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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在《我的安東尼亞》中，薇拉·凱瑟以具有豐富生態內涵的美國西部邊疆為背景，塑造了安東尼亞這一大地女神的形象。從生態批評的角度對這部小說進行解讀，可以使我們擯棄習慣性的二元論思維模式和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領悟大自然所蘊含的人文意義，看到世界的真諦和價值正在于其豐富性和多樣性。

西方傳統的二元論思維模式將人類與自然界機械地割裂開，殊不知這兩者水乳交融，相互作用，是不能截然分開的。生態批評給予我們的啟迪就在于它洞悉了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之間的密切關系，看到了這兩者之間的諸多接合點。此外就像格洛特費爾蒂所指出的，“在研究文學作品的描述時，生態批評不應將自然界本身作為惟一關注的中心。不少相關主題都值得探討，包括邊疆、動物、城市、特定的地域、河流、山川、荒漠、印第安人、技術、垃圾以及人體。”[1] 薇拉·凱瑟的《我的安東尼亞》一書幾乎涉及了生態批評呼吁關注的所有這些主題，尤其是“邊疆”、“動物”和“特定的地域”等人類與自然界的接合點。因此，從生態批評的視角對此書進行解讀，不僅對于認識薇拉·凱瑟的生態觀很有必要，而且，由于小說中蘊藏著豐富的生態內涵，采用這種批評視角能幫助我們對這部作品有新的認識。

薇拉·凱瑟（1873—1947）

法國歷史學家彼埃爾·維拉（Pierre Vilar）認為，“觀察世界歷史的進程最好是著眼于邊疆”[2]，其原因就在于邊疆遠離政治文化中心，尚未被主流社會開發利用，仍然保持著天然的風貌。凱瑟正是以邊疆為背景，創作了《我的安東尼亞》，記述了美國人民當年肩負“奔赴荒野這一使命”拓居西部的歷程。[3] 北美內陸的邊疆處于“荒蕪的草原和可耕的田地”這兩個不同的生態地域之間，形成一條顯著的界線。[4] 小說在這里展現了一個富于生態意義的神話。在主要由移民構成的人口里，在個人的幻想逐漸被融入一個文化整體的過程中，這樣的神話成為一種“表達人們心中不斷涌現的田園沖動的方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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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瑟的一生和她那一代移民的命運息息相關。1854年美國國會通過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位于美國心臟地帶的草原開始對拓荒者開放。這股移民熱潮一直持續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也就是童年時代的凱瑟隨家人一起移居這一帶的時候。[6] 大衛·奧爾指出，童年在野外的生活對生態意識的形成至關重要，在生態學方面有所作為的人在兒時都與某個地域有密切關系。這種童年時代的紐帶“具有神奇的效果，可以使人在生態學方面富于想像力。沒有這樣的經歷，人們很難成為自然界忠實而有力的捍衛者”[7] 凱瑟便是如此。她在日后寫道：“人與大地、農場上的各種動物和植物的這些聯系要在童年時代形成，否則就根本不可能形成。”[8]

凱瑟當年在內布拉斯加草原上與來自東歐的移民朝夕相處。《我的安東尼亞》里的人物是她以記憶中的鄰里鄉親為原型塑造的。在這部作品中，凱瑟真實地刻畫了來自東歐的第一代移民在美國創建家園的艱苦歷程。他們遠涉重洋，來到這片新的國土。由于東部地區自然條件優越，開發較早，早期移民已捷足先登，他們只好選擇當時還是一片荒漠的中西部地區落腳。但就是這片西部邊疆成為了小說的背景，也為讀者勾勒出一幅富于生態內涵的畫面。小說中的安東尼亞是來自波希米亞的移民，另一個人物吉姆·伯丹是她童年時代的親密朋友。小說開始的時候，吉姆是個年僅十歲的孤兒，他乘火車到內布拉斯加的黑鷹鎮投奔祖父祖母。在火車站他看見安東尼亞·雪默爾達和她的一家人有些畏縮地擠在一起，講著一種他聽不懂的奇怪語言。第二天早上，吉姆放眼望去，草原呈現出一派生機盎然的景象。從生態批評的角度分析，兒童像原始人一樣，居住在一個“天真純潔、沒有理性的動物式境界中，在那里沒有生命的事物也被看作是活的東西”。[9] 在吉姆的眼中便是如此，整個田野成了一群奔跑的動物：“我感受最深的是，景物在移動，清新柔和的晨風在移動，連大地本身也在移動，那蓬亂的牧草仿佛是一張松松鋪開的獸皮，下面有一群野牛在奔馳，奔馳……”[10]

