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能夠連續三次出席作代會，是我作為作家的榮幸。我來自祖國南疆廣西的壯族山鄉，每次來到首都北京，都能感受到各民族親如一家的熱忱和認同。每出席一次作代會，必受一次鼓舞，創作也更上一層樓。尤其能出席十代會，我更是抱有期待，期待新時代文藝思想融入我的血液，如影隨形與我投入到火熱的生活當中，回到人民中去，回到我創作的根據地——

從桂北都安瑤族自治縣縣城往東十三公里，再沿紅水河順流而下四十公里，在二級公路的對岸，有被竹林和青山擁抱的村莊，就是上嶺。

村莊依山傍水、鐘靈毓秀，居住樊、黃、韋、譚、潘等姓人家，以壯族居多。世代同心同德，和睦相處。一家有難，八方來助，每有喜事，全民同樂。生產得天獨厚，牛壯羊肥，魚蝦鮮美。村風清雅和暢，人格慈善智聰。雞鳴狗盜罕見，百歲壽者常有。

小學位于村中，已七十年。花紅葉綠，桃李滿天。山河代有秀士出，鮮有官員商賈，多是博士教授。誦讀傳家，蔚然成風。

碼頭下游三公里，新有八甫大橋，可達上嶺。天塹變通途，夢想照進現實。憶昔撫今，感慨萬千。

村子故事多，有苦也有樂，看似一幅畫，聽來像首歌。遠在他鄉為異客，魂牽夢縈是上嶺。

上文是我寫的《上嶺村記》，它已刻在上嶺村河對岸入口的一塊巨石上，像粘在玉米饃上的一窩螞蟻，或像躍出水面亮相的一群魚，展示著我對家鄉人民的關注和熱忱。

上嶺，是我生命中最親切的土地，更是我文學創作的源泉和寶藏。

2016年以來，我接連寫了四部長篇小說和一些中短篇小說，如《上嶺村編年史》《蟬聲唱》《四季書》《頂牛爺百歲史》《我們的師傅》等。這些作品全部是關于我家鄉上嶺的書寫，作品中的故事基本發生在我家鄉當下的現實生活中。尤其是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我父老鄉親的真實寫照，他們中有我的父親、叔伯、同學和師傅，有的已經去世。無論去世還是活著，他們都像一口口井，不斷涌出清泉，讓我汲取，還像豐富珍稀的寶藏，供我挖掘。比如仍然活著的頂牛爺，我去年將他寫進長篇小說《頂牛爺百歲史》時是100歲，今年已經101歲了。他是我的堂伯，是上嶺村形單影只的男人，卻是有情義的男人、最長壽的男人。他活著是一個奇跡、一個謎，他身材矮小卻頂天立地，他默默無聞卻高潔善良、俠骨柔情……他這樣的男人在當今社會已經不多，小小的上嶺村卻有一個。我決定探求頂牛爺百年人生的經歷，解開他的長壽之謎。于是，我用酒、用煙、用肉，更用我的真誠，從頂牛爺和其他人嘴里，套出了頂牛爺一個又一個生動精彩的故事。在我寫作的時候，我仿佛游進了他的生命長河，并解開了他所有的懸念。如今，《頂牛爺百歲史》剛剛出版，我還沒來得及帶回上嶺，讀給頂牛爺聽。但他一定能等到我回去，因為他仍然耳聰目明，硬朗如牛。

數年來，我每年都回上嶺，那不僅是我創作的源泉和寶藏，還是我的生命的根，是我底氣和元氣的所在。無論創作還是生活，我都需要回到那里打氣和補氣，否則我就會感到枯竭和萎靡。的確，我如今的創作，不寫上嶺，我不知道寫什么。體驗生活，不去上嶺，我不知道去哪里。

其實，我曾經疏離過上嶺。在我通過個人奮斗改變命運進入都市之后，我忘乎所以，把上嶺置之腦后。無論創作還是生活，我都沉浸在對都市燈紅酒綠的描述和享受中，不能自拔，盡管我對之多有批判，但仍然舍不得放棄和轉向。我總感覺我的作品不接地氣、沒有根骨，常常只有悲憤、沉淪和冷酷，而沒有悲憫、救贖和溫暖，直到數年前我開始重回上嶺，我的創作才獲得了我過去所缺乏的東西，我的人生也變得充實和從容。我回上嶺，是回去，也是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