異吸引子” 等奇異復雜的意象，充滿了藝術的魅力。混沌理論目前已不再拘泥于科學領域，而是 “闖” 入了文學和藝術的疆域，與這一理論密切相關的概念—— “混沌” 也隨之有了變化，成為當今世界新的文化隱喻，越來越受到重視。

作為中西方文化的重要原型，“混沌” 的 “血統” 非常古老。中西方的創世神話都有關于 “混沌” 的記載和描述。在西方文化中，“混沌” 一詞可追溯到公元前8世紀赫西俄德的《神譜》，“混沌” 在其中被描述為 “混沌一片” “造物產生的背景”。古希臘人將 “混沌” 看作宇宙的本原狀態，將其與 “原始” “無序” “黑暗” 以及宇宙賴以演化的一種原始物質關聯。《圣經》的《創世紀》就將 “混沌” 與有序、黑暗與光明、荒蕪與生命呈相對關系，此時的 “混沌” 指的是天地開創前的狀態。西方的經典文學作品也時常將 “混沌” 看作秩序的對立面。奧維德的《變形記》中，“混沌” 是一種天然的沒有形狀的狀態。彌爾頓的《失樂園》中，“混沌” 被視作 “自然的先祖” “無政府的君王”，甚至是深如渦旋的黑暗的統治者。莎士比亞的悲劇《麥克白》中對 “混沌” 的認識，類似我們日常生活中所說的 “混沌”，也即混亂與無序。可以說，從古老的《圣經》直至19世紀作家托爾斯泰和喬治·愛略特的小說，處處都能發現西方人對 “混沌” 這一古老的概念及其所孕育的美學的沖動，其認識還停留在破壞與毀滅等符指意義。

“混沌”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豐富性和活躍度并不遜于西方。中國神話傳說中的 “混沌” 基本上也與無序和混亂相關。無論《山海經·西山經》對 “渾敦” 的記載 (“有神鳥，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帝江也” )，還是《神異經·西荒經》對 “渾沌” 的記載 (“昆侖西有獸焉，其狀如犬，長毛四足，兩目不見，兩耳而不聞，有腹而無臟，有腸直而不旋。食物輕過。人有德行而往觸之，人有兇德而往依憑之，天使其然，名為渾沌”)，都是 “混沌”。前者 “無面目” 的特點與《莊子·內篇·應帝王》所載的處于 “倏忽” (即南北) 之間的 “混沌” 類似，而后者與饕餮、窮奇、梼杌四個異獸合稱上古四大兇獸，其不見、不聞、直腸子、不消化的特點，與莊子的 “混沌” 有共通之處，都有 “空” 的特性。《三五歷紀》也提到：“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在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辟，陽清為天，陰濁為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于天，圣于地。” 此處 “混沌” 則被用來描述天地未開、狀如混沌這一宇宙的表現。《易緯·乾鑿度》將 “混沌” 與宇宙的生成做了聯系，即 “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炁形質具而未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成而未有離。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這里的 “渾淪” 乃 “混沌”，也稱 “一”，是一種宇宙未分離的狀態。

中國神話傳說中的 “混沌”，到底哪種是我們要討論的接近現代科學意義上的 “混沌” 呢？不妨回到莊子那里。《莊子·內篇·應帝王》中的 “渾沌” 位于 “倏忽” 之間，為 “中央之帝”，顯然在現代意義上的 “倏忽”(也指時間，短暫之意) 之外還多了一重空間意義。換言之，中國傳統文化意義上的 “混沌” 具有 “時空一體” 的特點，接近于巴赫金意義上的 “時空體”，更與現代科學意義上的 “混沌” 相通。“混沌” 被 “倏忽” 鑿七竅而死，言外之意指的是原本渾然一體無所分界的 “道”。《老子·第二十五章》有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這個為天下母的 “混成之物” 就是 “道”。“道” 先于天地，是宇宙、天地、萬物生成、運動、變化和轉化的最初根據，是某種 “種子”，是 “物” “信” (息) 合一，可謂一種二重化存在的原始混沌狀態。鑒于此，莊子意義上的 “混沌”，是 “大道” “宇宙的原本” “人類之初” “人生之始”，實屬 “無形” “無名” “法自然” 而自然而然。其 “常無為而無不為……萬物將自化” (《老子·第三十七章》) 的 “自然不為、無不為” 的特性，不僅有了現代科學意義上樸素的 “時空體” 之特征，更因其本質上關于非決定論的復雜自組織思想，揭示了 “事物自生演化發展的無目的性、不確定性、隨機性的特征” [2]，恰與混沌理論對宇宙中動態事物的認識，直接相通。

