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近期的長篇小說，如果簡單概括的話，那就是對兩個宇宙的書寫：一個是大江大河，對關乎國家民族的書寫；一個是涓涓細流，對個人私密情感的書寫。這當然是一個比喻。準確的說法是，無論是對外宇宙還是對內宇宙的書寫，好的小說都可以寫得天崩地裂山搖地動般震撼人心。近期長篇小說在這兩方面都有上佳表現，故文章選擇在這幾個領域展開。除了具體分析的作品外，重要的長篇小說還有王堯的《民謠》、余華的《文城》、止庵的《受命》、朱秀海的《遠去的白馬》、劉震云的《一日三秋》、梁曉聲的《我和我的命》、王安憶的《一把刀，千個字》、邵麗的《金枝》、季宇的《群山呼嘯》、王松的《暖夏》、羅偉章的《誰在敲門》、林白的《北流》、楊怡芬的《離殤》，等等。全面評價這些作品是不可能的，評論幾篇我熟悉的小說，也可以大體了解近年長篇小說的大體狀況。

一、工業題材有突破

工業題材基本是家國敘事。阿瑩的《長安》發表較晚，為了符合本文的敘述，故在前面先說。中國當代文學中的工業題材小說創作，總體來說成就不大，文學史上評價不高。我們這一題材的小說創作，底子不厚，積累有限，這不僅僅指數量，更重要的是，我們還沒有創作出類似美國作家德萊賽的《珍妮姑娘》，蘇聯作家阿札耶夫的《遠離莫斯科的地方》，柯切托夫的《茹爾賓一家》《葉爾紹夫兄弟》等那樣有影響力的工業題材小說。我國工業題材引起讀者和文學界廣泛矚目，并成為一個引領時代文學潮流的現象，是在1979年那年《人民文學》第7期發表了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一時間，喬光樸成為改革開放的時代英雄，他大刀闊斧剛正不阿的性格成為一個時代的象征。喬光樸受過迫害，妻子慘死“牛棚”。但“解放”出山之后，他心懷國家民族大局，勇于擔當，在機電廠這個破爛攤子上大膽改革：小說有如一聲驚雷，震蕩在改革開放初始年代的中國。小說雖然引起過巨大爭論，甚至驚動了高層，但是，歷史的大趨勢站在了蔣子龍和喬光樸一邊。“改革文學”成為一股巨大的文學思潮被寫進了當代文學史。《喬廠長上任記》，引發了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文學的潮汛，在春寒料峭時，他們如驚雷滾地，如春風拂面。懷念那個文學年代，就是懷念那個文學曾經擁有膽識和榮耀的年代，歷史為文學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那是一個文學的大時代。或者說，那幾乎是當代中國唯一一次由工業題材領銜的文學時代。此后，工業題材的小說風光不再。這個領域文學的不斷式微，從一個方面反映了時代生活的變化，或者說，工業題材的文學命運與工人的命運，恰是一個事物的兩面。但是，“勞者歌其事,樂者舞其功”，無論是傳統的力量還是現實的要求，從中心到邊緣，這一題材仍在艱難地延續。

現在，我們讀到的阿瑩的長篇小說《長安》，從秦嶺方向逆襲而來，它聲勢浩大、氣概不凡。其題材不僅是工業題材，而且是軍工題材。這一題材的性質以及創作經驗的稀缺，決定了小說創作的難度。在我的印象中，只是在中國的保爾·柯察金——吳運鐸的非虛構作品《把一切獻給黨》中，讀到過制造槍榴彈、平射炮等情節。除此之外，還沒有讀過關于軍工題材的文學作品。在這個意義上，阿瑩的《長安》在小說題材上有填補空白的意義。作者阿瑩說：“我從小生活在一個負有盛名的軍工大院里，在這座軍工廠里參加了工作，又參與過軍工企業的管理，后來盡管我離開了難以割舍的軍工領域，但我依舊對軍工人一往情深，依舊和一幫工友保持著熱絡的聯系，幾乎年年都要與他們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那些看似乏味的酸甜苦辣，那些聽著不很入耳的粗俗玩笑，那些有些夸張地過五關斬六將，讓我心里很受用也很過癮，軍工情結已深深地滲透到我的血液里了。”這一自白告訴我們，白阿瑩曾經生活在軍工企業環境中，甚至參與了軍工領域的工作，或者說，他對書寫的領域不僅熟悉，而且部分地親歷過。

小說的環境是不為人知的隱秘世界。它與我們的聯系就是與國家民族命運的聯系。因此，作者沒有過多地描述專業層面的故事，軍工領域只是小說發生和展開的背景，他將筆墨集中在他塑造的人物上。在這個意義上，阿瑩深得小說之道。

忽大年是貫穿小說始終的人物，也是一個有性格有感染力的人物。他在新中國成立那年轉業，成了八號工程的總指揮。這個來自黑家莊、陰差陽錯地倒插門娶了黑妞的膠東漢子，因新婚之夜的性無能，無法忍受奇恥大辱，在第三個夜晚出走黑家莊。參加太行游擊隊的忽大年遇到了勤務兵靳子，靳子是女兵，經上級批準兩人成婚。新婚之夜忽大年突然想起自己是個廢人，在號啕大哭后突然雄起成就了好事。于是，忽氏家族人丁興旺，子鹿、子魚相繼出世。但是，黑家莊的黑妞未消失，這一伏筆在忽大年、靳子、黑妞的“三角關系”中再掀波瀾。這一情節雖然不免戲劇化，但也有合理性闡釋的可能。它的世情小說或“小敘事”元素，使小說具有了人間煙火的可讀性。雖然不免讓人想到《綠化樹》中章永璘男性功能的失而復得，但其社會歷史內容的隱喻畢竟有所不同。章永璘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最后拋棄了勞動人民馬纓花走向紅地毯，確有其猥瑣和虛偽之處。但忽大年為了糾正個人不公正的處分，為了恢復榮譽，他可以火急火燎地闖省委大院，在一切未果的情況下，他敢直接去總參找老首長成司令，甚至上了戰場還想著如果戰死了，黃老虎會怎樣為他念悼詞，誰還敢說他是受過處分的人。這些都從一個方面深刻地塑造了忽大年的性格，使他成為小說的靈魂人物。當然，他不是一個完人，巷道搶險死了人被降職后，心情煩躁的他，和靳子發生口角甚至不惜揮手打老婆的耳光。這些情節或細節，符合一個農民出身的軍人性格，他的可愛就在于他的真誠。小說也寫世道人心的變化。比如忽大年沒受處分時，他家孩子誰見了都會給塊糖給顆棗，玩累了想回家就有人跑過來背起小家伙回家；受了處分之后，大家臉上嘴上客氣，真誠善待盡失。