以這樣一個天真的想像為開端，《我的安東尼亞》一書展現了豐富多彩的動物形象，包括藏在地下的金花鼠，吉姆在祖母菜園中見到的那條黃色和褐色花紋的菜花蛇，在厚實土地底下舒適的窩里住在一起的土撥鼠和地梟，以及住在獾洞里的那只臉上生有黑白條紋、常常從洞穴里望著伯丹太太干活的獾。[11] 通過這些動物形象，凱瑟生動地勾勒出拓荒者在大草原上的生活。[12] 這些動物形象代表著“一種尚未發展成熟、有待于賦予其形態的原始狀態，一種有待于駕馭的生命力”。[13] 其最基本的特點就在于它們“不是為了某個目的而設計的”，因為大自然“沒有藍圖，也不需要設計”。[14] 相反，在人類社會里，一切東西卻都是為了某種目的制造出來，這些物品“就其實質而言是以人類為中心的”。[15] 在這樣一種人類中心論的文化里，動物作為另類被排除在外。

但吉姆和他的祖母卻不是這樣看待動物的，他們與獾洞里的獾、地底下的土撥鼠和地梟和諧相處，從來不想去支配它們。而處于各自生態龕中的這些天然實體的價值，恰恰在于“它們是獨立存在的，與人類制造的物品不同”。[16] 邊疆人不但不去侵擾動物，而且從它們身上受到啟發，依靠厚實耐用的草原泥土為自己建造住所。據喬安娜·斯特拉頓記述，拓荒者們通過觀察地鼠如何在土里掘洞，學會了構筑窯洞。他們選擇一些山坡或者溝壑，往斜坡里橫向挖掘，建造出像洞穴一樣的居室。[17] 吉姆第一次去拜訪雪默爾達家的時候，見到他們的窯洞就開在溪流沖出的溝壑邊的崖壁上，見到安東尼亞和母親從窯洞的一扇門里走出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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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疆人居住的窯洞里面雖然像洞穴一樣狹窄昏暗，窯洞外面的天地卻陽光明媚。繼《我的安東尼亞》第一部分的動物形象之后，小說第二部分出現了許多與陽光有關的形象。凱瑟寫道，安東尼亞的一雙眼睛總是那么“大而熱情，亮閃閃的，就像陽光照射在樹林里兩汪棕色的池塘上”。[19] 這是“世上最信賴別人、最敏感的眼睛，滿腔的摯愛和輕信仿佛都坦率地從這雙眼睛里面朝外張望著”。[20] 接著，凱瑟又以太陽為背景，對鐵犁作了激動人心的描繪：

太陽正好在它后面下沉。水平的落日余輝越過一段距離把它放大了，凸現在太陽上，而且恰好在圓盤之內；犁把、犁尖和犁頭——在那熔鐵似的紅色背景上烏黑烏黑的。就在那里，放大了許多倍，成了繪在太陽上的一幅圖畫。[21]

在這里，和太陽成為一體的鐵犁已不再是一個簡單的工具，而是“整個一種生活方式的象征”，它“代表著定居的農耕文明”。[22] 凱瑟以這種象征手法賦予她的題材一種“包容一切的普遍性和史詩感，甚至一種神圣的意義”。[23] 如果說動物形象體現了蟄伏的生命力，這里，陽光和鐵犁代表了一個新的階段。正是陽光把鐵犁從一件平淡無奇的工具變成一種輝煌的象征。

此前吉姆和姑娘們一起在草原上吃野餐時，她們提到附近鄉村的一個農民在自家地里挖出了一把劍。牧師凱利老爹認出了劍刃上的銘文是西班牙鑄劍者的姓名以及西班牙城市科爾多瓦的縮寫字母。[24] 像安東尼亞這樣的邊疆開拓者是用鐵犁建設自己的家園，而科隆多之流來美洲尋找“七座黃金城”的西班牙殖民者是用刀劍征服這片土地，奴役這里的人民。不過，“與那些放債人和鐵路經營者一樣，殖民者也注定要從這片土地上消失。他們所留下的只是農民耕地時在犁溝里發現的幾柄生銹的刀劍而已”。[25] 就這樣，太陽和鐵犁作為建設的象征出現在新大陸的地平線上，而刀劍作為征服的象征和它的主人一道被埋葬在黑暗的地下。