就宇宙的起源來說，中國古代哲學除了 “道” 或 “混沌” 之外，還有 “太極” “氣” “太玄” 等概念，其共同特點是將宇宙看作具有變化特性的 “空” 或 “無”。《老子·第四十章》曰：“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老子對其提出的 “無” 未做太多解釋，是魏晉玄學的代表人物王弼將 “有生于無” 的思維推向了極端。他不僅以 “無” 為萬物之根本，還以 “無” 來釋 “道”，并將 “道” 歸于 “無”。至于 “無” 與 “道” 的關系，禪宗也有類似思想。禪宗思想中的 “空” 盡管與 “有” 對立，但在禪宗的認識中卻是一種 “存在”。正如《金剛經》偈語所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有與無、存在與非在，看似獨立的兩極卻是一對辯證的矛盾，相互交融，共生發展，無始無終地變幻和循環。總之，中國傳統思想中 “混沌” 的含義一直在變化，但總的來說，無論是 “空” 或 “道”，“太極” 或“無極”，“太玄” 或 “氣”，中國古人將 “混沌” 看作能與 “秩序” 彼此做出變化的理解，遠比西方文化將 “混沌” 與 “秩序” 對立的闡釋，更接近于混沌理論對 “混沌” 的認識。可以說，早慧的中華文明在 “混沌” 這一概念的認識上走在了時代的前面。當然，莊周與蝴蝶的 “物我兩忘”，佛禪思想中的 “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 等萬物齊一的整體論思想，《周易》《黃帝內經》對天、地、人的全息統一的看法，都在強調相反相成、陰陽合一、此中有彼、彼中有此、一中有二、二中有一的混沌思維。這一思維方式與西方重視界定、區分，強調彼此有別、“說一不二” 的傳統思維方式，有顯著差異。

2、混沌理論：一種新的思維范式

如果說傳統上人們將 “混沌” 與 “秩序” 對立且在認識上有優劣之分，如 “秩序” 一般意指 “上帝” “光明的使者” “規律” “健康” “善” “確定” “穩定” 等，“混沌” 則表示 “魔鬼” “黑暗” “破壞者” “瘋狂” “惡” “疾病” “不確定” “不穩定” “流動” 等，那么，我們今天討論 “混沌”，便不能將善惡優劣的倫理或道德判斷強加在 “混沌” 之上。隨著混沌理論在當代科學領域的興起，傳統中將 “秩序” 和 “混沌” 對立且將后者看作負面因素的觀點必將被徹底挑戰。坎貝爾 (Ali B. Cambel) 指出，“混沌代表了動態物質中不確定的存在或其隨機性的一面，這樣的特性絕無好壞之分，或人們不期望出現的那一面——有時，恰恰相反”。[3] 如此，“混沌” 不再是秩序的對立面，而是可以創造秩序，甚至相互轉換。按照海勒 (N. Katherine Hayles) 的理解，“混沌” 可謂 “有序的無序” 或 “無序的有序”，意思是有序來自無序，無序可產生有序。[4] 因而，“混沌” 是一種悖論式的存在，“處于完全確定和隨機之間的一種狀態”。[5] 簡言之，“混沌” 不再是人們傳統對其的認識，更非科學發現 (尤其在經典科學階段) 中的 “噪音”，而是內涵愈加豐富。作為科學術語，“混沌” 指的是貌似隨機的事件其背后卻有內在的聯系，貌似無序實則有序。美國動力氣象學家洛倫茲 (Edward N．Lorenz) 將 “混沌” 定義為 “動態系統中對初始條件或內在變化敏感性的依賴”，指的是根據隨機變化而出現的一種過程，盡管 “這些行為方式的出現實際上受到確然律的限制”。[6] 因此，現代科學意義上的 “混沌” 已有隨機性、非線性、不可逆性及不確定性等特征。