忽大年命運的一波三折，還是在國家民族敘事中展開的。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珍寶島自衛反擊戰的軍火支援，特別是軍工企業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艱苦奮斗迎難而上，軍工行業乃至整個國家在特殊歷史時期的時代風云，是忽大年個人命運的整體背景，或者說，他是那個不平凡年代的參與者。因此，隱秘世界的個人命運一直與國家民族命運聯系在一起。忽大年不是一個超人，他的英雄性格的形成，離不開組織的培養和時代的因素。成司令關鍵時刻對老部下的救助，武文萍以城市停電保長安的決斷，錢書記的傾心交談……也都體現的是黨的領導和國家意志，蘊含著那個時代的特征。“政治可以嚴肅冷峻，也可以春風化雨，我努力將這個特征熔化到事件的肌理里，表現在具體的工作進程中，使作品人物在那個濃郁的時代背景下，一步一步完成人格塑造站立起來。”阿瑩的這一體會彌足珍貴。小說的其他人物如黃老虎、忽小月、靳子、黑妞、連福等人物，也都寫得好，有個性，有年代感。阿瑩通過這些人物，寫出了一代人創造的那個時代。忽大年連同這些人物，是今日中國能夠崛起的傳統力量，也是一個民族復興繁榮的最大秘密。當然，那是一個有問題、有缺陷、有諸多不完美的時代，那也是一個簡單、有夢想、有追求、有魅力的時代。這個時代的魅力是由這些人物構成的——“這個時期的人物有著特定的語境和行為，幾乎人人都渴望成為時代的建設者，而我國正是積累了這樣一個宏大的基礎，才催生了翻天覆地的改革開放”。

另外，我們除了希望看到獨特的文學人物外，也希望在作品中了解那個時代的更多的信息，這是文學的知識性要求。在《長安》這里，我們還看到了作者對時代重重矛盾和難解困惑的描摹。一張大字報轟毀了忽小月的精神世界，她爬上煙囪撲向了天空；連福入獄，為了忽小月既不寫信也不收信；毛豆豆犧牲，黑妞不嫁……這些悲劇因素極大地強化了小說的人性深度和人的精神困境。小說的敘述基調急促而流暢，與那個特定的年代極為合拍。小說基本方法是現實主義的，尤其是對歷史的客觀態度，顯示了一個作家的勇氣和探索精神；同時，這也是一個開放的現實主義，其中有諸多現代小說元素，特別是人物心理以及幻覺的摹寫，極大地豐富了小說內涵。因此，《長安》的豐富性是多種元素合力構成的結果。它為工業題材小說創作提供了嶄新的經驗，這是尤其值得我們關注的。

時間到了21世紀的第三個十年，我們可能更清楚地認識了作為一種藝術樣式的長篇小說的可能性及其限度。事實是，文學創作不可能像GDP那樣年年攀升，它不僅不可預知，而且也不可能總能滿足讀者的期待。那些具有震動性的大作品是可遇不可求的。即便如此，2021年的長篇小說仍然值得我們滿足：不僅名家佳作不斷，而且青年也足夠努力。小說如果能夠長此以往，大作家大作品總有一天會到來。

李鐵是遼寧工業題材小說創作的核心作家，是因為李鐵的小說創作一直堅守在工業題材領域。因此，他又是這個時代鳳毛麟角的小說家。李鐵不是“新銳”也不“新潮”，更與“異軍突起”沒有關系。他的“鳳毛麟角”是指他堅忍不拔的創作意志。如前所述，工業題材在百年中國一直是最薄弱的創作領域,幾經試圖突破均路途難尋。即便在當時產生轟動效應的作品或現象，也都曇花一現，事過境遷，音信全無。因此，李鐵所堅持的創作領地貧瘠荒漠,能提供的參照或可資借鑒的也極為有限,他面對的挑戰和難度可想而知。他新近發表的長篇小說《錦繡》，講述的是錦繡冶煉廠近百年的歷史，因此，也可以看作東北工業發展歷史的縮影。這里既有政權更迭、國際風云變幻，更有中國社會轉型等重大歷史事件的演變。小說人物眾多，情節復雜，在波瀾壯闊地表現國有大型企業求生存謀發展的宏大敘事中，也精雕細刻了從廠長到普通工人以及家屬的日常生活，特別是豐富曲折的情感生活，為大工業題材小說創作平添了不同時代的兒女情長。雄渾的“鋼鐵交響曲”，因情感生活的復雜多變而平添了宣敘和詠嘆。

《錦繡》以歷史為線索，講述了錦繡金屬冶煉廠近百年的歷史。工廠的前身是日本人建的“古河制煉所”，這個時期是錦繡冶煉廠的前史，在小說中權重不大。但有兩個人物值得注意：一個是趙大河，那時他十七歲，只是一個學徒工；另一個是趙大河的師傅——日本人松本潤。松本技術高超，非常傲慢，但對聰明能干的趙大河刮目相看，他不僅請趙大河到家里吃飯，甚至在日本投降時要把女兒嫁給趙大河，趙大河拒絕了。遣返日本人時，松本一家被中國老百姓堵在一條死胡同里打——趙大河過去解圍，說他只是工廠里的師傅，沒啥罪惡，放過他一家人吧。復仇的老百姓不答應，趙大河就叫他們打他，他們打了他一頓算是出了氣，這才放過松本一家。趙大河送他們去碼頭，登船前松本給他鞠了一躬。他說，你是師傅，不該給徒弟鞠躬。松本說，就算我給中國鞠的躬吧。

這里有兩個細節值得注意：一是錦繡冶煉廠的工業基礎與殖民者有關；一是趙大河性格中的寬厚和仁義，甚至殖民者也不得不感佩。

新中國成立后，制煉所改為錦繡金屬冶煉廠。部隊轉業的師職干部牛洪波任書記。對于管理大工業，他是一個外行，但是，轉業軍人作為革命的“酵母”被普遍使用，不僅解決了中國共產黨進入城市后干部短缺的問題，同時也將革命時期的思想路線帶入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它產生的巨大革命“發酵”作用，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也是實現民族全員動員時期。忘我的革命思想，極大地調動了工人階級的愛國熱忱、獻身精神和創造力。一個典型的場景是，當泥漿槽堵塞，疏通機又壞了，上上下下無計可施時，干部劉英花帶頭跳進了泥漿槽，實行人工清淤。這是一個危險性極大的行為，是違反操作規程的，也有在場的廠領導制止，但是，共產黨員帶頭跳了下去。這個場景我們在電影《創業》中曾目睹過。那個時代的激情、理想以及他們的情感和行為方式，今天看來依然給人極大的感動。包括牛洪波、劉英花、張大河這代人，就是懷著這樣的理想和精神創造了他們的時代。錦繡冶煉廠張大河這一代人，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人民創造歷史的形象闡釋；改革開放的時代，錦繡金屬冶煉廠第二代登上了歷史的舞臺。張大河的兒子張懷智、張懷勇、張懷雙兄弟三人各自選擇了經商、管理、當工人三條道路。錦繡金屬冶煉廠也終于迎來了市場經濟時代，工廠轉軌要減員。張懷勇當上了人力資源部主任，他是這件最艱難工作的執行者。改革開放不斷向縱深發展，張懷勇已經不是改革開放初期《喬廠長上任記》中的喬光樸、《三千萬》中的丁猛。他的成長，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精神面貌的煥然一新以及與國際接軌思想意識的形成的一個代表，因此也是中國大工業走向現代的重要標記。

小說的勞動主題，不僅是“勞者歌其事”的傳統母題，而且是蘇聯/中國工業題材小說一直秉承的講述內容。在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思想框架中，勞動創造一切，也終將改變世界。因此，勞動主題的書寫有不可懷疑的合法性。一直到李鐵的《錦繡》，我們仍然可以看到規模不等的勞動場景。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了在社會主義時代女性的解放，女性地位的不斷提高。這也是社會主義工業題材小說必須講述的主要內容之一，男女同工同酬，女性也參與到領導階層。《錦繡》中的劉英花、田宇瑩等，就是這樣的人物。但是，《錦繡》的不同就在于，它在延續、繼承傳統主題的同時，創造性地聚焦和書寫了新的內容。《錦繡》的最大訴求、最大焦慮，是中國工業由弱到強、獨立自主的發展過程，改變一窮二白的落后面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等時代主題，這是《錦繡》著力要表達的。因此我們看到，錳系列產品的成功生產、鈦白粉生產核心技術的掌握等，也是小說的“核心機密”。沒有“核心技術”，不要說同西方發達國家競爭，就是在國內市場，比如同南鋼競爭，也不會具有話語權。后工業時代所謂的發達、現代，就是看你在不同的行業有多少領先的核心技術。這一點同工業化時代有很大的區別。