在征服者心中作祟的仍是人類中心論。瓦爾·普拉姆伍德指出，“人類中心論把土地貶為一個被動的、中性的表層，供人類鐫刻種種設計。資本主義版本的人類中心論把土地的能動作用和寶貴價值貶低為僅僅是有助于這些設計或者可以使這些設計付諸實施，也就是能夠賺取利潤而已”。[26] 殖民者給土地取名的方式就暴露了這種征服的實質。他們上岸伊始就根據他們頭腦中固有的歐洲地圖給新大陸的土地取名。哥倫布的命名“首先是對新大陸及其居民行使權力、將其并人一個帝國的行為。其次，這是殖民者獨角戲式的命名法，而不是像本土人民那樣，以對土地的特點做出反應的對話方式為之取名。哥倫布的命名沒有記錄這片土地的任何特點或者與這片土地之間的任何接觸，而只是記錄了對它的征服”。[27] 因此，名字和取名具有很強的政治性，我們給地方取名的方式“反映出我們對土地是不是具有靈性，我們與土地之間的關系是膚淺的還是深切的”。[28]

自古以來，地名本是“像巖石和樹木一樣，從土地本身的輪廓和顏色當中衍生出來的”。隨著某個人群在一處地域定居，那里就分布著紀念該地發生過的種種事件的地名。[29]《我的安東尼亞》中的黑鷹鎮這個地名出自索克語，[30] 黑鷹（1767—1838）是索克部落的酋長，為抵抗白人侵占印第安人領土，他于1832年率領部落發動了黑鷹戰爭，戰敗后被俘。

作為《我的安東尼亞》一書更廣闊的背景，內布拉斯加這個地名也出自印第安人的語言。內布拉斯加原是土著人給普拉特河取的名字，在奧馬哈語里這個詞的意思是“平緩的河”。[31] 小說里的這些地名都是從新大陸的生態環境和人文背景當中產生的，與殖民者將他們頭腦中固有的舊大陸地名強加給這片土地的做法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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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我的安東尼亞》前兩部分的動物和居屋、陽光和大地之后，在小說第三部分，安東尼亞成長為“廣闊世界里這個田園中的大地女神”。[32] 小說一開始，她是個十二三歲的孩子，剛從大洋彼岸移居到北美的土地上，一副瘦弱可憐的樣子。但是，隨著故事的展開，安東尼亞身上日益顯現出“在邊疆成長起來的一個新民族的創立者”的特點來。[33] 1916年，在創作《我的安東尼亞》期間，凱瑟和伊麗莎白·薩詹特的一番談話透露了她將女主人公置于陽光當中的藝術宗旨。當時凱瑟拿起一個陶爾明納磁罐，把它放在一張古式圓桌的中央，意味深長地對薩詹特說：“我要讓我的女主人公和這個磁罐一樣，就像放在桌子中央的一件珍貴的器皿，讓人們可以從各個側面對它認真端詳。”凱瑟說著轉動一下書桌上的一盞臺燈，明亮的燈光便傾瀉到磁罐上。她解釋道：“我要讓女主人公凸顯出來——就像這樣——像這樣——因為她就是整個故事。”[34]

和這種明亮的形象相對照，邊疆地區無論在自然條件還是社會現象上都不免有著黑暗的一面，都不能排除“美國承襲的暴力遺產”。[35] 舊世界的陰影仍然籠罩著這場在新世界展開的拓荒歷程。當年在俄羅斯的大草原上，保羅和彼得兄弟倆在參加完友人婚禮以后回家的路上，被一群餓狼窮追不舍。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他們把新郎和新娘雙雙扔下了飛馳的雪橇。雖然后來這兄弟二人一道移居美洲，在內布拉斯加草原上安家落戶，但是舊日的邪惡行徑卻繼續纏住他們，使他們得不到片刻安寧。[36] 書中另一個冷酷無情的人物是放債人維克·卡特，他“一肚子教訓小伙子們的道德箴言”，卻對移民們“大加盤剝”。[37] 彼得初來內布拉斯加，先后從他那里借了350美元。因為彼得對這筆交易也說不出很明細的賬目，結果“這筆債就長得比他種的莊稼還快”。[38] 這些男性人物的陰暗形象與女主人公的明亮色彩形成對照，透露了凱瑟對兩性的看法。凱瑟認為男性是與機器、缺乏人性的行為以及整個不具人格的現代國家相關聯的，而女性有著創造生命的博大力量。