秩序和規律一直是科學關注的焦點。到了19世紀時，“混沌” 才在熱動力學中首次被發現。實際上，熱動力學中常說的平衡態也是一種 “混沌”，這種平衡態要符合溫度、壓力、濃度以及化學能等條件，一個封閉系統 (守恒系統) 中的每一個點幾乎與其他沒什么差別。換言之，當系統中的熵值達到最高值時，便會形成 “混沌”，此時分子紊亂的程度也趨向一個最大值。根據數學家克勞修斯 (Rudolf J. E. Clausius) 的觀點，當系統的熵值達到最高值時，系統中就會形成熱的平衡態，最終引發整個系統的 “熱寂死”。熱動力學的第二定律對熱從有到無以及從有序到無序甚至到最后的不可逆的傳播方向，做了很多限制。但這樣做有可能將人們對 “混沌” 的概念理解倒退到古希臘時代。需要說明的是，熱動力學平衡態引發的 “混沌”(熱寂死) 是系統中低級、混亂、安靜甚至是異質的宏觀表現，這與混沌理論對 “混沌” 的理解差別很大。

現代科學對 “混沌” 的革新認識得益于洛倫茲的發現。洛倫茲分別于1963年和1972年兩次撰文指出，在一個動力系統中初始條件下微小的變化能帶動系統巨大的長期的連鎖反應，解釋了長期的天氣預報不能準確預測的原因。洛倫茲的發現，挑戰了長期浸淫在牛頓經典科學中人們關于世界能夠預測并且確定的認識。但 “混沌” 真正引發科學界的研究熱潮，要到1975年題為《周期 “三” 意味著混沌》的論文的發表。正是從李天巖和詹姆斯·約克的這篇論文開始，逐漸誕生和發展了一門新興學科，即混沌學。不過，混沌理論最終被完全接受并享譽整個科學研究圈，要歸于龐加萊、庫恩、大衛·儒勒、羅伯特·肖研究團隊、曼德博、費根鮑姆等眾多科學家的參與和研究貢獻。

尼古拉斯·雷舍爾 (Nicholas Rescher) 指出，“從古希臘時期 ‘科學’ 的古典思想一直到現在，大多數哲學家都把他們對于科學典范的學科觀念的渴望——如古希臘的科學——建立在數學之上。他們的目標一直是要以數學科學的精確性和普遍性回答他們領域中的問題。……這種根據世界偶然表面現象之下的、不能違反的、深刻的必然性，來掌握世界有規律的結構的認知尋求，長久以來就是科學的渴望”。[7] 人類對復雜世界的把握從來都渴望有一種規律或一種解釋體系，確定性和精確性是終極追求。但這種渴望實際上是有問題的，西方古典哲學的缺陷不僅在于對確定性承諾的夸大，更在于夸大了對精確性的承諾。作為當代新興學科的代表，混沌學率先確立了復雜性、非線性與隨機性在后現代科學中的地位，更是對以牛頓經典力學為核心的機械論科學圖景做出變革。混沌理論將科學研究從關注宏觀和微觀世界轉向了日常生活中的動力學，也將對物理行為簡單的降低模式的關注轉向了復雜的互動系統中。因此，混沌理論 “不再是一種理論，而要被看作一種方式；不是大量信念的集合，而是科學研究的一種思考方式”。[8] 可以說，混沌理論將不確定性、不可預測性第一次納入了宇宙圖景，從根本上改變了以牛頓、拉普拉斯和達爾文等觀點為基礎的決定論以及相應的世界觀；世界 (自然界和人類世界) 不再是一個具有自然規律的、可辨的、可解釋的有序框架；也不是一個整飭的排列有序的 “花園” 或一種有條理的整潔邊界的系統；康德主義的因果關系原理也不再被看作人類思維的重要部分，這對我們重新認識宇宙的復雜性以及人類在宇宙的地位有著非凡的意義。

隨著愛因斯坦、普朗克、薛定諤等科學家對舊的物理學秩序的打破，康托爾、海丁和曼德博等數學家對舊的數學秩序的挑戰，量子力學理論造成因果關系的崩潰，橫空出世的混沌理論徹底顛覆了傳統上人們將世界看作精密機器的觀念，不僅出現了新的相對主義，確定性也正被或然性和似真性取代。確切地說，20世紀是后現代主義的世紀。后現代主義的特點就是 “無邊界、去分化，打破一切外在的和內在的、有形與無形的界限”。[9] 桑塔格就將后現代看作 “越界”，丹尼爾·貝爾認為后現代的特征在于 “距離的銷蝕”，鮑德里亞則稱其為 “內爆”，如此等等其實際表現便是文學對非文學的侵略、擴張、征用乃至收編。帕克 (Jo Alyson Parker) 提出，“通過吸收科學的概念范疇，文學理論家會發現新的解讀文學作品和理解文學文本的方法”，畢竟 “新的概念會引領新的看問題的途徑和方法”。[10] 20世紀以來的我們不僅 “棲居在一個遍及機會和混沌的世界” [11] ，更處于 “一種從無序到有序，從機遇到規律，從混沌到結構涌現的更高級的復雜系統的自然動力學” [12] 占主旋律的世界。總之，混沌理論是我們認知世界以及宇宙的一種方法、一種模式，也是一種新的思維和文化的范式。