小說中的情感生活，是《錦繡》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特點。比如趙大河與松本潤的女兒、與古小閑；古小閑與趙大河、姜連子、吳遠山；張懷勇與田宇瑩、古小妮；田宇瑩與廠長薛立功等，這些錯綜復雜的關系，對塑造人物起到了重要作用，或者說，對情感生活的態度，也從一個方面反映了一個人的操守和品質。在我們的小說中，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的縫合，幾乎是普遍的現象。在資本主義世界，個人的生存經驗以某種方式同抽象經濟科學和政治態度不相關聯。而社會主義文化則彌合了這一分裂，尤其是社會生活與愛情不約而同地構成了同構關系。蘇聯這一題材的小說在這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我們社會主義時期的文學，無論哪種題材，幾乎都借鑒了蘇聯小說的這一觀念和敘事模式。改革開放初期的《喬廠長上任記》最有代表性。《錦繡》也概莫能外。

小說提供的一個新經驗，是不同人物的日記。日記是記述個人心理活動最好的方式。而現代小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對人物心理的關注和書寫。不同人物日記集中起來，就是錦繡冶煉廠的廠史、個人的成長史。在與廠史的比照中，起到互證的作用。兩種敘事共同講述了一個工廠的歷史和現實。日記部分不只是小說中人物的心理活動記錄，同時也可以看作錦繡金屬冶煉廠的心靈史、情感和精神的變化史。工廠的主體是工人，工人的心理和精神面貌決定了工廠的精神面貌。因此，不同的人的日記，從不同方面反映或表達了錦繡冶煉廠的精神狀況。這是李鐵的一大發明。我們要承認工業題材小說的難寫，是因為前現代小說基本是圍繞土地以及人與人的關系展開的。但現代工業是以科技以及人與人的關系為核心展開的。科學技術特別是核心技術，很難具體地進入到小說的敘事中，那么，如何處理人的心理活動就成了這一題材的難題。李鐵的發明，為推動工業題材人物心理活動的開掘，提供了新的處理方法。在建立現代意識、攻克核心技術、刻畫心理變化的合力中，《錦繡》立體地塑造了工人階級的群像——趙大河、牛洪波、劉英花、古小閑、張懷勇、姜小妮等，是這一題材小說不曾出現的有個性的文學人物。

《錦繡》的問題是，如果小說的氣魄、格局再大一些，與大工業時代的氣氛、理想更契合，小說會更有震撼力。這方面，與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柯云路的《三千萬》、水運憲的《禍起蕭墻》比較起來，可能還有一些距離。

老藤的《銅行里》，是一部有新意、有探索性的長篇小說。銅行里是沈陽城一條有著三百多年歷史的古老胡同，皇太極建盛京城時，將城里城外的銅匠鋪遷至故宮北端的城中心，逐漸形成這條銅行胡同，將城中鐵匠鋪遷至城之四面，呈拱衛之勢，取意皇城要有“銅心鐵膽”。小說以這條銅行胡同的歷史演變為經，以銅行里發生的傳奇故事為緯，編織出了沈陽古城百年的清明上河圖。銅行里專門生產響器（奉鑼）的富化誠，是銅行里的靈魂，有了銅行里就有富化誠，這是盛京名副其實老字號。小說寫了富化誠三代銅匠石嘉文、石國卿、石洪祥的不同與追求與夢想，從“奉天第一鍋”的求溫飽，到打造大政殿的江山永固期冀，再到百年浮雕墻的百年獻禮之作，世道在變，銅行里銅匠們的追求與夢想不變；世風在變，銅匠的“銅心”“銅氣”“銅緣”不變。

故事從銅匠石洪祥為父親石國卿準備百歲生日禮物開篇，以時間脈絡漸次展開。百歲老銅匠石國卿在抽屜里一直保存著一個黃緞子皮日記本，這個被他稱為“軟銅冊”的小本子，是他出國參戰的慰問品，也是他心中的活歷史。軟銅冊上記著九十八人各自不同的故事，這些人都與銅器有關，都是具銅心、辨銅氣、結銅緣的“銅行”人。從富發誠的富掌柜、九佬十八匠、老街坊，到抗美援朝的三十一個司號員、支援三線建設的銅器廠十七個職工，再到下海經商不忘初心的民營企業家，這些人物身上或體現出濃厚熾熱的家國情懷，或蘊藏著催人奮發的工匠精神，構成了一片銅匠的森林。

故事以主人公石國卿向兒子石洪祥講述軟銅冊的倒敘方式來結構，義和團運動、民國兵燹匪亂、民眾對日本侵略者的抵抗、遼沈戰役、抗美援朝、公私合營、支援三線建設、改革開放等歷史重大事件是故事展開的背景；中國古文明的歷史就是青銅發展史，但銅匠的形象在文學作品中并不多見。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是一部填補空白的小說。從中國工業特點的角度看，中國最大的優勢是制造業，大國工匠創造著共和國的工業史。主人公石國卿生于1921年農歷五月二十六日，這一天在當年正是七月一日建黨日，于是，兒子石洪祥獻給父親的生日禮物《百年銅匠浮雕》，就有了雙重含義。

青銅器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符號，不僅連接著中華文明久遠的歷史，而且也蘊含著現代科技文明精工細作的工匠精神。因此以“銅行里”作為故事發生的核心場景，表明了作者的匠心所在。小說久遠的歷史背景是通過細節表現的。比如令狐平的女兒令狐可講述母親唐婉秋的故事。沈陽城在新中國成立把高級青樓叫書館。唐掌柜死后，永和興被債主變賣還債，婉秋被頂債賣到了八卦街銀紅書館，而為唐婉秋三百大洋贖身，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故事。唐婉秋被賣到八卦街當夜，石嘉文召集全家商議，說唐家之事無論如何不能袖手旁觀，唐掌柜已經死了，婉秋這閨女我們一定要管。石家與唐家兩個家族的交往源遠流長。還有冰雪之夜，沈陽城的酒肆茶樓，各色人等，特別是主人公石國卿、令狐掌柜次子令狐平、正陽街泰豐洋行胡老板公子胡德林三人與唐婉秋的關系，讓黑暗與黎明交替之際的沈陽城，平添了些許浪漫。沈陽市民階層的情感生活并非死水一潭。特別是令狐平，他曾和沈陽“抗日九君子”一起做事，而英雄美人的故事，更為百廢待興的沈陽城平添了煙火與世情。遼寧的城市生活和工業題材的小說創作，基本是書寫“當下”，而老藤的《銅行里》則與歷史建立起了聯系，一條老街百年史，手工業作坊，見證了一座工業城市的發展歷程。因此，這是一篇有歷史滄桑感的小說，它的探索性，將為遼寧這一領域的小說創作提供有價值的借鑒意義。

二、“永恒主題”有變化

愛情被稱為“永恒主題”，這個主題在個人小世界展開，但它密切聯系著社會和時代。2021年的“永恒主題”有兩部重要的小說：一部是周大新的《洛城花落》；一部是東西的《回響》。兩部作品一部是將私密的個人情感公開化；一部是在秘密的“偵破”中。它們喻示的是，這個題材有無限的可能性，因此“永恒”。