隨著安東尼亞的成熟，“她和她腳下的土地都已經具有創造力和生育力，準備著生兒育女和生產莊稼”。[39] 女主人公與具有女性特征的草原匯合在一起，“女人和土地終于都結下累累碩果，這是因為安東尼亞把自然的生機和文明的歷程結合起來，無論是在她自己的生活里還是在土地的生命中都是這樣”。[40] 這種意義上講，這部小說中的生態內涵在于它不僅“把土地作為女人”，而且表明“土地即是女人”。[41] 由此，草原和女主人公共同構成一個“莊嚴的主題”，使這部小說具有格外強烈的感染力。[42] 通過對土地的人格化，小說賦予草原“一種動感，一種性的特征以及一種意境”。[43] 由于婦女和土地之間有著這種內在的聯系，生態女權主義者更強調“女人在自然與文化之間所占據的橋梁般的位置”。[44] 女主人公對草原的認同，對土地的依戀，和自然環境的結合，與父權制主導下的殖民者用刀劍征服土地的做法迥然不同。基于這種性別差異，生態女權主義者認為，“如果人類決心變革他們的性別關系，摧毀父權制，就能隨之改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45]

凱瑟筆下的男敘述者吉姆卻幾乎經過一生的歷程才領悟到土地所具有的這種內涵。在小說將近結尾的時候，吉姆已屆中年，在東海岸的大都市居住，是一個事業有成的律師，為那條曾經“馴服了西部”的鐵路工作。他“按照現代人追求進步的觀念，達到了這種觀念所應許的目標”，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目標卻“難以維持下去”。[46] 他越來越懷戀草原，最終又回到那里，去尋求“永恒的真理，那與女性對人生經驗的反應緊密相關的真諦”。[47] 吉姆終于認識到草原所具有的性別特征，認識到“滿足人的欲望、使人感到愉悅是女性的本能，主宰著廣闊草原的正是女性的這種本能，它包含了母親、主婦和處女在男人的心目中所代表的一切特點”。[48] 安妮特·科洛德尼稱之為“廣袤的美國景色中固有的女性內涵”。[49] 正是土地把吉姆和安東尼亞結合在了一起。吉姆一開始給這部小說取的題目是“安東尼亞”，但是他蹙眉沉思一番，在前面又加上兩個字，把它寫“我的安東尼亞”，這才感到滿意。小說的題目表明，《.我的安東尼亞》所描述的“既不是吉姆也不是安東尼亞本身，而是這兩個人怎樣從心理上和宗旨上匯合到一起來的”。[50]

在小說將近結尾時，凱瑟選擇了一個十分恰當的時刻讓吉姆將處于全盛時期的安東尼亞展現給讀者——這是一個歡宴的場面，仿佛是在慶祝她的土地和身體都獲得了大豐收：

吃晚飯的時候坐了好大一桌子人；燈光下兩排動個不停的腦袋，那么多眼睛興奮地盯著安東尼亞，她坐在桌子的首位，把菜盛在盤子里，開始分給大家。孩子們的座位是按照一定的規矩排列的：一個小的挨著一個大的，大的那個注意小的那個吃飯的習慣，并注意他是否拿到了吃的東西。[51]

凱瑟以一種藝術家的洞察力，從邊疆生活的無數景象里選擇出安東尼亞坐在晚餐桌邊的時刻。這個場面像達·芬奇的那幅《最后的晚餐》，具有很強的視覺效果。安東尼亞此時的形象不亞于文藝復興時期大師筆下的基督，這不僅在于她也在餐桌的首席就座，她的十一個孩子也像基督的十二個門徒一樣都把目光集中在她身上，而且在于餐桌上的食物和餐桌周圍的孩子們本身都是她所代表的生育力的產物。[52] 她盛在盤子里、分給大家的豐盛食物和坐在她周圍、衷心愛戴她的孩子們“正是她的生命力和她的成功的縮影”，是她身體力行創造出來的生命、美和文明。[53] 安東尼亞用自己的能力贏得了“一種無法用世俗的價值觀念來測度，無法用財富、名譽或者肉體上的吸引力之類的標準來衡量的成功”。[54] 她不僅擁有了豐盛的食物，還養育了膝下的子女，他們繼她之后，已經成為生產者。吉姆在前往安東尼亞家的路上，見到她的兩個兒子安布羅希和安東手里“提著牛奶桶，正要到草原上去給奶牛擠奶”。[55]

