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閱讀《中國科幻文學沉思錄》（下稱《沉思錄》）這部文集，特別是吳巖對自己學術生涯的回顧，我經常想起將近20年前初次聆聽吳老師教誨的時光。那時候，他剛迎來第一屆科幻研究碩士生高福軍、肖潔、胡俊，課堂上除了他們還有馮臻、楊蓓等對科幻感興趣的研究生，以及我、王瑤等更年輕的愛好者——所有人都年輕，吳老師也一樣。有時候他會在上課時放科幻電影，印象最深的是阿西莫夫小說改編的《兩百歲的人》，楊蓓看著看著就掉了眼淚，最后說雖然是在煽情，但真的很喜歡。至今，《兩百歲的人》還是我最喜歡的科幻電影之一。對于今天已經以科幻研究為志業的我來說，這是非常珍貴的記憶。

翻開《沉思錄》，馬上就會對一個先驅者走過的道路產生直觀體驗。文學研究一般可以分為文學史、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而《沉思錄》一本書中就包含了歷史、理論和批評，而且兼顧了中外科幻作品。這在專業高度分工的領域，或許是研究者多才多藝的表現，但對于吳巖來說，在相當程度上是孤軍奮戰不得已而為之。換句話說，他得獨自回應這個領域在成形過程中的所有需求。

事實上，即便是文學專業科班出身的學者，也很少有人在這三個分支上都能有出色表現。從具體的文章來看，相對薄弱的文史功底對吳巖的科幻史研究構成了制約，雖然大的歷史脈絡都做到了表述準確，但到了需要進入歷史語境做比較細致的考察時，也就是缺少可資參考的現成論述，必須發掘和利用第一手史料時，或者說對研究者的文學史以及一般意義上的歷史感覺要求較高的時候，就顯得比較吃力。這個問題在《科幻文學論綱》中也有顯露。

但我想強調的是，比起這些早期研究中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足，更應該關注的是吳巖的科幻文學研究的獨到之處。他以一己之力提供了基本的歷史敘述、理論構建和對于若干重要作家作品的評論，以及很長時間內全國唯一的科幻課程和碩士學位點，由此為后來者建起了遠行之前準備行裝的新手村，開拓之功眾所周知。但認真讀《沉思錄》就會發現，這個新手村還提供了若干功效特別的“批判的武器”，以及多份已經標識了基本路線的藏寶圖。正因為如此，《沉思錄》才成為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科幻研究不能繞開的一本書，其意義在我看來絕不亞于體系性更強的《科幻文學論綱》。

首先，吳巖以其浸淫科幻40年的閱歷，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極其重要的內在視角。上面提到他的專業出身對他的科幻史論述有所限制，這是就一般意義上的科幻史來說。而一旦進入“文革”后的科幻史，也就是吳巖親身經歷的這40多年，他的筆下就會有極其切實具體的脈絡感，因為他的生活就是這段歷史的一部分。在此基礎上展開的作家作品論，就成為一流的科幻批評。

以兩篇給我印象極為深刻的作家論為例。第一篇是收入《沉思錄》的鄭文光論。吳巖和鄭文光有20多年的交往，這使他能夠洞察貫穿后者創作生涯的矛盾和困惑，并結合其作品在形式和內容上的變化，對鄭文光一生的嘗試和探索及其成敗得失，予以清晰的梳理和中肯的評價，并多發人之所未見，如“科學建構”與“文學建構”的沖突和平衡，鄭文光的個性導致駕馭政治議題的困難，等等。在這篇文章的結尾，吳巖老師寫道：

鄭文光不屬于我們這個時代，他應該屬于那種穩定、平和，科學技術、浪漫主義和英雄主義能產生偉大作用的時代。但唯其這樣，我們才能看到他的偉大之處：他以不屈不撓的意志，以不倦的探索精神，以無畏的自信和力量，在一個不屬于自己的星球和不屬于自己的時代里創建了一個屬于自己并可以承載他人的廣闊堅實的科幻大廈。

這篇為鄭文光先生七十壽辰而作的文章，既高度評價了鄭文光的成就和貢獻，也不諱言他所曾經步入的歧途和未能突破的局限，至今仍是鄭文光身后最好的紀念。

而在未收入《沉思錄》的名篇《劉慈欣與新古典主義科幻小說》（2006）中，吳巖充分展現了他對于科幻創作內在理路的提煉和解析能力。其實不清楚為何吳巖在自選集中未選入這一篇經典論文，或許是因為文集中的《〈流浪地球〉等劉慈欣作品精選序言》已經包含了該文主體部分，但其實《新古典主義》一文的開頭和結尾很有價值。吳巖和劉慈欣年歲相仿，但由于生活工作在不同地域，以及后者比較晚才進入科幻界，所以吳巖對大劉，尤其是在寫作這篇論文的時候，是不像對于鄭文光那么熟悉的。因此，在這篇文章中，吳巖能夠切中肯綮地將劉慈欣的科幻小說界定為“新古典主義”，一方面體認了劉慈欣與西方科幻小說“黃金時代”的關聯，另一方面又指出他在敘事手法、人物形象、情感線索等多個層面的創新，在我看來得益于吳巖的雙重身份。身為學者，他諳熟世界科幻史的發展歷程；身為科幻作家，他能敏銳地覺察劉慈欣別開生面之處。所謂內在視角，并不僅僅指對于作家個性、生活經歷、人際往來乃至掌故逸聞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基于科幻文類創作經驗的文本感受力和判斷力，而這兩方面都是大部分科幻文學研究者不具備的。

而在個體閱歷和創作經驗之下，還有更深層、更本質的東西。在吳巖最近出版的小說新作《中國軌道號》中，他以虛擬回憶錄的形式，重溫了他走上科幻之路的初心，那就是對未知的好奇、向往和探索。正因為這樣的初心，吳巖對科幻文學和科幻作家才會有一種極具穿透力的直覺，而這對于主要是通過理論或歷史的方法按部就班推進的科幻研究來說，無疑是彌足珍貴的。

吳巖的第二個突出特點，是他的復合型知識結構。他的求學經歷，以及他對文學、哲學、心理學、管理學、教育學、STS、科技史等領域的廣泛涉獵，使他在知識儲備和思維方式上再次區別于大多數科幻文學研究者。近年來，科幻研究主要是在文學領域獲得認可，較有影響的研究者和陸續涌現的新人也多為文學專業出身。不難想見，隨著這類科幻學者的增加，中國科幻文學史研究的薄弱必將逐漸改觀。但與此同時，我們有理由擔憂，如果科幻研究逐漸變成一個文學學科的固有領域，而不能在學術心態和知識視野上保持必要的開放性，在實踐中廣泛吸引人文社科乃至自然科學研究者的實質性參與，則科幻研究無論表象如何繁榮，其對于科幻文藝的思辨深度和力度，以及貢獻于當代知識生產和思想建設的能力，都會受到極大的制約。因此，《沉思錄》所包含的大量未及展開的思路和線索，值得后來者高度重視，不斷重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