周大新是這個時代長篇小說創作的驍將。他的長篇小說如《第二十幕》《21大廈》《戰爭傳說》《曲終人在》等，在評論界有非常高的評價。特別是獲第七屆茅盾文學獎的《湖光山色》，使周大新當之無愧地成為當代“最有價值”的作家之一。當年，我曾評論這部作品說：“在這個結構嚴密充滿悲情和暖意的小說，周大新以他對中國鄉村生活的獨特理解，既書寫了鄉村表層生活的巨大變遷和當代氣息，同時也發現了鄉村中國深層結構的堅固和蛻變的艱難。因此，這是一個平民作家對中原鄉村如歸故里般的一次親近和擁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對鄉村變革發自內心的渴望和期待，是一個有識見的作家洞穿歷史后對今天詩意的祈禱和愿望。”應該說，關于書寫鄉村變革的長篇小說，《湖光山色》無疑是最優秀的作品之一。此后，周大新陸續有新長篇問世。最近，他寫婚姻愛情題材——也就是個人私密情感的《洛城花落》，敘事一出，讀者蜂擁而至。不僅因為題材喜聞樂見，同時也因為周大新宣布，這是他的長篇小說的“封筆之作”。

“封筆”就是告別。告別總是不免感傷。我們見過球星告別賽場、歌星告別演出的場景，觀眾依依惜別甚至淚水漣漣。大新當然不是告別文壇，他還會有其他新作奉獻給讀者，因此我們不必為此心懷傷感。

《洛城花落》是一部講述當代青年愛情婚姻的小說，是探討愛情婚姻形式的小說。女方袁幽嵐、男方雄壬慎的父輩，都是“媒人”當年的戰友，他們是生死之交或摯愛親朋。在了解了兩個青年的情況下，“我”積極撮合成了袁幽嵐和雄壬慎的戀愛。他們最終結為連理。他們的自然條件是，袁幽嵐天生麗質，形象、專業和家庭條件都優于男方雄壬慎；雄壬慎出身農村，家境貧寒，相貌平平。但通過接觸，袁幽嵐接受了雄壬慎。于是，成婚便在情理之中。但出身的差異已經為他們的婚姻埋下了隱患。婚后蜜月般的生活讓兩個年輕人幸福無比。他們證明著托翁“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的名言。但接踵而來的便是托翁的下半句“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先是摩擦，然后是冷戰，最后對簿公堂。這幾乎是所有婚姻破裂的基本程式。但是，《洛城花落》的不同就在于，袁幽嵐和雄壬慎情感的破裂，是在公堂上呈現的。袁幽嵐先提出離婚，雄壬慎不同意。然后雙方聘請了律師對簿公堂。小說的這一設置獨具匠心——婚姻狀況是個人情感最私密的領域，別人是無從知曉的。除非是敘事方式的全知視角。但周大新用了“后敘事視角”，或者說，讀者不了解內情，甚至當事人也不完全理解內情。他們的婚姻狀況，是在法庭控辯過程中逐漸呈現出來的。“四次開庭”，兩人的婚姻狀況逐漸被呈現出來。最關鍵的是第四次，也就是最后一次開庭。這次開庭袁幽嵐說出了離婚的致命理由：雄壬慎有婚外戀嫌疑，他同高中同學黃旻懿曾在一個私密空間單獨一起四十分鐘；因此，雄壬慎二十三個月不履行丈夫義務，袁幽嵐在近兩年的時間沒有性生活。重要的是雄壬慎對此全都承認，并無辯解。庭審的后果可想而知。就在法庭要宣判結果的時候，雄壬慎借口不舒服去醫院，留下了一封信，希望“媒人”代為宣讀。其大意是：接受宣判離婚，不再上訴。但他有話要說：在一次他們共同旅游途中，他們曾路遇一對自殺的夫婦，救助過程中雄壬慎渾身沾滿了鮮血，這是一對患艾滋病的夫婦，他們沒有顏面茍活于世。后警方告知，讓雄壬慎迅速檢查。慌亂不已的雄壬慎只好找做醫生的同學黃旻懿商量。他們并無茍且之事。結果雄壬慎被感染了。這是他不敢親近袁幽嵐和孩子的真實原因。最后一次開庭，雄壬慎挽救婚姻無望，留下一紙文字做最后的陳白。袁幽嵐如夢方醒，雄壬慎被放逐于小說之外，生死未卜。

這是一部極具現實感和時代性的小說。周大新將長篇小說封筆之作深入到人類生活的最深處，也是最隱秘的領域，以奇特的構思走向私密生活和私人情感，不僅使小說具有極大的可讀性，同時隱含了現代人在日常生活和情感領域的危機，探討了這一領域不可窮盡的神秘性和多樣性。袁幽嵐和雄壬慎的婚姻猶如一面鏡子，照出了當下青年婚姻的某種狀況。因此，《洛城花落》是一次大膽的實驗和探險。它探討的情感、性愛、婚姻形式、門戶、相貌、物質生活與情感生活等，確實是一個“永恒的主題”。小說中作為歷史研究學者，也是當事人的雄壬慎，畢業后即確定個人研究題目“離婚史”，在小說中是一個隱喻，也是小說走向的暗示；具有仿真意義的“法庭”，由于不同身份人物的參與，也表達了不同階層或人群的婚姻價值觀。男女的聚合史和分離史是永恒的主題。周大新在長篇小說封筆時，仍對這一主題意猶未盡，顯示了他作為一個杰出作家對文學、對小說理解的深度。他對這一領域的時代性、新知識，新困境的發掘，令人耳目一新。另外，無論人在情感領域遭遇了怎樣的新問題，他堅信人性的柔軟處猶在，人性的善永在。