弗雷德里克·施萊格爾將《我的安東尼亞》里描繪的邊疆稱之為“孕育神話的母親土壤”。[56] 在這片土壤上繁衍的萬物相得益彰，體現了凱瑟的生態觀。從藏在地下的金花鼠、吉姆祖母家菜園里那條黃色和褐色花紋的菜花蛇以及那只臉上有黑白條紋，常常從洞穴里望著祖母干活的獾，到以一輪紅日為背景的鐵犁和女主人公本身，一個從動物、陽光到大地女神的生動歷程綿延不絕，最終安東尼亞在眾多子女的簇擁下達到了她拓邊事業的頂點，成為一個正在崛起的新民族的奠基人，一位名副其實的“麥田里的圣母和美國西部神話的象征”[57]，這也使這部小說在人與自然和諧融洽的氣氛中結束，達到了萬物得宜的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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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個多世紀以后，凱瑟筆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景早已難尋，取而代之的是人類生存環境的惡化，也是人與自然關系的嚴重異化。但是，無知的人們卻指望采用技術、政治或者經濟之類的手段，以為無需改變自身的生活方式，就能夠解決環境惡化等問題。這種想法反映了自啟蒙運動以來長期主導西方文化的一種分裂的思維方式。它將“環境”和“自然界”等詞語表示的內涵看作人類之外的領域，而不是一個將人類包含在內的整體。瑪麗娜·紹弗勒將這種思維方式稱作“生態分裂癥”（ecological schizophrania）。[58]

在克服這種分裂癥方面，被稱作“綠色批評”的生態批評首先跨越了“淺綠”和“深綠”之間的界線。前者（小寫的green）指傳統的環境保護主義，后者（大寫的Green）指縱深生態主義（deep ecology）。[59] 縱深生態主義擯棄了啟蒙主義將人類與自然界分隔開、將自然界客體化的思想意識，主張從政治結構上對人類利用自然資源的方式進行實質性的改革，而不是僅僅停留在治理環境污染、物種滅絕等表面癥候上面。[60] 西方傳統的本體觀念以自我為中心，不能使人產生一種自我與整個生態環境互相關聯的感覺。針對這一弊病，邁克爾·貝內特提出了縱深生態批評的四項原則：“1．發展一種地域感，2．重新給英雄人物下定義，使之不再是土地的征服者而是自然環境的體驗者，3．培養謙卑的美德，4．體會山脈、河流、魚蝦、熊羆如何完成它們發揮各自潛力的過程。”[61] 從生態批評的角度解讀，凱瑟小說中無論是地域感還是安東尼亞這個英雄人物，都與這幾項原則相符。縱深生態批評致力于克服哲學上長期將自我與環境隔離開的偏見，“使得自我中心和環境中心同時并存，個體性和整體性二者兼有，使得人性與‘自然性’融為一體”[62]，達到挪威哲學家奧爾內·奈斯倡導的“生態自我”（ecological self），即一種不脫離廣闊自然群落的自我境界[63]，在這個視角下，凱瑟塑造的安東尼亞就達到了這樣一種境界。

生態批評的另一個突破是超越了男性中心論（androcentrism）的局限，開辟了生態女權主義領域，將人類對自然界的控制和掠奪與夫權制度對婦女的壓迫和征服加以類比。在男性中心論的主導之下，婦女只能是依從男人的客體，沒有任何創造性地形成自我的余地，與之相應自然界也沒有任何被想像成一種存在本身、形成一種主體的余地。[64] 西方夫權式資本主義對自然界和婦女的偏見就在于這種制度認為婦女和自然界都是被動的，她們本身是不具備生產力的。這種制度對生產和開發所下的定義極其狹隘，仿佛自然界只有經過“開發”和商品化以后才具有生產力。[65] 但婦女和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創造力和生產力，在生態批評的視野下，清楚顯現。上文從這一角度對《我的安東尼亞》進行的解讀就是一個適例。

