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文學創作的起點、文體與意義

顏同林：熟悉您創作經歷和道路的讀者都知道，您在創作起步階段便嘗試從各種文體開始練習，最早的作品集是1994年的《有目光看久》，此書由貴州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我沒記錯的話，書的封面以藍色為基調，由貴州文壇前輩蹇先艾先生題簽。內容收錄了散文、小說、詩歌等大量作品，這種多樣化、多文類的文學創作實踐，對您今后的創作有何深遠影響？

歐陽黔森：《有目光看久》這本集子，是我的第一本小書，收錄的是我早年間創作的一些散文、詩歌、小說，都是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在貴州省內外各報紙雜志刊登過的文藝作品。這本冊子現在市面上已很難找到，我有時間偶爾還從書柜里找出來翻一翻，像個久別重逢的故人一樣值得回憶。當時收錄的都是短文章，以短小、精悍為原則，五千字以上的文章都沒有選錄進去。這本書呈現的是我早期寫作時期的樣子。我在文學道路上蹣跚學步的時候，就開始了各種文體嘗試，詩歌也好，散文也好，小說也好，都斗膽地寫一寫，沒有多少顧忌。那時年輕，有夢想，膽子也很大，自以為文學創作很簡單，都想露幾手。慢慢也開始寫長一些的文章，好玩、冒險，以為隨便一寫就會發表，如果出名了還會改變生活。盡管初生牛犢不怕虎，但還是碰了不少壁，桌子上曾經堆了不少退稿信，但是我不怕失敗，往往是推倒重來，直到能不斷發表，路子更順利了。現在回憶起寫作之路，確實有一種美麗的沖動的感覺，有苦有樂。還有一些作品是在地質工作之余突然有了靈感，忙拿筆記下來的文字，那時的想法是總想多寫多練，總想闖出一條自己的路來。看著陸續發表的大小文章，內心的那種愉悅感、成就感溢于言表，現在回想起來都會發出會心一笑。

很多作家都回憶過自己的早期創作，都很興奮、難忘。一個作家早期的文學寫作，是一種難得的經歷，不可重復的經歷，具有嘗試、練筆、探索的性質。記得那個時候的文學創作題材主要有以下幾類：一類是詠嘆青春、愛情的，抒發人生夢想的，真是豪情滿懷；一類是寫貴州獨特的風景、風光以及周圍人情風俗的，有人有故事，多半都是真實的；還有一類是記錄貴州地質工作生活的，我對地質工作熟悉。那時寫得很苦很多，也很快樂，立足的是身邊的生活，也一直沒有離開貴州地域來寫。

顏同林：您的早期創作確實很特別很重要。記得在一些創作札記之類的文章中，發現您對詩歌創作情有獨鐘，最近幾年還頻頻看到您在《詩刊》《星星》《邊疆文學》等雜志上發表詩作。您如何看待詩歌的大眾化與小眾化特點？您覺得詩歌創作對您的精神視野意味著什么？同時，我還發現，在您的小說創作中也常雜糅進自己創作的詩歌，形成某種互文性特征，您是如何看待這一現象的？

歐陽黔森：詩歌是大眾的還是小眾的，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比如“平民化”和“貴族化”的對立，比如“民間寫作”和“知識分子寫作”的論爭，等等。在我看來，詩歌是心靈的回聲，首先是寫給自己的。詩歌表達自己瞬時的微妙思緒，或者傷春悲秋，或者哲學思辨，帶有“私人化”的味道，它傳播范圍有限，不必苛求大眾的理解。但小眾化的詩歌會走進艱澀難懂、自我陶醉的死胡同，也可能遠離時代、脫離人民生活。我個人傾向于大眾化的詩歌，如果要問我的詩歌觀，那就是主題鮮明，立意獨特，想象力強。這樣便于廣泛地反映現實生活，背后有生活的堅實基礎。詩歌只有走向人民大眾才有生命力，只有反映時代精神才有震撼力，像我寫的《那是中國神奇的版圖》《貴州精神》《民族的記憶》等，都嘗試這樣去寫。

我最初發表詩作是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寫得多，寫得瘋狂，后來寫得少了，但一直都不曾真正放下過。詩歌是一種特殊的文學體裁，關乎心靈，關乎個體，也關乎社會，是對社會生活最集中的反映。寫好詩不容易，讀到一首好詩真是一種美好的精神享受。詩歌創作拓展了我的精神世界，提升了我的審美品位，是我興之所至時刻的一種情緒釋放。