東西的《回響》，是他最優秀的長篇小說。小說開篇觸目驚心：一場命案。青年女子夏冰清被殺，頭部被鈍器擊傷，右手掌被切斷，死者情況慘不忍睹。警察冉咚咚接到報案后介入了偵破過程。最先出現的嫌疑人是徐山川，一個其貌不揚、家財萬貫的老板，兩個孩子的父親，夏冰清、劉玉萌和小尹的情夫。徐山川一定不會承認自己是兇手。于是冉咚咚進入了對案情漫長的偵破和推理過程。小說這條線索極端復雜：徐山川讓侄子徐海濤搞定夏冰清，目的是不讓她“再煩”自己；徐海濤找到策劃人吳文超策劃“擺平”夏冰清的方案；吳文超找到劉青，試圖通過幫助夏冰清辦理移民手續或私奔了結；然后劉青偶遇民工詩人易春陽，以一萬元的價格將夏冰清殺死在一個“大坑”里。這個大致情節和冉咚咚的推理基本吻合。但是，推理不是定罪的依據。講述方式的后敘事的視角，使小說的這條線索更加撲朔迷離、真假難辨。案件發生的真實過程，講述者、當事人都不比讀者知道得更多。因此，這條線有推理、偵破、懸疑小說的全部特征。這是《回響》令人著迷難以釋卷的重要原因。事實也的確如此，當兇手被捕后，案件偵破負責人冉咚咚還是不能滿意。在她看來，與案件相關的所有當事人都可以找到脫罪的理由：徐山川說他只是借錢給徐海濤買房，并不知道徐海濤找吳文超擺平夏冰清；徐海濤會說，他找吳文超策劃是不讓夏冰清再騷擾徐山川，不是讓殺人；吳文超會說他找劉青合作，是讓他幫助夏冰清辦理移民或愛上夏冰清，沒有讓他去行兇；劉青會說，他找易春陽是讓他搞定夏冰清，而不意味著謀害；易春陽盡管承認殺人，但精神科莫醫生和另外兩位權威專家鑒定他患有間歇性精神疾病，律師正在準備為他作無罪辯護。因此，抓到兇手易春陽，并不意味著案件的徹底偵破。推理、偵破、懸疑要素的介入，血雨腥風機鋒暗藏，謎底一直深不可測，使小說具有了極大的閱讀吸引力。冉咚咚作為一個職業警察的身份和她個人性格原因，決定了她的窮追不舍。最終，在審問徐山川妻子沈小迎的過程中，真相終于大白。案件真實的情況是：徐山川的合法妻子沈小迎知道丈夫的所有情感劣跡，但表面上并不在意，甚至稱互不干涉個人的私生活，沈小迎和健身教練生下了女兒，徐山川不知道女兒不是他親生的。表面不在乎的沈小迎一直在報復徐山川。她甚至在徐山川的車里和雪茄屋里安裝了竊聽器，竊聽器里是徐山川和徐海濤的對話。導火索是夏冰清試圖告徐山川強奸，徐山川找到徐海濤想辦法除掉夏冰清。于是，便有了后來的情節。盡管徐山川恨沈小迎恨得咬牙切齒，但一切為時已晚。推理這條線索有通俗小說的元素，它一波三折非常好看，因此，我們不能忽略世俗生活和通俗文學的價值。《回響》中如果沒有夏冰清命案的偵破情節，可以說，小說的可讀性會大打折扣。而那些制造效果的煽情套路，在這里依然楚楚動人。當然，推理線索的設置不止是為了小說的可讀性。更重要的還有形成的人物比較關系。那些涉案的人物都是魂不守舍謊話連篇，試圖逃脫罪行；而心理和情感線索的人物，都在檢討和反省自己。這是好人和壞人在人格和認知方式上的巨大差異。

冉咚咚是小說的核心人物。一方面，她要偵破以徐山川為中心的殺害夏冰清的命案；另一方面，她也要破解和丈夫慕達夫情感上的“重重疑團”。按說，冉咚咚和慕達夫的結合，是才子佳人、珠聯璧合。他們的戀愛史花團錦簇，結婚十一年亦風調雨順。但在辦案中冉咚咚無意中發現慕達夫在藍湖大酒店開了兩次房，而且兩次開房慕達夫都沒有叫按摩技師。于是這成了冉咚咚揮之不去的情感疑團。慕達夫想盡辦法解釋開房緣由，結果都是弄巧成拙雪上加霜；無獨有偶，當冉咚咚發現慕達夫的內褲有了洞，便匿名買了幾條內褲寄到慕達夫的單位。慕達夫不知是誰寄的，未敢在冉咚咚面前聲張，欲蓋彌彰的慕教授更留下了無窮后患。兩人情感冷戰逐漸升級，這個有情感潔癖的冉咚咚便與慕達夫簽了離婚協議。隨著徐山川案的發展，慕達夫與作家貝貞的關系也漸次浮出水面。

但是，慕達夫教授真的沒有出軌。就在他們簽署了離婚協議、作家貝貞也已經離婚之后，他們一起到了貝貞家里，當貝貞一切準備就緒時，慕達夫還是逃之夭夭了。小說對冉咚咚心理的精準描摹，是小說中最具難度的。心理活動是一種隱秘的內心活動，幾乎是不能轉述的，就像我們看到的美輪美奐的景觀，越是要描述越是發現詞不達意。但是，東西對冉咚咚以及所有人物心理活動的刻畫，令人嘆為觀止，特別是對冉咚咚的心理塑造，一如東西在后記中所說：“主人公冉咚咚不僅要追問疑犯、丈夫，最終還要追問自己。認知別人也許不那么難，而最難的是認知自己。小說中的人物在認知自己，作者通過寫人物得到自我認知。我們虛構如此多的情節和細節，不就是為了一個嶄新的‘認知’嗎？世界上每天都有奇事發生，和奇事比起來，作家們不僅寫得不夠快，而且還寫得不夠稀奇。因此，奇事于我已無太多吸引力，而對心靈的探尋卻依然讓我著迷。心靈難以琢磨，因為它比天空還要浩瀚。”冉咚咚和慕達夫已經簽了離婚協議，夏冰清的命案也已經告破，但冉咚咚對慕達夫并未釋然。她仍然懷疑慕達夫的“背叛”。這時慕達夫說：“別以為你破了幾個案件就能勘破人性，就能歸類概括總結人類的所有情感，這可能嗎？……感情遠比案件復雜，就像心靈遠比天空寬廣。”這時的冉咚咚才意識到，慕達夫在賓館開房被她發現后，她揪住不放，層層深挖他的心理，從偽裝層挖到真實層再挖到創痛層，讓他幾近崩潰。沒有幾個人的心理經得起這樣的深挖，包括她自己。因此，她覺得對他太狠了。特別是邵天偉吻了她之后，她構建的道理崩塌了。于是她有了對慕達夫深深的愧疚。當然，冉咚咚的心理轉變不是空穴來風。此前，她曾請求慕達夫不要將已簽離婚協議的事情告訴女兒，怕女兒受不了這樣的刺激，一如她看到吳文超被押走時其母親的絕望，冉咚咚腿一軟坐在了床上：她也是一個母親；當慕達夫在離婚協議上簽字后，她也曾責問他為什么沒有堅持拒絕。這些細節從不同的方面反映了冉咚咚矛盾的心態，為后來的“疚愛”做了水到渠成的鋪墊。冉咚咚不曾想到的是，這種“疚愛”的力量居然這樣強大。最后冉咚咚問慕達夫：“你還愛我嗎？”回答是“愛”。小說戛然而止，精彩絕倫。小說中徐山川和夏冰清的關系是欲望關系，徐山川要的是美色，夏冰清要的是金錢。這個錢色交易關系極其簡單。但是欲望無邊、欲壑難填，簡單明了的關系因不能滿足而驟然釀成驚天大案，最后走向了不可收拾。那是欲望之惡導致的。冉咚咚和慕達夫爭論的是愛情和愛的關系，他們幾乎也走向了不可收拾的境地，但最終的和解、原諒、寬容，使他們擁有了新的選擇的可能。因此，小說血雨腥風機鋒暗藏，但是，流淌在小說最深層也最洶涌的暗流，還是情感的糾結和一言難盡。這里不只是說冉咚咚和慕達夫之間，同時也包括慕達夫和貝貞，冉咚咚和邵天偉，劉青和卜之蘭、徐山川與沈小迎、夏冰清、吳文超與夏冰清。在人類的情感關系里，誰都可能做過錯事，有過不切實際的想法和沖動。但只有對人性的同情、理解和寬容，而不是道德化的評價，才有可能使遭遇挫敗的情感化險為夷絕處逢生。道德化是最沒有力量的虛偽說教。人越缺乏什么越要凸顯什么，缺乏道德的人才要凸顯道德。

