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昔日我不顧一切出走，而今頻繁地返回，故鄉的面貌和我的容顏都被時間改變，只有在遠離故鄉后才認識它。我走得越遠，看得越清楚。走得地方愈多，回望故鄉時愈真切。對我來說故鄉就是一個寓言，充滿象征意味。甚至它就是一部我隨身攜帶的詞典，我的身世、生命的源頭、存在的真相，都能從這詞典里找到來處。我與故鄉的關系如同光譜與物體形影共存。

C城機場候機廳，旅行皮箱放在腳邊。我坐在天藍色橡膠座椅上，等候前往故鄉的航班。

從落地鋼化玻璃窗照射進來的陽光，在候機廳切開明暗兩個區域。

我坐在暗的區域。離登機還有一個小時，我從隨身的雙肩背包取出珍妮特·溫特森的書閱讀，那是本黑色封面的自傳。在兩天前我讀完她的另一本書。我很少會以這樣的速度閱讀一位作家的書。事實上這兩本我在旅途隨身攜帶的書曾經被我丟棄過，最初它們激發過我的閱讀的熱忱，那是受推廣語的蠱惑。然而買回來又熱情消退，書的流行化裝幀，譯文的失準是我疏離它們的緣由。直到我看到《巴黎評論：女作家訪談》，讀到珍妮特·溫特森的部分，印象被改變。我信任《巴黎評論》，信任他們的職業判斷力，我對她在訪談中的言說深感契合。

珍妮特·溫特森呈現的是別樣的個人生活。1959年8月出生，自小由篤信基督教的家庭收養，16歲時出走，依靠在殯儀館、精神病院等地的兼職完成在牛津大學的學業。她的虛構體文本呈現出更為奇異的敘事景觀，圣靈附身，跟隨教友團體四處浪跡傳道，奇異的精神生活，從事寫作之后遠離圈子，偏僻獨行，這都是我喜歡的。

比如以下的對話——

《巴黎評論》：你加入過任何作家群體嗎？

溫特森：更多時候我是個獨來獨往的人。當然我認識一些作家，但是我不是個混任何群體的人。我不喜歡文學派對、文學聚會或者文學圈內人的身份認同。不管多么松散的組織我都不樂意加入……我從一開始就認為自己是個局外人，很大程度上，我現在依舊留在圈子外面。我不會改變這一點。我對任何所謂內部人士的圈內活動都抱有質疑。

眺望故鄉，這是我經常做的事情。無論到哪里都會想到故鄉。

近兩年我頻繁回到故鄉。乘坐飛機穿越天穹，從我居住的C城回老家。

天空總是瞬息萬變。白云像海浪涌流，天空幽藍，讓我想起某年乘坐哥斯達號郵輪在太平洋之上航行的震撼。“那里天國清淺/猶如此刻海洋深邃。”其時，伊麗莎白·畢肖普的詩句在心里自然映照。我不是任何宗教的信仰者，然而生命的靈性之光是懂的。

“就座后扣緊安全帶，使用座椅坐墊作救生浮物。救生衣在您座椅下，在滑行、起飛及降落時扣好桌板。”中英文字體印在橢圓形白色便箋紙上，貼在座椅后的桌板上。飛機在天穹之上航行，我透過舷窗所見的云層每一分鐘、每一秒都有不同的形態。

二

現在我回到礦區，回到母親獨居的老屋時就會將陽臺當作臨時工作間。

六月的季節，陽臺是可以作為工作間的。首先是天氣涼爽，在陽臺可以待得住。太冷或太熱都不行。乳白色大理石窗臺是我的寫字桌，寬約三尺，長一尺盈余。我將隨身帶回的書擺到窗臺邊緣。珍妮特·溫特森的自傳《我要快樂，不必正常》《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母親找出此前我從倉房里找出來卻沒有帶走的書，美國作家約翰·巴思的《路的盡頭》，法國作家柯萊特的《鎖鏈》，朱利安·格拉夫的《林中陽臺》，還有我的筆記本、眼鏡盒。電腦沒有擺出來，放在屋里床頭的枕邊。回故鄉這段時間，我不準備使用電腦，也斷絕網絡，將自己與外部世界隔離幾天。我應該更多傾聽自己的內心，傾聽自己的靈魂之音，將自己從庸常的生活中解脫出來，放置到清寂的時間之岸，在全然的沉靜中觀看、沉思、冥想。