我有一些小說糅進了自己的詩歌，是出于兩方面的考慮：一是以前讀章回體小說，都有以詩為證的內容，有詩歌作為小說的補充，現代小說家如沈從文等的小說中，也有一些作品插入了山歌等內容，無形中受到影響，自己試著去寫，為小說的敘事平添了幾分詩意，多了詩性的品質；二是借助詩歌，使得小說主題得以凸顯甚至升華，傳達出某種情感傾向，因為小說的內容和詩歌的內容，有相同的方面，可以合拍。這是一種嘗試，使得小說敘事具有兩個聲部，共同完成主題表達的意圖，算是一種文體形式上的探索吧。

顏同林：您的《十八塊地》發表在《當代》1999年第6期，被評論界視為走上專業創作的一個標志。《十八塊地》包括《盧竹兒》《魯娟娟》《蕭家兄妹》在內，在您的作品集結中，有時出現在散文集中，有時出現在小說集中，在文體上有某種模糊性，您如何看待這種模糊化現象？作為您轉型時期帶有突破性的代表性作品，這一作品的內容與您早期的知青農場經歷相關，您如何看待這段經歷的重要性？

歐陽黔森：《十八塊地》是我對地質農場知青經歷的回憶，是寫實的，里面寫的都是曾經發生的故事，人物也是以我熟悉的朋友為原型的。一開始是想把它當成回憶性散文來寫的，但寫出來一看，有故事、有情節，人物形象也立得起來，稱它是小說也沒什么過不去的。在《當代》發表作品之前，我也發表了很多文字，但這是我第一次在全國重要的文學期刊上發表作品，帶有創作起點、發軔之作的意思。小說和散文這兩種體裁有一些模糊性、交叉性，不好嚴格地區分，記得其他一些作家的創作也有這種現象，在小說理論上還有詩化小說、散文化小說的各種說法呢！

我時常說，每一個作家都活在自己的時代里，都生活在特定的地域背景中。我出生在貴州銅仁一個地質工人家庭，青年時代又在地質隊自辦的農場里待了幾年，這段經歷、這塊地方于我是有重要意義的，養成了我直言、樂觀、吃苦的性子。地質農場的生活雖然艱辛，物質條件也很簡陋，但我們彼此之間互相幫助、扶持，發生了許多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并沒有覺得有多苦。現在回想起來，那段記憶多是美好和歡樂的，感情也是真摯又純粹的。我用筆寫下自己的青春，寫下那段艱難卻美好的歲月，不只是《十八塊地》，在我的長篇小說《非愛時間》里也有關于農場生活的描寫，畢竟對于我來說，那是一種別樣的財富。

從小說到影視：沉甸甸的收獲

顏同林：據我的閱讀所及，您有二十多個短篇小說發表在《人民文學》《中國作家》《當代》《十月》等眾多刊物上，雖然從數量上看并不是太多，但每一個都寫得很有個性，屬于少而精的類型。著名批評家孟繁華主編了“短篇王文叢”，有您的短篇小說集《味道》，也是一個有力的說明。按您自己的說法，您最為看重的是短篇小說，在短篇小說創作方面有何經驗？近幾年您的短篇小說創作發表很少，今后在這一方面有什么新的設想？如何看待短篇小說作為自己創作的標識這一問題？

歐陽黔森：在我的經驗中，短篇小說可稱得上是一種快樂的形式。有幾個原因，一是短篇小說本身篇幅短小，或是生活的一個片段，或是一個小故事，就構成了它的主體。也不需要耗費太多體力，構思好了一揮而就，往往在興奮點還沒消失的時候就已經完成了。二是短篇小說是自由的，沒有太多限制，題材靈活、精要，一剎那的想法都可以變成現實。作家只需要抓住故事的爆發點，靠“片段”或者說“爆點”取勝，炫目得很。三是寫好短篇小說，在文壇能站得住腳。中國文壇也好，世界文壇也罷，就有一些作家靠短篇小說成為大師。比如法國的莫泊桑，俄國的契訶夫，中國的蒲松齡就是。魯迅在小說上也只有《吶喊》《彷徨》兩部短篇小說集，但誰也不能否認魯迅在小說史上的地位。四是在貴州文學史上，短篇小說一直是長項，比如蹇先艾、何士光，都是靠短篇小說牢牢地站穩在文學史上，誰也否認不了。

短篇小說雖然篇幅很短，但內容也可以多，可以雜，也很集中。現在大家的閱讀時間都越來越少，短篇的優勢就很突出。它就像濃縮液一樣，提供的營養是一樣的。我經常和文友們聊天，對于作者來說，短篇是一口氣寫完的；對于讀者來說，它還必須能夠讓讀者一口氣讀完。