在具體的寫作方法上，強大又具體的細節，復式交叉的結構方式以及精準的文學語言，使小說具有了極高的藝術品格。可以說，這是我近期讀到的最具文學性的小說。東西以極端化的方式將人的情感和人性最深層的模糊樣貌呈現出來，他找到了潛藏在人性情感最深處和最神秘的開關，這也是所有作家最關心和一直在尋找的關鍵事物。東西在同一篇談創作的文章中說：“35歲之后的某個下午，我站在一所校園的走廊，看見一群可愛的女孩從面前走過，內心忽地掠過一絲亨伯特似的邪惡，僅僅一剎那，我就用巨大的道德力量壓死了內心的閃電。但是，我的內心畢竟撕開了，哪怕僅有萬分之一秒，卻讓我感到脊背發涼。使我發涼的原因當然不是法律，因為法律不能對我的心理活動判刑。那么，是什么使我如此害怕？是我尊敬的文學大師納博科夫。他怎么會在那么遙遠的地方，提前50年窺視到我的內心？”如果說納博科夫50年前就發現了東西的內心，現在，我們也可以這樣說，東西通過冉咚咚、慕達夫等，也看到了我們內心最隱秘的情感，我們似乎已經沒有秘密可言。如果是這樣，那么，東西已經找到了他希望找到的東西。這個東西是人類的基本困境之一，福樓拜、司湯達、托爾斯泰、菲茨杰拉德、納博科夫等，都在這個尋找的譜系里。而這些作家作品，是東西內心的“絕密文件”。如果將這些“絕密文件”公之于世，你會發現，那里無論怎樣錯綜復雜、深不可測，但最終寫滿的是人類的同情、悲憫、寬容的大愛，這些“秘密文件”就是人類大愛的回響。東西接續了他前輩的文學傳統并創造了新的可能，這是《回響》最大的貢獻。

三、新老題材有新意

21世紀以來的小說創作，從題材的角度說已經發生了重要的結構性變化，但是，鄉村題材仍然占有極大的比重。我曾表達過這樣的看法：鄉村文明的危機并不意味著鄉土文學的終結。對這一危機的反映，同樣可以成就偉大的作品，就像封建社會大廈將傾卻成就了《紅樓夢》一樣。鄉村文明的危機一方面來自新文明的擠壓，另一方面也為正在構建的都市文明的發展提供了多種可能和空間。鄉村文明講求秩序、平靜和詩意，是中國本土文化構建的文明；都市文化凸顯欲望、喧囂和時尚，是現代多種文明雜交的集散地或大賣場。無論我們對鄉村文明懷有怎樣復雜的情感，它仍然流淌在我們的文化血脈里。于是，我們就看到了仍在蓬勃生長的鄉村題材小說。

現在我們討論的《坪上村傳》，是作家彭東明新近出版的一部長篇小說。小說以傳記的方式書寫一個村莊的人與事，講述一個村莊的過去和現在，這源于作家揮之難去的一個愿望。在封面題記中彭東明說：“我想我應該將半個多世紀以來村上的那些人和事記錄下來，也算是為這座村莊作一個雜亂無章的傳記。我在靜靜地梳理著那些風干了的歲月。”這是彭東明創作《坪上村傳》的初衷。這個初衷隱含了彭東明重新發現坪上村秘密的欲望——生活，即便是親歷的，也同樣有一個再發現的過程。這也一如沈從文對湘西他的書寫。如果沈從文沒有城市生活經驗，那個詩意的湘西他是無從發現的。城市給我們以“挫敗感”或創傷記憶，這時，曾經的鄉村便被濾及為桃花源般的所在，前現代曾經有過的所有的問題被濾及掉了。另外，鄉村生活中的淳樸關系、真摯情感等，也確有其感人的一面。即便如此，彭東明也無意于對農耕文明的眷戀乃至重塑的立場，以憑吊的情感方式講述曾經的過去。他是站在今天的立場，以矛盾或悖論的心情面對正在轉型的社會現實，在日常生活和具體的人與事中發現其內在的矛盾和問題——承受這一切的是那些生活在現實中的普通人：村支書老萬、村民長貴和他的六個孩子、佬黑、窯匠鄭石貴、賀戲子和兒子豆子、陸師傅、彭跋、寡婦水蓮、李發、桂花以及彭家的幾輩老小，他們祖輩生活在坪上村。看到了他們，就看見了坪上村的今天；通過他們，也就與坪上村的歷史建立了聯系。

作為作家和講述者，彭東明恰如希臘神話的“雅努斯”，一面向著過去，一面向著未來。他要做的，是呈現生活的真實面目而不是解決其中的問題——面對過去，他因文化記憶而“詩話”了鄉村，鄉村在“再結構”中漸行漸遠卻詩意盎然，這源于他已經有了“現代”的經驗，是“現代”照亮了他的鄉村記憶。這一點，他與他的湘籍文學前輩有譜系關系；面對未來，“現代”未必都是好的，但它無可阻擋。“現代”是未竟的方案，它還遠遠沒有完成“試錯”過程——那是全新的、有待證實的未完成性。彭東明的誠懇，就在于他沒有回避個人身處其間的真實感受。他是一個來自鄉村的知識分子，他走出了鄉村，但鄉村記憶在“現代”的沖擊下反而凸顯出來——人們總是倚重已有的經驗，已有的經驗是可以把握的，一如村民長貴的一生——從生下來便可預知命運的最后；而“現代”是無從把握的，一如小六子，如果沒有“現代”的洗禮，那“同性”的取向是無從喚醒的。于是，人們對未知的未來總是懷有先在的畏懼。因此，《坪上村傳》無意中實現了兩種對話關系，一是同歷史的對話，二是同現實以及同類題材的對話。同歷史的對話，保有的是作家對傳統生活方式的情感，曾經擁有的過去并未漸行漸遠、隨風飄散；同現實和同類題材的對話，是彭東明懷有的理性和誠懇的表述。對于一個十幾歲便離開村莊遠行的少年來說，38年的歲月足可以讓他理解“現代”意味著什么。對鄉村中國來說，“現代”就是讓奶奶和孫子的距離越來越遠，就是孫子幫奶奶菜園澆糞的承諾一再落空。

《坪上村傳》的形式在虛構與非虛構之間，作者本人一直在小說之中，他是講述者，也是當事人。這身置其間的處理方式，強化了小說的“仿真性”，因此也更有真實性的力量。小說沒有大開大闔的情節，沒有別離的痛苦或歸來的欣喜若狂。不經意間，“前現代”逐漸成為歷史，“現代”則不期而至——荷香初中畢業輟學到深圳打工，遇到臺灣老板，臺灣老板為人正派，喪偶，大荷香38歲。他向荷香求婚，荷香沒有猶豫便答應了，還接連給老板生了兩個兒子。二妹菜香和名叫胖子的廚子談戀愛，未婚先孕，孩子生下來后，胖子到坪上村開“情席”餐館大獲成功，迅速開出了連鎖店；老三梅香來到深圳，先洗碗后陪酒，然后就睡到了稅務局長的床上并懷上了丁局長的孩子。丁承諾的結婚化為泡影，他給梅香一筆錢，梅香將孩子丟給父母自己跑云南去了；老四菊香也來到了深圳，與一個溫州小伙子結婚去了溫州，生活平靜；老五茶香喜歡讀書，父親長貴阻攔，荷香堅持讓茶香讀書，一直讀到美國留學；老弟老六幾次復讀沒有考上大學，堅決不考了，也隨大姐荷香到了深圳。但老六是一個對女孩沒興趣并堅持要求變性的人。固守傳統的長貴如五雷轟頂，他根深蒂固的家族“香火”就要斷送在老六這一輩。于是，長貴執意要求“我”去做老六的“工作”，希望他幡然悔悟回頭是岸，結果是“我”被老六感動，被“工作”了，承認了“同性”的合理性，“鎩羽而歸”。在“前現代”和“現代”“遭遇戰”中，大概都會莫衷一是進退維谷。通過一件具體的人與事，彭東明真實地表達了處在轉型時代的矛盾心態，于是，這個矛盾或悖論就具有了普遍性。