格洛特費爾蒂曾將生態批評定義為“對文學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的學科”。[66] 但是時至二十一世紀，世界范圍內，城市人口已經超過農村人口。所以，我們應該看到，無論是廣闊的荒野、被開墾的土地還是高樓林立的城市都是環境，都屬于生態批評應該關注的范疇。[67] 因此隨著我們對文學文本或其他藝術形式與環境之間關系的理解日益深入，這一學科領域也在相應擴大。在為1999年現代語文學會論壇撰寫的《文學與環境》一文中，斯科特·麥克唐納德提出，生態批評研究的范疇不僅應當包括對那些明顯涉及人類與外在世界之間關系的文本進行研究，而且應當包括對任何文學作品的解讀，以便識別其中有關環境的含義。邁克爾·布蘭奇也主張對任何文學作品都可以從“綠色批評”的視角進行解讀，他認為“在任何一個非文學學科內發展起來的語言、概念和分析等框架，都可以放在生態批評的范疇中進行解讀”。[68] 而羅伯特·科恩則指出，如果生態批評僅僅針對有害于環境的事物，或者僅僅以文本是否符合生態學認可的行為標準為依據來對其進行評價，那么這種生態批評就流于簡單化了。其實，所有的文本在文字上或者想像上都是基于某個地域的，它們的作者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在其中銘刻了自己與這個地域之間的關系。從這種意義上來講，所有的文本至少都具有潛在的生態內涵，因此都可以從生態批評的角度或者根據生態學的理論進行解讀。[69]

生態批評的出現是生態環境變遷的必然結果。隨著生態批評這一學科的確立，它正在向更廣闊、更縱深的領域發展，可望進一步沖破藩籬，拓展視野，將生態批評的原則更加廣泛地運用到各種文本上面，從這個新的批評視角進一步探討人類如何適應環境、善待環境、與自然和諧相處。本文也是這種努力的一個嘗試。

[1]Cheryll Glotfelty, “Introduction,” in Cheryll Glotfelty and Harold Fromm eds.,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lerary Ecology, Athens: University of Ceorgia Press, 1996, p. xxiii．

[2][4]Thomas D．Hall, “Frontier, Ethnogenesis, and World-Systems: Rethinking the Theories,”in Thomas D．Hall ed., A World-Systems Reader: New Perspectives onCender, Urbanism, Cultures, Indigenous Peoples, and Ecology, Lanham, MD: Rowman& Littlefield, 2000, p.237, pp.250-251．

[3][25]Helen F．Levy, Fiction of the Home Place: Jewett, Cather, Glasgow, Porter, Welty and Naylor,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2, p.10, p.91．

[5][41][48][49]Annette Kolodny, The Lay of the Land: Metaphor as Experience and History in American Life and Letters,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5, p.26, p.150, p.150, p.150．

[6][17]Joanna L．Stratton, Pioneer Women: Voices from the Kansas Fronti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1, p.33, pp.52-53．

[7]轉引自F．Marina Schauffler, Turning to Earth: Stories of Ecological Conversion,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3, p.56．

[8]Willa Cather, “Neighbor Rosicky,” in Five Stories, New York: Vintage, 1956, p.88．

[9]Alan Bleakley, The Animalizing Imaginntion: Totemism, Textuality and Ecocriticis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pp.132-133．

[10][11][18][19][20][21][24][36][37][38][51][55]Willa Cather, My Antonia,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49, p.11, pp.17、29, p.22, p.23, p.236, p.245, pp.243-244, pp.58-59, p.209, p.51, p.347, p.344．

[12][13][32][39][40 Randall III, John H, “The World of Nature,” in Harold Bloom ed., Major Literary Characters: My Antonia,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91, p.77, p.77, p.77, p.77, p.78．

[14][15][16]Eric Katz, “The Big Lie: Human Restoration of Nature,” in Riley E．Dunlap and William Michelson eds.,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Westport, CT: Creenwood Press, 2002, pp.86-87, pp.86-87, p.89．

[22]Mary Kemper Sternshein,“The Land of Nebraska and Antonia Shimerda,” in Harold Bloom ed., Major Literary Characters: My Antonia, 1991, p.118．

[23][33]Linda S．Pickle, “Foreign Born Immigrants on the Creat Plains Frontier in Fiction and Nanfiction,” in Eric Heyne ed., Desert, Garden, Margin, Range: Literature on the American Frontier,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n,1992, p.89, p.82．