像我的《斷河》《敲狗》《有人醒在我夢中》等短篇小說，經常得到讀者的好評，能讓讀者記住你的一些作品，很不容易了。我很看重我的這些文字，以后愿意繼續把短篇小說寫得更好一些，更精一些。

顏同林：與短篇小說相比，您還有近十個中篇小說發表，譬如《白多黑少》《水晶山谷》《八棵苞谷》，譬如《村長唐三草》《武陵山人楊七郎》等，都是十分耐讀的作品。對這些作品，哪些是您最為滿意的，為什么？您認為中篇小說的難度在哪里？

歐陽黔森：我比較滿意的都是那些地域性強的作品。眾所周知，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同樣，越是地域的就越是不可重復的。我的中篇小說，數量上也同樣不多，但每一篇的內容不同，寫法上也很不相同，相同的則多半是以貴州題材見長，承載著獨特的地域文化。貴州地域文化具有自己的特點和鮮明個性，對文學創作帶來的影響是巨大的，這是我們寶貴的精神財富。蹇先艾、何士光的眾多小說，都是反映黔北的生活，像蹇先艾的《水葬》《在貴州道上》，何士光的《鄉場上》《種包谷的老人》等，就是非常典型的代表。在我的中篇小說中，比如以武陵山脈為背景的《村長唐三草》《武陵山人楊七郎》，以苗嶺喀斯特地貌為故事生發地的《八棵苞谷》，都融入了貴州地域文化，山區生活典型，人物真實可信，也是我比較滿意的。

中篇小說是一種比較適中的文體，長短適中、節奏適中，自有一份優雅和從容在里面。一方面，它能夠張弛有度、收放自如，另一方面，也有較高的藝術自由度，有較大的發揮空間。同時也有約束性，讓作家既不拘謹，又不肆意。小說的長短，不僅僅是以字數的多少來區分，而是應該從完整性角度來劃分。中篇小說是為講述一個完整的故事而存在的。中篇小說寫作有難度，不能輕易寫好，因為一個好的完整的故事，需要起伏的情節，需要典型的細節，也需要豐滿的人物。

顏同林：與中、短篇小說相比，您在長篇小說創作上已經有多部作品問世，從《非愛時間》到《雄關漫道》，從《絕地逢生》到《奢香夫人》等。每一部長篇小說的題材都不雷同，有都市題材、革命歷史題材、少數民族題材等。整個長篇小說創作，您覺得與短篇小說相比，有什么文體的優勢？以后還會寫什么題材的長篇小說？做了哪些積累？

歐陽黔森：很多優秀的作家寫作都不是一上來就可以駕馭長篇小說的，都需要經過短篇、中篇的磨煉、積累，一步步過渡到長篇。這個過渡的階段比較漫長，但這是一種飛躍，一種實質性的由蛹到蝶的飛躍。我個人的創作經歷是從詩歌、散文開始，慢慢到短、中、長篇小說創作的，遵循著由短到長的寫作過程，所以深知這個過程的重要性。

長篇小說有歷史敘事的時間長度，有社會歷史的縱深空間，講究故事結構、人物關聯，體量很大，也最能體現一個作家的實力。與短篇、中篇小說相比，長篇小說可以“藏拙”，考量的因素很多，綜合性最強。比如寫長篇小說，語言欠功夫，故事可以講好一點，故事不好，人物可以塑造好一點，總之可以彌補，并不會集中到一點上去。

以后有機會我還會繼續寫長篇小說，繼續走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以貴州本土題材為主，比如鄉村振興之類的題材。貴州文藝工作者必須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講好貴州故事。

顏同林：從小說家身份到編劇身份是一個過程，有些作家很順利，有些相反，您屬于前者。自從2006年推出20集連續劇《雄關漫道》以來，您一頭扎進影視劇創作，編劇、導演、制片人各種身份都身體力行過，編劇或制片的影視劇在全國影響力很大。您是如何看待這種轉型的，其中又經歷了哪些最為艱難的過程？

歐陽黔森：十幾年來，我從事編劇的影視劇很多，經歷相當豐富，還有好事者賜我“金牌編劇”的頭銜。但是，我更喜歡小說家的身份，中國當代作家多數都不太愿意介紹自己是編劇。這是一個奇怪的現象，值得思考。從事編劇工作是偶然的，最初我是被動介入，記得第一部影視劇是《雄關漫道》，是貴州省委宣傳部委派給我的重要創作任務，后來像《絕地逢生》《奢香夫人》《二十四道拐》等電視劇也都同樣如此。所以在一些場合，我總說自己是一名文化戰士，有義務接受省里安排的創作任務，時刻像一名戰士一樣，在等待號角吹響，一旦聽令便躍出戰壕沖鋒陷陣，攻無不克，戰無不勝。作為一名文藝界的士兵，除了有態度，還要有情懷，有擔當，有使命感。