3、混沌思維與跨學科研究美國文學

放眼當今世界，人類正經歷一場以國際互聯網絡為代表的信息革命，加之生命科學、人工智能、材料科學等領域的科技進步，使得人類社會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變革。這無疑對文學藝術的發展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許多當代美國小說都出現了形形色色的科技文化主題。電腦科技的發展和計算機網絡的出現，也為小說文本的形式提供了廣闊的空間。許多有著新的空間形式的小說，如 “賽博空間” “超空間” 等，已完全拋棄了傳統的敘事觀念。與此共生的是，當代美國小說的敘事模式隨著科技的發展也復雜起來。空間批評學者約瑟夫·弗蘭克 (Joseph Frank) 對小說敘事 “空間并置” 的建議已顯得無力，畢竟許多后現代主義小說根本沒有真正的句法和組織可以 “參照”，其敘事也不再遵循傳統的因果—線性—時間順序，小說的空間也呈現出漂浮和異質。換言之，美國后現代主義小說的敘事呈 “混沌” 式碎片化。《血色子午線》《穿越》《天下駿馬》《致命尖端》《回聲制造者》《鴿災》等小說，在敘事內容和結構上都有 “混沌” 的空間構型，如90北方工業大學學報第33卷 “分形” “奇異吸引子” 等。《安德魯的大腦》《幻影書》《奧菲歐》《末世之城》《樹影》《困惑》等小說在故事構成和敘事模式等方面，也運用了 “迭代” “蝴蝶效應” 等混沌理論的范疇，使其有了 “混沌” 的審美效果，兼有新奇而又熟悉的雜糅。不僅如此，混沌理論的空間形式如 “迭代” “分形” “渦旋” 等，也被以約翰·巴思、約翰·豪克斯、凱西·艾克、托馬斯·品欽、唐·德里羅、科麥克·麥卡錫、保羅·奧斯特、理查德·鮑爾斯、露易絲·厄德里克等為代表的一批當代美國作家所運用，用來豐富他們的小說敘事或建構小說的空間形式，使得他們的小說呈現出一種新的動態空間性。

對于文學研究者來說，是時候擺脫C. P. 斯諾所說的 “兩種文化” 的現象了。作為一種新的科學理論，混沌理論已展示出其對于回顧、重釋甚至重記語言、文本、自我、社會以及時空性等方面的作用。實際上，混沌理論 “推翻現有的科學觀和系統觀這一過程，與當今文學對于不確定性與不穩定性、能指的自由游戲以及各種各樣的重寫等新的關注點有了共振”。[13] 不僅如此，混沌理論與人文領域以及當代的文學創作所關注的空間以及空間形式的聯系，以及混沌理論與新興的敘事空間理論家們在對讀者介入、整體把握敘事細節，并重新拼貼敘事空間形式等方面強調的共識，對于我們深入認識和研究當代外國文學，印證后現代主義文學及后現代現實主義文學的多元性與復雜性，富有啟發。

混沌理論指出，世界是一個 “決定性的混沌”。在一個充滿 “混沌” 的宇宙，我們不能再習慣于 “習慣” 中，要直面我們自身處于的復雜世界的生活事實。混沌理論給予我們的是一種 “真實的沖擊”，不僅人們長期從確定性和可預測性來看待宇宙的思維方式有必要改變，從文學本身來研究文學或考察文學的思維定勢，也有必要打破。喬內森·卡勒 (Jonathan Culler) 說得好，“文學并不像昆蟲存在那樣存在著。它得以形成的價值評定因歷史的變化而變化”。[14] 海勒指出，混沌理論 “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思考秩序的新方法，秩序不再被單純地概念化為一種絕對的狀態，而是在對稱的復制中允許非對稱與不可預測性”。[15] 她認為，當代美國小說中明顯具有的四大后現代主義特質——非線性、自指性、不可逆性以及自組織，在混沌理論中也相當突出。因而，除了與后結構主義有某種程度的相似之外，海勒發現，混沌理論 “對總體性的懷疑” 與后現代主義重要學者德里達、詹姆遜、利奧塔與露絲·伊麗格瑞等的觀點不謀而合。不僅如此，混沌理論對迭代、遞歸循環、非線性與不可預測性等觀念的強調，與其他后現代主義敘事理論也有相似之處。可以說，混沌理論帶給我們的是一種新的思維方式，這種新的復雜的整體的多元的混沌思維，不僅可以讓我們重新把握世界的復雜性，還可以將這種思維方式用來建構一種新的混沌學文學批評。