陽臺有一把舊電鍍座椅，黑羊皮坐墊，可以是我的座椅。陽臺的盡頭是久已棄用的灶臺，母親用這個位置擺放我從倉房里揀出來的舊書。很多年前，我在礦上花6000元錢買的第一幢樓房留給岳父居住，岳父去世后房屋出售他人。房屋易手時，母親雇了一輛平板三輪車，將我放在舊屋書架的書全搬運回來，存放到陽臺外的倉房里。那是我1996年離家前留在礦上的讀物，我離家時認為再不會閱讀。然而在2010年我辭去新聞工作，決心成就自己小說家的志業，每次我回到礦上都會到倉房里翻找一通。

倉房是父親和我蓋起來的。父親做大工，我做幫手，這是我在少年時的事情。磚與沙土都是父親用手推平板車從附近的工地運來的。與我家一墻之隔的醫院也是剛剛投入修建，那里堆滿建筑材料，成垛的灰磚、成堆的沙土。父親就是用從那里拉回來的磚石沙土蓋起倉房，家里不用的雜物都會放到里邊。這倉房在父親去世之后我就很少再進去。然而有一年我突然想進去，想看看我丟棄又被母親拉回來的舊書有哪些是可用的。

打開小倉房門上生銹的鐵鎖進去前，我還怕有老鼠亂竄。

母親說：“媽經常清掃倉房，哪兒還有老鼠呢。”

這些年我陸續翻揀出來的舊書，最先被我帶走的有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我彌留之際》，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多夫》，盧梭的《懺悔錄》，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詹姆斯·喬伊斯的《一個青年藝術家的肖像》，這是我少年時用積攢的零用錢在城里的書店買的，當時未必看得懂。時隔多年我重新認識也深感精神契合的作家，他們被我重新供奉到個人的萬神殿。最近一次我帶走的是尼采的《悲劇的誕生》，它與我在C城居所的《瓦格納》《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尼采思想評傳》一起成為我構建個人精神維度和疆域的新基石。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受潮后污損嚴重，紙頁粘連一起不能再看，但是我愿意留下它以紀念我的青春時光。

我的青春時光，應為青春之殤。20世紀80年代，國家的創傷與個人的哀痛交織在一起。

我準備在老屋過這幾天，陪母親和姐姐，同時也沉思我的青春之殤。

盡管我將這沉思的果實，已經化為一部四十萬字的虛構文本。

然而未盡之意還可以再寫兩部長篇小說。

三

六月的季節，沒有蚊蠅的飛翔和叮咬，這是令我安適的。

陽臺之外的院落長滿埋過膝的荒草。這些荒草在樓房后連成一片，因為這后置的院落已少有人行走，通常這里的住戶都走前院，無人行走的后院荒草叢生。還有野貓的出沒。我偶爾抬眼望向陽臺窗外的灰色屋頂，就看見臥在磚石間的野貓。如果在春天的夜晚，野貓叫春的聲音聽來瘆人如同嬰兒的啼哭，我就會想這貓與嬰兒的靈魂是否同體。

如果這院落只有荒草與野貓也就罷了，怕的是荒草中的幽靈，母親從不讓我從后院進出。

沒有蚊蠅飛動的聲音，但是有風聲，風掀動鐵皮的聲音，風自身攜帶的呼嘯聲。透過陽臺的玻璃窗也可以看到搖曳的綠樹的形影。見過塞北黃沙漫卷昏天黑地的狂風，這樣的風勢已無礙。然而在寂靜的陽臺，我聽到從遠處傳來的嗩吶之聲。這是擴音器放出來的聲音，響徹礦區的上空。必定是誰家又有喪葬之事，我回故鄉的時候，總聽到喪葬之聲。不是在眼前，就是在遠處。只要不在眼前出現，我的心境也會如常。發生在眼前的死亡總是令人黯然。

爆竹炸響的聲音響起。按照儀規，喪亡者的親人要沿街為亡者招魂。

這是我回故鄉經常遇到的隊伍。死亡已成人間的日常景象，如同生命的誕生是日常景象。

“每個活著的人都是與幽靈共存的人。”這是博爾赫斯說過的話。

回到老屋，我總能看見貼在衣柜壁上的照片。最重要的是我的靈性師父，證悟于喜馬拉雅山的圣者是令我獲救的力量。還有就是締造我生命的源頭，我的父親。這些年來我總是讓父親出現在我的文字海洋。然而依然感覺不夠，或者我遠沒有觸及父親真正的人生。我寫到的只是我看見的，他的個人生命史，我是看不見的。父親的大部分生活場景是我看不見的。能看見的物品似乎是他存在的證據，比如舊相冊里的老照片，父親頭戴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帽，身穿軍服騎著高頭大馬的影像，他跟軍中戰友的合影。復轉軍人證件，軍隊授予他的嘉獎令也是父親戎馬生涯的證據。然而更具體翔實的敘事我是未知的。