鄉村經驗或者前現代生活是自足和封閉的。土地將家族、親情以及各種利益關系捆綁在一起。家族有幾輩人便幾輩人生活在一起，其情感關系也因物質和精神的貧困而緊密：“記得，那年我離開村莊時，是一個清冷的有零星雪花飄落的早晨，彎彎曲曲的泥濘的村路上積著殘雪，我手里提著一個網袋，袋里裝著一身螞蟻子布做成的襯衣。這種布當時是自家在地里種了棉花，自家紡成紗、織成黑白相間的棉布。我不知道為什么村里人要將它叫作螞蟻子布。提著這一身用螞蟻布子做成的換洗衣衫，我一步三回頭地離開了村莊，后面是我的老祖父、老祖母，祖父、祖母，父親和母親，還有我家的那條麻狗在為我送行。我走出去好遠，回過頭來，發現他們還站在坳口上，且不停地朝前招手，意思是要我莫再回頭。”這是前現代家族情感關系最生動的寫照。彭東明說：“我在這座小山村度過了整個童年和少年時光。這是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村莊上的人家普遍吃不飽飯，村莊留給我的是一個苦澀的童年，饑餓、寒冷、勞累，充滿了我的每一寸記憶。”即便如此，坪上村仍然讓他魂牽夢繞。這就是作家的情感記憶。最后，他還是回到了坪上村的祖屋，當然——那已經是修葺一新、今非昔比的老屋了。

記下那曾經的迷人風情，是彭東明的初衷之一。湖南作家有寫風情畫的傳統，從沈從文到古華、葉蔚林、何立偉等，雖然號稱“湘軍”，但文字卻如沅湘之水，溫婉秀麗、萬種風情。描述這迷人的風情，彭東明是通過源遠流長的各種器物、婚喪嫁娶風俗等生活方式實現的。一個香包、一條馱帶、一個長命鎖、一只瓦桶、幾塊皮影子、一根短棍、一把油紙傘或一曲童謠，坪上村的風情便迷人了。于是，小說的思鄉之愁彌漫四方，或哀婉或凄美或濃或淡，總因其想象的浪漫而充滿魅力。但是，這個鄉愁之美是只可想象不能經驗的。“現代”，并沒有證明它有無與倫比的好，但是，現代是歷史理性的選擇，而鄉愁只是個人的情感愿望。在歷史理性面前，個人的情感愿望最終將無能為力。大概也正因為如此，彭東明才“風情萬種”地書寫了他的“坪上村傳”，他“害怕失去”的農耕文明的迷人風情，最終還是要消失在那遙遠的地平線上。一如彭東明自述的那樣：

村莊四圍的矮山依舊，小溪和田野依舊，那飄蕩在田野上空的泥土氣息和稻子的清香也依然如故……然而，矮山腳下，那一棟棟土坯房卻不見了，現在已經變成了一棟棟貼著瓷片的樓房。人也陌生了，記憶里的老人，都已經不在了。記憶中的青壯年，現在都已經是白發蒼蒼的老人了。如今的青壯年，我全然不認得了。他們如今的生活，已經不再是原來村莊上那種生活。現在再沒人用牛犁田，再無人挑擔砍柴，也再無人跋山涉水走長途，再無人紡紗織布。甚至再也看不到屋頂上升起的裊裊炊煙，再也聽不到飄蕩在田疇上悠悠的山歌……田野上拖拉機、收割機的轟鳴聲，代替了往日黃牛和水牛的“哞”叫聲，溪邊的阡陌早已荒廢，水泥公路上“呼”進“呼”出的是汽車和摩托車……水庫里的小木船也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轟天轟地的機帆船。

彭東明人回到了老屋，但一切物是人非，他還是回不到那個“從前”了——這是“現代”給我們帶來的宿命。彭東明的不同，就在于他面對坪上村時誠懇地書寫了他在歷史理性和情感愿望之間的內心矛盾，是這一矛盾結構了這個貌似松散的長篇小說。也恰是這一矛盾，構成了小說的動人力量。現在，彭東明已經記下了坪上村的人與事，也記下了他記憶和想象中的“從前”，他在實現了自己內心愿望的同時，也以文學的方式表達了我們面對歷史與現實的矛盾處境和心情；他提供了另一種書寫鄉村中國的文學樣式，那散淡如漫水般的文字，也延續了湖湘文學的現代傳統。因此，這是一本需要我們重視的長篇小說。

胡學文一直在書寫他的鄉村，他在這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有生》的發表，集中體現了他在這方面的積累和與眾不同。應該說，這是一部中規中矩的小說，是一部正面講述百年鄉土中國故事的小說。小說寫祖奶4月的一個白天和5月的一個夜晚，以她的敘述為線索。她將我們帶進了塞外的宋莊，帶進了鄉土中國文化的內部和深處。從晚清到當下，百年宋莊的歷史變遷，也可以看作北方鄉土中國的變遷。小說的視角是一個普通的接生婆，一個普通人講述的歷史，是“正史之余”，是民間的歷史。這也是小說原初不同于正史的最大區別。祖奶是傳奇式的人物。她一共接生了近一萬兩千人，小說中其他五個人物都是祖奶接生的。

小說給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日常生活的細節和大膽的想象。小說最要緊的是細節，細節不能虛構，它一定要來自生活，比如如花與錢玉的新婚之夜和最后的生死離別以及錢玉死后如花的夢境；比如父親的撒尿沖螞蟻，六指的李伯富吃飯后要舔碗，白鳳娥烙糖餅不摻面以及與鄉村生活中各種飯食和氣味的描寫等。特別是塞外的“吃”，比如三下魚、拌葫蘆瓜條，別的地方應該沒有。但小說不是旅游指南，他通過對三下魚的做法的描寫，引出了如花對錢玉的懷念。這是對愛和人心的理解。這一點可能比才華還要重要。小說對鄉村各種人物、器物、植物等的熟悉，在當下作家中應該說是不多見的；作為男性作家，對生育，特別是對接生現場的描述，給人留下深刻印象。胡學文肯定沒有這種經驗，這種描述，除了文字的間接經驗，基本靠作家的想象。它的逼真性和現場感，沒有想象力是不能完成的。當然，最典型的是虛構的祖奶這個人物。后記中他還在與祖奶飲酒談笑，足見這個人物與胡學文的關系。因此，強大的想象力會構成一種無可替代的藝術氛圍，如果是準確的，它會比真實的事物更強烈地呼喚作家的內心世界。

我非常驚異于胡學文強大的敘事能力，流暢無礙。祖奶一天一夜的講述，呈現了塞外宋莊的百年歷史，這沒有強大的敘事能力是難以完成的。因此，《有生》是一部有難度的小說。講述百年鄉村歷史的小說汗牛充棟，一是小說有史傳傳統，二是作家都有史詩情結。鄉村究竟還能有多少可以講述的故事呢？對胡學文說來當然也是一個難題。他自己在后記中說找到了一個所謂的“傘狀結構”，然后開啟了他的小說靈感。每個作家進入寫作狀態的方式不同，但他只要找到了，如何命名并不重要。但我覺得對《有生》來說，最重要的還是胡學文深厚的生活積累，他對塞外鄉村生活實在是太熟悉了。小說中人物的舉手投足、一顰一笑，是其他鄉村題材小說中沒有出現過的。這些人物是塞外蒼生。書寫蒼生，也就為我們提供了對民族認識的新角度。《有生》的基本樣貌是現實主義的。但它的現實主義顯然也融匯了現代主義甚至后現代文學的某些技法和元素。比如“螞蟻”這個意象的一再出現，顯然是一個隱喻。螞蟻與小說情節或故事沒有直接關系，但它一直若隱若現、揮之不去。類似的文字改變了小說的傳統性，使其既有節奏的變化有跳躍性，同時有了不同的意味。