作為混沌學文學批評的踐行者之一，海勒的做法是一個極佳的范例。海勒在《被縛的混沌》(1990) 一書中，就將混沌理論的概念和相關范疇靈活運用，不僅用來解釋當代美國文學，還用來說明科學、文學與文化現象三者之間的重要關聯。可以說，海勒在她的這本著作中已經提供了混沌學文學批評的范式，“它們不僅與普通的文學批評范式平行且使用更加寬泛，她還凝練出了一些重要的批評詞匯，這些詞匯與那些描述物理現象的詞匯類似”。[16] 除了海勒，著名學者菲利克斯·加塔利 (Félix Guattari) 在他的著作《混沌互滲》(1992) 中，就將混沌理論的多個概念進行改造、改裝并且化用，使得他著力建構的新的 “審美范式”，不僅超越了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論，還突破了分析者和被分析者的二元獨立模式。此外，吉萊斯皮 (Michael P. Gillespie) 與帕克等指出，混沌學是一種新的批評系統，重視整體性和多元性，關注過渡和邊界狀態，能真實反映閱讀文學作品時一系列不同的反應。

混沌理論與敘事研究的關聯是近年學界討論的熱點。斯萊索格 (Gorden E. Slethaug) 在《美麗的混沌》(2000) 一書中，將結構或內容上運用混沌理論的小說稱為 “動態小說”，認為其兼具開放性、復雜性、“可寫性” 等特點。[17] 沃爾什 (Richard Walsh) 認為混沌理論和敘事學都是對時間進程中事物運行方式的研究，二者可相互激蕩并發生關聯。[18] 皮耶爾 (John Pier) 指出，隨機過程、離散結構和自組織等混沌理論的重要維度，可為敘事學借鑒。[19] 就混沌理論與當代美國小說的 “混沌” 敘事研究而言，僅以科麥克·麥卡錫小說為例也可窺見一斑。麥卡錫的小說在敘事內容、敘事形式、敘事策略乃至敘事的空間構型上，都活躍著 “混沌” 的概念和混沌理論的原則和范疇，使得麥卡錫的小說獨具 “混沌” 的美學特征。總之，作為一套批評和闡釋系統，混沌學文學批評不僅對以 “混沌” 為本體的敘事在時空想象、聚焦作用、敘述結構和闡釋方式等方面提供新的方法、概念和范疇，也適用于探討其他與性屬、族群、環境、后人類、歷史書寫等相關的敘事。

實際上，一直籠罩在人類中心主義下的人文學科，正被 “一個復雜的、以科學研究和技術信息為主導的知識體系所取代”。[20] 這一挑戰雖算不上終極危機，但卻開辟了人文學科跨學科和跨媒介研究的新紀元，也為 “軟” 科學和 “硬” 科學之間的新對話指明了新的方向。混沌思維與后人類中心主義思想就其對世界呈整體性、互聯性等的認識來說，也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這無疑給予我們了一個新的認識世界的維度，得以拓展混沌理論在美國文學批評和文化研究新的領域。混沌理論所提出的 “自組織” 概念以及系統通過其自然的運作能夠展現出更高階規律的 “涌現”，恰使處于后現代虛無主義焦慮下的人類，有了走出人類中心主義藩籬的可能。隨著人們對后人類狀況研究的增強，新的認知主體也會發生變化，不僅出現了人類和非人類、行星和宇宙、自然與人工的復雜綜合體，更是出現了環境人文學科、地緣政治和社會經濟歷史的跨學科融合以及數字人文學科的飛速發展，這一切都需要我們調整思維方式。世界永遠朝向未來開放，混沌理論可謂恰逢其時。混沌理論帶給我們這一新的整體的、復雜的、動態的和全息的思維方式，正是我們得以運用從而應對日新月異、愈來愈復雜的世界和新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