頗為艱難的編劇經歷，要算我接受編劇《雄關漫道》任務的那一回。2006年是長征勝利70周年，省里決定將我與陶純的革命歷史小說《雄關漫道》改編成同名電視劇，向長征勝利70周年獻禮。沒有退路可走了，壓力可想而知。我是初次踏入影視圈，沒有經驗，時間也十分緊迫，我與陶純寫了又改，改了再重寫，幾番下來，拍攝和劇本修改幾乎同步進行。開機后我就待在劇組，從小說到劇本，一共兩個多月極其緊張的編劇生活，自己各方面超常發揮到了極限。那些日子我瘦了15斤，大家開玩笑說我減肥成功。值得欣慰的是結果很好，《雄關漫道》于2006年10月在中央電視臺一套黃金時間播出后，引發了社會的轟動效應。被譽為史詩片《長征》的姊妹片，填補了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這一影視題材的空白。后來，《雄關漫道》獲得了全國“五個一工程”獎，全國電視“金鷹獎”、“飛天獎”等大獎，至今想起都很提氣。從這之后，我編劇多了，獲獎也多了，為貴州打造出《絕地逢生》《奢香夫人》《二十四道拐》《偉大的轉折》《花繁葉茂》等15部。當然，在編劇、導演、制片人的工作中，經歷的人與事特別豐富，酸甜苦辣都有，三天三夜都說不完的。

寫小說和寫劇本差異很大，需要不斷變換創作思維。從作家到編劇的身份轉變，最艱難的應該是對文學作品的改編。如何保留原著的精神、意圖，不走樣，不變形，最為關鍵。

顏同林：電視劇和電影是兩種不同的文藝形式，不管是電視劇還是電影，您都有不少力作出現。譬如電視劇有《絕地逢生》《奢香夫人》《偉大的轉折》《花繁葉茂》等，電影有《曠繼勛蓬遂起義》《云下的日子》《幸存日》《極度危機》等，您在題材上是如何做到出彩的？其中多半都是貴州題材，具體原因又是什么？

歐陽黔森：我覺得這些影視劇的題材之所以出彩，首先要藝術感覺敏銳，時代感鮮明。重要的一點是要創新，有現實生活深入體驗，揣摩廣大觀眾的心靈需求。一個成功的編劇，首先應該具備敏銳的洞察力和穿透力。我曾有一個歸納，就是影視劇不能缺乏深度、缺乏廣度、缺乏溫度，如果缺乏這三樣，作品就沒有靈魂了，不可能引起廣大觀眾的共鳴。

選擇貴州題材，直接的原因是我長年累月在貴州生活，經常深入生活，扎根貴州鄉間，對貴州的歷史文化、地域背景、現實狀況了如指掌。貴州擁有豐富多彩的歷史文化、紅色文化和民族文化，對之進行挖掘、整理和創新，就能源源不斷得到資源和力量。像《奢香夫人》《偉大的轉折》《花繁葉茂》等劇就是這樣。

奏響文藝主旋律：為人民寫作仍在路上

顏同林：最近幾年，在脫貧攻堅報告文學領域，您也有不少作品問世，在《人民文學》頭條就發表了四篇，產生了積極重要的影響。《江山如此多嬌》是2021年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我十分偏愛這本報告文學集，預測今后會有持續性的影響。在此圖書的封面，印有三行字：2020年主題出版重點出版物；向人民報告——中國脫貧攻堅報告文學叢書；中國作家協會脫貧攻堅題材報告文學創作工程。學界對這部集子有哪些評價，在全國同類報告文學中有什么特色、價值與地位？這一題材與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有何時代關聯？有哪些創作時經歷中的故事印象特別深刻？

歐陽黔森：《江山如此多嬌》這本書，是我最近幾年花大力氣用心創作的，讀者反響很好，我也很高興。2021年6月，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貴州省作家協會、天津出版傳媒集團聯合在北京開了一次研討會。一批著名評論家、出版家齊聚一堂，給我很多鼓勵，至今回憶起來十分溫暖。這里，我想借用兩位評論家的話來回答。一是北京大學陳曉明教授，他用“大題小做、大道至簡、大局有序、大情顯實”四句話來評價。二是《文藝報》原總編輯范詠戈的看法，說《江山如此多嬌》是一部脫貧攻堅的進階之作，是一部聚點成面的貴州扶貧圖鑒，是能夠留下來的、也是不可替代的一個珍貴的文本。謝謝評論家們的肯定與鼓勵，也謝謝讀者的肯定與認可。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作家們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充分發揮報告文學作為文藝輕騎兵的文體優勢，真實、廣闊、多維地反映現實生活，真正在講好中國脫貧故事、塑造時代新人、描繪農村變革等方面大展身手。記得在2019年，中國作協開展“脫貧攻堅題材報告文學創作工程”，在全國遴選組織了25位優秀作家參與這一工程。很幸運，我就是這些作家中的一位。這幾年，我大部分時間深入脫貧攻堅第一線，跟老百姓在一起，腳上沾滿泥土，作品散發出泥土的芬芳。