[26][27][28][29]Val Plumwood,“Belonging, Naming, and Decolonization,” in Jean Hillier and Emma Rooksby eds., Habitus: A Sense of Place,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2, p.365, p.366. pp.365-366, p.366．

[30]索克人（Sauk又稱Sac）系北美印第安人，原來居住在密執安州、威斯康星州一帶，現居住在俄克拉荷馬州及衣阿華州的保留地。

[31]奧馬哈人（Omaha）是居于內布拉斯加東北部的印第安人。他們稱普拉特河為“尼布薩斯加”（Nibthaska），“尼”的意思是“水”，“布薩斯加”的意思是“平緩”，因為這條河流寬闊而水淺。

[34]Elizabeth Sergeant, Willa Cather: A Memoir, Lincoln:Bi-s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3, p.139．

[35]Reginald Dyck, “Frontier Violence in the Garden of America,”in Eric Heyne ed., Desert, Carden, Margin, Range: Literarure on the American Frontier, 1992, p.55．

[42][43]Shelley Saposnik-Noire, “The Silent Protagonist: The Unifying Presence of Landscape in Willa Cather’s My Antonia,”in Midwest Quarterly: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Thought, 31,2（1990）,p.171,p.171．

[44]Ynestra King, “The Ecology of Feminism and the Feminism of Ecology,” in Judith Plant ed., Healing the Wounds: The Promise of Ecofeminism, Philadelphia, PA: New Society Publishers, 1989,p.22．

[45]Albert J．Bergesen and Tim Bartley, “World-System and Ecosystem,”in Thomas D．Hall ed., A World-Systems Reader: New Perspectives on Gender,Urbanism, Cultures, Indigenous Peoples, and Ecology,2000,p.317．

[46][47]SusanJ．Rosowski, “Willa Cather’s Subverted Endings and Gendered Time,”in Susan J．Rosowski ed., Carher Studies, Vol．1,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0, p.75,p.75．

[50]Susan J．Rosowski, The Voyage Perilous: Willa Cather’s Romanticism,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6, p.76．

[52]簡·斯表利在《千畝農田》里把農民定義為一個“哺育世界”的人，他們的職責是“生產更多的食物”（Jane Smiley, A Thousand Acres,New York:Alfred A．Knopf, 1992,p.134）。就烹飪這個傳統上屆于婦女的責任而言，婦女同樣是“哺育世界”的人，她們所烹制的食物也是創造生命的博大力量的一個標志。

[53]Edward J．Piacentino, “Impressionistic Character Portraiture in My Antonia,”in Harold Bloom ed., Major Literary Characters: My Antonia,1991,p.109．

[54]Patrick W．Shaw, Willa Cather and the Art of Conflict:Re-Visioning Her Creative Imagination, Troy,NY:The Whitston Publishing Co., 1992,p.54．

[56]轉引自Philip Wheelwright,“Myth,”in Alex Preminger et al．eds.,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Poetry and Poe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540．

[57]James Woodress, Willa Cather:A Literary Lif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7, p.293．

[58][62][63] F．Marina Schauffler, Turning to Earth: Stories of Ecological Conversion,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3,p.2,p.28,p.44．

[59]Lisa Lebduska,“How Green Was My Advertising: American Ecoconsumerism,” in Michael P．Branch and Scott Slovic eds., The ISLE Reader: Ecocriticism, 1993-2003,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3,pp.143-144．

[60][65]Donelle N．Dreese, Ecocriticism: Creating Self and Place in Environmental and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s, New York: Peter Lang, 2002,p.5,p.65．

[61][67]Michael Bennett, “From Wide Open Spaces to Metropolitan Places: The Urban Challenge to Ecocriticism,”in The ISLE Reader: Ecocriticism, 1993-2003,p.297. p.311．

[64]Gretchen Legler, “Toward a Postmodern Pastoral: The Erotic Landscape in the Work of Gretel Ehrlich,”in The ISLE Reader: Ecocriticism, 1993-2003,pp.23-24．

[66][68]Michael p．Branch and Scott Slovic, “Introductions,” in The ISLE Reader: Ecocrticism, 1993-2003, p.xix, p.xix.

[69Robert Kern, “Ecocriticism: What Is It Good for?” in The ISLE Reader: Ecocriticism, 1993-2003,pp.25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