我也無處去求證，這世上已經沒有熟悉他的人。

只有母親的記憶和講述。這是接近父親的人生和我家族敘事的唯一路徑。

從前父親與我是疏遠的。我們從來沒有交流的習慣。他的人生是我忽視的。

這忽視是一種無知。讓我意識到父親個人史的重要性的，是保羅·奧斯特的《孤獨及其創造的》，以及庫切的《幽暗之地》，那里有充滿奇遇和奧義的父親的形象。加繆的《第一個人》也寫了他的父親。這些作家都幫助過我。只有在更為廣闊的視野下才能認識清楚父親的生命史。不僅是我個人需要這種來自他者的文化與智識的映照，我們所在國度與所在的社會和周遭的人群也需要。讓一種現代的文明映照我們，看清楚我們存在的真相和境況。

四

電視里正實況直播在韓國交接中國人民志愿軍遺靈的儀式。我坐在老屋的沙發上看著電視。解放軍儀仗隊的年輕士兵手持軍刀，神情肅穆列隊正步走，在停著的飛機的機翼之下擺放著數十位志愿軍烈士的靈柩。時光倒流回1953年，我的父親也是中國人民志愿軍的一員。

現在父親辭世多年。當然不是作為功勛獲得者，而是普通平民。

父親15歲參加抗日游擊隊，后來改編為八路軍，再后來是解放軍與志愿軍。

他參加過各種小型戰斗和大型戰役，在戰火和硝煙里出生入死也從死里逃生。

結束軍旅生涯的父親貪念安定人生，只想守著老婆孩子熱炕頭安度生活。

這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背景之下的個人命運史。

母親說她的心臟炸裂過。1985年二姐罹患傷寒不治而逝。母親在醫院的病房里看到二姐停止呼吸，她的心臟被悲傷擊穿。哀慟之時她瘋狂到想要抓破胸膛放出在哀傷中沖撞的心。

當然那不是母親唯一一次炸裂。在她的后半生里，母親不斷地體驗著心臟炸裂的情態。

1995年，父親的去世。1997年，姥姥的去世。1998年，姥爺的去世。1999年，舅舅的去世。

每一次親人的生離死別都令她心臟炸裂。現在母親所經受的心臟的疼痛就是來自不斷炸裂帶給她的遺癥。母親的床頭和組合柜的幾個盒子里擺滿了藥物，那是她平時服用的。出生于1937年的母親，經歷過戰亂、社會動蕩、大饑荒，經歷過20世紀60年代紛繁的政治運動，經歷過1976年之后的社會變革，這些經歷都在她身上留下遺跡，成為她獨特的生命史。

老人的記憶也是精神遺存。然而這記憶不會是永存的，也因此而珍貴。

書寫是最持久的紀念方式。“生活不是我們活過的日子，而是我們記住的日子。”這是馬爾克斯說的話，我銘記于心。用刻記的方式寫下我對家族的追憶，這是我在某個時刻的工作。

母子連心。母親心臟疼痛襲來時，我的心臟會抽搐。

我是看見過那樣的時刻，一個老人與痛苦的鏖戰。母親要靜臥下來，蜷縮著身體等待席卷她的疼痛狂潮的過去。面對這痛苦我們都無能為力，這痛苦難以治愈也不可替代。

無力是必然的，無能也是必然的。而痛楚就是開在我們心頭的隱秘之花。

我會寫下我體驗到的人的存在之無力和無能感，寫下我隱秘或公開的痛楚。

從這個角度說，寫作就是治愈。它使我獲得心靈和精神的平衡。

在人世間生活，悲欣交集。精神的平衡感是必需的。

【夏榆，作家。現居長春。曾任《南方周末》資深文化記者十年，著有訪談集《在時代的痛點，沉默》《在異鄉的窗口，守望》，長篇小說《我的獨立消失在霧中》《我的神明長眠不醒》《黑暗紀》，隨筆集《黑暗的聲音》《白天遇見黑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