記得在畢節海雀村采訪，有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個扶貧干部去貧困戶家，反反復復去了15趟，但老大娘還是不認識他，因為老大娘96歲，老糊涂了。我就問他，我說你去了15趟，老人家都記不得你。這名干部說了一句話，他說她不知道我是誰沒關系，因為我知道她是誰。這句話非常感人，反映了扶貧干部的生活，是奉獻、是無私。我覺得扶貧干部真的不容易，他們也是上有父母、拖兒帶女，但是在脫貧攻堅一線，他們處處為老百姓謀福利，是新時代最可愛的人。這樣感人的人和事多得很，數不過來啊。

顏同林：黨的十八大以來，貴州處于全國脫貧攻堅的主戰場。來自省內外的作家以此為題材，創作了大量的脫貧攻堅題材報告文學，真實、廣闊、多層面地反映了貴州脫貧實踐。在這一主戰場，您不但有重要的報告文學問世，而且還有特別的一點，就是將報告文學改編成了同一題材的影視劇，也產生了轟動效應。您在報告文學與影視劇兩者之間如何取舍、結合？在駕馭脫貧攻堅題材報告文學和同題材的影視劇方面，積累了哪些經驗？

歐陽黔森：在將報告文學改編成影視劇方面，已播映的是《花繁葉茂》，在央視播出后贏得了全國觀眾的喜愛，題材聚焦于遵義花茂村的脫貧致富。我覺得在改編過程中要做到思想性與藝術性充分融合，制作要精良，電視劇在承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同時，宣傳教育與大眾娛樂并重，在兩者之間尋求到一種新的平衡。

影視劇是視覺藝術，報告文學是語言藝術。報告文學的特點是非虛構，強調真實性、現實性、當下性。它是生活化的，可以通過畫面、聲音再度藝術化。這幾年我在報告文學的創作過程中，目睹了在這場如火如荼的脫貧攻堅戰中，那些奮斗在一線的黨員干部、致富帶頭人等典型人物有血有肉、可歌可泣的故事，以及普通百姓的獲得感、幸福感，這些人與事，以及脫貧攻堅的精神始終感動著我。將他們搬上銀幕，讓更多人知道，就是接受了一次次靈魂的洗禮。

顏同林：在您的文藝創作領域，貴州題材、貴州元素是最為典型的。一有機會，您更愿意走村過寨，深入鄉村、廠礦，用雙腳丈量貴州這片神奇的土地。您在調研采訪中，是如何做到與文藝創作結合起來的？在我看來，這是一種以人民為中心、又十分接地氣的創作路子，您樂在其中，忙在其中，有什么鮮明的時代特征？

歐陽黔森：作為一名新時代的文藝工作者，進行文藝創作時要時刻謹記自己的歷史責任。文藝工作者要緊貼時代脈搏，深入生活，到群眾中去，將雙腳踩在大地上，才能出精品力作。在貴州文藝界，我們積極推動文藝“沉下去”，組織文藝工作者投身“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也是這個目的。作為管理者與服務者，我也是盡量身體力行，接地氣，靠作品說話，帶動文藝風氣走到良性軌道上來。講好貴州故事，也是講好中國故事的一部分。這樣才能創作出人民喜聞樂見的優秀作品，才能無愧于這個偉大的時代。

顏同林：及時敏銳地捕捉時代脈搏，正面回應社會的重大關切，在您的文藝創作中都比較突出，您認為作為一名文藝工作者，如何將自己的個性、品格融入創作？有什么樣的經驗和教訓值得與大家分享？

歐陽黔森：主旋律文藝涉及文藝工作的立場、價值，也涉及文藝工作者的歷史觀、人生觀等重要問題。什么是主旋律文藝呢？就是符合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文藝作品。有歷史責任感的作家，就是要理直氣壯地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文藝作品的內核心，作為生命個體的精神支點。歸根結底就一句話，我是誰？為了誰？文藝工作者要牢牢記住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