黃怒波的《珠峰海螺》出版時，正值北京八月驕陽，讀《珠峰海螺》，將心安放在八千米以上高山雪冠的冰峰上，聽那狂風呼嘯而過，就是抵御酷暑最好的方式。然而，隨著英甫艱苦卓絕的攀登，緊縮的心便也像凍住了一般。我得承認，黃怒波那三次登頂珠峰的傳奇，真不是浪得虛名。他的講述一波三折，讓人如臨其境、欲罷不能。黃怒波是北京大學文學博士、詩人，出版過詩集、散文集十余部，是中國詩歌學會會長，是著名企業家，是世界七大洲高峰的攀登者、三次珠峰登頂者。一個擁有如此眾多頭銜和經歷的人，又創作了一部長篇小說，而且它的首發式就在珠峰腳下。在我們還沒有讀到小說之前，有報道說：小說以主人公英甫攀登珠穆朗瑪峰遇險前后三天的經歷為基本框架，通過講述在攀登珠峰前他所經歷的故事和他對眼下生死困境的掙扎，構建起一部包含了極峰探險、商海浮沉、情感糾葛等多元素的精彩作品。作者的身份加上小說出版后的強勢攻略，《珠峰海螺》在近年長篇小說的整體格局中，已足夠耀眼。或者說，作為“小說生產”的序幕，《珠峰海螺》尚未登場便已經先聲奪人。

于是，我們懷著極大的閱讀期待走進了《珠峰海螺》。應該說，這是一部情節跌宕起伏、時空交錯精彩紛呈的小說。登山和經商，是兩個專業性極強的領域，彼此之間沒有關系。對于主人公英甫來說，登山是個人愛好、興趣；經商是立身之本生存之道。因此，能將這兩個專業性極強又相互沒有關系的領域并置在一部作品里，一定與作者的經歷有關。由是我們可以斷定，這是一部帶有半自傳性質的小說。郁達夫說小說都是作家的自敘傳，更多地還是在思想、情感和精神層面，或者說，無論當事者姓甚名誰，小說流淌的情感和思想脈流，大多是作者自己的，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對于《珠峰海螺》來說，就不只是思想情感與作者有關，而是說，登山和經商以及其中的諸多細節，如果不是親歷，是斷難完成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珠峰海螺》既在我們的經驗之外，也在我們的想象之外。這兩條線索、兩個主題、兩個完全不同的時空，也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山上，是攀登者的相互鼓勵，遇到困難時的相互幫助，遇到危險時的接應搶救，登頂時的激情迸發熱淚盈眶；山下，是夜晚的燈紅酒綠肉欲橫流，是白日里的機關算盡挖空心思，是權力與金錢的交易，是權力與資本的無限膨脹和擴張。一邊是纖塵不染博大純凈；一邊是紅塵滾滾欲望無邊。

小說基本圍繞著幾個不同的人群展開，塑造了立體的人物群像，幾代人集聚在一部小說中，構成了小說最瑰麗的景觀。不同的人群大體是：齊延安、吳鐵兵、林紅武等知青一代群體；英甫、葉娜、牦牦等“東方夢都”群體；施副區長、葉生、亦兵等官商勾結的群體；羅布、旦增等向導群體；然后是西門吹雪、天使投資女孩、泥鰍、阿貓阿狗等新一代群體。小說主人公英甫就這樣在“天上”“人間”兩個世界游弋和掙扎。打造“東方夢都”小區，是英甫的一個夢。這個夢既與古代士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想象有關，也與現代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和理想主義有關。但是，再美好的夢想，一旦與利益有關，周圍便會集聚起各色人等，各種主意、各種手段都會應運而生。可以說，“山下”圍繞著“東方夢都”的線索，雖然寫得也非常精彩，但大體沒有超出我們見過的“官場”或“商場”小說講述的范疇。小說中鄭書記和郭區長的對話，本質地揭示了這一線索的真相——

……這么大的項目，本來就不是一個民營企業扛得下來的。項目到手了，這些老板便有奶便是娘，四處融資，不擇手段。就是要押上老婆親娘，也絕不眨上一下眼。問題是，天下無利不起早，投資的，出錢的，哪一個不是瞄著最后要砍下的他的人頭？一個比一個狠，一個比一個背景大。

……最要命的，是這些民營企業家六親不認。創業時，講的是哥們義氣，一旦掙著錢了，就撕心裂肺地你死我活。狗咬狗地內斗也就罷了，但又是各找靠山、各顯神通地把一個地區的政治生態、社會生態都搞得烏煙瘴氣。大家看看“東方夢都”這個項目，又是兇殺案，又是工人鬧事，又是訴訟災區……

應該說，這一揭示也是小說的一大貢獻。但是，在我看來，小說更精彩的還是關于登珠峰的線索。與圍繞著“東方夢都”展開的爾虞我詐的“人間”相比，“天上”的珠峰無疑更純粹更潔凈。主人公英甫迷戀攀登珠峰，一方面是一種象征，是英甫對紅塵滾滾欲望無邊“人間”的疏離和拒絕；另一方面，現實地說，與登峰有關的人與事，也確實更簡單、友好、正大。在這條線索中，以英甫為中心，在與葉娜、羅布參與的故事演繹中，是我們不曾經歷、也難以想象的人與事：關于珠峰的景觀、氣候；登山的工具、裝備；山難的救助、絕望的心境、登頂的狂喜，等等。這是沒有這樣經歷的人無論如何也難以體會的。閱讀《珠峰海螺》，我們有機會間接地體會這一切，于我們來說珍貴無比。當然，登珠峰與“商戰”兩條線索，并非兩條鐵軌平行向前并不交集。事實上，“山上”的英甫無時無刻不在與“山下”的利欲熏心之徒們博弈。特別是英甫在珠峰遇險救與不救、如何救等問題，不僅使小說一波三折險象環生，同時也密切聯系著小說情節的發展。英甫和“東方夢都”的命運，甚至驚動了中紀委高層。這也是英甫化險為夷最重要的保證。

作為一個企業家，英甫一再攀登珠峰，不止是個人的愛好。這里顯然有多重隱喻。他說“天下的事，到了珠峰頂上，就與世不同了”，或者說，那些事都是小事了；另外，天下最高處，潔白一片，沒有爾虞我詐明爭暗斗。誰要存活全憑本事。但是，對小說來說，無論山上山下，書中那枚僅僅出現過兩次的海螺至關重要。據說佛陀從龍王那里得到了一只白色的縮尾螺殼，在雨季，他用它代替號角召集人們進行祈禱活動，佛陀的海螺是龍王所贈。英甫懷中的那枚白色海螺，就是英甫在世界最高處對人間的祈禱和祝福。他希望人間沒有爭斗、歲月靜好，希望人們能夠友善相處而不是相互傾軋。黃怒波歷經十年創作了《珠峰海螺》，這是一部傳奇，更是一部勵志的發奮之作。